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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因致力于国家宏观经济、经济改革、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方面的研究，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特殊贡献专家”称号，曾为党中央制定和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记者：我们提出2030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为什么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空间经济结构会出现区域分化的现象?
王建：任何产业都在一定的空间位置上，所以称为“空间经济结构”。简单回顾中国的产业发展，改革开放 20多年，消费结构升级成为趋势。按照不同时期可划分为百元单件品、千元单件品、万元单件品。改革开放前是百元单件品，那时叫“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以后有了干元单件品(彩电、冰箱、洗衣机)、万元单件品(汽车、住宅)。提高消费档次，居民要有一个长期积累，就社会而言，提供产品要有一个长时间建设过程。产品变得复杂，并不仅仅是价值量的上升，更是产业复杂程度的上升。一台电冰箱或洗衣机大概200多个零件，但到了汽车，就要上万个零件，需要几十个产业部门、几百个行业共同合作，原材料、机械、化工产业共同配合。这个过程就是产业链条扩张的过程。围绕一个大的产业整合产业链条，地域因素必然影响分配效率，在产业链条扩张的时候，必然会有向一个区域集中的趋势。
记者：您认为现阶段，我们处于经济发展的什么时期?
王建：产业部门分成三类：初级产品(农产品、矿产品等)、中间部门(不直接提供消费产品的部门)、最终产品部门。联合国工业历史统计分析，在人均GDP500美元以下的国家，中间部门只占10％左右；5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中间部门急剧扩张，达50％-60％；到3000美元以后，是后工业社会，增长的主体变成了服务产业。中国现在刚过1000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起点。新疆与全国平均水平差不多。
记者：那么为什么行政边界会对经济发展形成阻碍?
王建：中国的高增长速度不是被消费品拉上来的，是被中间部门的扩张拉上来的。产业链条在拉长，带来了区域经济整合的动力。随着产品规模扩大，必然有辐射作用，要求突破本地区界限，和其他地区产业链对接。所以现在看来，对于我们已经扩大的生产规模，和企业要求突破边界整合的新的要求，行政边界已经形成了阻碍。
记者：为什么区域经济的调整如此迫切?
王建：首先是土地资源的极度稀缺。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以人均450公斤计，粮食需求为7．2亿屯。而2004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为4．69亿吨，由于粮食单产很难大面积突破，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粮食问题日益突出。粮食国际贸易量总共在2亿吨左右，小国可以吃国乐饭，中国显然不能靠国际饭。其次，由于我国工业分布不合理，大范围分工，长距离运输，必然造成流通效率低下。中国产品平均运距是300公里，日本只有73公里。我们的流通费用占22％，发达国家只有9％。流通费用高，交通需求量大，路修得多，占地多。耕地矛盾要求我们必须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调整空间经济结构，走一条集约化使用土地的道路。
记者：您认为我们新疆培养大产业的难点在哪里?
王建：新疆的难题是，如果培养大产业，始终缺乏大的需求。我们只有1900多万人口，其中城市人口5、6百万，国际上认为，一个都市圈要集中5000万城市人口。工业化中期，增长要靠中间部门拉，要把中间部门一个一个产业涟条衔接丰满起来，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量小，不足以拉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
记者：您认为新疆该如何解决区内需求不足的问题?
王建：过去认为，区内需求不足，可以走路桥战略，通过大路桥直接通到欧洲市场。但20多年了，路桥战略并不成功。有一些技术问题、政治因素问题，比如中亚5国政治环境复杂，整合起来困难。但最大的问题是欧洲经济整合问题。欧元使欧洲经济越来越融合，2004年，欧盟成功东扩，新加入10个成员国都是低收入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使东西欧内部包含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梯次，把我们过去和欧洲之间的分工就要逐渐替代了。欧盟对中国纺织晶设限，很大程度考虑东西欧的问题，把机会留给东欧。建议新疆应考虑准噶尔战略。
记者：新疆的希望在哪里?
王建：新疆的希望我认为在自己，在于新疆中部城市群。现在东部经济面临巨大挑战，首先是土地危机。改革开放20年，我们的耕地减少5％，但单产提高了76．5％，所以粮食总产增加 68％，满足了人口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但1998年粮食高峰后，中国粮食连续6年产量下滑，再从农业拿地投资非农业，项目上去了，就没有饭吃了。新疆土地广阔，最大的绿洲准噶尔盆地有十几万平方公里，如果在这里解决水的问题，可以摆进1亿人。当然，农业一定要过关。马克思讲“工业化的基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养活更多脱离农业的人口，才有城市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石油严重不足，而中亚地区油田世界储量第二，中亚地区有可能成为中国石油输入最重要的地区，如果将来大规模输入，新疆可能在相当长时间承担中国原料基地。
正因为中国沿海地区碰到了资源和土地的困难，我们就有相对的优势，将来会出现经济增长极向西推移的趋势。我们有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特别是平地资源优势，只要能解决好水的问题，新疆应该是中国未来发展最有前景的地方。
记者：从全国看乌昌经济一体化战略有什么创新?
王建：在论证中国20大都市圈时，我们也想怎么突破行政边界的问题，说实在的没有好办法。难题在于我们实行中央地方政府分税制，各个层级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行政画地为牢在南方沿海城市较普遍。在乌昌经济一体化中提出建立乌昌党委，这一战略举措真是充满一种政治智慧。用党来突破行政边界，用党突破经济整合当中的弊病，通过乌昌党委的形式把财政；人事、项目统一起来，为打破行政边界，推动区域整合提供了新鲜经验，我非常惊讶，这种做法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经验，值得宣传和推广。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因致力于国家宏观经济、经济改革、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方面的研究，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特殊贡献专家”称号，曾为党中央制定和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记者：我们提出2030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为什么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空间经济结构会出现区域分化的现象?
王建：任何产业都在一定的空间位置上，所以称为“空间经济结构”。简单回顾中国的产业发展，改革开放 20多年，消费结构升级成为趋势。按照不同时期可划分为百元单件品、千元单件品、万元单件品。改革开放前是百元单件品，那时叫“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以后有了干元单件品(彩电、冰箱、洗衣机)、万元单件品(汽车、住宅)。提高消费档次，居民要有一个长期积累，就社会而言，提供产品要有一个长时间建设过程。产品变得复杂，并不仅仅是价值量的上升，更是产业复杂程度的上升。一台电冰箱或洗衣机大概200多个零件，但到了汽车，就要上万个零件，需要几十个产业部门、几百个行业共同合作，原材料、机械、化工产业共同配合。这个过程就是产业链条扩张的过程。围绕一个大的产业整合产业链条，地域因素必然影响分配效率，在产业链条扩张的时候，必然会有向一个区域集中的趋势。
记者：您认为现阶段，我们处于经济发展的什么时期?
王建：产业部门分成三类：初级产品(农产品、矿产品等)、中间部门(不直接提供消费产品的部门)、最终产品部门。联合国工业历史统计分析，在人均GDP500美元以下的国家，中间部门只占10％左右；5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中间部门急剧扩张，达50％-60％；到3000美元以后，是后工业社会，增长的主体变成了服务产业。中国现在刚过1000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起点。新疆与全国平均水平差不多。
记者：那么为什么行政边界会对经济发展形成阻碍?
王建：中国的高增长速度不是被消费品拉上来的，是被中间部门的扩张拉上来的。产业链条在拉长，带来了区域经济整合的动力。随着产品规模扩大，必然有辐射作用，要求突破本地区界限，和其他地区产业链对接。所以现在看来，对于我们已经扩大的生产规模，和企业要求突破边界整合的新的要求，行政边界已经形成了阻碍。
记者：为什么区域经济的调整如此迫切?
王建：首先是土地资源的极度稀缺。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以人均450公斤计，粮食需求为7．2亿屯。而2004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为4．69亿吨，由于粮食单产很难大面积突破，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粮食问题日益突出。粮食国际贸易量总共在2亿吨左右，小国可以吃国乐饭，中国显然不能靠国际饭。其次，由于我国工业分布不合理，大范围分工，长距离运输，必然造成流通效率低下。中国产品平均运距是300公里，日本只有73公里。我们的流通费用占22％，发达国家只有9％。流通费用高，交通需求量大，路修得多，占地多。耕地矛盾要求我们必须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调整空间经济结构，走一条集约化使用土地的道路。
记者：您认为我们新疆培养大产业的难点在哪里?
王建：新疆的难题是，如果培养大产业，始终缺乏大的需求。我们只有1900多万人口，其中城市人口5、6百万，国际上认为，一个都市圈要集中5000万城市人口。工业化中期，增长要靠中间部门拉，要把中间部门一个一个产业涟条衔接丰满起来，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量小，不足以拉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
记者：您认为新疆该如何解决区内需求不足的问题?
王建：过去认为，区内需求不足，可以走路桥战略，通过大路桥直接通到欧洲市场。但20多年了，路桥战略并不成功。有一些技术问题、政治因素问题，比如中亚5国政治环境复杂，整合起来困难。但最大的问题是欧洲经济整合问题。欧元使欧洲经济越来越融合，2004年，欧盟成功东扩，新加入10个成员国都是低收入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使东西欧内部包含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梯次，把我们过去和欧洲之间的分工就要逐渐替代了。欧盟对中国纺织晶设限，很大程度考虑东西欧的问题，把机会留给东欧。建议新疆应考虑准噶尔战略。
记者：新疆的希望在哪里?
王建：新疆的希望我认为在自己，在于新疆中部城市群。现在东部经济面临巨大挑战，首先是土地危机。改革开放20年，我们的耕地减少5％，但单产提高了76．5％，所以粮食总产增加 68％，满足了人口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但1998年粮食高峰后，中国粮食连续6年产量下滑，再从农业拿地投资非农业，项目上去了，就没有饭吃了。新疆土地广阔，最大的绿洲准噶尔盆地有十几万平方公里，如果在这里解决水的问题，可以摆进1亿人。当然，农业一定要过关。马克思讲“工业化的基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养活更多脱离农业的人口，才有城市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石油严重不足，而中亚地区油田世界储量第二，中亚地区有可能成为中国石油输入最重要的地区，如果将来大规模输入，新疆可能在相当长时间承担中国原料基地。
正因为中国沿海地区碰到了资源和土地的困难，我们就有相对的优势，将来会出现经济增长极向西推移的趋势。我们有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特别是平地资源优势，只要能解决好水的问题，新疆应该是中国未来发展最有前景的地方。
记者：从全国看乌昌经济一体化战略有什么创新?
王建：在论证中国20大都市圈时，我们也想怎么突破行政边界的问题，说实在的没有好办法。难题在于我们实行中央地方政府分税制，各个层级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行政画地为牢在南方沿海城市较普遍。在乌昌经济一体化中提出建立乌昌党委，这一战略举措真是充满一种政治智慧。用党来突破行政边界，用党突破经济整合当中的弊病，通过乌昌党委的形式把财政；人事、项目统一起来，为打破行政边界，推动区域整合提供了新鲜经验，我非常惊讶，这种做法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经验，值得宣传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