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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3-24
作者简介：邓玉萍，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
通讯作者：许和连，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优化利用外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编号:NCET-09-0337)及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
摘要本文利用2003-2010年全国278个地级城市统计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引资竞争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性竞争行为显著影响到FDI的区位选择，其中本辖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当地引资能力，而邻近辖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则明显阻碍了本地FDI的流入，积极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资金缺口成为各地区竞相争夺FDI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分权体制下的FDI竞争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渠道影响到地区环境质量：一方面，FDI本身的生产活动对当地环境质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外资带来了绿色环保的生产技术和治理经验有助于提高国内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并降低污染排放总量。另一方面，FDI通过影响经济活动的产出或规模来间接地作用于环境，这主要表现为政治晋升和经济激励下的分权体制弱化了FDI的增长效应，地方政府对GDP的过度关注使得区域恶性引资竞争日益激烈，导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陷入低效率的“纳什均衡陷阱”，从而进一步加大了部分地区顺利跨越EKC曲线转折点的难度。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污染；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155-09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24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资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但与此同时，外资导向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区域环境污染，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收支和政治晋升双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间展开了激烈的引资竞争，对外资的狂热追求使得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呈现出“重基本建设、轻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环境污染等民众迫切关心的问题往往被忽略［1］。因而，从制度背景尤其是从财政分权视角来考察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式增长下的FDI增长效应，而且也为如何在这种收益与资源浪费流失之间寻求平衡，进而制定合理的财政分权体制提供了解决的思路。
关于地方政府间为争夺流动性要素而产生的策略互动研究始于Tiebout的“用脚投票”模型，该研究认为“用脚投票”形成的税收和支出组合竞争可以使公共产品供给实现帕累托最优［2］。作为典型的“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政府，中国分权制改革产生的经济激励和政治晋升大大提升了地方政府争夺FDI的积极性。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剧减，而与此相关的支出责任却在不断增加，坚持以发展为己任的地方政府对资本这一流动性较强的稀缺要素具有近乎本能的强烈兴趣［3］。在区内资源禀赋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将区外流动性极强的FDI作为重点的竞争对象［4］。现有文献中关于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盛行的一个观点是“污染避难所”假说，一些文献指出，地方政府间为了吸引更多的FDI流入，将会竞相降低本辖区的环保标准，这种为FDI而展开的“逐底竞赛”行为可以解释为何中国成为了跨国公司的“污染避难所”［5］。另一些学者则认为FDI的进驻不但没有恶化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反而有利于改善区域环境污染，这主要是基于FDI往往执行统一的环保标准，其间接的生产外溢效应能改善东道国环境质量，因而可以通过引进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和产品改进东道国的环境福利［6-7］。部分学者也认为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应该存在一个复杂的传导机制，这主要表现为FDI诱致的经济规模扩张和经济结构的重污染化加剧了污染排放，而其诱致的技术转移和收入水平提高则带来了正面的环境效应［8-9］。
总体来说，现有的研究大多致力于检验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并从规模、结构、技术等方面给予合理的解释，但从财政分权角度分析FDI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分权引致的FDI竞争进一步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偏好，并对我国的环境质量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而从财政分权的视角考察FDI竞争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更符合中国的现实。鉴于省级层面的分权指标往往会忽略内部城市之间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差异，并可能带来认识上的偏差［10］，有待于从省对地市的财政分权模式这一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相互影响，采用单方程检验可能会存在误差，为此，本文采用278个地级城市统计数据并构建联立方程，系统分析了分权体制下的引资竞争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双向关系，验证“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
邓玉萍等：外商直接投资、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1地方政府间的引资竞争与FDI环境效应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地巩固，作为独立经济主体的地方政府也必须通过谋求自身经济发展来获得财政利益，并为了政治上的晋升极力追求有竞争力的经济增长率。这种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制度促使各级政府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愈演愈烈的“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之中［11］。而资本推动型发展模式客观上要求地方政府通过创造或改善当地的软硬环境，提高招商引资能力。鉴于国内资本流动受金融体制制约，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利用手中的经济权限通过“放权让利”获得外资的审批权，这种基于经济资源占有的政治自由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对外资的追逐，全国范围内的引资竞争空前激烈。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全力扶持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央政府给予东部地区更多的减免税收、财政放权等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措施确实为东部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部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但也使得中国的外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特征。近些年来，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引导国外投资者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但目前的外资基本由东南沿海地区向中部、东部地区梯级推进，“西进”趋势并不明显FDI地域上的分布不均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剧增。
不可否认，地方政府原本寄希望于引进外资来增加本辖区的财政收入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和做出杰出的“表面”政绩，各级政府刻意模仿其他地区的政策条件，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大力引进一些低技术水平、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资企业，使得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更趋恶化。从目前FDI的产业分布来看，我国引进的外资大约有60%流入制造业，88%的FDI工业增加值集中在污染密集型产业，其中有30%是高度污染密集型产业，这种引资结构无疑加大了我国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压力。此外，我国一直采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引资政策，作为我国加工贸易主体的出口导向型外资通过产品外销将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留置在国内，从而加大了本土的资源环境压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和生产要素的快速融通，地区之间的招商引资竞争愈发激烈，地方政府将存在足够的激励去采取主动降低环境标准这种“逐底竞赛”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外资，一些污染产业乘机流入内陆环境规制水平更低的地区，给我国脆弱的生态环境增加了新的负担。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经验判断：第一，财政分权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性引资竞争；第二，分权体制下的引资竞争可能会弱化了FDI的增长效应，并加大地区的环保压力。在上述经验分析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联立方程进行实证检验。
作者简介：邓玉萍，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
通讯作者：许和连，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优化利用外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编号:NCET-09-0337)及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
摘要本文利用2003-2010年全国278个地级城市统计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引资竞争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性竞争行为显著影响到FDI的区位选择，其中本辖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当地引资能力，而邻近辖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则明显阻碍了本地FDI的流入，积极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资金缺口成为各地区竞相争夺FDI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分权体制下的FDI竞争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渠道影响到地区环境质量：一方面，FDI本身的生产活动对当地环境质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外资带来了绿色环保的生产技术和治理经验有助于提高国内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并降低污染排放总量。另一方面，FDI通过影响经济活动的产出或规模来间接地作用于环境，这主要表现为政治晋升和经济激励下的分权体制弱化了FDI的增长效应，地方政府对GDP的过度关注使得区域恶性引资竞争日益激烈，导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陷入低效率的“纳什均衡陷阱”，从而进一步加大了部分地区顺利跨越EKC曲线转折点的难度。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污染；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155-09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24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资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但与此同时，外资导向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区域环境污染，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收支和政治晋升双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间展开了激烈的引资竞争，对外资的狂热追求使得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呈现出“重基本建设、轻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环境污染等民众迫切关心的问题往往被忽略［1］。因而，从制度背景尤其是从财政分权视角来考察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式增长下的FDI增长效应，而且也为如何在这种收益与资源浪费流失之间寻求平衡，进而制定合理的财政分权体制提供了解决的思路。
关于地方政府间为争夺流动性要素而产生的策略互动研究始于Tiebout的“用脚投票”模型，该研究认为“用脚投票”形成的税收和支出组合竞争可以使公共产品供给实现帕累托最优［2］。作为典型的“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政府，中国分权制改革产生的经济激励和政治晋升大大提升了地方政府争夺FDI的积极性。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剧减，而与此相关的支出责任却在不断增加，坚持以发展为己任的地方政府对资本这一流动性较强的稀缺要素具有近乎本能的强烈兴趣［3］。在区内资源禀赋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将区外流动性极强的FDI作为重点的竞争对象［4］。现有文献中关于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盛行的一个观点是“污染避难所”假说，一些文献指出，地方政府间为了吸引更多的FDI流入，将会竞相降低本辖区的环保标准，这种为FDI而展开的“逐底竞赛”行为可以解释为何中国成为了跨国公司的“污染避难所”［5］。另一些学者则认为FDI的进驻不但没有恶化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反而有利于改善区域环境污染，这主要是基于FDI往往执行统一的环保标准，其间接的生产外溢效应能改善东道国环境质量，因而可以通过引进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和产品改进东道国的环境福利［6-7］。部分学者也认为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应该存在一个复杂的传导机制，这主要表现为FDI诱致的经济规模扩张和经济结构的重污染化加剧了污染排放，而其诱致的技术转移和收入水平提高则带来了正面的环境效应［8-9］。
总体来说，现有的研究大多致力于检验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并从规模、结构、技术等方面给予合理的解释，但从财政分权角度分析FDI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分权引致的FDI竞争进一步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偏好，并对我国的环境质量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而从财政分权的视角考察FDI竞争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更符合中国的现实。鉴于省级层面的分权指标往往会忽略内部城市之间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差异，并可能带来认识上的偏差［10］，有待于从省对地市的财政分权模式这一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相互影响，采用单方程检验可能会存在误差，为此，本文采用278个地级城市统计数据并构建联立方程，系统分析了分权体制下的引资竞争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双向关系，验证“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
邓玉萍等：外商直接投资、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1地方政府间的引资竞争与FDI环境效应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地巩固，作为独立经济主体的地方政府也必须通过谋求自身经济发展来获得财政利益，并为了政治上的晋升极力追求有竞争力的经济增长率。这种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制度促使各级政府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愈演愈烈的“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之中［11］。而资本推动型发展模式客观上要求地方政府通过创造或改善当地的软硬环境，提高招商引资能力。鉴于国内资本流动受金融体制制约，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利用手中的经济权限通过“放权让利”获得外资的审批权，这种基于经济资源占有的政治自由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对外资的追逐，全国范围内的引资竞争空前激烈。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全力扶持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央政府给予东部地区更多的减免税收、财政放权等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措施确实为东部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部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但也使得中国的外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特征。近些年来，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引导国外投资者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但目前的外资基本由东南沿海地区向中部、东部地区梯级推进，“西进”趋势并不明显FDI地域上的分布不均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剧增。
不可否认，地方政府原本寄希望于引进外资来增加本辖区的财政收入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和做出杰出的“表面”政绩，各级政府刻意模仿其他地区的政策条件，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大力引进一些低技术水平、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资企业，使得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更趋恶化。从目前FDI的产业分布来看，我国引进的外资大约有60%流入制造业，88%的FDI工业增加值集中在污染密集型产业，其中有30%是高度污染密集型产业，这种引资结构无疑加大了我国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压力。此外，我国一直采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引资政策，作为我国加工贸易主体的出口导向型外资通过产品外销将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留置在国内，从而加大了本土的资源环境压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和生产要素的快速融通，地区之间的招商引资竞争愈发激烈，地方政府将存在足够的激励去采取主动降低环境标准这种“逐底竞赛”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外资，一些污染产业乘机流入内陆环境规制水平更低的地区，给我国脆弱的生态环境增加了新的负担。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经验判断：第一，财政分权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性引资竞争；第二，分权体制下的引资竞争可能会弱化了FDI的增长效应，并加大地区的环保压力。在上述经验分析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联立方程进行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