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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化运动到1980年代，“反传统”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借用林毓生比较夸张——因而也比较著名——的说法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为什么要持续地反传统？这需要追溯和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几个时代任务，因为文化的本质，决定了它总是要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任务配套服务的。
自1840年以来，中国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有三个：第一，从农耕社会升级为工业社会;第二，遏止列强扩张，维护民族独立;第三，为避免工业化过程中因贫富悬殊而导致社会分裂，采取某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这三项历史任务彼此并非孤立，而是相互约束、相辅相成的，它们都需要某种“反传统”的思想观念作为配套服务的文化措施。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是一种封建共同体文化，它与农耕社会相适应，以儒家为主体，主张在不对等关系的前提下构建并维护各种过密的人际关系，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贤、长惠幼顺等。它强调一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些关系的核心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以陈独秀说：“三纲”为“孔教之根本教义”。
与此不同，在现代资产阶级工商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形式上平等的契约式人际关系。例如在旧欧洲，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将个人从王权、教会和封建等级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个人摆脱了精神和世俗的束缚，进入一个自由交易的社会环境中。这也是早期新文化运动一度关注的课题，例如，陈独秀曾指出：“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伦理状况必须同经济状况相适应，并非巧合的是，与他这个论述，或者说，与五四启蒙运动相适应的，恰好是191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快速成长。当时经济景气的原因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减缓了列强对中国的压力，并使国际市场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增加，由于当时中国是这些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因而刺激了国内生产。
由农耕社会升级为工业社会，中国近代第一个历史任务对文化的要求，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从传统到现代”，用契约式人际关系取代依附性人际关系。文明形态的变迁要求文化形态的更新，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会经历类似的文化转型。但是，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由于传统皇权--士大夫集团在各种军事、政治、经济的较量和考验中一再败绩，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再被延宕，结果是延宕出了一个中国的“近代”。在历史分期上，与欧洲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相比，中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古”，但却醒目地多出了一个“近代”。从词语上看，西文中只有一个“modern”，再细分，也只有“early modern”，并没有与中文“近代”相对应的概念。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进入“现代”的过程是否顺利畅通。如果这个过程是曲折、纠结的，就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增加更多的历史阶段。顺带提一句，除中国外，同是东亚国家的日本，其历史分期也很有特点，在其“中世”之后，还细分出近世、近代、现代，同样反映出其从传统进入现代的复杂过程。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为启蒙运动奠定了经济基础标题
从1840年代到1910年代，中国的“近代”经历了衰落、失败、动荡的过程，古典文明随之解体，这是一条下降的路。由于传统的上层阶级不能领导本民族应对国际的生存竞争，不能有效履行国家职能，故而历史给出的选项是：由出身于中层的一小批先进分子动员底层，使底层从传统政治的消极“看客”，转变为现实政治的“主人公”，让他们共同承担国家的职能，在政治、军事、经济诸领域中，打响一场广泛的“人民战争”。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去除底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枷锁，即废止压迫性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让整个社会“大翻个儿”，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不仅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还要颠覆这个政权赖以存在的文化前提。这是一个落后国家在面对强大的文明敌手时，为完成民族独立任务而不得不采取的特殊手段。在历史上，这个过程被表述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社会革命同民族革命相结合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实质。“下降的路”在这里被翻转成了“上升的路”。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10年代，亦即五四时期，五四时期成为中国现代史的真正起点。
从民族革命到社会革命，新的阶级关系将对文化实行了彻底的改造。传统儒家主张构建和维护内部不平等的各种共同体，从家、国到天下，别尊卑，定亲疏，明贵贱，数量庞大的底层人群在其中是受压抑、被排斥的。五四启蒙运动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群体当中，颠覆了这个价值系统。随后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各阶段的现代革命则更进一步，将广大被压迫群众确立为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行动主体，所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些产生于上述过程的论断曾经家喻户晓，是革命时代的公理。20世纪的反传统浪潮也从“启蒙阶段”进入“革命阶段”，也的确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在这样的历史趋势之下，欧美式的工业化路径也被改变了。与农耕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的特点一方面是资本利润极大，少数人迅速暴富，另一方面是生活成本高涨，造成大面积贫困。因此，为避免工业化过程中由贫富悬殊而导致的社会分裂，后发国家在人均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不宜采取以资本为中心的工业化道路，而应实行某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在文化和观念领域，社会主义对劳动和平等的尊重与强调，使其迥异于传统儒家上智下愚、劳心劳力的价值观，因此必然会延续革命时代的反传统立场。到“文革”时代，作为社会主义内部政治和文化变革的探索，反传统浪潮更是走向极致。
80年代反传统的特点，是从“革命阶段”回到“启蒙阶段”，是以个人自由、个性、民主等启蒙价值来反传统、反体制。当时的思想家在传统社会主义及其单位共同体之外，在“上下级”和“同志式”关系之外，以个人为本位，构建起一种自由交易式的人际关系。当时的时代课题是突破计划经济和管制型社会，培育一个市场体制。因此，中共的十三大报告明确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这是一个持续约20年的历史时期，从19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经济社会大变迁、大重组、大“翻个儿”，大量处于体制边缘的人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上升空间和通道。十亿人民九亿商，似乎人人都有机会致富，这可以称得上一次“经济大民主”。而其思想文化的前提，是由80年代的启蒙思潮奠定的。
1992年以后，经济快速增长，逐步形成超大规模的生产制造能力，同时分配结构日益扭曲，瓦解了原有的社会共同体。在市场经济的逐利环境中，利益主体高度多元化，形成了一般工商社会所通行的契约式人际关系。另外，后冷战时代的特点是，意识形态淡出，民族国家凸显。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为了应对文明冲突和跨国资本冲击，民族主义在民间兴起，执政党也刻意突出“民族复兴”的主题。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日益失去现实作用，已经“无害化”;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又迫切需要构建自身的文化认同。由此，20世纪的反传统浪潮全面回落，现实与传统形成某种“和解”。
自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急剧变迁的时期。到新世纪之交，它完成了以下标志性的变化：第一，“三农”危机，小农经济陷于困境，必须在家庭内部以工补农，“农民工”成为城乡经济的结构性支点;第二，传统工人群体转变为雇佣身份，曾经高度稳定的“两阶级一阶层”（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同时形成新的社会架构和阶层关系;第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携中低端制造业全面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其对外开放水平到达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第四，新的社会架构和阶层关系高度复杂化，治理模式也随之发生调整，中国政府相继组建中央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维稳”体制随之形成;第五，中共重新宣示执政宗旨，“三个代表”思想得到系统表述。总之，随着国企改造和中国加入WTO，“改革”与“开放”在世纪之交同时经历了划时代的转变，中国实现了经济转型、社会转型。
在这一背景下，思想舆论界也形成全新格局：一方面，反传统浪潮已全面中止;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始终未能出现一种主流的、能够说服人和召唤人的核心话语或价值观。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思想舆论界内部各方严重对立，势同水火，迄今已近20年，左与右、激进与保守、民粹与精英、普世与特色，共识破裂的背后是利益共同体的瓦解。
“文革”期间“反传统”浪潮走向顶峰
回到近代以来的三个历史任务：第一，1970年代前期，中国已初步建成现代工业体系，除两弹一星外，在核潜艇、大飞机和载人航天技术等方面也密切追踪世界先进水平;第二，1970年代前期，通过在朝鲜、越南的反复较量，美国已承认新中国的大国地位，近代以来的“救亡”任务宣告完成;第三，同样是在1970年代前期，长期的计划经济和管制型社会，加上战备、工业化、基础建设、党内斗争和群众运动，透支了国力民力，传统社会主义面临转型。可以说，正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遭遇挫折，导致了随后对它的改造，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产生了更复杂的新问题。
中国经济总量长期保持增长，自新世纪以来，连续超越日、德、英、法等发达国家，自“文革”结束后严重受挫的民族自信心逐渐恢复。与此同时，吏治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环境恶化，这与人们在改革之初对未来的预期相去甚远。一般来说，由“片面的发展”所产生的危机就可称为“现代性危机”。因此，便需要某种手段来纠正这个“片面”。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文化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选项。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2008人击缶吟诵的场面开篇，充满了传统中国的各种符号，连篇累牍，不厌其烦。这种盛况在以前（例如80年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自新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潮，席卷思想舆论界，左右双方都在向传统寻求资源和力量，例如左翼提出“儒家社会主义”，自由派提出“儒家宪政主义”。民间的思潮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国家层面的表述。
传统文化能否纠正“片面的发展”，能否克服“现代性危机”？如上文所述，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儒家为主体的封建性共同体文化，它在不对等的责任与权利关系的前提下，构建并维护过密的人际关系。今天的问题在于，不论是计划体制内的国营单位，还是作为熟人社会的传统村庄，各种类型的共同体都已经或正在瓦解，农村社区空心化的现象就是例证，据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数据，目前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总数达1.5亿，这意味着四、五亿人口已不能维系基本的人伦关系。与此同时，在城乡社会，个人越来越原子化，由于劳动力普遍成为商品，个人之间早已结成自由交易的、契约化的人际关系，并在一般社会关系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文化状况必须适应社会状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天，不论我们怎样评价传统文化，它在当下发生现实作用的社会前提和土壤都已经不复存在。
作为一种不对等的过密人际关系，传统文化已经被启蒙思潮所取代，而启蒙思潮所强调的个人自由和价值，无非是工商社会所要求的契约式人际关系在观念上的体现。社会经济的变迁总是文化变迁的基础，工商社会成百上千倍增长的财富总量，决定了个人空间的相应扩张，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即使这个工商社会由于“片面的发展”而陷入困境或危机，其“症结”也在经济政治层面，不是传统文化的“药”所能医治和疗救的。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制度永远是基本面。当前社会的问题，还是如本文一开始所说的，是工业化过程中因贫富悬殊而导致社会分裂的问题。 这个问题，由于上下两个结构之间的矛盾，而显得更为严峻。这两个结构就是：一方面，新世纪以来，财富资源趋于垄断，阶层关系日益固化，上升通道明显收窄;另一方面，基础教育和移动互联网大面积普及，这导致信息和知识的大范围迅速流动。这种意识状态、思想状态、内心状态，与这个社会趋于垄断的财富和权力状况越来越不匹配，一面是财富和权力的金字塔结构，另一面是信息和知识的扁平化结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两种彼此矛盾的结构，当然也会刺激社会中下层的某种活力，但是更造成了普遍的躁动和危险的失衡。
9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回潮
在文化层面做工作，包括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和弘扬，所能取得的效果，将十分有限。其实，搁置垄断化的利益结构，仅在文化层面进行调整，说到底是一种“宗教的路径”：既然改变不了现实世界（政治经济），那么便改变内心对现实世界的看待方式（文化观念）。所以，还是要正视真正的问题，使利益结构同样扁平化，使改革发展成果为全社会所共享。这其实也是恢复传统社会主义的遗产，即革命的遗产。
20世纪革命攘外安内，完成了多项历史性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也进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尝试和探索。那么，中国革命与中华文明是什么关系？在古典中国的思想和实践中当然可以找到某些“现代革命”的前史，实际上，任何古老文明都包含有对大同世界的某种想象，但这并不意味现代革命是古代文明的延续。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是以有道伐无道，在旧王朝朽坏的末期，革除其“天命”，重建原先的公序良俗。这个古典意义上的“革命”，与西文“revolution”的原意十分吻合。“revolution”最初的含义是“一个星体回到原来的出发点”。法国大革命史专家阿·索布尔据此指出，革命可以被理解为返回“被阻断的原始秩序”，这个原始秩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指神授的秩序，或者指自然法。
但现代革命并不是回到原点，不是打碎--重建，不是新一轮历史循环的开端。它是创造“新社会”，这是“革命”与历史上一切“造反”的根本区别。革命是颠覆旧的秩序，在新的物质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构建和维护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制度和文化甚至于一个新世界。革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人类近三百年来的创造，是现代性的体现。什么是现代性？在现代社会，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维度当中，“未来”陡然具有了绝对优先的价值和意义。人们热烈地——同时又是理性地——规划“未来”，普遍信奉进步、发展、解放、变革、革命等进化主义的观念。经验不断被刷新，现状不断被超越。这是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世界史上新一轮扩张期的产物，其背后支撑性、决定性的因素则是持续的技术进步和扩大再生产。这就是“现代性”（modernity）的本质。
古典文明以简单再生产为基础，现代性的以上特征是它所不具备的。实际上，古典文明在清末民初就已经瓦解，中华历史经历了一次断裂，楚骚汉赋、唐诗宋词成为我们的乡愁。什么是“乡愁”？故乡是我们曾经的“母体”——家、祖屋、村庄乃至山水田园，“乡愁”是我们脱离这个原始共同体之后的创伤性记忆。真正健康的人格是继续向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去创建新的更高级的共同体，而不是一味地向“传统”去寻求慰藉。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欧盟的衰落有目共睹，中国与西方的力量对比正在趋于平衡。具备这样的制造业能力，面对目前的国内矛盾，当务之急是使改革发展成果为全社会所共享，重建当前社会的“利益共同体”，并在这个基础之上重建“文化共同体”——有利益的共享，才有价值的认同。也只有重建新的共同体，传统文化，或者说，经过启蒙价值观洗礼的传统文化，才能推陈出新。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
自1840年以来，中国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有三个：第一，从农耕社会升级为工业社会;第二，遏止列强扩张，维护民族独立;第三，为避免工业化过程中因贫富悬殊而导致社会分裂，采取某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这三项历史任务彼此并非孤立，而是相互约束、相辅相成的，它们都需要某种“反传统”的思想观念作为配套服务的文化措施。
近代中国的“启蒙”与“革命”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是一种封建共同体文化，它与农耕社会相适应，以儒家为主体，主张在不对等关系的前提下构建并维护各种过密的人际关系，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贤、长惠幼顺等。它强调一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些关系的核心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以陈独秀说：“三纲”为“孔教之根本教义”。
与此不同，在现代资产阶级工商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形式上平等的契约式人际关系。例如在旧欧洲，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将个人从王权、教会和封建等级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个人摆脱了精神和世俗的束缚，进入一个自由交易的社会环境中。这也是早期新文化运动一度关注的课题，例如，陈独秀曾指出：“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伦理状况必须同经济状况相适应，并非巧合的是，与他这个论述，或者说，与五四启蒙运动相适应的，恰好是191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快速成长。当时经济景气的原因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减缓了列强对中国的压力，并使国际市场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增加，由于当时中国是这些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因而刺激了国内生产。
由农耕社会升级为工业社会，中国近代第一个历史任务对文化的要求，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从传统到现代”，用契约式人际关系取代依附性人际关系。文明形态的变迁要求文化形态的更新，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会经历类似的文化转型。但是，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由于传统皇权--士大夫集团在各种军事、政治、经济的较量和考验中一再败绩，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再被延宕，结果是延宕出了一个中国的“近代”。在历史分期上，与欧洲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相比，中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古”，但却醒目地多出了一个“近代”。从词语上看，西文中只有一个“modern”，再细分，也只有“early modern”，并没有与中文“近代”相对应的概念。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进入“现代”的过程是否顺利畅通。如果这个过程是曲折、纠结的，就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增加更多的历史阶段。顺带提一句，除中国外，同是东亚国家的日本，其历史分期也很有特点，在其“中世”之后，还细分出近世、近代、现代，同样反映出其从传统进入现代的复杂过程。
从1840年代到1910年代，中国的“近代”经历了衰落、失败、动荡的过程，古典文明随之解体，这是一条下降的路。由于传统的上层阶级不能领导本民族应对国际的生存竞争，不能有效履行国家职能，故而历史给出的选项是：由出身于中层的一小批先进分子动员底层，使底层从传统政治的消极“看客”，转变为现实政治的“主人公”，让他们共同承担国家的职能，在政治、军事、经济诸领域中，打响一场广泛的“人民战争”。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去除底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枷锁，即废止压迫性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让整个社会“大翻个儿”，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不仅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还要颠覆这个政权赖以存在的文化前提。这是一个落后国家在面对强大的文明敌手时，为完成民族独立任务而不得不采取的特殊手段。在历史上，这个过程被表述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社会革命同民族革命相结合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实质。“下降的路”在这里被翻转成了“上升的路”。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10年代，亦即五四时期，五四时期成为中国现代史的真正起点。
从民族革命到社会革命，新的阶级关系将对文化实行了彻底的改造。传统儒家主张构建和维护内部不平等的各种共同体，从家、国到天下，别尊卑，定亲疏，明贵贱，数量庞大的底层人群在其中是受压抑、被排斥的。五四启蒙运动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群体当中，颠覆了这个价值系统。随后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各阶段的现代革命则更进一步，将广大被压迫群众确立为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行动主体，所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些产生于上述过程的论断曾经家喻户晓，是革命时代的公理。20世纪的反传统浪潮也从“启蒙阶段”进入“革命阶段”，也的确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在这样的历史趋势之下，欧美式的工业化路径也被改变了。与农耕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的特点一方面是资本利润极大，少数人迅速暴富，另一方面是生活成本高涨，造成大面积贫困。因此，为避免工业化过程中由贫富悬殊而导致的社会分裂，后发国家在人均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不宜采取以资本为中心的工业化道路，而应实行某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在文化和观念领域，社会主义对劳动和平等的尊重与强调，使其迥异于传统儒家上智下愚、劳心劳力的价值观，因此必然会延续革命时代的反传统立场。到“文革”时代，作为社会主义内部政治和文化变革的探索，反传统浪潮更是走向极致。
“传统”的回潮
80年代反传统的特点，是从“革命阶段”回到“启蒙阶段”，是以个人自由、个性、民主等启蒙价值来反传统、反体制。当时的思想家在传统社会主义及其单位共同体之外，在“上下级”和“同志式”关系之外，以个人为本位，构建起一种自由交易式的人际关系。当时的时代课题是突破计划经济和管制型社会，培育一个市场体制。因此，中共的十三大报告明确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这是一个持续约20年的历史时期，从19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经济社会大变迁、大重组、大“翻个儿”，大量处于体制边缘的人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上升空间和通道。十亿人民九亿商，似乎人人都有机会致富，这可以称得上一次“经济大民主”。而其思想文化的前提，是由80年代的启蒙思潮奠定的。
1992年以后，经济快速增长，逐步形成超大规模的生产制造能力，同时分配结构日益扭曲，瓦解了原有的社会共同体。在市场经济的逐利环境中，利益主体高度多元化，形成了一般工商社会所通行的契约式人际关系。另外，后冷战时代的特点是，意识形态淡出，民族国家凸显。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为了应对文明冲突和跨国资本冲击，民族主义在民间兴起，执政党也刻意突出“民族复兴”的主题。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日益失去现实作用，已经“无害化”;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又迫切需要构建自身的文化认同。由此，20世纪的反传统浪潮全面回落，现实与传统形成某种“和解”。
自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急剧变迁的时期。到新世纪之交，它完成了以下标志性的变化：第一，“三农”危机，小农经济陷于困境，必须在家庭内部以工补农，“农民工”成为城乡经济的结构性支点;第二，传统工人群体转变为雇佣身份，曾经高度稳定的“两阶级一阶层”（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同时形成新的社会架构和阶层关系;第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携中低端制造业全面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其对外开放水平到达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第四，新的社会架构和阶层关系高度复杂化，治理模式也随之发生调整，中国政府相继组建中央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维稳”体制随之形成;第五，中共重新宣示执政宗旨，“三个代表”思想得到系统表述。总之，随着国企改造和中国加入WTO，“改革”与“开放”在世纪之交同时经历了划时代的转变，中国实现了经济转型、社会转型。
在这一背景下，思想舆论界也形成全新格局：一方面，反传统浪潮已全面中止;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始终未能出现一种主流的、能够说服人和召唤人的核心话语或价值观。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思想舆论界内部各方严重对立，势同水火，迄今已近20年，左与右、激进与保守、民粹与精英、普世与特色，共识破裂的背后是利益共同体的瓦解。
回到近代以来的三个历史任务：第一，1970年代前期，中国已初步建成现代工业体系，除两弹一星外，在核潜艇、大飞机和载人航天技术等方面也密切追踪世界先进水平;第二，1970年代前期，通过在朝鲜、越南的反复较量，美国已承认新中国的大国地位，近代以来的“救亡”任务宣告完成;第三，同样是在1970年代前期，长期的计划经济和管制型社会，加上战备、工业化、基础建设、党内斗争和群众运动，透支了国力民力，传统社会主义面临转型。可以说，正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遭遇挫折，导致了随后对它的改造，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产生了更复杂的新问题。
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经济总量长期保持增长，自新世纪以来，连续超越日、德、英、法等发达国家，自“文革”结束后严重受挫的民族自信心逐渐恢复。与此同时，吏治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环境恶化，这与人们在改革之初对未来的预期相去甚远。一般来说，由“片面的发展”所产生的危机就可称为“现代性危机”。因此，便需要某种手段来纠正这个“片面”。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文化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选项。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2008人击缶吟诵的场面开篇，充满了传统中国的各种符号，连篇累牍，不厌其烦。这种盛况在以前（例如80年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自新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潮，席卷思想舆论界，左右双方都在向传统寻求资源和力量，例如左翼提出“儒家社会主义”，自由派提出“儒家宪政主义”。民间的思潮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国家层面的表述。
传统文化能否纠正“片面的发展”，能否克服“现代性危机”？如上文所述，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儒家为主体的封建性共同体文化，它在不对等的责任与权利关系的前提下，构建并维护过密的人际关系。今天的问题在于，不论是计划体制内的国营单位，还是作为熟人社会的传统村庄，各种类型的共同体都已经或正在瓦解，农村社区空心化的现象就是例证，据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数据，目前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总数达1.5亿，这意味着四、五亿人口已不能维系基本的人伦关系。与此同时，在城乡社会，个人越来越原子化，由于劳动力普遍成为商品，个人之间早已结成自由交易的、契约化的人际关系，并在一般社会关系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文化状况必须适应社会状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天，不论我们怎样评价传统文化，它在当下发生现实作用的社会前提和土壤都已经不复存在。
作为一种不对等的过密人际关系，传统文化已经被启蒙思潮所取代，而启蒙思潮所强调的个人自由和价值，无非是工商社会所要求的契约式人际关系在观念上的体现。社会经济的变迁总是文化变迁的基础，工商社会成百上千倍增长的财富总量，决定了个人空间的相应扩张，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即使这个工商社会由于“片面的发展”而陷入困境或危机，其“症结”也在经济政治层面，不是传统文化的“药”所能医治和疗救的。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制度永远是基本面。当前社会的问题，还是如本文一开始所说的，是工业化过程中因贫富悬殊而导致社会分裂的问题。 这个问题，由于上下两个结构之间的矛盾，而显得更为严峻。这两个结构就是：一方面，新世纪以来，财富资源趋于垄断，阶层关系日益固化，上升通道明显收窄;另一方面，基础教育和移动互联网大面积普及，这导致信息和知识的大范围迅速流动。这种意识状态、思想状态、内心状态，与这个社会趋于垄断的财富和权力状况越来越不匹配，一面是财富和权力的金字塔结构，另一面是信息和知识的扁平化结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两种彼此矛盾的结构，当然也会刺激社会中下层的某种活力，但是更造成了普遍的躁动和危险的失衡。
在文化层面做工作，包括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和弘扬，所能取得的效果，将十分有限。其实，搁置垄断化的利益结构，仅在文化层面进行调整，说到底是一种“宗教的路径”：既然改变不了现实世界（政治经济），那么便改变内心对现实世界的看待方式（文化观念）。所以，还是要正视真正的问题，使利益结构同样扁平化，使改革发展成果为全社会所共享。这其实也是恢复传统社会主义的遗产，即革命的遗产。
结 论
20世纪革命攘外安内，完成了多项历史性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也进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尝试和探索。那么，中国革命与中华文明是什么关系？在古典中国的思想和实践中当然可以找到某些“现代革命”的前史，实际上，任何古老文明都包含有对大同世界的某种想象，但这并不意味现代革命是古代文明的延续。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是以有道伐无道，在旧王朝朽坏的末期，革除其“天命”，重建原先的公序良俗。这个古典意义上的“革命”，与西文“revolution”的原意十分吻合。“revolution”最初的含义是“一个星体回到原来的出发点”。法国大革命史专家阿·索布尔据此指出，革命可以被理解为返回“被阻断的原始秩序”，这个原始秩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指神授的秩序，或者指自然法。
但现代革命并不是回到原点，不是打碎--重建，不是新一轮历史循环的开端。它是创造“新社会”，这是“革命”与历史上一切“造反”的根本区别。革命是颠覆旧的秩序，在新的物质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构建和维护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制度和文化甚至于一个新世界。革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人类近三百年来的创造，是现代性的体现。什么是现代性？在现代社会，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维度当中，“未来”陡然具有了绝对优先的价值和意义。人们热烈地——同时又是理性地——规划“未来”，普遍信奉进步、发展、解放、变革、革命等进化主义的观念。经验不断被刷新，现状不断被超越。这是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世界史上新一轮扩张期的产物，其背后支撑性、决定性的因素则是持续的技术进步和扩大再生产。这就是“现代性”（modernity）的本质。
古典文明以简单再生产为基础，现代性的以上特征是它所不具备的。实际上，古典文明在清末民初就已经瓦解，中华历史经历了一次断裂，楚骚汉赋、唐诗宋词成为我们的乡愁。什么是“乡愁”？故乡是我们曾经的“母体”——家、祖屋、村庄乃至山水田园，“乡愁”是我们脱离这个原始共同体之后的创伤性记忆。真正健康的人格是继续向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去创建新的更高级的共同体，而不是一味地向“传统”去寻求慰藉。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欧盟的衰落有目共睹，中国与西方的力量对比正在趋于平衡。具备这样的制造业能力，面对目前的国内矛盾，当务之急是使改革发展成果为全社会所共享，重建当前社会的“利益共同体”，并在这个基础之上重建“文化共同体”——有利益的共享，才有价值的认同。也只有重建新的共同体，传统文化，或者说，经过启蒙价值观洗礼的传统文化，才能推陈出新。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