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对西方美学的借鉴

来源 :学术界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jf_long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内涵,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中西美学尽管在理论形态和论证方式上截然不同,但是在具体美学思想上有着许多共识,相互印证是必要的,而比较参证也可以揭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独特贡献.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时候,需要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这是由美学学科的性质,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所决定的.中西方美学思想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普适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有着潜在的体系性和独特的气质与品格,需要我们借鉴西方的美学观念和方法加以研究,从而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为建构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作贡献.
其他文献
围绕话语权争夺与利益博弈,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经历了网络自由主义、多利益攸关方、国家回归与再主权化三个阶段.然而意识形态霸权、文化传统差异及利益博弈等因素,导致网络空间公共议题治理难以形成共识.区块链应用场景的迅速拓展,为消解网络空间治理问题提供了思路.然而区块链单一的技术之治难以实现秩序、安全与信任等功能.通过区块链技术之治与主权区块链制度之治的双向赋能,区块链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可行路径.伴随中国全球治理能力的增强,中国在互联网治理领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第一,中国要推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
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矛盾和冲突既包括同一文明体内部的冲突,也包括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从“文明冲突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西方对待异质文明冲突的截然不同的逻辑.无论是地理大发现时期的野蛮殖民,还是如今因文明走向衰落而滋生出的集体焦虑,无不暴露出西方基于“文明冲突论”的“自我中心主义”惯性思维.而从“多元一体”到“和衷共济”,则集中体现了“和而不同”中华文明观的内部融合与世界观照.作为以文明对话消解文明冲突的新型文明观和共建人类文明新秩序的现实方案,中国倡导的人类
法理作为高于实在法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成果,其不仅是一套形式化的思维体系,更是一系列合理化的社会治理原则和实质性的理想价值追求,其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治理传统密切相关.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的理治思想,是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思想的最高结晶,蕴含着丰富的法理资源.理治具有治之理的多元一体性、治之道的内外合一性以及治之法的相辅相成性等多种重要特性.与法治相比,其在效力范围、运行机制、价值追求等方面的法理意蕴也更为丰富、立体、多元.深入挖掘理治中的法理,有利于补充形式法治与形式法理的不足.
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规范法学倡导者将法解释学或法教义学奉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志趣,社会法学主张者则将其在经验事实基础上的因果分析与模型建构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进路.但在刑事诉讼构造论这一重要的诉讼原理问题上,无论是埃斯曼的三分法理论,还是以帕克为代表的犯罪控制与正当程序模式,当然也包括格里菲斯所主张的第三模式等理论,其在面对纷繁复杂且日渐多变的司法运行环境,以及社会治理需要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法律实践时,在解释力上均体现出自身研究方法的不足与局限,并由此使其成为研究上述两种法学研究进路的最佳切入视角.
明清时期,太湖平原的生活环境被深入开发,城市与乡村、平原与山乡、民间与官方等的环境感知、水利运作以及灾害应对等呈现出颇为复杂的态势.水利失修、治水荒废等的地方性表达与批评,层出不穷.水利的核心要义,一如明代吴江人沈■概括的那般,"东南民命,悬于水利,水利要害,制于三江".而且由于太湖平原地区水流纡回百折,其患在"塞".水乡环境的这些经验认识,表达出地方环境问题以及水利工作的关键.不过,因地理环境差异、水域分布不均衡而导致的公与私的社会分界、利益争夺等问题长期存在,构成环境规复与水利建设的很多阻碍.但从国家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青年历来是各阶级、各种社会势力极力争取和发展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围绕青年问题形成了科学系统的青年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共青团、青年构成了青年观百年创新的多元主体结构,并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结合时代主题、中心任务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实现了创新的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和群体自觉,为青年观的百年创新提供了发展动力.充分厘清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百年创新的主体自觉,可以认清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百年创新的行动逻辑和历史进程,具有
运用现代“治理”理论考察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中国共产党生态治理的对象主要是关乎根据地经济力发展的山、水、林、田,生态治理的理论依据、政策依据、制度依据、技术依据既来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又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观点,立足于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态治理效能形成鲜明对比.归结起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治理模式在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大背景下体现出治理和善治的部分特征:群众性、有效性、透明性、科学性等.
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根基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重要结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遵循着自身独特的体系框架和内在逻辑,其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主导性动力,以人民的积极作为为主体性动力,并在党和人民的互动和配合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协同性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突破,成功的密码就在于其作为系统性工程彰显出了自身的独特属性,并对其内在的关联性进行了科学性的建构,从而在理论基础、具体运行、
作为现代性的首要价值,“创造”观念内涵变迁的背后关联着理想人格的变革.梁启超对“创造”观念的诠释既受传统的墨子、心学与佛学思想影响,又吸收了西方康德、柏格森、詹姆士等思想家的理论,以自由为创造之本质,并强调个人之创造与群体活力间的关系,这与梁启超新理想人格中对平民化自由人格、力性人格、“群己和谐”的寻求相一致.梁启超对“创造”观念诠释的背后是他建立近代新理想人格的尝试,这与他对传统“天命”论的批判相辅相成.他理解的“创造”观念与其寻求建立的近代新理想人格间存在紧密关系.
如果全面审视东西方历史文化的话,可以真切地认识到:语言哲学在中国.先秦时期所奠定的中华民族文化,其鲜明的特点就是以人为本,而最能够体现人的本质属性的语言,也就很自然地、最先地进入到了诸子百家的认识视野之中.他们以"名实之辩"为根基,就语言本体言意之间的匹配关系、语言对事物客体的指称效能、言语主体对于言与行的处置掌控、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共变等等,都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讨论辩,构建出了语言哲学的系统理论学说,由此延伸出的丰富多彩的理论方法更能给予人们以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