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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种理论或思想的形成、发展乃至成熟，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环境或条件。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成熟也离不开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这一大背景，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理论源泉和复杂的现实环境、生动的实践基础。
[关键词]抗战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历史条件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5-0241-01
一、文化土壤：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
抗战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成熟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
中华民族是十分重视团结、凝聚、众志成城的民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创造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在抗日戰争中得到进一步激发与升华，尤其是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等民族情感达到空前高度。正是在这种精神与情感力量的支撑下，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动摇中华民族的根基。面对日本侵略者猖狂地发动旨在灭亡中华民族的侵略战争，全国各族人民极端愤慨，本着对民族热爱的自发情感纷纷奋起反抗、保家卫国。当时“民众所焦思苦虑、梦寐不忘的，是争取中华民族的平等自由，是要避免亡国奴的惨祸”。[1]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为抗日救国，各民族、各党派、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以民族与国家利益为重，抛开恩怨情仇，团结一心，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在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着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在强敌面前表现出了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2]
深受中华五千年文化熏陶的毛泽东，“和”、“统”、“聚”等思想在他的内心根深蒂固，这是他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坚持到底的文化支撑。
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思想理论的奠基人，在指导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时就提出了建立巩固工农联盟，使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一种合唱”。[3]列宁结合苏俄社会主义现实的革命斗争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恩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争取革命胜利，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哪怕“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揺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4]
20世纪30年代起，随着国际法西斯势力逐渐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反对法西斯势力成为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各国工人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呼吁书；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级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策略方针。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提出，不仅“启发了我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指针。
三、现实背景：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矛盾形势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这些交织复杂尖锐的矛盾构成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成熟的现实背景。
国际上，毛泽东用辩证观点科学地分析了日本侵华造成的帝国主义在华矛盾的深刻变化，并据此提出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策略方针，“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5]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敏锐地分析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反法西斯同盟”的可能性，认为“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因为“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据此，毛泽东提出：“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和压迫！”[6]并提出要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7]
在国内，由于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从而变动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因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消失。相反，国内阶级矛盾不仅存在，而且有时还相当尖锐、相当激烈。只不过，“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8]这样，在国内就出现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共存的局面。
就阶级属性而言，抗战时期，国内既有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又有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阶级成分和阶级矛盾非常复杂。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也大相径庭：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坚决抗日的，要发展扩大他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抗日积极性，要争取他们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分为投降派、顽固派和中间派。对于投降派，要打倒他们；对既反共又抗战的顽固派要团结，同时斗争；对中间派，要争取。正是由于对抗日斗争形势下阶级关系的正确估量，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9]毛泽东提出的对各阶级采取的一系列原则和策略，使其统一战线的思想更加系统化、完善化。
四、生动实践：艰苦卓绝严峻复杂的抗戰环境
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的生动实践，尤其是国内严峻复杂的抗战环境所带来的新问题，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形成具有丰富内容的科学体系的实践基础。
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虽然在抗战初期，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打过一些胜仗，但许多仗打得不好，军队损失很大。北平、天津、石家庄、太原、上海、南京、徐州、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以及这些城市周围的广大地区相继沦陷。日本军队推进得如此迅速，使中国人民遭受空前严重的损失。一时间国民党亲日派“再战必亡”论调甚嚣尘上，蒋介石集团也表现出某些动摇，某些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也出现了一些悲观失望的情绪。
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 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战略进攻， 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清乡”，所用兵力之多，次数之频繁，手段之残暴，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对国民党当局，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这一重大变化，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并且先后发动第一、二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在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逆转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既要维护国共合作，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行为作坚决斗争；既要坚持敌后抗战，又要进一步开辟党在国统区工作新局面，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从未遇到过的新形势、新问题。
面对这种势态，如何处理两党的关系，维护统一战线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新问题。但是，正如毛泽东说的：“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能够利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10]严酷的现实，促使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巩固，进行新的思考和研究，特别是如何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寻求统一，进行了深入思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毛泽东提出了较为系统完整的统一抗战、持久抗战的思想。
作者简介
孙志远，1994年生，浙江义乌人，武警生长干部，现就读于武警警官学院学员一旅三营八连，本科在读
[关键词]抗战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历史条件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5-0241-01
一、文化土壤：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
抗战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成熟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
中华民族是十分重视团结、凝聚、众志成城的民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创造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在抗日戰争中得到进一步激发与升华，尤其是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等民族情感达到空前高度。正是在这种精神与情感力量的支撑下，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动摇中华民族的根基。面对日本侵略者猖狂地发动旨在灭亡中华民族的侵略战争，全国各族人民极端愤慨，本着对民族热爱的自发情感纷纷奋起反抗、保家卫国。当时“民众所焦思苦虑、梦寐不忘的，是争取中华民族的平等自由，是要避免亡国奴的惨祸”。[1]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为抗日救国，各民族、各党派、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以民族与国家利益为重，抛开恩怨情仇，团结一心，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在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着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在强敌面前表现出了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2]
深受中华五千年文化熏陶的毛泽东，“和”、“统”、“聚”等思想在他的内心根深蒂固，这是他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坚持到底的文化支撑。
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思想理论的奠基人，在指导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时就提出了建立巩固工农联盟，使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一种合唱”。[3]列宁结合苏俄社会主义现实的革命斗争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恩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争取革命胜利，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哪怕“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揺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4]
20世纪30年代起，随着国际法西斯势力逐渐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反对法西斯势力成为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各国工人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呼吁书；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级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策略方针。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提出，不仅“启发了我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指针。
三、现实背景：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矛盾形势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这些交织复杂尖锐的矛盾构成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成熟的现实背景。
国际上，毛泽东用辩证观点科学地分析了日本侵华造成的帝国主义在华矛盾的深刻变化，并据此提出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策略方针，“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5]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敏锐地分析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反法西斯同盟”的可能性，认为“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因为“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据此，毛泽东提出：“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和压迫！”[6]并提出要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7]
在国内，由于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从而变动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因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消失。相反，国内阶级矛盾不仅存在，而且有时还相当尖锐、相当激烈。只不过，“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8]这样，在国内就出现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共存的局面。
就阶级属性而言，抗战时期，国内既有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又有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阶级成分和阶级矛盾非常复杂。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也大相径庭：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坚决抗日的，要发展扩大他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抗日积极性，要争取他们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分为投降派、顽固派和中间派。对于投降派，要打倒他们；对既反共又抗战的顽固派要团结，同时斗争；对中间派，要争取。正是由于对抗日斗争形势下阶级关系的正确估量，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9]毛泽东提出的对各阶级采取的一系列原则和策略，使其统一战线的思想更加系统化、完善化。
四、生动实践：艰苦卓绝严峻复杂的抗戰环境
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的生动实践，尤其是国内严峻复杂的抗战环境所带来的新问题，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形成具有丰富内容的科学体系的实践基础。
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虽然在抗战初期，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打过一些胜仗，但许多仗打得不好，军队损失很大。北平、天津、石家庄、太原、上海、南京、徐州、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以及这些城市周围的广大地区相继沦陷。日本军队推进得如此迅速，使中国人民遭受空前严重的损失。一时间国民党亲日派“再战必亡”论调甚嚣尘上，蒋介石集团也表现出某些动摇，某些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也出现了一些悲观失望的情绪。
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 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战略进攻， 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清乡”，所用兵力之多，次数之频繁，手段之残暴，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对国民党当局，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这一重大变化，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并且先后发动第一、二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在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逆转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既要维护国共合作，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行为作坚决斗争；既要坚持敌后抗战，又要进一步开辟党在国统区工作新局面，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从未遇到过的新形势、新问题。
面对这种势态，如何处理两党的关系，维护统一战线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新问题。但是，正如毛泽东说的：“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能够利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10]严酷的现实，促使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巩固，进行新的思考和研究，特别是如何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寻求统一，进行了深入思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毛泽东提出了较为系统完整的统一抗战、持久抗战的思想。
作者简介
孙志远，1994年生，浙江义乌人，武警生长干部，现就读于武警警官学院学员一旅三营八连，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