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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7月，上海自行车三厂被确定为上海市体制改革三配套的第一批试点单位，开展《关于国营企业发放奖金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暂行规定》等文件的配套试点。研究者认为，这是上海自行车三厂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凤凰腾飞的助推器。
改革试点的重点，其实就是试行厂长负责制。第二次大合并后的上海自行车三厂，年产稳定在220万辆以上，但作为一厂之长，既不能决定怎么“产”，也不能决定怎么“卖”。1978年9月3日所建立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仅赋予厂长有限的行政权力，其他诸如行政中层干部任免权、行政机构设置权、经营决策权、科研技改项目审定权、职工奖惩权、劳动工资奖金分配权等，都在党委手中。
除了党委，上海自行车三厂向上还有上海自行车公司管着，产品自销权和利润留成率等权力不在工厂，而在公司。由于公司和工厂对改革有不一样的理解，在试行厂长负责制最初的5个月，上海自行车三厂并没有获得想要的自主权，相反不仅失去了工厂的人、财、物、供、产、销6方面大权，还把市场信息和商品广告权也上交了，致使整个厂的工作更加被动。
以研发一款新产品为例，从计划主题到鉴定投产，要经过13道环节和6次审查，而上海自行车三厂的赶超目标——英国兰苓自行车公司的新产品从研发到投产，只要2个星期。英国兰苓有产品型号2 500多种（一说为1 500多种），同期上海自行车三厂的产品只有200多种。差距并不在质量上，而是在创新上，而企业的活力恰恰在于它有权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大事。
制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合适和不合适。每一个年代，都有最适合这个年代的制度。既然时代的车轮驶向了1980年代，很多事也必须要用1980年代的视角，来审慎观察。1980年代，是改革开放之始，而党政分工，各司其职，是企业改革的必要前提。
时任党委书记，正是1981年促成第二次大合并的老厂长沈铁民。他有着多年担任副厂长、厂长的经历，沈老自然是知道“党政不分，职责不明”的危害。他曾经也渴望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但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要权”的厂长，而成了要“放权”的党委书记。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位子决定思路”，但这些在沈铁民身上完全看不到。为了保证厂长负责制的全面落实，上海自行车三厂党委决定，首先要支持厂长搞改革。
这并不是走过场的口头表态，1984年8月，上海自行车三厂党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改革，党委书记沈铁民果断提出“六个还权”和“十个不讨论”，把行政中层干部任免权、行政机构设置权、经营决策权、科研技改项目审定权、职工奖惩权、劳动工资奖金分配权等还给厂长。同时，关于年度季度生产计划、行政人事安排、行政机构变动、科研人员职称评定、职工行政处分、职工晋级、工资调整、奖励修改方案、公房分配、职工教育、干部业务培训等十个有关行政管理和经营方面的“问题”，党委会今后不再讨论、拍板，而让厂长“说了算”。
几千人的大厂，很难做到上下一心。沈铁民却坚持：工厂是一个经济实体，以生产为中心，由厂长统一指挥生产经营和掌握行政管理，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必要措施，而党委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发挥保证监督作用。
1984年10月9日，沈铁民的署名文章《把权放到工厂，给工厂以活力》发表在《解放日报》的头版。10月16日，《经济日报》发表社论，11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石山的文章《让企业有权》，呼应了沈铁民的呼声。
可以说，没有沈铁民表里如一、自始至终的坚持，企改的推行，并不可能如此的顺利。
11月22日，经有关部门调控部署，上海自行车公司采取措施，简政、扩权到厂。在人事方面，上海自行车三厂厂长有权提名副厂长，任免或聘用中层行政干部;在薪金方面，上海自行车三厂有权自定工资形式，厂长有权给有贡献的职工晋级。在开发适销对路产品，与市内单位以及跨地区、跨行业单位联营，产品定价，资金使用等方面，上海自行车三厂同样获得了政策“松绑”。
如果说上海自行车三厂和上海汽车起重机厂的合并，带给了“凤凰”体面的厂房，那么，试行厂长负责制后所触发的企业自主权扩大，给“凤凰”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于内，上到厂长，下到工人，积极性被激发。过去，厂长连餐费的批准权都没有，如今有权自行支配使用上级核定的利润留成。最关键的一点是，以前凤凰工人买不到凤凰车，如今每个职工每年基本上能保证买到一至二辆。这种积极性反映在产量上，1984年的年产量为265万辆，1987年突破300万辆。
于外，上海自行车三厂和国际国内的交流频繁了。以前是闭门造车，现在走出国门。1984年11月，上海自行车三厂首次参加在科隆举行的国际自行车摩托车博览会。1985年，上海自行车三厂成立了销售科、门市部。1987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首届凤凰车展销会。这种交流促成了1986年荣获西班牙马德里企业创业指南公司颁发的“有名望的企业佼佼者国际星奖”，这是中国企业首获殊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却又那么理所应当。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受益于这样颠覆性的改革。由于干部终身制（铁饭碗）被打破，几名成绩平平的主任、科长落聘，19位年龄大、身体差的中层干部退岗，厂里一时间议论纷纷。但新提拔的中层干部，年轻有为，有干劲，有才华，很快就让议论声平息了。
1987年6月，作为上海119家大中型企业之一的上海自行车三厂，与上海市轻工业局和市財政局签订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这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搞活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探索。9月6日，金工冲压车间率先实行车间内部经济承包制。此后，泥板链罩车间成为第一个与厂部签订工资、奖金双挂钩综合性承包的车间。
相比厂长负责制更多着眼于战略发展、干部体制，经济承包制则关乎基层工人的收入。“最佳年龄、最佳工资”的分配原则，让更多青年工人生产积极性提升，“平均主义”被打破，保护落后的“铁工资”也一去不回。当然会有人不满，但与其多说，不如多做。 根据《1987年劳动工资年报资料分析》的数据表明，1987年，上海市经委系统8个主要工业局的工业企业年度人均工资为1834元，最高的化工局达到2020元，上海市轻工系统为1847元。由于1987年试行了“当量工资含量包干”，上海自行车三厂人均工资达到2355元，在轻工业局所有工业企业中排名第一位。企业增效益，员工得福利。
1987年7月，厂长对班子进行了全面换届、聘用。在调整中，厂部职能机构由原来的25个调整为22个。在换届聘用中，厂长班子年龄结构由原来平均53.2岁，下降到44.4岁，文化结构全部大专以上。5年后，他们成为又—次制度改革的中流砥柱。
1991年12月23日，上海市经委、体改办、财政局、劳动局下达批文，同意上海自行车三厂作为“税利分流、税后还贷，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配套改革”的试点企业。同时明确，“全员劳动合同制”从199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
1992年4月22日，上海自行车三厂举行全员劳动合同首批签约仪式。全厂近千名干部和职工代表提前来到会场，连走道及门口都挤满了职工。作为企业法人代表的周金根厂长，在会上和代表轻工业局一方的戚德林副局长签订了合同，成为了上海自行车三厂历史上第一位劳动合同工。此后，周金根代表上海自行车三厂，先后和厂党委正副书记、副厂长、总工程师、工会主席、工人代表及全体中层干部其200多人签订了合同。
企业自负盈亏，大锅饭打破了;工资能高能低，铁工资打破了;干部能上能下，铁交椅打破了。而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意味藿员工能进能出，铁饭碗也将打破。“三铁一大”成为历史，诚如上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的批文所述，达到了“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的效果。
时任厂长周金根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用工制度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人事制度实行了每年定期交流和末位淘汰制;分配制度实行了效益挂钩的岗位技能工资;机构设置按照精简高效原则实行撤科建部，压缩50%科室;内部体制逐步试行划小核算、改制内分厂，汽车队和工程部先后改制成自负盈亏的独立单体……”始于1984年的改革，由外向里，由浅入深。也许正因为大刀阔斧的改革，才奠基了1987年至1996年，上海自行车三厂历史上极为辉煌的10年。不过，改革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改革背后，確有一些争议，许久也未平息。
每一次改革，都好像是一次壮怀激烈的浴火，就好像是凤凰一样，是化为灰烬，还是涅槃重生，可以直接看结果，也可以不唯结果论，每个经历其事的人心中都应有一段公论。
改革试点的重点，其实就是试行厂长负责制。第二次大合并后的上海自行车三厂，年产稳定在220万辆以上，但作为一厂之长，既不能决定怎么“产”，也不能决定怎么“卖”。1978年9月3日所建立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仅赋予厂长有限的行政权力，其他诸如行政中层干部任免权、行政机构设置权、经营决策权、科研技改项目审定权、职工奖惩权、劳动工资奖金分配权等，都在党委手中。
除了党委，上海自行车三厂向上还有上海自行车公司管着，产品自销权和利润留成率等权力不在工厂，而在公司。由于公司和工厂对改革有不一样的理解，在试行厂长负责制最初的5个月，上海自行车三厂并没有获得想要的自主权，相反不仅失去了工厂的人、财、物、供、产、销6方面大权，还把市场信息和商品广告权也上交了，致使整个厂的工作更加被动。
以研发一款新产品为例，从计划主题到鉴定投产，要经过13道环节和6次审查，而上海自行车三厂的赶超目标——英国兰苓自行车公司的新产品从研发到投产，只要2个星期。英国兰苓有产品型号2 500多种（一说为1 500多种），同期上海自行车三厂的产品只有200多种。差距并不在质量上，而是在创新上，而企业的活力恰恰在于它有权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大事。
制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合适和不合适。每一个年代，都有最适合这个年代的制度。既然时代的车轮驶向了1980年代，很多事也必须要用1980年代的视角，来审慎观察。1980年代，是改革开放之始，而党政分工，各司其职，是企业改革的必要前提。
时任党委书记，正是1981年促成第二次大合并的老厂长沈铁民。他有着多年担任副厂长、厂长的经历，沈老自然是知道“党政不分，职责不明”的危害。他曾经也渴望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但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要权”的厂长，而成了要“放权”的党委书记。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位子决定思路”，但这些在沈铁民身上完全看不到。为了保证厂长负责制的全面落实，上海自行车三厂党委决定，首先要支持厂长搞改革。
这并不是走过场的口头表态，1984年8月，上海自行车三厂党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改革，党委书记沈铁民果断提出“六个还权”和“十个不讨论”，把行政中层干部任免权、行政机构设置权、经营决策权、科研技改项目审定权、职工奖惩权、劳动工资奖金分配权等还给厂长。同时，关于年度季度生产计划、行政人事安排、行政机构变动、科研人员职称评定、职工行政处分、职工晋级、工资调整、奖励修改方案、公房分配、职工教育、干部业务培训等十个有关行政管理和经营方面的“问题”，党委会今后不再讨论、拍板，而让厂长“说了算”。
几千人的大厂，很难做到上下一心。沈铁民却坚持：工厂是一个经济实体，以生产为中心，由厂长统一指挥生产经营和掌握行政管理，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必要措施，而党委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发挥保证监督作用。
1984年10月9日，沈铁民的署名文章《把权放到工厂，给工厂以活力》发表在《解放日报》的头版。10月16日，《经济日报》发表社论，11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石山的文章《让企业有权》，呼应了沈铁民的呼声。
可以说，没有沈铁民表里如一、自始至终的坚持，企改的推行，并不可能如此的顺利。
11月22日，经有关部门调控部署，上海自行车公司采取措施，简政、扩权到厂。在人事方面，上海自行车三厂厂长有权提名副厂长，任免或聘用中层行政干部;在薪金方面，上海自行车三厂有权自定工资形式，厂长有权给有贡献的职工晋级。在开发适销对路产品，与市内单位以及跨地区、跨行业单位联营，产品定价，资金使用等方面，上海自行车三厂同样获得了政策“松绑”。
如果说上海自行车三厂和上海汽车起重机厂的合并，带给了“凤凰”体面的厂房，那么，试行厂长负责制后所触发的企业自主权扩大，给“凤凰”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于内，上到厂长，下到工人，积极性被激发。过去，厂长连餐费的批准权都没有，如今有权自行支配使用上级核定的利润留成。最关键的一点是，以前凤凰工人买不到凤凰车，如今每个职工每年基本上能保证买到一至二辆。这种积极性反映在产量上，1984年的年产量为265万辆，1987年突破300万辆。
于外，上海自行车三厂和国际国内的交流频繁了。以前是闭门造车，现在走出国门。1984年11月，上海自行车三厂首次参加在科隆举行的国际自行车摩托车博览会。1985年，上海自行车三厂成立了销售科、门市部。1987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首届凤凰车展销会。这种交流促成了1986年荣获西班牙马德里企业创业指南公司颁发的“有名望的企业佼佼者国际星奖”，这是中国企业首获殊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却又那么理所应当。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受益于这样颠覆性的改革。由于干部终身制（铁饭碗）被打破，几名成绩平平的主任、科长落聘，19位年龄大、身体差的中层干部退岗，厂里一时间议论纷纷。但新提拔的中层干部，年轻有为，有干劲，有才华，很快就让议论声平息了。
1987年6月，作为上海119家大中型企业之一的上海自行车三厂，与上海市轻工业局和市財政局签订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这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搞活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探索。9月6日，金工冲压车间率先实行车间内部经济承包制。此后，泥板链罩车间成为第一个与厂部签订工资、奖金双挂钩综合性承包的车间。
相比厂长负责制更多着眼于战略发展、干部体制，经济承包制则关乎基层工人的收入。“最佳年龄、最佳工资”的分配原则，让更多青年工人生产积极性提升，“平均主义”被打破，保护落后的“铁工资”也一去不回。当然会有人不满，但与其多说，不如多做。 根据《1987年劳动工资年报资料分析》的数据表明，1987年，上海市经委系统8个主要工业局的工业企业年度人均工资为1834元，最高的化工局达到2020元，上海市轻工系统为1847元。由于1987年试行了“当量工资含量包干”，上海自行车三厂人均工资达到2355元，在轻工业局所有工业企业中排名第一位。企业增效益，员工得福利。
1987年7月，厂长对班子进行了全面换届、聘用。在调整中，厂部职能机构由原来的25个调整为22个。在换届聘用中，厂长班子年龄结构由原来平均53.2岁，下降到44.4岁，文化结构全部大专以上。5年后，他们成为又—次制度改革的中流砥柱。
1991年12月23日，上海市经委、体改办、财政局、劳动局下达批文，同意上海自行车三厂作为“税利分流、税后还贷，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配套改革”的试点企业。同时明确，“全员劳动合同制”从199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
1992年4月22日，上海自行车三厂举行全员劳动合同首批签约仪式。全厂近千名干部和职工代表提前来到会场，连走道及门口都挤满了职工。作为企业法人代表的周金根厂长，在会上和代表轻工业局一方的戚德林副局长签订了合同，成为了上海自行车三厂历史上第一位劳动合同工。此后，周金根代表上海自行车三厂，先后和厂党委正副书记、副厂长、总工程师、工会主席、工人代表及全体中层干部其200多人签订了合同。
企业自负盈亏，大锅饭打破了;工资能高能低，铁工资打破了;干部能上能下，铁交椅打破了。而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意味藿员工能进能出，铁饭碗也将打破。“三铁一大”成为历史，诚如上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的批文所述，达到了“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的效果。
时任厂长周金根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用工制度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人事制度实行了每年定期交流和末位淘汰制;分配制度实行了效益挂钩的岗位技能工资;机构设置按照精简高效原则实行撤科建部，压缩50%科室;内部体制逐步试行划小核算、改制内分厂，汽车队和工程部先后改制成自负盈亏的独立单体……”始于1984年的改革，由外向里，由浅入深。也许正因为大刀阔斧的改革，才奠基了1987年至1996年，上海自行车三厂历史上极为辉煌的10年。不过，改革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改革背后，確有一些争议，许久也未平息。
每一次改革，都好像是一次壮怀激烈的浴火，就好像是凤凰一样，是化为灰烬，还是涅槃重生，可以直接看结果，也可以不唯结果论，每个经历其事的人心中都应有一段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