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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外交是美国对外政
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正式对中国提出“人权问题”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头10年里，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人权似乎扮演的只是受忽视的，可有可无的角色。然而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开始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从而使人权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一、冷战后美国强化
对华人权外交的表现
美国的人权外交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针对的对象是苏联而非中国，因为当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也没有其他实质性的交往，两国在人权问题上还谈不上存在争端。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开始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1983年中美因里根政府给予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政治避难”一事所发生的争执，使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首次公开化。然而面对苏联的急剧扩张，美国在战略上仍需要联合中国，所以当时美国所谓的人权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并不大。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美国借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之际，开始把人权外交的重点转移到中国，从此人权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无论是在双边关系中，还是在多边关系中，中国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冷战后美国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对华贸易与人权问题挂钩。1979年中美建交后，根据两国签订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两国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但是根据美国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每年在总统做出决定后，都要由国会审议通过来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从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里一直如此。但从1990年起，美国开始把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联系起来。每年总统提出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时，都会在国会遭到以人权为理由的强烈反对，只是由于总统的否决而没有得逞。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美国明确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与所谓的“人权问题”挂钩。从此，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就消除了针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而出现的分歧，转而一致认为必须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上人权等方面的政治条件。美国的做法不仅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而且直接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1994年5月，克林顿被迫宣布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但与此同时，他仍宣布鉴于人权问题，他将延续1989年的对华制裁。此后，在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问题上，美国国会有些议员以及劳联——产联、宗教团体和人权组织等又以人权为由反对。在他们的活动下，美国国会在通过的“给予中国PNTR议案”中附加了一些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条款，其中的一条规定：国会和行政部门共同设立中国委员会，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鼓励中国的法治与民主，并每年向国会和总统提交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
2、一度将人权问题上升为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进入90年代，美国总统及政府要员多次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谈到人权问题对改善双方关系的重要性。1990年11月30日，布什在与当时中国外长钱其琛会谈时说，“美国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改善。如果中国不改善它在人权方面的做法，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改善。”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进一步强调了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他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中关系的质量取决于中国人权的进步。1995年1月，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特克在访华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人权问题在未来美中关系中仍居中心地位”。在中国依法审判魏京生后，沙特克说，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的议事日程上“属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权的关注，美国将“加倍努力”。“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但仍宣称人权问题依然是美对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不会在“9·11事件”后降低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标准。
3、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搞“反华提案”，在国际上大肆炒作中国的“人权问题”。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下属的常设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起草国际人权文件。中国于1982年开始作为正式成员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活动。在1990年以前的历届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提出过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
1990年3月在第46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美国纠集了日本、英国等18个国家提出了所谓“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提案，攻击中国在平息1989年政治风波时采取的措施，敦促中国政府采取必要步骤保证充分尊重人权。这是美国在人权委员会上首次对中国发难。从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里，除1991年打海湾战争、1998年克林顿将访华、2002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选中落选丧失提案资格、2003年打伊拉克战争这4年未提反华提案外，美国或亲自出马，或指派“代理人”出面，先后11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抛出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提案，挑起与中国的对抗，但是，每一次均遭到多数成员国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由于连续遭到失败，今年3月的联合国第61届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美国没有再搞反华提案。
4、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将中国列为其攻击的重点目标。
自1961年开始，美国国务院每年都发表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别国的所谓人权状况说三道四。在1990年的人权报告中，美国第一次以24页的篇幅专门抨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此后美国国务院在每年的人权报告中对中国的指责都长达数万言，2001年曾一度增至5.4万字。历年的结论总是称，中国“继续违背国际公认的标准，广泛地、有案可查地侵犯人权”。从2002年起，指责中国的篇幅有所减少，2002年约为４万字，2003年为3.7万字，调子有所降低，措词有所缓和，但仍然认为中国“继续存在大量和严重的侵犯人权”，“人权记录仍然糟糕”。2004年的报告无视中国人权不断发展进步的客观事实，再次老调重谈，指责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人权状况“仍然糟糕”、“在关键领域出现倒退”。今年2月28日美国国务院在其发表的《2004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指出，尽管中国在2004年修订宪法并首次将人权纳入宪法，但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依然恶劣”，中国政府继续“多次、严重地侵犯人权”。
此外冷战后美国还在诸如西藏、计划生育、劳改产品、申办奥运会、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加入WTO、“法轮功”等具体问题上借口人权问题恶化中美关系。
二、冷战后美国强化
对华人权外交的原因
冷战后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大肆强调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断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其根本原因是美国依然坚持冷战思维、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冷战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1、 苏联的解体使70年代以来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消失。1979年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美国即开始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但在80年代末以前,出于当时“联华制苏”的战略利益,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促使中美接近的共同敌人消失，70年代以来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开始突出出来，而人权问题就是中美矛盾激化的一个集中表现。美国开始把人权外交的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对中国加强人权攻势。
2、 通过人权外交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坚定地走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美国试图通过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攻势，迫使中国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走过的路，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模式，进而最后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清除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安德鲁·布里克提出了在对华政策上被称为主流派的观点，他认为，“随着苏联地位的下降，伊拉克战败和利比亚归于沉寂，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目空一切地维护那些在美国人看来已经过时的令人僧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美国将人权外交的矛头转向中国，其目的就是迫使中国“和平演变”，接受美国的人权思想和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化的新表现。它改变了以往在意识形态上对共产主义的直接攻击，试图把美国的民主、人权价值观强加于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实现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统天下。
3、以人权外交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手段。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于是自我膨胀，一心要充当“世界领袖”。而中国在冷战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的大环境下，政治依然保持稳定，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美国把中国的强大看成是对美国的“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是其实现称霸世界战略的巨大威胁。美国重要的思想库三边委员会在报告中说,苏联的崛起主要是在军事上,日本的崛起主要是在经济上,中国的崛起则是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的崛起,在他们看来就显得更加可怕。美国的舆论界明确指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攻击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已成为美国“主要的新崛起的对手”。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一方面相继抛出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另一方面就是借人权问题来诋毁中国，“妖魔化中国”，其目的无非是想借口人权问题丑化中国的形象，破坏中国的稳定，遏制中国的发展。
4、 美国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力图利用对华人权外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的对华政策历来受到美国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对华人权外交上也是如此。冷战后影响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利益集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纯粹意义上的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的美国分部、人权观察亚洲分会、自由之家等等。另一类是把人权作为实现其真实目的的手段的各种利益集团，如劳工组织、环保组织以及保守的宗教组织等等。劳工组织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攻击中国向美国出口劳改产品，抗议所谓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要求政府对华施加压力。反对堕胎的极右势力将国内的政治斗争延伸到对华政策上来，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保守的宗教势力则攻击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进而攻击中国的宗教政策。从冷战结束到“9·11”之前的10多年间，由于美国在国际上失去了对手，没有面对直接的威胁，美国行政当局很难像冷战时期那样主导美国的对外政策，这就为各种利益集团卷入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 。各种利益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政府强化对华人权外交。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冷战后美国强化了对中国的人权外交，但中国并没有被美国的人权攻势所击垮，反而国力日渐强大，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美国的对华人权外交总体上是失败的。但由于美国特殊的价值观念、政治文化和美国特有的理想主义的外交传统，人权外交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美国仍然不会放弃对华人权外交，因此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但“9·11事件”后，由于美国把反恐防扩作为外交的中心任务，在许多问题上有求于中国，人权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所处的地位已相对下降。
（本文责任编辑：卜卫东）
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正式对中国提出“人权问题”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头10年里，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人权似乎扮演的只是受忽视的，可有可无的角色。然而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开始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从而使人权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一、冷战后美国强化
对华人权外交的表现
美国的人权外交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针对的对象是苏联而非中国，因为当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也没有其他实质性的交往，两国在人权问题上还谈不上存在争端。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开始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1983年中美因里根政府给予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政治避难”一事所发生的争执，使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首次公开化。然而面对苏联的急剧扩张，美国在战略上仍需要联合中国，所以当时美国所谓的人权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并不大。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美国借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之际，开始把人权外交的重点转移到中国，从此人权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无论是在双边关系中，还是在多边关系中，中国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冷战后美国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对华贸易与人权问题挂钩。1979年中美建交后，根据两国签订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两国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但是根据美国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每年在总统做出决定后，都要由国会审议通过来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从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里一直如此。但从1990年起，美国开始把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联系起来。每年总统提出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时，都会在国会遭到以人权为理由的强烈反对，只是由于总统的否决而没有得逞。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美国明确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与所谓的“人权问题”挂钩。从此，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就消除了针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而出现的分歧，转而一致认为必须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上人权等方面的政治条件。美国的做法不仅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而且直接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1994年5月，克林顿被迫宣布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但与此同时，他仍宣布鉴于人权问题，他将延续1989年的对华制裁。此后，在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问题上，美国国会有些议员以及劳联——产联、宗教团体和人权组织等又以人权为由反对。在他们的活动下，美国国会在通过的“给予中国PNTR议案”中附加了一些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条款，其中的一条规定：国会和行政部门共同设立中国委员会，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鼓励中国的法治与民主，并每年向国会和总统提交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
2、一度将人权问题上升为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进入90年代，美国总统及政府要员多次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谈到人权问题对改善双方关系的重要性。1990年11月30日，布什在与当时中国外长钱其琛会谈时说，“美国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改善。如果中国不改善它在人权方面的做法，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改善。”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进一步强调了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他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中关系的质量取决于中国人权的进步。1995年1月，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特克在访华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人权问题在未来美中关系中仍居中心地位”。在中国依法审判魏京生后，沙特克说，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的议事日程上“属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权的关注，美国将“加倍努力”。“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但仍宣称人权问题依然是美对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不会在“9·11事件”后降低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标准。
3、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搞“反华提案”，在国际上大肆炒作中国的“人权问题”。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下属的常设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起草国际人权文件。中国于1982年开始作为正式成员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活动。在1990年以前的历届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提出过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
1990年3月在第46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美国纠集了日本、英国等18个国家提出了所谓“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提案，攻击中国在平息1989年政治风波时采取的措施，敦促中国政府采取必要步骤保证充分尊重人权。这是美国在人权委员会上首次对中国发难。从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里，除1991年打海湾战争、1998年克林顿将访华、2002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选中落选丧失提案资格、2003年打伊拉克战争这4年未提反华提案外，美国或亲自出马，或指派“代理人”出面，先后11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抛出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提案，挑起与中国的对抗，但是，每一次均遭到多数成员国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由于连续遭到失败，今年3月的联合国第61届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美国没有再搞反华提案。
4、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将中国列为其攻击的重点目标。
自1961年开始，美国国务院每年都发表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别国的所谓人权状况说三道四。在1990年的人权报告中，美国第一次以24页的篇幅专门抨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此后美国国务院在每年的人权报告中对中国的指责都长达数万言，2001年曾一度增至5.4万字。历年的结论总是称，中国“继续违背国际公认的标准，广泛地、有案可查地侵犯人权”。从2002年起，指责中国的篇幅有所减少，2002年约为４万字，2003年为3.7万字，调子有所降低，措词有所缓和，但仍然认为中国“继续存在大量和严重的侵犯人权”，“人权记录仍然糟糕”。2004年的报告无视中国人权不断发展进步的客观事实，再次老调重谈，指责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人权状况“仍然糟糕”、“在关键领域出现倒退”。今年2月28日美国国务院在其发表的《2004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指出，尽管中国在2004年修订宪法并首次将人权纳入宪法，但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依然恶劣”，中国政府继续“多次、严重地侵犯人权”。
此外冷战后美国还在诸如西藏、计划生育、劳改产品、申办奥运会、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加入WTO、“法轮功”等具体问题上借口人权问题恶化中美关系。
二、冷战后美国强化
对华人权外交的原因
冷战后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大肆强调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断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其根本原因是美国依然坚持冷战思维、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冷战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1、 苏联的解体使70年代以来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消失。1979年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美国即开始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但在80年代末以前,出于当时“联华制苏”的战略利益,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促使中美接近的共同敌人消失，70年代以来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开始突出出来，而人权问题就是中美矛盾激化的一个集中表现。美国开始把人权外交的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对中国加强人权攻势。
2、 通过人权外交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坚定地走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美国试图通过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攻势，迫使中国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走过的路，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模式，进而最后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清除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安德鲁·布里克提出了在对华政策上被称为主流派的观点，他认为，“随着苏联地位的下降，伊拉克战败和利比亚归于沉寂，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目空一切地维护那些在美国人看来已经过时的令人僧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美国将人权外交的矛头转向中国，其目的就是迫使中国“和平演变”，接受美国的人权思想和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化的新表现。它改变了以往在意识形态上对共产主义的直接攻击，试图把美国的民主、人权价值观强加于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实现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统天下。
3、以人权外交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手段。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于是自我膨胀，一心要充当“世界领袖”。而中国在冷战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的大环境下，政治依然保持稳定，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美国把中国的强大看成是对美国的“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是其实现称霸世界战略的巨大威胁。美国重要的思想库三边委员会在报告中说,苏联的崛起主要是在军事上,日本的崛起主要是在经济上,中国的崛起则是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的崛起,在他们看来就显得更加可怕。美国的舆论界明确指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攻击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已成为美国“主要的新崛起的对手”。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一方面相继抛出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另一方面就是借人权问题来诋毁中国，“妖魔化中国”，其目的无非是想借口人权问题丑化中国的形象，破坏中国的稳定，遏制中国的发展。
4、 美国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力图利用对华人权外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的对华政策历来受到美国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对华人权外交上也是如此。冷战后影响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利益集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纯粹意义上的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的美国分部、人权观察亚洲分会、自由之家等等。另一类是把人权作为实现其真实目的的手段的各种利益集团，如劳工组织、环保组织以及保守的宗教组织等等。劳工组织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攻击中国向美国出口劳改产品，抗议所谓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要求政府对华施加压力。反对堕胎的极右势力将国内的政治斗争延伸到对华政策上来，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保守的宗教势力则攻击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进而攻击中国的宗教政策。从冷战结束到“9·11”之前的10多年间，由于美国在国际上失去了对手，没有面对直接的威胁，美国行政当局很难像冷战时期那样主导美国的对外政策，这就为各种利益集团卷入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 。各种利益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政府强化对华人权外交。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冷战后美国强化了对中国的人权外交，但中国并没有被美国的人权攻势所击垮，反而国力日渐强大，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美国的对华人权外交总体上是失败的。但由于美国特殊的价值观念、政治文化和美国特有的理想主义的外交传统，人权外交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美国仍然不会放弃对华人权外交，因此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但“9·11事件”后，由于美国把反恐防扩作为外交的中心任务，在许多问题上有求于中国，人权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所处的地位已相对下降。
（本文责任编辑：卜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