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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将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尊称为“延安五老”，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新中国成立后又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
“延安五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矗立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徐特立：“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财产”
1927年夏秋之际，当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时，徐特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徐老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中最年长的人。
1949年进城后，组织为徐老配备了专车，可他却不大乘坐，经常是步行外出，有时还乘坐公共汽车。为这事，警卫员有些意见，牢骚很快就传到他耳朵里。有次晚饭后，他问警卫员：“你知道这汽油是从哪儿来的？进一次城要用多少汽油？要花多少钱？”警卫员无以对答。
徐老耐心地告诉他：“我们国家刚解放不久，汽油要靠外国进口，我们进一次城来回的汽油钱，就等于你家一个月的收入。现在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我们怎能随便增加国家开支，加重人民负担呢？要是我们干部与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群众是会有意见的！”徐老又接着说：“少坐车，多走路，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为国家节约开支，同时还能密切联系群众。”警卫员心中豁然开朗。
1968年11月，在弥留之际，徐老把多年的积蓄交给了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吴玉章：“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段毛主席语录，出自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吴老补办的60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当时特别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947年2月27日深夜，国民党军警百余人包围了中共驻重庆联络处，吴老闻讯披衣急起，正气凛然地对国民党军警说：“你们半夜三更来此胡闹，简直无理至极，你们绝对不能捕走我们一个同志！”之后几天，吴老给同志们讲革命故事，激励大家斗志。他表示，只要他活着，一定要使每一个同志都安全撤回延安。
3月8日，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和一个连长同吴老坐在一辆小汽车里，“护送”他到飞机场，乘飞机撤回延安。当吴老看到只备有2架飞机时表示坚决不走。后了解到另外几架飞机确系气候原因延迟一日可达，他才放心地上了飞机，第二天其余同志也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1958年3月，吴老回家乡四川荣县视察工作时，听说当时荣县的教育还很落后，适龄儿童入学率很低，便指着自己家的住宅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吧。”
谢觉哉：“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
谢觉哉，1884年4月出生于湖南宁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已经50多岁的谢老，凭着顽强的意志，克服了比年轻人更多的困难，胜利到达陕北。长征中，谢老有一块毛毯，露营时，他总是与徐特立一同盖上。有时，由于双方都想让对方多盖点儿，结果谁也没有盖好。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同志。
谢老晚年时，康生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找理由想把兰州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的特务组织，欲将全体兰州地下党同志打成特务，逼着曾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的谢老写材料。当时谢老已80多岁高龄，又重病在身。谢老对来者说：“我瘫痪了，写不了材料。你们硬逼我写，那我说，你们记，记完我左手签字。”对方以为目的即将得逞，赶紧找来纸笔做记录。只听谢老斩钉截铁地说：“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那批地下党员不是特務，而是好党员。”来者得不到符合他们意愿的材料，只好悻悻而去。就这样，谢老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一大批同志。
董必武：“争取当个好农民”
1935年，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身为校长的他将自己的待遇定得很低，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抗战爆发后，为方便在武汉做统战工作，他“奢侈”一把买了一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可董老却乐观地说：“反正快慢不超过半小时就行了。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这样不就调对了吗？”
董老曾三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
董老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自勉，对子女也严格要求。1969年春，为响应党的号召，董老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河北晋县农村去锻炼。在良翮下乡前，董老题词谆谆嘱咐他：“到晋县农村去，要好好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劳动，争取当个好农民。”良翮入党后又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董老马上写信告诫儿子：“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董老去世前对夫人何连芝说：“良翮是晋县的人了，由晋县组织上去安排，我们不必多操心了。”
林伯渠：“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
红军长征时，林伯渠任红军总供给部长，主要任务是负责筹粮筹款。
一天深夜，林老从卫生队回来，见警卫员小黄正往暖瓶里灌开水。他道：“灌满水后把它送到卫生队，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别再把暖瓶拿回来了。”小黄知道这暖瓶的来历，那是红军打遵义时缴获的，小黄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长征途中，首长泡干粮、吃药都得靠它。小黄舍不得，但又不得不服从命令，将暖瓶送到了卫生队。
1944年春节，时任延安边区主席的林伯渠发表了《我的生产节约计划》一文，林老的生产节约计划使大家赞叹不已，一位外国记者也深受感动，怀着好奇、敬仰的心情来采访林老。记者来到林老的住处，只见窑洞里只有一张炕，炕上的被子打满了补丁，一张破旧的小方桌，桌边放着几把半旧的椅子。此时，林老坐在椅子上，埋头缝补着一条旧裤子。他笑着对记者说：“中国有句俗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呢！”
“延安五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矗立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徐特立：“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财产”
1927年夏秋之际，当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时，徐特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徐老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中最年长的人。
1949年进城后，组织为徐老配备了专车，可他却不大乘坐，经常是步行外出，有时还乘坐公共汽车。为这事，警卫员有些意见，牢骚很快就传到他耳朵里。有次晚饭后，他问警卫员：“你知道这汽油是从哪儿来的？进一次城要用多少汽油？要花多少钱？”警卫员无以对答。
徐老耐心地告诉他：“我们国家刚解放不久，汽油要靠外国进口，我们进一次城来回的汽油钱，就等于你家一个月的收入。现在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我们怎能随便增加国家开支，加重人民负担呢？要是我们干部与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群众是会有意见的！”徐老又接着说：“少坐车，多走路，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为国家节约开支，同时还能密切联系群众。”警卫员心中豁然开朗。
1968年11月，在弥留之际，徐老把多年的积蓄交给了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吴玉章：“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段毛主席语录，出自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吴老补办的60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当时特别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947年2月27日深夜，国民党军警百余人包围了中共驻重庆联络处，吴老闻讯披衣急起，正气凛然地对国民党军警说：“你们半夜三更来此胡闹，简直无理至极，你们绝对不能捕走我们一个同志！”之后几天，吴老给同志们讲革命故事，激励大家斗志。他表示，只要他活着，一定要使每一个同志都安全撤回延安。
3月8日，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和一个连长同吴老坐在一辆小汽车里，“护送”他到飞机场，乘飞机撤回延安。当吴老看到只备有2架飞机时表示坚决不走。后了解到另外几架飞机确系气候原因延迟一日可达，他才放心地上了飞机，第二天其余同志也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1958年3月，吴老回家乡四川荣县视察工作时，听说当时荣县的教育还很落后，适龄儿童入学率很低，便指着自己家的住宅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吧。”
谢觉哉：“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
谢觉哉，1884年4月出生于湖南宁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已经50多岁的谢老，凭着顽强的意志，克服了比年轻人更多的困难，胜利到达陕北。长征中，谢老有一块毛毯，露营时，他总是与徐特立一同盖上。有时，由于双方都想让对方多盖点儿，结果谁也没有盖好。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同志。
谢老晚年时，康生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找理由想把兰州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的特务组织，欲将全体兰州地下党同志打成特务，逼着曾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的谢老写材料。当时谢老已80多岁高龄，又重病在身。谢老对来者说：“我瘫痪了，写不了材料。你们硬逼我写，那我说，你们记，记完我左手签字。”对方以为目的即将得逞，赶紧找来纸笔做记录。只听谢老斩钉截铁地说：“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那批地下党员不是特務，而是好党员。”来者得不到符合他们意愿的材料，只好悻悻而去。就这样，谢老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一大批同志。
董必武：“争取当个好农民”
1935年，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身为校长的他将自己的待遇定得很低，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抗战爆发后，为方便在武汉做统战工作，他“奢侈”一把买了一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可董老却乐观地说：“反正快慢不超过半小时就行了。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这样不就调对了吗？”
董老曾三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
董老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自勉，对子女也严格要求。1969年春，为响应党的号召，董老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河北晋县农村去锻炼。在良翮下乡前，董老题词谆谆嘱咐他：“到晋县农村去，要好好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劳动，争取当个好农民。”良翮入党后又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董老马上写信告诫儿子：“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董老去世前对夫人何连芝说：“良翮是晋县的人了，由晋县组织上去安排，我们不必多操心了。”
林伯渠：“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
红军长征时，林伯渠任红军总供给部长，主要任务是负责筹粮筹款。
一天深夜，林老从卫生队回来，见警卫员小黄正往暖瓶里灌开水。他道：“灌满水后把它送到卫生队，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别再把暖瓶拿回来了。”小黄知道这暖瓶的来历，那是红军打遵义时缴获的，小黄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长征途中，首长泡干粮、吃药都得靠它。小黄舍不得，但又不得不服从命令，将暖瓶送到了卫生队。
1944年春节，时任延安边区主席的林伯渠发表了《我的生产节约计划》一文，林老的生产节约计划使大家赞叹不已，一位外国记者也深受感动，怀着好奇、敬仰的心情来采访林老。记者来到林老的住处，只见窑洞里只有一张炕，炕上的被子打满了补丁，一张破旧的小方桌，桌边放着几把半旧的椅子。此时，林老坐在椅子上，埋头缝补着一条旧裤子。他笑着对记者说：“中国有句俗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