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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将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尊称为“延安五老”,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新中国成立后又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
“延安五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矗立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徐特立:“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财产”
1927年夏秋之际,当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时,徐特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徐老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中最年长的人。
1949年进城后,组织为徐老配备了专车,可他却不大乘坐,经常是步行外出,有时还乘坐公共汽车。为这事,警卫员有些意见,牢骚很快就传到他耳朵里。有次晚饭后,他问警卫员:“你知道这汽油是从哪儿来的?进一次城要用多少汽油?要花多少钱?”警卫员无以对答。
徐老耐心地告诉他:“我们国家刚解放不久,汽油要靠外国进口,我们进一次城来回的汽油钱,就等于你家一个月的收入。现在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我们怎能随便增加国家开支,加重人民负担呢?要是我们干部与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群众是会有意见的!”徐老又接着说:“少坐车,多走路,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为国家节约开支,同时还能密切联系群众。”警卫员心中豁然开朗。
1968年11月,在弥留之际,徐老把多年的积蓄交给了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吴玉章:“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段毛主席语录,出自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吴老补办的60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当时特别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947年2月27日深夜,国民党军警百余人包围了中共驻重庆联络处,吴老闻讯披衣急起,正气凛然地对国民党军警说:“你们半夜三更来此胡闹,简直无理至极,你们绝对不能捕走我们一个同志!”之后几天,吴老给同志们讲革命故事,激励大家斗志。他表示,只要他活着,一定要使每一个同志都安全撤回延安。
3月8日,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和一个连长同吴老坐在一辆小汽车里,“护送”他到飞机场,乘飞机撤回延安。当吴老看到只备有2架飞机时表示坚决不走。后了解到另外几架飞机确系气候原因延迟一日可达,他才放心地上了飞机,第二天其余同志也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1958年3月,吴老回家乡四川荣县视察工作时,听说当时荣县的教育还很落后,适龄儿童入学率很低,便指着自己家的住宅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吧。”
谢觉哉:“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
谢觉哉,1884年4月出生于湖南宁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已经50多岁的谢老,凭着顽强的意志,克服了比年轻人更多的困难,胜利到达陕北。长征中,谢老有一块毛毯,露营时,他总是与徐特立一同盖上。有时,由于双方都想让对方多盖点儿,结果谁也没有盖好。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同志。
谢老晚年时,康生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找理由想把兰州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的特务组织,欲将全体兰州地下党同志打成特务,逼着曾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的谢老写材料。当时谢老已80多岁高龄,又重病在身。谢老对来者说:“我瘫痪了,写不了材料。你们硬逼我写,那我说,你们记,记完我左手签字。”对方以为目的即将得逞,赶紧找来纸笔做记录。只听谢老斩钉截铁地说:“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那批地下党员不是特務,而是好党员。”来者得不到符合他们意愿的材料,只好悻悻而去。就这样,谢老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一大批同志。
董必武:“争取当个好农民”
1935年,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身为校长的他将自己的待遇定得很低,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抗战爆发后,为方便在武汉做统战工作,他“奢侈”一把买了一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可董老却乐观地说:“反正快慢不超过半小时就行了。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这样不就调对了吗?”
董老曾三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
董老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自勉,对子女也严格要求。1969年春,为响应党的号召,董老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河北晋县农村去锻炼。在良翮下乡前,董老题词谆谆嘱咐他:“到晋县农村去,要好好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劳动,争取当个好农民。”良翮入党后又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董老马上写信告诫儿子:“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董老去世前对夫人何连芝说:“良翮是晋县的人了,由晋县组织上去安排,我们不必多操心了。”
林伯渠:“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
红军长征时,林伯渠任红军总供给部长,主要任务是负责筹粮筹款。
一天深夜,林老从卫生队回来,见警卫员小黄正往暖瓶里灌开水。他道:“灌满水后把它送到卫生队,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别再把暖瓶拿回来了。”小黄知道这暖瓶的来历,那是红军打遵义时缴获的,小黄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长征途中,首长泡干粮、吃药都得靠它。小黄舍不得,但又不得不服从命令,将暖瓶送到了卫生队。
1944年春节,时任延安边区主席的林伯渠发表了《我的生产节约计划》一文,林老的生产节约计划使大家赞叹不已,一位外国记者也深受感动,怀着好奇、敬仰的心情来采访林老。记者来到林老的住处,只见窑洞里只有一张炕,炕上的被子打满了补丁,一张破旧的小方桌,桌边放着几把半旧的椅子。此时,林老坐在椅子上,埋头缝补着一条旧裤子。他笑着对记者说:“中国有句俗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呢!”
“延安五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矗立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徐特立:“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财产”
1927年夏秋之际,当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时,徐特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徐老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中最年长的人。
1949年进城后,组织为徐老配备了专车,可他却不大乘坐,经常是步行外出,有时还乘坐公共汽车。为这事,警卫员有些意见,牢骚很快就传到他耳朵里。有次晚饭后,他问警卫员:“你知道这汽油是从哪儿来的?进一次城要用多少汽油?要花多少钱?”警卫员无以对答。
徐老耐心地告诉他:“我们国家刚解放不久,汽油要靠外国进口,我们进一次城来回的汽油钱,就等于你家一个月的收入。现在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我们怎能随便增加国家开支,加重人民负担呢?要是我们干部与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群众是会有意见的!”徐老又接着说:“少坐车,多走路,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为国家节约开支,同时还能密切联系群众。”警卫员心中豁然开朗。
1968年11月,在弥留之际,徐老把多年的积蓄交给了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吴玉章:“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段毛主席语录,出自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吴老补办的60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当时特别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947年2月27日深夜,国民党军警百余人包围了中共驻重庆联络处,吴老闻讯披衣急起,正气凛然地对国民党军警说:“你们半夜三更来此胡闹,简直无理至极,你们绝对不能捕走我们一个同志!”之后几天,吴老给同志们讲革命故事,激励大家斗志。他表示,只要他活着,一定要使每一个同志都安全撤回延安。
3月8日,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和一个连长同吴老坐在一辆小汽车里,“护送”他到飞机场,乘飞机撤回延安。当吴老看到只备有2架飞机时表示坚决不走。后了解到另外几架飞机确系气候原因延迟一日可达,他才放心地上了飞机,第二天其余同志也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1958年3月,吴老回家乡四川荣县视察工作时,听说当时荣县的教育还很落后,适龄儿童入学率很低,便指着自己家的住宅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吧。”
谢觉哉:“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
谢觉哉,1884年4月出生于湖南宁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已经50多岁的谢老,凭着顽强的意志,克服了比年轻人更多的困难,胜利到达陕北。长征中,谢老有一块毛毯,露营时,他总是与徐特立一同盖上。有时,由于双方都想让对方多盖点儿,结果谁也没有盖好。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同志。
谢老晚年时,康生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找理由想把兰州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的特务组织,欲将全体兰州地下党同志打成特务,逼着曾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的谢老写材料。当时谢老已80多岁高龄,又重病在身。谢老对来者说:“我瘫痪了,写不了材料。你们硬逼我写,那我说,你们记,记完我左手签字。”对方以为目的即将得逞,赶紧找来纸笔做记录。只听谢老斩钉截铁地说:“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那批地下党员不是特務,而是好党员。”来者得不到符合他们意愿的材料,只好悻悻而去。就这样,谢老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一大批同志。
董必武:“争取当个好农民”
1935年,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身为校长的他将自己的待遇定得很低,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抗战爆发后,为方便在武汉做统战工作,他“奢侈”一把买了一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可董老却乐观地说:“反正快慢不超过半小时就行了。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这样不就调对了吗?”
董老曾三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
董老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自勉,对子女也严格要求。1969年春,为响应党的号召,董老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河北晋县农村去锻炼。在良翮下乡前,董老题词谆谆嘱咐他:“到晋县农村去,要好好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劳动,争取当个好农民。”良翮入党后又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董老马上写信告诫儿子:“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董老去世前对夫人何连芝说:“良翮是晋县的人了,由晋县组织上去安排,我们不必多操心了。”
林伯渠:“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
红军长征时,林伯渠任红军总供给部长,主要任务是负责筹粮筹款。
一天深夜,林老从卫生队回来,见警卫员小黄正往暖瓶里灌开水。他道:“灌满水后把它送到卫生队,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别再把暖瓶拿回来了。”小黄知道这暖瓶的来历,那是红军打遵义时缴获的,小黄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长征途中,首长泡干粮、吃药都得靠它。小黄舍不得,但又不得不服从命令,将暖瓶送到了卫生队。
1944年春节,时任延安边区主席的林伯渠发表了《我的生产节约计划》一文,林老的生产节约计划使大家赞叹不已,一位外国记者也深受感动,怀着好奇、敬仰的心情来采访林老。记者来到林老的住处,只见窑洞里只有一张炕,炕上的被子打满了补丁,一张破旧的小方桌,桌边放着几把半旧的椅子。此时,林老坐在椅子上,埋头缝补着一条旧裤子。他笑着对记者说:“中国有句俗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