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以后我反而想念起上网课来了。”在河南一所村小教语文的邓帆笑着说道。浙江某高中历史老师彭佳也感慨，最初的一两节面授课上，她甚至有点发怵，畏惧起讲台来。
　　按理说，老师对讲台的三尺天地早该再熟悉不过。只是过去几个月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彭佳们暂别讲台，拿起了手机或电脑，体验了一把“主播”式教学。
　　1月29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提出要利用网络平台“停课不停学”，学校可使用国家网络云课堂资源安排教学，也可自行组织老师在线讲课。由此，教师这一沿袭了上千年的古老职业迎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数字化变革。
　　“疫情期间远程教学对老师来说是一次革命，大部分公立学校的老师都没有使用过在线上课系统，这次全部用了。”新东方（NYSE：EDU）创始人俞敏洪在接受一次群访时表示，“数字化能力已经成为老师必备的核心能力，不懂数字化的老师是不行的。”

“老师你家养的鸡在叫！”

　　最初，彭佳的网课只能用“鸡飞狗跳”来形容。
　　她春节期间回到饲养家禽的农村老家。“上课那会儿，学生就天天说老师你家的鸡在叫，老师把它吃了吧，它好不好吃呀，整个课堂秩序非常搞笑。”彭佳有些哭笑不得。
　　更失控的是学生的听课状态。彭佳有时喜欢随堂抽查学生，渐渐地她发现有个被点名的学生完全没有认真听讲，而是在王者峡谷里“遨游”。她索性让这位学生自己点下一位学生回答问题。这位心怀不甘的“倒霉蛋”直接点了另一位同在峡谷的朋友“有难同当”。
　　邓帆也目睹了学生类似的窘境。当她指定学生回答问题并打开他的摄像头时，发现他还在床上躺着，手机镜头直接对着他惊慌失措的脸。“他当时就说老师你等一下，我找一下我的练习册。”
　　无法实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对习惯了线下授课的老师们而言是最大的挑战。邓帆表示，边上课边观察学生几乎是所有老师的基本功。这种观察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通过学生的表情和反应来判断学生是否听懂了当前的知识点，以及安排之后的重难点讲解环节。
　　这种失控感也是王宇彬线上教学最强烈的感受。他在北京某高校担任教师，疫情期间开了数场线上讲座。讲座全程他只是对着PPT滔滔不绝，无法感知到听众的反馈。“我偶尔累了的时候，甚至可以闭着眼睛讲课。”
　　失控感还来自于网络造成的延时效应。平时王宇彬在课上讲一个笑话，可以得到学生实时的笑声反馈，但在网上往往要等个几秒钟才能看到学生打出的一连串“哈哈哈”。这几秒的延时总让他有些尴尬。
　　最窘迫的一次是在线毕业答辩会上。一位学生突然掉线，“就像一个学生突然在答辩的時候夺门而出了一样”，王宇彬形容道。在场的老师们都有些面面相觑，只得在群里询问这位学生的情况。等待他重新连线的时间不算长，但短短几分钟也让王宇彬颇为煎熬，“无法松懈下来做别的事，伸个懒腰都不方便”。
　　“在线上课太累了。”王宇彬无奈地总结道。这种疲惫并不是线下授课带来的身体上的疲惫感，长时间站立、来回通勤、写板书等等。“美国学界有个说法叫Zoom疲劳（即使用在线会议软件Zoom造成的疲劳），因为这种媒介的特征让学生的反馈都是间接的、模糊的、不可把控的，所以一个没怎么接触过互联网授课的老师会感到特别心累。”
　　但在邓帆看来，网课比线下省心多了。“眼不见心不烦。”她笑道。屏蔽了学生的小动作、交头接耳后，上课这件事反倒变得更单纯，她可以专注于讲课，不会被少数淘气的学生干扰课堂进程。
　　“当然，本着对学生负责任的态度，该管的课堂纪律还是要管的。只是网课让老师能‘偷个懒’。”邓帆补充道。
　　这些在疫情助推下初次“触网”的老师们，原本以为只是在特定时间内尝试一下网课这一新鲜事物，却不曾想到，数字化变革已悄然发生。

暑假也想上网课

　　最深刻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是任教于四川凉山州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许安。她年纪将近50岁，在线下课堂里教了半辈子的书。恰好是这场疫情的契机，许安不知不觉中打开了一扇通往网课的门。
　　许安说，她在同龄人中称得上是新兴技术爱好者。原本学校并未要求老师线上授课，只安排学生统一在国家网络云课堂上上课。但许安想给学生提供统一课程之外更个性化的教学，便在女儿的帮助下，开始在腾讯会议上摸索着开免费直播课。
　　考虑到并非所有学生都有条件上网课，她便把授课范围限定在课外知识拓展上，新课开学后再统一教授。那段日子里，许安每天都要给学生们上一个小时的语文课，从唐诗宋词到戏剧小说，从西方经典到中国文学，她在这些语文课外的网课上寄托了美好的愿景。
　　“我希望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文学的种子，以后他们可能会不记得我讲的考点，但会记得这些文学作品。”许安说。
　　学生们对许安的“另类”网课的反馈出乎她意料的好。他们甚至申请暑假继续加课，依然是每天在网课平台上学习一小时的文学素养。许安笑道：“所以我现在就慢慢搜集一些资料，准备暑假再开网课。”
　　正式开学后，彭佳倒是没再继续上网课。不过经过近两个月的摸索，她自己总结了一套上课经验，例如放慢上课节奏、增加趣味知识等。
　　“千万别在网课上放视频”，这是彭佳感触最深的一点。“线下放视频可以吸引学生注意力，即便视频内容稍微有些无聊，他们也会很全神贯注。但是在线上完全是反过来的，学生很容易走神，看别的东西去了。”
　　邓帆的经验是“互动为王”。她打算以后如果再开网课，第一节课必须是早读课，让学生全部出镜朗读，投入到学习的氛围中。在授课过程中，她会先概括本节课重点，然后把课堂交给学生，以高频次的互动确保学生集中注意力。
　　尽管疫情初期，各所学校的网课局面都有些混乱，但经过此次疫情历练的老师大多已经掌握了线上授课的方法论。“以后如果还需要上网课，我已经很习惯、很熟练了。”彭佳显得胸有成竹。

校园加速拥抱数字化

　　适应了网课的老师们只是教育领域数字化转型的冰山一角，更深刻的变革正在校园里发生。
　　王雯在福建省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担任德育教研室主任，她也感受到，数字技术与教学教研结合的速度正在加快，如今已成为了老师日常工作的辅助。
　　“我们最近尝试做了一堂线上线下结合的思政课。”王雯提起这次活动有些兴奋。此前出于教学需要，原本八个课时的思政课需要整合成两三个课时，这对老师的备课提出了较高要求。但是当地思政老师师资不足，很多乡村学校甚至不具备开课能力。王雯和团队便架起了线上直播与线下辅导的双师课堂。
　　课程由一名骨干教师在线上主讲，负责解读教材、完成师生互动;线下则由学校本身的教师负责，组织课堂秩序、辅助线上教师教学。线下课堂分别设置在当地市属小学和一所乡村小学内。
　　一堂短短数小时的直播课，架起了优秀师资、城市孩子和乡村孩子之间的桥梁。“我感触最深的是很多乡村的孩子都很激动，与市属小学的孩子一同上课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他们很感兴趣，刚刚那个回答的角度这些市属小学的同学是怎么想到的。”王雯说。
　　这种实践并非首创。早在2002年，四川省重点中学成都七中就开始通過远程直播课堂与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共享课程，让贫困地区的学子借助“一块屏幕”改变命运。
　　但疫情过后，这样的故事正在全国各个角落上演。王雯说：“以前没有想过还能用这样的形式开课，但疫情迫使我们使用了钉钉，才知道原来可以借助这些工具。”
　　除了日常教学之外，老师的教研工作也开始走向线上。王雯说，以前各校老师集体备课，都需要协调时间、统一在教室内面对面进行。但现在，他们开始以直播的方式进行教学研讨，即便个别老师时间挪不开，也可以事后回看录像。
　　“我们对钉钉的使用从来没有这么广泛过。”彭佳感叹。在她的学校，学生成绩、教学计划、培优补差名单、考勤评分等数据和资料都转移至钉钉上，“数据更加透明了，随时可以查看一切数据”。
　　据各家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钉钉目前已服务300多个地市教育局，支持了14万所学校的在线上课。腾讯教育也已与50余家各级教育部门建立联系，落地30多个省市。
　　不过，邓帆所在的农村小学却未做好接纳数字技术的准备。疫情期间他们也曾积极使用钉钉授课、打卡汇报学生情况等，但随着线下开课、疫情逐渐平稳，大多教学实践又恢复了从前的状态。
　　在邓帆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村小学绝大部分教师教龄较长，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模式，对新兴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兴致缺缺。“老师们比较普遍的态度是，如果要求用，我们就用;如果不要求了，我们就还是用原始的方式。”
　　（除王雯，受访者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