企业家是作为个体的人，企业则是一个法人（当然，个体的人是企业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按照以往的中国逻辑，二者的关系自然是组织和集体大于个人，翻译成通俗语言，应该是，企业家隶属于企业，企业家是为企业服务的；但历史发展到今天，在所有权和控制权上来说，如今的状况是，企业家大于企业，翻译过来就是，大多数时候，企业隶属于企业家，企业家对企业往往有着或绝对或相对的控制权。所以，现在中国的普遍现象是，企业家的某个社会理想，往往与企业的关系暧昧，成为影响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因素。
　　影响自然有好有坏，但是这种不确定因素本身，往往正是企业经营发展与管理活动中应该竭力排除的因素。只有努力营造一个可预期的稳定环境，企业战略的计划与执行，才能有所保障。不然，什么计划、协调、控制等企业管理活动都是空谈，都永远赶不上变化，都永远不可捉摸。
　　或许是我们家国不分传统的延续，或许是我们单位制文化的烙印太深，我们的企业家往往倾向于像共生的动植物那样，和自己的企业纠缠在一起，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其实，企业应该有自己的内外边界，企业家应该清晰地界定自己的行为，哪些是企业内行为，哪些应该是企业外行为，并且努力避免哪些会影响企业的企业外行为。当王振滔先生规划奥康集团未来几年要更多地出资做慈善时，企业家的社会理想就和企业的使命纠缠不清了。不可否认，王振滔作为奥康集团的董事长或所有者，有权力这么做，也不可否认，奥康集团财务指标成长指标各个良好，有能力这么做。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应该提倡这么做。王先生如果是所有权人，即使是不管不顾地分红，然后再把钱从自己的个人账户拿出来捐献，也比直接指使自己控制的或者所有的企业直接捐输“合理”百倍。
　　有人可能会说，许多伟大的企业家，正是通过企业来实现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也造就了一个个伟大的企业。此言不虚，但关键是这些伟大企业家的社会理想与企业的关系十分清晰（不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暧昧），不但众所周知，而且被人津津乐道。刘积仁先生敢于到处宣传其为国家培养IT人才的社会理想，我想除了可能有的一点高蹈的姿态外，更多地是清晰地界定了与自己企业的关系。东软集团需要IT人才也“生产”IT人才，企业家刘积仁先生宣扬的理想正是自己企业的三大主营业务之一。
　　我们知道，比尔·盖茨至少有两个社会理想。其一是帮助每个人便捷地操作使用电脑。为此，盖茨辍学创立了微软公司开发简便的视窗系列操作系统。盖茨的社会理想与微软公司的使命（愿景）同质同构，二者正相关，相辅相成，最终开出美丽之花结出丰硕之果。另外，比尔·盖茨还是虔诚的基督徒，遵循着拼命赚钱使劲奉献的新教伦理，其第二个理想是从物质上帮助穷人。于是，盖茨设立了和微软公司毫不相干的盖茨-美琳达基金会，专门来帮助全世界的需要帮助的人，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事实告诉我们，盖茨的行动逻辑是，理想在先，然后通过不同的组织来实现不同的理想，而且二者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聪明的中国人，往往不屑于遵守最简单清晰的原则，因为那样显不出来自己的智商优势，结果往往走向了愚蠢。
　　孙大午先生的情况，是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异数，根本不具备普适的意义。孙先生自己承认，学大午者死。况且，在今天这个接轨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愿意学大午？即使有人愿意学，全国又能容纳多少个大午？大午模式已经不可能成功复制，桃花源即使像孙大午先生相信的那样真的可能存在过，也根本无法复制。
　　借势则风生水起。吊诡的语言是，企业家的理想，当且仅当在企业之内时，才被称为企业家的理想，不然，结局终归是泯然众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