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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奶奶去世后，家里冷清了许多。
老婆家老婆家，没有了老婆哪来的家。两个没有成家的叔叔，一个精神不好，一个年龄尚小，还有一大堆的家务活儿，都落在爷爷的身上。可是爷爷要去修鞋啊，要不怎么养活两个孩子啊。时不时地，母亲会带着我和弟弟去爷爷家，帮着洗洗涮涮，缝缝补补……
爷爷在关屯，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可以用名人来定义的。他有一样手艺，让我记忆深刻，就是掇弄草垛。我见过爷爷家的草垛，那绝对是一座房子的模样，一个标准的长方体，三角形的垛顶，上面苫着稻草，整个草垛让爷爷掇弄得犹如刀切般的整齐，令很多人羡慕不已;还有一样手艺，爷爷的厨艺当时在十里八村那也是响当当的，且不说村邻们家的红白喜事儿都去请爷爷给掌勺，单说爷爷赶集做馅饼这一生意，至今还被关屯的一些老年人所津津樂道，说爷爷的猪肉馅饼做的，那叫一个色香俱全，是美味儿……
但不幸的是，有一次因为上大庙山上砍柴，爷爷不慎摔伤了右脚踝，因此落下了跛腿。我有记忆的时候爷爷就是拄着一支丁字形拐棍，腿一瘸一拐的。但就是这样，爷爷也没闲着，他跟人学了一门修鞋的手艺，开始的时候用锥子，后来改用手摇的修鞋机，这样也将一家老小的生计维持得像模像样……
奶奶去世的时候，爷爷54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更是因为爷爷在过日子上的名气，当时给爷爷提亲的人也特别多。但是女方知道爷爷有两个未成家的儿子时，一个个都打了退堂鼓。
对于个人的婚事，爷爷也没考虑太多，因为他很清楚家里的自然条件，便依然每天骑着那辆老式的日本自行车，驮着修鞋的机器，往来蹲点在商店门前或部队的营房，给人修鞋。
一天邻近中午，爷爷在黄金口商店门口修鞋摊上，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从家里带的盒饭。恰好二姥娘到商店买食盐，看见吃饭的爷爷，就叫了一声姐夫，两个人就热热乎乎地聊了起来。
二姥爷去世得早，二姥娘也是守寡之人。但是为了四个没成家的孩子，也是独撑着家业好多年。在跟爷爷结婚的时候，大舅和大姨已经成家，剩下一个老舅和老姨跟二姥娘一起生活。
爷爷跟二姥娘真正好上的时候，是在二姥娘家杀猪的那一天，二姥娘请爷爷给杀的猪，然后爷爷喝醉了，二姥娘就留爷爷在家里住下了……近几年大舅每年春节来看望母亲，微醺之后，就喋喋不休地把爷爷和二姥娘的事儿翻弄出来，且语气里明显透着不满和不屑。
本来爷爷和二姥娘当时都是丧偶之人，再婚再嫁，无可厚非。也许坏就坏在他们俩是姐夫和小舅子媳妇之间的关系上。小时候隐约从两边亲属那里听来的都是说爷爷跟二姥娘如何如何不要脸，在窝里闹事儿之类的，更为关键的是，当关屯人知道这一切的时候，竟然当成讽刺我们家的笑料，弄得母亲等一干亲戚很是没有面子，像做了什么丢人的事情似的，见了人都抬不起头来……
我曾经求证过母亲，就是长辈们为啥这么反对爷爷和二姥娘的婚事，难道奶奶在世的时候，爷爷就跟二姥娘有婚外情？母亲很严肃地回答我：这可别瞎说，没有的事儿，这个我敢保证！你爷爷整天就是忙着怎么挣钱，你二姥娘一窝孩子，家里的活儿都干不完，哪有心思扯这个事儿啊，再说了，尽管是亲戚，他们一年也见不上几次，要是他们真有事儿，那就不止一声两声了，我们肯定会知道的。
当二姥娘决定要嫁给爷爷时，已经结婚的大舅和大姨劝了好久也不见效果。最后他俩找到母亲，让母亲去劝。母亲时任大队妇女主任，在两边亲属圈里也颇有威望，无论大事小情，大家都愿意让母亲出主意想办法。但是，这一次，母亲坐在二姥娘炕头上劝了半宿，什么大道理小情理，什么儿女脸面之类的，好话说了几箩筐，利害关系摆了一层又一层，可是铁了心的二姥娘无动于衷，根本就没给母亲面子，母亲很是生气，发誓从此不再掺和此事。
二
那是个秋天，二姥娘是带着两个未成家的孩子从大赫屯嫁到关屯的。结婚那天，挺冷清的。除了爷爷的爷仨和二姥娘的娘仨，加上我和弟弟，就没有别人了。当然了，我和弟弟纯粹是听了母亲对父亲说三道四后，怀着好奇心，更是奔着一顿好吃的，就偷偷跑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爷爷那天很开心，在锅里炒菜，一边炒一边哼着什么小调，二姥娘也挺高兴，一边烧火，一边跟爷爷说着笑话。至于他们各自两个孩子是什么表情，我就记不清了。
开饭了，爷爷和二姥娘首先是向毛主席像敬礼，我和弟弟也跟着一起敬。他们喝的都是白酒，给我们喝的是香蕉汽水，鱼和肉还有鸡蛋，大米干饭。反正，那是我小时候吃得最好的一顿饭，我和弟弟就那么闷着头吃呀吃呀，最后撑得实在不行了，才放下筷子。但是那瓶汽水没忘喝，咕咚咕咚地，几口就下去了。
这时，再看看爷爷和二姥娘，两个人面上含笑，两个小碗，一会儿碰一下喝一口，并不怎么吃菜，就是那么脸对脸瞅着，笑着，然后再碰碗再喝酒。看着他们喝，我就在想，酒那么好喝吗？比汽水好喝？后来还真有一次趁着父母不在家的时候，跟弟弟偷着喝父亲的白酒，没想到那么辣，于是就兑上凉水喝，不曾想喝完了，我们俩吐得一塌糊涂，昏睡了一下午，自然，晚上挨了一顿揍……
估计是酒精的作用加上开心的兴奋劲，喝着喝着，爷爷和二姥娘两个人竟然从炕上下来穿上鞋，嘴里口齿不清地唱着那首《大海航行靠舵手》，脚步踉跄地跳起了“忠字舞”，你还别说，二姥娘尽管五十刚出头，还显得挺苗条的呢，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有几个不苗条的呢。
我和弟弟看着两位老人又是唱又是跳的，也觉得有趣儿，就拍手喝彩。正在这时，外面传来喊声，还是弟弟耳朵尖，拉了我一把说，哥，妈喊我们了，快走！
出了屋门一看，母亲果然站在大门外了，一脸的怒气。坏了，一顿打是免不了了。于是，我和弟弟紧溜溜地跟在母亲后面，一路上，大气不敢喘，低着头，惴惴不安地回到了家。来到里屋，我和弟弟很自觉地站立，低着头，心里合计母亲的烧火棍啥时能落下来。
烧火棍倒是没有落下来，但是一顿斥责还是免不了的。母亲的语气透着威胁，说是如果再去山上（爷爷的老屋），就敲断我们的腿。 可是，孩子总是记吃不记打呀。再说了，自从有了二姥娘之后，爷爷家的饭菜显然像模像样了，爷爷修鞋也不少挣钱，那家里伙食，香滋辣味的，老诱人了。时不时就会见到二姥娘拎着个篮子到商店买点这个和那个的，经过我们家的时候，也不忘进去站站脚，听母亲称呼她为老婶、听父亲称呼她老舅妈，总感觉怪怪的。反正我和弟弟就是称呼她二姥娘，改不过来。父亲母亲见到二姥娘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让二姥娘很是尴尬，于是就跟我和弟弟俩说话：大宝二宝你们俩有空就去山上，二姥娘给你们做好吃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母亲狠狠地瞅了我们哥俩一眼，那目光有点凶。
那时候，父亲和母亲都很忙，一个是生产队的会计，一个是大队的妇女主任，尤其是母亲，经常外出开会啥的，这给我和弟弟都创造了去爷爷家里蹭吃蹭喝的空间。
有一次母亲参加县里的妇女干部培训班，一周的时间，我和弟弟高兴坏了。那些天，每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估计二姥娘正在做晚饭，我们俩就一溜烟地跑到山上。知道二姥娘每天晚上都要做几个像样的菜，因为爷爷外出累了一天，晚上都要喝两口，说是解解乏，也舒筋活血。这都成了一种惯例了。
每次去爷爷家，总会看见二姥娘在锅上锅下忙个不停，一会儿用锅铲翻弄锅里的菜，一会儿用烧火棍搁搂锅底下面的火，烟熏火燎中，那张白皙的脸都红扑扑的。
每每这时，我和弟弟一个帮着烧火，一个帮着抱回柴草，二姥娘直夸我们俩是勤快的孩子。其实，我们心里怎么想的她也许不知道，我们也无非去混点好吃好喝的而已。吃鱼肉米饭、喝汽水……偶尔还能吃上点儿糕点水果之类的。那叫一个美啊！每次我们俩吃完饭，二姥娘还给我们兜里塞点饼干和蛋糕之类的，爷爷阻拦也没用，两边的叔叔舅舅姨姨的白眼也没用……
在饭桌上，我发现爷爷和二姥娘经常那么笑眯眯地对视着，互相夹菜倒酒，开心地吃着喝着……晚饭后，二姥娘一定会端来一盆温热的水，帮着爷爷脱袜子，把脚按在水里搓洗着。然后又是笑眯眯地对视一番，彼此都显示出很亲密的样子。
日子一天天平淡着过去，我们照例时不时偷摸地去爷爷家混吃的，也感觉到爷爷跟二姥娘的感情一往如初，二姥娘称呼爷爷“老鬼”，爷爷乐呵呵答应着。其实爷爷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甚至是阴沉沉的脸色，加之肤色比较黑。而现在不同了，每天，笑意都在他那黑黝黝的脸上挂着，似乎闪着油亮的光……
三
大概过了两三年的光景，在部队当兵的三叔回到关屯结婚，是爷爷和二姥娘张罗操办的。当然父亲母亲也没少跟着张罗。婚礼的当天，关屯去了不少邻居赶礼，我和弟弟还有两个姐姐“当仁不让”地要去吃喝一番。但是，在这其中，我和弟弟发现二姥娘躲在耳房偷偷哭泣。这不是大喜的日子吗？怎么还哭了呢？原来姑姑非把二姥娘从大赫屯带过来的一口梨木柜子给三叔做了家具，让二姥娘很伤心。我和弟弟赶紧去劝阻，没劝了，没办法，只好找到两个姐姐去劝，也不知她俩使了什么法子，反正二姥娘是红着眼睛回到了堂屋，但是我看见三叔还有老姑瞅了瞅二姥娘哭过的样子，竟然是一脸的鄙视。
时隔一年后的秋天，二姥娘带着她的两个孩子从关屯又搬回了大赫屯，随后爷爷也搬过去了。但是没有带着两个叔叔。之后是最小的叔叔被盘锦的大表姨领走了，在一个农场安排了工作。另一个精神不大好的叔叔一个人过，最后在大队领导安排下进了敬老院。
我和弟弟纳闷了，这不好好的吗？怎么说搬走就搬走了呢？我们俩之所以关心这些，主要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能蹭到好吃好喝的地方。问过母亲，不但没有得到答案而且还遭到了一番斥责。不过隐约听父亲母亲关于爷爷和二姥娘搬到大赫屯的对话中，提到什么三叔老姑还有大舅大姨的什么原因。
二姥娘家的大姨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母亲没有时间去看“欢喜”，就打发我跟弟弟去大赫屯送一只公鸡给大姨。大姨没留住我们吃中午饭，因为我和弟弟坚持要去看看爷爷和二姥娘。他们两家相隔了一条街，不远，一会儿就到了。
那是春天，二姥娘和爷爷正在侍弄院子，准备栽土豆。看见我们俩，二姥娘跟往常一样，大宝二宝地叫着我们俩，说中午给我们做好吃的。爷爷没说话，一瘸一拐地忙着用锄头趟地垄，一脸的笑意。
午饭的时候，二姥娘不断地给我和弟弟夹鸡蛋，爷爷也说让我俩多吃点儿。说心里话，小时候也就在爷爷家会得到“优待”，奶奶在的时候也是这样。中午，二姥娘笑着问爷爷：两个孙子来看我们了，你不喝两口？爷爷摆摆手：不喝了，下午还要干活儿。看着爷爷和二姥娘还是那样笑眯眯地对视，我和弟弟便开心地狼吞虎咽起来……
临走的时候，二姥娘照例给我俩的衣兜里揣一把饼干，并叮嘱我们要常来。其实我们家离二姥娘家也挺远的，一个村子跟另一个村子的距离。再说，没有母亲的允许，我们俩是绝对不敢随便走出那么远的。
爷爷锁骨摔断那年，也是爷爷和二姥娘的婚姻结束的年份。
爷爷是在修鞋回家的路上，骑着自行车不小心摔断锁骨的。二姥娘一直精心伺候着，母亲曾带着我和弟弟去探望过爷爷。爷爷是个很要强的人，受了这么严重的伤，躺在炕上，不能去修鞋挣钱，还要人专门伺候着，一脸的无奈和歉意。母亲劝慰他不要着急，养好了再去修鞋。二姥娘也一直笑眯眯地劝：没事儿，养好了就好了……
但是，就在爷爷的伤快要痊愈的时候，他却从大赫屯又搬了回来，这次却是孑然一身。
爷爷是被二姥娘的两个未成家的儿女给撵出来的。原因就是爷爷当时不能修鞋了，而且还要人伺候。为这事儿父亲和母亲去了好几趟大赫屯跟他们商量，二姥娘每天哭天抹泪的，想去关屯伺候爷爷，但是遭到姨姨和舅舅的强烈反对，甚至是以死相威胁。
即使母亲这位在我们看来的“谈判高手”，也未能说服人家，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听母亲愤愤地对父亲发牢骚：活该，当初谁的话也不听，现在好了，人家都不管了，还得咱们跟着遭罪，何苦呢。
這样，母亲一边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出开会，还要提前给爷爷做好饭菜。我们姐弟四个也是轮番去照顾爷爷…… 这期间，二姥娘时常会偷偷摸摸地来关屯给爷爷做点可口的饭菜，我们偶遇过几次，她的眼睛总是红红的，那眼神相当无助和凄然。
后来才从老妈那里了解到当年的实情：二姥娘当初从关屯搬回大赫屯，主要的“功劳”来自于这边出嫁的姑姑和那边已经成家的大姨。她俩在各自的弟弟或妹妹间“穿针引线”上下足了功夫，于是那边的舅舅和姨姨不是挑爷爷的毛病，就是找这边两个叔叔的茬，同样，这边的两个叔叔也不是省油的灯，接连不断地折腾……
爷爷的伤痊愈后，在双方儿女的直接干预下，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远在长春当兵的三叔还给已经出嫁的老姑和父亲分别写了一封信，叮嘱他们一定要促成好这件事儿。拿到离婚证的二姥娘，竟然抱着爷爷一顿痛哭，双方几个儿女先是一脸羞愧进而被气愤所取代，而后便是活生生地将他俩扯开了……
两个老人离婚后，爷爷继续蹲守部队营房前修鞋，二姥娘也继续单人操持家业，直至两个姨姨和舅舅都陆续成家立业了。才算清闲下来。
人清闲了，这感情却无法闲下来。二姥娘总是找各种借口去商店买东西，偷偷摸摸地与爷爷见面，有一次被老舅跟踪，但是并没揭穿，只是让大舅好好劝劝二姥娘，也四处给二姥娘物色新的老伴儿。后来大舅去找母亲，让她好好劝一下她老婶，他是没法子，根本说不通，一听几个孩子要给她介绍新老伴儿，就一个劲儿地哭，也不吃饭……
母亲断然拒绝了大舅，她说不会参与，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打那以后，爷爷没有再娶，二姥娘也没有再嫁。我们从老家搬离后，只有在春节期间，给爷爷拜年的时候，回趟老家关屯。爷爷就那么孤零零地，与一架手摇修鞋机为伴，见到我们话语很少，更多的是沉默……
四
1991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单位忙活参加一次全国性会议的论文写作，管收发的老师喊我接电话。电话是三叔打来的，告诉我爷爷在去修鞋回家的路上摔倒了，大腿骨折，正在县医院住院，让我们家出一个人去医院护理。当时父亲刚去齐齐哈尔出差，根本回不来。我立即放下手里的活兒，跟单位请了几天假，去了县医院。
爷爷躺在病床上，原来瘸的那条腿被纱布带吊在半空中。看见我进去，瘦削的脸勉强现出一丝笑：我这下子彻底完了。说完，又无奈地摇了摇头，一脸的凄凉。我不忍多看一眼爷爷的表情，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身边没有一个相伴的人，每天还要为生计忙碌，最终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接屎接尿，端水拿药。在医院的那几日，我小心地侍候着爷爷。但是爷爷的饭量显然减了不少，眼窝凹陷，眼神黯然。看到此，我心里难过，也着急，这样下去他会撑不住的。也许是急中生智，或者说是有病乱投医。我贴着他的耳朵说了一句“听说俺二姥娘要来看你了。”，不曾想爷爷听完这句话，微闭的眼睛突然睁开，那眼神像剔除了所有的浑浊变得清晰而明亮。神情有些兴奋，问了我一句“真的吗？什么时候？”那话语里有明显的期待。
唉，这个谎撒的啊！我哪儿知道啊。爷爷的探询，让我有些止不住泪水的感觉：爷你等一会儿，我去趟厕所，回来再告诉你。随即我转身离开病房，跑到卫生间痛快地哭了一场，然后洗洗眼睛，定了定神，点着一支烟，琢磨着怎么回复爷爷。
回到病房后，发现爷爷看我的眼神，依然是期待。“听我妈说，等插完秧，她会和俺二姥娘一起过来看你。”说这话时，我心里很虚，语气很软。如果母亲知道我说了这样的谎话，不知道会遭遇她怎样的一番斥责。
听完我的答复，爷爷的精气神上来了，饭也吃的多了，有时候嘴里还轻哼着小调。看着爷爷精神好转，我是既开心又内疚，可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啊。在我要离开医院的前一天晚上，爷爷悄悄告诉我，说他在老房子的西屋靠近窗的角落，埋藏着一包钱，有八百元。让我回趟老家给取出来，他要给二姥娘买件衣服和好吃的，剩余的钱留着交医疗费。我承诺了下来，但是心里不是滋味。要知道，爷爷从住院一直到最后的死亡丧葬费，都是他自己平时积攒下来的钱。
当我把钱取出来后交到在民政局工作的三叔手里时，三叔一脸的疑惑。我也没跟他解释细节，只是说这是爷爷的钱让他转交。
我又继续忙自己的论文去了，至于爷爷啥时候出院我也不清楚。反正我感觉爷爷的精神好了许多也正常吃饭了，至于那个谎言，暂且搁置，尽管有些残忍，不过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爷爷出院回来，是那个在敬老院里精神有些不正常的四叔伺候的。我和母亲去探视的时候，爷爷消瘦了许多，但是精神尚好。趁着母亲在外屋做饭的时候，爷爷悄悄问我二姥娘到底啥时过来看他。我支支吾吾地回复他别着急，快了。但是这次，爷爷的眼神没有上次那么亮了，些许的怅然挂在黑瘦的脸上。
回到家里后，我试探着询问母亲，是不是应该告诉二姥娘一下爷爷现在的情况啊？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了句想想再说吧。
之后，母亲还真的坐车去了已经搬到东尖山村的二姥娘家，告诉了她爷爷的情况。二姥娘听后顿时泪流满面，央求跟她一起生活的老舅开手扶拖拉机去关屯看看爷爷，但是遭到老舅以拖拉机坏了要修理等理由的拒绝。母亲见状，也只有叹气的份儿。最后二姥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托母亲捎话给爷爷，说是让爷爷好好养着，她抽空去看看他。二姥娘这是无奈之举，只好画了“一张饼”给病危的爷爷。
五
接到爷爷去世的消息时，是临近下午下班的时间。听三叔在电话里说爷爷是因为肺内大面积感染，导致呼吸困难而去世的。父亲出差还没有回来，我第一时间骑着自行车狂奔了两个多小时，赶回了老家关屯，同三叔一起处理爷爷的丧事。
见到爷爷的遗体停放在外屋中央，眼睛睁得挺大，似乎挣扎着要看见什么。我突然想起那个成语——“死不瞑目”，我相信，爷爷的愿望没能实现，他临死前没能见到最想见到的人——二姥娘，我欺骗了爷爷。想到这里，内疚、悔恨、无奈交织在悲伤中，我禁不住嚎啕大哭……一边流泪，一边轻声地说：爷爷您放心，有一天，二姥娘一定会到那个世界去看你的。那样你们就会永远在一起了！说着，我往下抹了一下爷爷睁着的眼睛，再看，爷爷的眼睛闭上了。也许，爷爷又一次听到我的谎话，还是信以为真，所以瞑目了。 爷爷出殡那天，遭遇了一场中雨。难道老天也在替爷爷难过吗？想想爷爷后半生的遭遇，沉默寡言的他，究竟怀揣着怎样解不开的情结离开这个世界？有人理解他吗？谁能读懂掩藏在他内心的苦与痛？……一连串似乎解开又无法解开的疑问，让我为爷爷这样的生命结局而更加伤悲，泪水与雨水交汇，在我的脸上恣意流淌……我哭了很久很久，是两个姐姐一再相劝，我才止住泪水。我看见三叔、老姑甚至母亲都惊诧于我如此不堪的难过的表情。也许，我的长辈们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悲痛不已，他们也许不屑理解，就像他们至今也无法理解爷爷跟二姥娘的婚姻一样。
爷爷去世的消息，二姥娘很快就得知了。当时二姥娘说了一句“这个老鬼啊，他怎么就不等等我呢？！”之后便是泣不成声，进而急火攻心，一下子病倒了，半个月后病愈，人却憔悴了许多，茶饭不香，身体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
爷爷烧百日那天，我看见了大舅，因为那是他亲姑父。但与三叔等这边的一干亲属見面竟显得有些尴尬，好在有我。因为大舅跟母亲的关系始终不错，他俩打小一起长大，并没有因为爷爷跟二姥娘的关系有什么改变，况且他们姐俩也都是不大支持这件事儿，但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旗帜鲜明”地反对而已。我热情地跟大舅打着招呼，缓解了不少尴尬的气氛。大舅低声跟我说，是二姥娘非逼着他来的。唉，我理解大舅的苦衷，因为爷爷和二姥娘的关系，本来大家都是至亲，如今也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感觉。
在二姥娘去世的前一年，她让大舅陪着到我家来住了一周时间。她真的很苍老，苍老得完全不见了当年跟爷爷结婚时的风采，脸上堆满纵横交错的皱纹，很深的。相对我而言，很陌生的感觉。这一周近距离的接触，我听到的都是关于她跟爷爷之间的感情问题，跟母亲念及爷爷对她如何如何好，每每说到动情处，竟是泪水涟涟……不时抚弄着腕子上那块老式的上海牌手表，说是爷爷给她的定情物，是她这一辈子的念想，还说就是到死的时候也要带进棺材里。
在二姥娘唠叨个没完没了的时候，我仔细观察母亲和大舅的表情，尽管他俩是嗯啊之类的短语回复二姥娘的唠叨，但是眉宇间透出的却是不耐烦：要么是皱眉头，要么是不屑……但是二姥娘是长辈，说什么他们就得那么听着，看见二姥娘流泪，一个好言相劝，一个拿出手绢替她擦拭眼泪……
爷爷三周年祭日后，二姥娘去世了。临终前，她的眼睛特别亮，四处打量，像寻找着什么。然后留下了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句话“我现在就去看你这个老鬼了。”才咽了气。大舅他们姐弟几个听到二姥娘这句话后都失声痛哭，老舅和老姨边哭边喊：老妈啊，你怎么到死还这么糊涂啊！
现在，每次回老家祭祖，我总会在爷爷的坟头，站立很久很久。想想当年爷爷跟二姥娘之间的感情，我眼前是越来越清晰的轮廓，犹如碧空中一块洁白的云朵，醒目得一览无余;可，再想想他们的儿女每每提及两个老人当年的婚事的愤愤不平，我的眼前已然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雾霭……
奶奶去世后，家里冷清了许多。
老婆家老婆家，没有了老婆哪来的家。两个没有成家的叔叔，一个精神不好，一个年龄尚小，还有一大堆的家务活儿，都落在爷爷的身上。可是爷爷要去修鞋啊，要不怎么养活两个孩子啊。时不时地，母亲会带着我和弟弟去爷爷家，帮着洗洗涮涮，缝缝补补……
爷爷在关屯，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可以用名人来定义的。他有一样手艺，让我记忆深刻，就是掇弄草垛。我见过爷爷家的草垛，那绝对是一座房子的模样，一个标准的长方体，三角形的垛顶，上面苫着稻草，整个草垛让爷爷掇弄得犹如刀切般的整齐，令很多人羡慕不已;还有一样手艺，爷爷的厨艺当时在十里八村那也是响当当的，且不说村邻们家的红白喜事儿都去请爷爷给掌勺，单说爷爷赶集做馅饼这一生意，至今还被关屯的一些老年人所津津樂道，说爷爷的猪肉馅饼做的，那叫一个色香俱全，是美味儿……
但不幸的是，有一次因为上大庙山上砍柴，爷爷不慎摔伤了右脚踝，因此落下了跛腿。我有记忆的时候爷爷就是拄着一支丁字形拐棍，腿一瘸一拐的。但就是这样，爷爷也没闲着，他跟人学了一门修鞋的手艺，开始的时候用锥子，后来改用手摇的修鞋机，这样也将一家老小的生计维持得像模像样……
奶奶去世的时候，爷爷54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更是因为爷爷在过日子上的名气，当时给爷爷提亲的人也特别多。但是女方知道爷爷有两个未成家的儿子时，一个个都打了退堂鼓。
对于个人的婚事，爷爷也没考虑太多，因为他很清楚家里的自然条件，便依然每天骑着那辆老式的日本自行车，驮着修鞋的机器，往来蹲点在商店门前或部队的营房，给人修鞋。
一天邻近中午，爷爷在黄金口商店门口修鞋摊上，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从家里带的盒饭。恰好二姥娘到商店买食盐，看见吃饭的爷爷，就叫了一声姐夫，两个人就热热乎乎地聊了起来。
二姥爷去世得早，二姥娘也是守寡之人。但是为了四个没成家的孩子，也是独撑着家业好多年。在跟爷爷结婚的时候，大舅和大姨已经成家，剩下一个老舅和老姨跟二姥娘一起生活。
爷爷跟二姥娘真正好上的时候，是在二姥娘家杀猪的那一天，二姥娘请爷爷给杀的猪，然后爷爷喝醉了，二姥娘就留爷爷在家里住下了……近几年大舅每年春节来看望母亲，微醺之后，就喋喋不休地把爷爷和二姥娘的事儿翻弄出来，且语气里明显透着不满和不屑。
本来爷爷和二姥娘当时都是丧偶之人，再婚再嫁，无可厚非。也许坏就坏在他们俩是姐夫和小舅子媳妇之间的关系上。小时候隐约从两边亲属那里听来的都是说爷爷跟二姥娘如何如何不要脸，在窝里闹事儿之类的，更为关键的是，当关屯人知道这一切的时候，竟然当成讽刺我们家的笑料，弄得母亲等一干亲戚很是没有面子，像做了什么丢人的事情似的，见了人都抬不起头来……
我曾经求证过母亲，就是长辈们为啥这么反对爷爷和二姥娘的婚事，难道奶奶在世的时候，爷爷就跟二姥娘有婚外情？母亲很严肃地回答我：这可别瞎说，没有的事儿，这个我敢保证！你爷爷整天就是忙着怎么挣钱，你二姥娘一窝孩子，家里的活儿都干不完，哪有心思扯这个事儿啊，再说了，尽管是亲戚，他们一年也见不上几次，要是他们真有事儿，那就不止一声两声了，我们肯定会知道的。
当二姥娘决定要嫁给爷爷时，已经结婚的大舅和大姨劝了好久也不见效果。最后他俩找到母亲，让母亲去劝。母亲时任大队妇女主任，在两边亲属圈里也颇有威望，无论大事小情，大家都愿意让母亲出主意想办法。但是，这一次，母亲坐在二姥娘炕头上劝了半宿，什么大道理小情理，什么儿女脸面之类的，好话说了几箩筐，利害关系摆了一层又一层，可是铁了心的二姥娘无动于衷，根本就没给母亲面子，母亲很是生气，发誓从此不再掺和此事。
二
那是个秋天，二姥娘是带着两个未成家的孩子从大赫屯嫁到关屯的。结婚那天，挺冷清的。除了爷爷的爷仨和二姥娘的娘仨，加上我和弟弟，就没有别人了。当然了，我和弟弟纯粹是听了母亲对父亲说三道四后，怀着好奇心，更是奔着一顿好吃的，就偷偷跑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爷爷那天很开心，在锅里炒菜，一边炒一边哼着什么小调，二姥娘也挺高兴，一边烧火，一边跟爷爷说着笑话。至于他们各自两个孩子是什么表情，我就记不清了。
开饭了，爷爷和二姥娘首先是向毛主席像敬礼，我和弟弟也跟着一起敬。他们喝的都是白酒，给我们喝的是香蕉汽水，鱼和肉还有鸡蛋，大米干饭。反正，那是我小时候吃得最好的一顿饭，我和弟弟就那么闷着头吃呀吃呀，最后撑得实在不行了，才放下筷子。但是那瓶汽水没忘喝，咕咚咕咚地，几口就下去了。
这时，再看看爷爷和二姥娘，两个人面上含笑，两个小碗，一会儿碰一下喝一口，并不怎么吃菜，就是那么脸对脸瞅着，笑着，然后再碰碗再喝酒。看着他们喝，我就在想，酒那么好喝吗？比汽水好喝？后来还真有一次趁着父母不在家的时候，跟弟弟偷着喝父亲的白酒，没想到那么辣，于是就兑上凉水喝，不曾想喝完了，我们俩吐得一塌糊涂，昏睡了一下午，自然，晚上挨了一顿揍……
估计是酒精的作用加上开心的兴奋劲，喝着喝着，爷爷和二姥娘两个人竟然从炕上下来穿上鞋，嘴里口齿不清地唱着那首《大海航行靠舵手》，脚步踉跄地跳起了“忠字舞”，你还别说，二姥娘尽管五十刚出头，还显得挺苗条的呢，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有几个不苗条的呢。
我和弟弟看着两位老人又是唱又是跳的，也觉得有趣儿，就拍手喝彩。正在这时，外面传来喊声，还是弟弟耳朵尖，拉了我一把说，哥，妈喊我们了，快走！
出了屋门一看，母亲果然站在大门外了，一脸的怒气。坏了，一顿打是免不了了。于是，我和弟弟紧溜溜地跟在母亲后面，一路上，大气不敢喘，低着头，惴惴不安地回到了家。来到里屋，我和弟弟很自觉地站立，低着头，心里合计母亲的烧火棍啥时能落下来。
烧火棍倒是没有落下来，但是一顿斥责还是免不了的。母亲的语气透着威胁，说是如果再去山上（爷爷的老屋），就敲断我们的腿。 可是，孩子总是记吃不记打呀。再说了，自从有了二姥娘之后，爷爷家的饭菜显然像模像样了，爷爷修鞋也不少挣钱，那家里伙食，香滋辣味的，老诱人了。时不时就会见到二姥娘拎着个篮子到商店买点这个和那个的，经过我们家的时候，也不忘进去站站脚，听母亲称呼她为老婶、听父亲称呼她老舅妈，总感觉怪怪的。反正我和弟弟就是称呼她二姥娘，改不过来。父亲母亲见到二姥娘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让二姥娘很是尴尬，于是就跟我和弟弟俩说话：大宝二宝你们俩有空就去山上，二姥娘给你们做好吃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母亲狠狠地瞅了我们哥俩一眼，那目光有点凶。
那时候，父亲和母亲都很忙，一个是生产队的会计，一个是大队的妇女主任，尤其是母亲，经常外出开会啥的，这给我和弟弟都创造了去爷爷家里蹭吃蹭喝的空间。
有一次母亲参加县里的妇女干部培训班，一周的时间，我和弟弟高兴坏了。那些天，每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估计二姥娘正在做晚饭，我们俩就一溜烟地跑到山上。知道二姥娘每天晚上都要做几个像样的菜，因为爷爷外出累了一天，晚上都要喝两口，说是解解乏，也舒筋活血。这都成了一种惯例了。
每次去爷爷家，总会看见二姥娘在锅上锅下忙个不停，一会儿用锅铲翻弄锅里的菜，一会儿用烧火棍搁搂锅底下面的火，烟熏火燎中，那张白皙的脸都红扑扑的。
每每这时，我和弟弟一个帮着烧火，一个帮着抱回柴草，二姥娘直夸我们俩是勤快的孩子。其实，我们心里怎么想的她也许不知道，我们也无非去混点好吃好喝的而已。吃鱼肉米饭、喝汽水……偶尔还能吃上点儿糕点水果之类的。那叫一个美啊！每次我们俩吃完饭，二姥娘还给我们兜里塞点饼干和蛋糕之类的，爷爷阻拦也没用，两边的叔叔舅舅姨姨的白眼也没用……
在饭桌上，我发现爷爷和二姥娘经常那么笑眯眯地对视着，互相夹菜倒酒，开心地吃着喝着……晚饭后，二姥娘一定会端来一盆温热的水，帮着爷爷脱袜子，把脚按在水里搓洗着。然后又是笑眯眯地对视一番，彼此都显示出很亲密的样子。
日子一天天平淡着过去，我们照例时不时偷摸地去爷爷家混吃的，也感觉到爷爷跟二姥娘的感情一往如初，二姥娘称呼爷爷“老鬼”，爷爷乐呵呵答应着。其实爷爷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甚至是阴沉沉的脸色，加之肤色比较黑。而现在不同了，每天，笑意都在他那黑黝黝的脸上挂着，似乎闪着油亮的光……
三
大概过了两三年的光景，在部队当兵的三叔回到关屯结婚，是爷爷和二姥娘张罗操办的。当然父亲母亲也没少跟着张罗。婚礼的当天，关屯去了不少邻居赶礼，我和弟弟还有两个姐姐“当仁不让”地要去吃喝一番。但是，在这其中，我和弟弟发现二姥娘躲在耳房偷偷哭泣。这不是大喜的日子吗？怎么还哭了呢？原来姑姑非把二姥娘从大赫屯带过来的一口梨木柜子给三叔做了家具，让二姥娘很伤心。我和弟弟赶紧去劝阻，没劝了，没办法，只好找到两个姐姐去劝，也不知她俩使了什么法子，反正二姥娘是红着眼睛回到了堂屋，但是我看见三叔还有老姑瞅了瞅二姥娘哭过的样子，竟然是一脸的鄙视。
时隔一年后的秋天，二姥娘带着她的两个孩子从关屯又搬回了大赫屯，随后爷爷也搬过去了。但是没有带着两个叔叔。之后是最小的叔叔被盘锦的大表姨领走了，在一个农场安排了工作。另一个精神不大好的叔叔一个人过，最后在大队领导安排下进了敬老院。
我和弟弟纳闷了，这不好好的吗？怎么说搬走就搬走了呢？我们俩之所以关心这些，主要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能蹭到好吃好喝的地方。问过母亲，不但没有得到答案而且还遭到了一番斥责。不过隐约听父亲母亲关于爷爷和二姥娘搬到大赫屯的对话中，提到什么三叔老姑还有大舅大姨的什么原因。
二姥娘家的大姨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母亲没有时间去看“欢喜”，就打发我跟弟弟去大赫屯送一只公鸡给大姨。大姨没留住我们吃中午饭，因为我和弟弟坚持要去看看爷爷和二姥娘。他们两家相隔了一条街，不远，一会儿就到了。
那是春天，二姥娘和爷爷正在侍弄院子，准备栽土豆。看见我们俩，二姥娘跟往常一样，大宝二宝地叫着我们俩，说中午给我们做好吃的。爷爷没说话，一瘸一拐地忙着用锄头趟地垄，一脸的笑意。
午饭的时候，二姥娘不断地给我和弟弟夹鸡蛋，爷爷也说让我俩多吃点儿。说心里话，小时候也就在爷爷家会得到“优待”，奶奶在的时候也是这样。中午，二姥娘笑着问爷爷：两个孙子来看我们了，你不喝两口？爷爷摆摆手：不喝了，下午还要干活儿。看着爷爷和二姥娘还是那样笑眯眯地对视，我和弟弟便开心地狼吞虎咽起来……
临走的时候，二姥娘照例给我俩的衣兜里揣一把饼干，并叮嘱我们要常来。其实我们家离二姥娘家也挺远的，一个村子跟另一个村子的距离。再说，没有母亲的允许，我们俩是绝对不敢随便走出那么远的。
爷爷锁骨摔断那年，也是爷爷和二姥娘的婚姻结束的年份。
爷爷是在修鞋回家的路上，骑着自行车不小心摔断锁骨的。二姥娘一直精心伺候着，母亲曾带着我和弟弟去探望过爷爷。爷爷是个很要强的人，受了这么严重的伤，躺在炕上，不能去修鞋挣钱，还要人专门伺候着，一脸的无奈和歉意。母亲劝慰他不要着急，养好了再去修鞋。二姥娘也一直笑眯眯地劝：没事儿，养好了就好了……
但是，就在爷爷的伤快要痊愈的时候，他却从大赫屯又搬了回来，这次却是孑然一身。
爷爷是被二姥娘的两个未成家的儿女给撵出来的。原因就是爷爷当时不能修鞋了，而且还要人伺候。为这事儿父亲和母亲去了好几趟大赫屯跟他们商量，二姥娘每天哭天抹泪的，想去关屯伺候爷爷，但是遭到姨姨和舅舅的强烈反对，甚至是以死相威胁。
即使母亲这位在我们看来的“谈判高手”，也未能说服人家，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听母亲愤愤地对父亲发牢骚：活该，当初谁的话也不听，现在好了，人家都不管了，还得咱们跟着遭罪，何苦呢。
這样，母亲一边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出开会，还要提前给爷爷做好饭菜。我们姐弟四个也是轮番去照顾爷爷…… 这期间，二姥娘时常会偷偷摸摸地来关屯给爷爷做点可口的饭菜，我们偶遇过几次，她的眼睛总是红红的，那眼神相当无助和凄然。
后来才从老妈那里了解到当年的实情：二姥娘当初从关屯搬回大赫屯，主要的“功劳”来自于这边出嫁的姑姑和那边已经成家的大姨。她俩在各自的弟弟或妹妹间“穿针引线”上下足了功夫，于是那边的舅舅和姨姨不是挑爷爷的毛病，就是找这边两个叔叔的茬，同样，这边的两个叔叔也不是省油的灯，接连不断地折腾……
爷爷的伤痊愈后，在双方儿女的直接干预下，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远在长春当兵的三叔还给已经出嫁的老姑和父亲分别写了一封信，叮嘱他们一定要促成好这件事儿。拿到离婚证的二姥娘，竟然抱着爷爷一顿痛哭，双方几个儿女先是一脸羞愧进而被气愤所取代，而后便是活生生地将他俩扯开了……
两个老人离婚后，爷爷继续蹲守部队营房前修鞋，二姥娘也继续单人操持家业，直至两个姨姨和舅舅都陆续成家立业了。才算清闲下来。
人清闲了，这感情却无法闲下来。二姥娘总是找各种借口去商店买东西，偷偷摸摸地与爷爷见面，有一次被老舅跟踪，但是并没揭穿，只是让大舅好好劝劝二姥娘，也四处给二姥娘物色新的老伴儿。后来大舅去找母亲，让她好好劝一下她老婶，他是没法子，根本说不通，一听几个孩子要给她介绍新老伴儿，就一个劲儿地哭，也不吃饭……
母亲断然拒绝了大舅，她说不会参与，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打那以后，爷爷没有再娶，二姥娘也没有再嫁。我们从老家搬离后，只有在春节期间，给爷爷拜年的时候，回趟老家关屯。爷爷就那么孤零零地，与一架手摇修鞋机为伴，见到我们话语很少，更多的是沉默……
四
1991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单位忙活参加一次全国性会议的论文写作，管收发的老师喊我接电话。电话是三叔打来的，告诉我爷爷在去修鞋回家的路上摔倒了，大腿骨折，正在县医院住院，让我们家出一个人去医院护理。当时父亲刚去齐齐哈尔出差，根本回不来。我立即放下手里的活兒，跟单位请了几天假，去了县医院。
爷爷躺在病床上，原来瘸的那条腿被纱布带吊在半空中。看见我进去，瘦削的脸勉强现出一丝笑：我这下子彻底完了。说完，又无奈地摇了摇头，一脸的凄凉。我不忍多看一眼爷爷的表情，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身边没有一个相伴的人，每天还要为生计忙碌，最终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接屎接尿，端水拿药。在医院的那几日，我小心地侍候着爷爷。但是爷爷的饭量显然减了不少，眼窝凹陷，眼神黯然。看到此，我心里难过，也着急，这样下去他会撑不住的。也许是急中生智，或者说是有病乱投医。我贴着他的耳朵说了一句“听说俺二姥娘要来看你了。”，不曾想爷爷听完这句话，微闭的眼睛突然睁开，那眼神像剔除了所有的浑浊变得清晰而明亮。神情有些兴奋，问了我一句“真的吗？什么时候？”那话语里有明显的期待。
唉，这个谎撒的啊！我哪儿知道啊。爷爷的探询，让我有些止不住泪水的感觉：爷你等一会儿，我去趟厕所，回来再告诉你。随即我转身离开病房，跑到卫生间痛快地哭了一场，然后洗洗眼睛，定了定神，点着一支烟，琢磨着怎么回复爷爷。
回到病房后，发现爷爷看我的眼神，依然是期待。“听我妈说，等插完秧，她会和俺二姥娘一起过来看你。”说这话时，我心里很虚，语气很软。如果母亲知道我说了这样的谎话，不知道会遭遇她怎样的一番斥责。
听完我的答复，爷爷的精气神上来了，饭也吃的多了，有时候嘴里还轻哼着小调。看着爷爷精神好转，我是既开心又内疚，可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啊。在我要离开医院的前一天晚上，爷爷悄悄告诉我，说他在老房子的西屋靠近窗的角落，埋藏着一包钱，有八百元。让我回趟老家给取出来，他要给二姥娘买件衣服和好吃的，剩余的钱留着交医疗费。我承诺了下来，但是心里不是滋味。要知道，爷爷从住院一直到最后的死亡丧葬费，都是他自己平时积攒下来的钱。
当我把钱取出来后交到在民政局工作的三叔手里时，三叔一脸的疑惑。我也没跟他解释细节，只是说这是爷爷的钱让他转交。
我又继续忙自己的论文去了，至于爷爷啥时候出院我也不清楚。反正我感觉爷爷的精神好了许多也正常吃饭了，至于那个谎言，暂且搁置，尽管有些残忍，不过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爷爷出院回来，是那个在敬老院里精神有些不正常的四叔伺候的。我和母亲去探视的时候，爷爷消瘦了许多，但是精神尚好。趁着母亲在外屋做饭的时候，爷爷悄悄问我二姥娘到底啥时过来看他。我支支吾吾地回复他别着急，快了。但是这次，爷爷的眼神没有上次那么亮了，些许的怅然挂在黑瘦的脸上。
回到家里后，我试探着询问母亲，是不是应该告诉二姥娘一下爷爷现在的情况啊？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了句想想再说吧。
之后，母亲还真的坐车去了已经搬到东尖山村的二姥娘家，告诉了她爷爷的情况。二姥娘听后顿时泪流满面，央求跟她一起生活的老舅开手扶拖拉机去关屯看看爷爷，但是遭到老舅以拖拉机坏了要修理等理由的拒绝。母亲见状，也只有叹气的份儿。最后二姥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托母亲捎话给爷爷，说是让爷爷好好养着，她抽空去看看他。二姥娘这是无奈之举，只好画了“一张饼”给病危的爷爷。
五
接到爷爷去世的消息时，是临近下午下班的时间。听三叔在电话里说爷爷是因为肺内大面积感染，导致呼吸困难而去世的。父亲出差还没有回来，我第一时间骑着自行车狂奔了两个多小时，赶回了老家关屯，同三叔一起处理爷爷的丧事。
见到爷爷的遗体停放在外屋中央，眼睛睁得挺大，似乎挣扎着要看见什么。我突然想起那个成语——“死不瞑目”，我相信，爷爷的愿望没能实现，他临死前没能见到最想见到的人——二姥娘，我欺骗了爷爷。想到这里，内疚、悔恨、无奈交织在悲伤中，我禁不住嚎啕大哭……一边流泪，一边轻声地说：爷爷您放心，有一天，二姥娘一定会到那个世界去看你的。那样你们就会永远在一起了！说着，我往下抹了一下爷爷睁着的眼睛，再看，爷爷的眼睛闭上了。也许，爷爷又一次听到我的谎话，还是信以为真，所以瞑目了。 爷爷出殡那天，遭遇了一场中雨。难道老天也在替爷爷难过吗？想想爷爷后半生的遭遇，沉默寡言的他，究竟怀揣着怎样解不开的情结离开这个世界？有人理解他吗？谁能读懂掩藏在他内心的苦与痛？……一连串似乎解开又无法解开的疑问，让我为爷爷这样的生命结局而更加伤悲，泪水与雨水交汇，在我的脸上恣意流淌……我哭了很久很久，是两个姐姐一再相劝，我才止住泪水。我看见三叔、老姑甚至母亲都惊诧于我如此不堪的难过的表情。也许，我的长辈们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悲痛不已，他们也许不屑理解，就像他们至今也无法理解爷爷跟二姥娘的婚姻一样。
爷爷去世的消息，二姥娘很快就得知了。当时二姥娘说了一句“这个老鬼啊，他怎么就不等等我呢？！”之后便是泣不成声，进而急火攻心，一下子病倒了，半个月后病愈，人却憔悴了许多，茶饭不香，身体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
爷爷烧百日那天，我看见了大舅，因为那是他亲姑父。但与三叔等这边的一干亲属見面竟显得有些尴尬，好在有我。因为大舅跟母亲的关系始终不错，他俩打小一起长大，并没有因为爷爷跟二姥娘的关系有什么改变，况且他们姐俩也都是不大支持这件事儿，但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旗帜鲜明”地反对而已。我热情地跟大舅打着招呼，缓解了不少尴尬的气氛。大舅低声跟我说，是二姥娘非逼着他来的。唉，我理解大舅的苦衷，因为爷爷和二姥娘的关系，本来大家都是至亲，如今也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感觉。
在二姥娘去世的前一年，她让大舅陪着到我家来住了一周时间。她真的很苍老，苍老得完全不见了当年跟爷爷结婚时的风采，脸上堆满纵横交错的皱纹，很深的。相对我而言，很陌生的感觉。这一周近距离的接触，我听到的都是关于她跟爷爷之间的感情问题，跟母亲念及爷爷对她如何如何好，每每说到动情处，竟是泪水涟涟……不时抚弄着腕子上那块老式的上海牌手表，说是爷爷给她的定情物，是她这一辈子的念想，还说就是到死的时候也要带进棺材里。
在二姥娘唠叨个没完没了的时候，我仔细观察母亲和大舅的表情，尽管他俩是嗯啊之类的短语回复二姥娘的唠叨，但是眉宇间透出的却是不耐烦：要么是皱眉头，要么是不屑……但是二姥娘是长辈，说什么他们就得那么听着，看见二姥娘流泪，一个好言相劝，一个拿出手绢替她擦拭眼泪……
爷爷三周年祭日后，二姥娘去世了。临终前，她的眼睛特别亮，四处打量，像寻找着什么。然后留下了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句话“我现在就去看你这个老鬼了。”才咽了气。大舅他们姐弟几个听到二姥娘这句话后都失声痛哭，老舅和老姨边哭边喊：老妈啊，你怎么到死还这么糊涂啊！
现在，每次回老家祭祖，我总会在爷爷的坟头，站立很久很久。想想当年爷爷跟二姥娘之间的感情，我眼前是越来越清晰的轮廓，犹如碧空中一块洁白的云朵，醒目得一览无余;可，再想想他们的儿女每每提及两个老人当年的婚事的愤愤不平，我的眼前已然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雾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