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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左奎元（1915-1978），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寺坪村人，贫农家庭。
他在少年时代就加入本村拳坊习武，青年时代已成为当地拳术界一位闻名的人物。父亲为了养家，为了生活，给地主家当长工。因不堪忍受地主的剥削压迫，而外出流浪，在黄河边、石楼、永和一带教拳卖艺。1936年父亲在石楼当教拳师傅时，遇到了东征的红军，他接受了红军的宣传，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回村后，看到村里又聘来一位武艺高超的河北拳师。他比父亲技高一筹，而且书法、绘画样样都通。他还偷着看进步书籍，宣传穷人翻身的道理，父亲就拜他为师，二人结为知己。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当父亲与他再相见时，他已经是八路军的一名团级干部了。父亲参加革命后，有一年回家，我还亲眼见到他和村里的乡亲们在街上比武打拳耍刀。
1937年端阳节，是寺坪村庙会的日子。拥挤热闹的街上，传来了一位老汉的哭声。原来是他的6块大洋被3个伪稽查队员抢去了。父亲怒火满腔，率领本村拳坊的弟兄，一拥而上将3个坏家伙打得鼻青脸肿，逼得他们乖乖地把钱还给了老人。伪稽查队员挨打后，竟捏造父亲等人为共匪头目，呈报山西省防共、反共、绥靖公署要通缉捕捉。此时正好八路军东渡黄河来到了山西，旧政权崩溃瓦解，才使我父亲幸免于难。
1937年夏秋之际八路军来到我们的家乡，父亲闻讯后，兴高采烈地到处宣传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这一年10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锄奸员、农会主任、六区分委书记、各救会（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主席。不久又被选为中共辽县县委委员、常委，担任县农会主席。
1940年2月初，父亲组织并率领3000余民众，赤手空拳去拐儿镇同不抗日、专搞磨擦的国民党河北民军张荫梧部一个团进行面对面说理斗争，要求他们离开辽县，不搞磨擦，积极参加抗日。开始他们狡辩，气势汹汹，拒不接受。在父亲义正辞严的训斥下，才乖乖地服软，离开辽县县境。在这次活动中，中共辽县县委书记杨待甫、副书记杨蕴玉也参加了行动，为防不测，没有公开露面。同时还驱逐了在拐儿镇挂起国民党县党部招牌的县党部书记长刘子礼等人。
父亲在县里组织建立起抗属工厂，给八路军做军鞋、军衣。我也曾随爷爷去天门寺抗属工厂居住过。
1940年8月，父亲参加了百团大战。1941年1月，父亲受命在当时辽县游击武装基干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辽县（今左权县）独立营，我父亲被任命为营长兼党支部书记。独立营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对本县日伪军进行武装斗争，同时还负责保卫驻麻田八路军前方总部，负责警戒和狙击辽县与和顺县方向来犯的日伪军。我小时候就记得，独立营住在我们村里二民校搞训练，早上出操，白天在操场上对着草靶练刺杀，练投弹，部队纪律严明。
独立营与日伪军进行的多次战斗都取得了显著的战果。父亲指挥左权独立营，在隘口打阻击，在黄漳打伏击，三战高儿梁，攻打七里店、文峰塔炮台。一次，通过政治攻势对敌喊话，没费一枪一弹就拔掉了寒王镇日伪军据点，23名伪军弃暗投明，缴械投诚，从而受到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团长欧致富的表扬。他们还曾抽调一个连配合主力部队攻打襄垣、祁县纱厂，两次参加白晋路破袭战。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左权县城。
1945年5月，太行军区发起安阳战役，为了增强提高主力部队的作战能力，特将部分地方武装收归整编，充实主力部队。左权独立营就是其中之一，直接调归为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建制第四营，参加战斗。
在军区统一指挥下，兄弟部队攻击日伪军李英部，七六九团担负打援任务。战役开始后，一支驻安阳的日军出援，这是日军主力中最精锐的部队——士官队120余人。虽人数不多，但武器精良，装备一流，战斗力十分凶悍。当这些鬼子和60余人伪军分乘几辆汽车带着一门山炮，企图增援各日伪军据点进至安阳以西北流寺一带时，就被七六九团死死围住。这些鬼子垂死挣扎，反复出击，企图突围。七六九团指战员打得非常英勇顽强，第四营亦是如此。作为营长，父亲和政委侯治邦靠前指挥作战。战斗异常激烈，营部有3名通讯员伤亡。全营指战员在父亲指挥下，不断压缩包围圈。战斗从早上开始持续到晚上八九点，最后将残余鬼子围在一个碉楼里。面对拒不投降的日本鬼子，父亲率全营指战员与兄弟营一道发起最后冲击，彻底全歼了日军士官队和伪军，取得打援任务的全胜。
这次战斗，左权独立营以40余人伤亡（其中牺牲连长王四丑等1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战绩。而战后却传出左权独立营被鬼子消灭了的谣言。一时间，左权县人心惶惶，人声鼎沸。为破除讹传，父亲在请示上级批准后，全营暂从武乡县上广治村返回左权县政府驻地黄漳村休整，还在该村召开了庆祝安阳战役胜利大会。
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左权独立营于1945年8月8日在武乡县上广治村扩充为左权独立团。一周后，又从七六九团调来第一、第五两个连，将独立团升级成太行三分区五十一团，编入太行纵队第四支队序列，参加攻打沁县和段村（今武乡县城）的日本鬼子，之后又随太行纵队参加上党战役。
父亲还是一个获取情报的专家。他利用曾流浪江湖的本领，经常装扮成打柴的、做短工的、小商贩、占卦算命的等，独自潜入敌穴侦查敌情，每次都巧妙地完成了任务。当时作战通讯联络不方便，靠送信误事，父亲就动脑筋想出了用手榴弹报信的方法：三颗手榴弹爆炸声说明是敌人倾巢出动，两颗手榴弹爆炸声说明是敌人中等规模的‘扫荡’，一颗手榴弹爆炸声说明是小股敌人出来抢东西，这个方法颇受欧致富团长的赏识。正是用这种方法，几次向部队和群众报告了敌人的准确信息，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听了欧致富的汇报后，风趣地夸奖我父亲说：“真不愧为我们左家的好后代！”
抗战胜利后，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向南防御向北进攻”的战略方针，1945年10月2日在襄垣县虒亭，原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的主力部队进行休整，陆续整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的4个纵队，太行军区五十一团编入三纵（司令员陈锡联）七旅（旅长赵兰田），番号为二十团，由原左权独立营扩建而成，父亲担任团长，随后带领部队奔赴解放战场，开始了新的征程。
（责编 王燕萍）
他在少年时代就加入本村拳坊习武，青年时代已成为当地拳术界一位闻名的人物。父亲为了养家，为了生活，给地主家当长工。因不堪忍受地主的剥削压迫，而外出流浪，在黄河边、石楼、永和一带教拳卖艺。1936年父亲在石楼当教拳师傅时，遇到了东征的红军，他接受了红军的宣传，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回村后，看到村里又聘来一位武艺高超的河北拳师。他比父亲技高一筹，而且书法、绘画样样都通。他还偷着看进步书籍，宣传穷人翻身的道理，父亲就拜他为师，二人结为知己。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当父亲与他再相见时，他已经是八路军的一名团级干部了。父亲参加革命后，有一年回家，我还亲眼见到他和村里的乡亲们在街上比武打拳耍刀。
1937年端阳节，是寺坪村庙会的日子。拥挤热闹的街上，传来了一位老汉的哭声。原来是他的6块大洋被3个伪稽查队员抢去了。父亲怒火满腔，率领本村拳坊的弟兄，一拥而上将3个坏家伙打得鼻青脸肿，逼得他们乖乖地把钱还给了老人。伪稽查队员挨打后，竟捏造父亲等人为共匪头目，呈报山西省防共、反共、绥靖公署要通缉捕捉。此时正好八路军东渡黄河来到了山西，旧政权崩溃瓦解，才使我父亲幸免于难。
1937年夏秋之际八路军来到我们的家乡，父亲闻讯后，兴高采烈地到处宣传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这一年10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锄奸员、农会主任、六区分委书记、各救会（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主席。不久又被选为中共辽县县委委员、常委，担任县农会主席。
1940年2月初，父亲组织并率领3000余民众，赤手空拳去拐儿镇同不抗日、专搞磨擦的国民党河北民军张荫梧部一个团进行面对面说理斗争，要求他们离开辽县，不搞磨擦，积极参加抗日。开始他们狡辩，气势汹汹，拒不接受。在父亲义正辞严的训斥下，才乖乖地服软，离开辽县县境。在这次活动中，中共辽县县委书记杨待甫、副书记杨蕴玉也参加了行动，为防不测，没有公开露面。同时还驱逐了在拐儿镇挂起国民党县党部招牌的县党部书记长刘子礼等人。
父亲在县里组织建立起抗属工厂，给八路军做军鞋、军衣。我也曾随爷爷去天门寺抗属工厂居住过。
1940年8月，父亲参加了百团大战。1941年1月，父亲受命在当时辽县游击武装基干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辽县（今左权县）独立营，我父亲被任命为营长兼党支部书记。独立营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对本县日伪军进行武装斗争，同时还负责保卫驻麻田八路军前方总部，负责警戒和狙击辽县与和顺县方向来犯的日伪军。我小时候就记得，独立营住在我们村里二民校搞训练，早上出操，白天在操场上对着草靶练刺杀，练投弹，部队纪律严明。
独立营与日伪军进行的多次战斗都取得了显著的战果。父亲指挥左权独立营，在隘口打阻击，在黄漳打伏击，三战高儿梁，攻打七里店、文峰塔炮台。一次，通过政治攻势对敌喊话，没费一枪一弹就拔掉了寒王镇日伪军据点，23名伪军弃暗投明，缴械投诚，从而受到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团长欧致富的表扬。他们还曾抽调一个连配合主力部队攻打襄垣、祁县纱厂，两次参加白晋路破袭战。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左权县城。
1945年5月，太行军区发起安阳战役，为了增强提高主力部队的作战能力，特将部分地方武装收归整编，充实主力部队。左权独立营就是其中之一，直接调归为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建制第四营，参加战斗。
在军区统一指挥下，兄弟部队攻击日伪军李英部，七六九团担负打援任务。战役开始后，一支驻安阳的日军出援，这是日军主力中最精锐的部队——士官队120余人。虽人数不多，但武器精良，装备一流，战斗力十分凶悍。当这些鬼子和60余人伪军分乘几辆汽车带着一门山炮，企图增援各日伪军据点进至安阳以西北流寺一带时，就被七六九团死死围住。这些鬼子垂死挣扎，反复出击，企图突围。七六九团指战员打得非常英勇顽强，第四营亦是如此。作为营长，父亲和政委侯治邦靠前指挥作战。战斗异常激烈，营部有3名通讯员伤亡。全营指战员在父亲指挥下，不断压缩包围圈。战斗从早上开始持续到晚上八九点，最后将残余鬼子围在一个碉楼里。面对拒不投降的日本鬼子，父亲率全营指战员与兄弟营一道发起最后冲击，彻底全歼了日军士官队和伪军，取得打援任务的全胜。
这次战斗，左权独立营以40余人伤亡（其中牺牲连长王四丑等1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战绩。而战后却传出左权独立营被鬼子消灭了的谣言。一时间，左权县人心惶惶，人声鼎沸。为破除讹传，父亲在请示上级批准后，全营暂从武乡县上广治村返回左权县政府驻地黄漳村休整，还在该村召开了庆祝安阳战役胜利大会。
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左权独立营于1945年8月8日在武乡县上广治村扩充为左权独立团。一周后，又从七六九团调来第一、第五两个连，将独立团升级成太行三分区五十一团，编入太行纵队第四支队序列，参加攻打沁县和段村（今武乡县城）的日本鬼子，之后又随太行纵队参加上党战役。
父亲还是一个获取情报的专家。他利用曾流浪江湖的本领，经常装扮成打柴的、做短工的、小商贩、占卦算命的等，独自潜入敌穴侦查敌情，每次都巧妙地完成了任务。当时作战通讯联络不方便，靠送信误事，父亲就动脑筋想出了用手榴弹报信的方法：三颗手榴弹爆炸声说明是敌人倾巢出动，两颗手榴弹爆炸声说明是敌人中等规模的‘扫荡’，一颗手榴弹爆炸声说明是小股敌人出来抢东西，这个方法颇受欧致富团长的赏识。正是用这种方法，几次向部队和群众报告了敌人的准确信息，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听了欧致富的汇报后，风趣地夸奖我父亲说：“真不愧为我们左家的好后代！”
抗战胜利后，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向南防御向北进攻”的战略方针，1945年10月2日在襄垣县虒亭，原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的主力部队进行休整，陆续整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的4个纵队，太行军区五十一团编入三纵（司令员陈锡联）七旅（旅长赵兰田），番号为二十团，由原左权独立营扩建而成，父亲担任团长，随后带领部队奔赴解放战场，开始了新的征程。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