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有时很容易，不假思索；有时非常艰难，生死只在一念之间。
　　前面是毒气室，纳粹军官给出的选择是：要么留下儿子，要么留下女儿。只有唯一的选项，苏菲选择了儿子，让女儿进了毒气室。即便是劫后余生，战后到了美国，苏菲都在深深地自责。因为，潜意识替换了概念，苏菲的思维逻辑绾成了一个死结，剥夺自己女儿生命的，仿佛不再是纳粹军官，而是自己。
　　有人会说，这是小说、电影里的情境，是虚构出来的人类道德困境。
　　真实的生活中，难道不会有类似的故事发生？
　　2005年，阿富汗，美国海军的一支突击队隐藏在一个村庄中执行任务，意外地与三个村民相遇。对于三个村民，突击队的选择是：为了防止行动暴露，绑缚他们，任务执行完毕，撤离时放走他们，或者处死他们；承受极大的风险，放走他们。
　　四个突击队员没有带绳索，第一个选择只能作罢。而第二个选择意味着他们要剥夺无辜者的生命，他们要承受道德压力和谴责。于是，他们放走了三个村民。
　　三个村民随后带来了塔利班武装力量，三个突击队员和赶来救援的十六名士兵在交火中丧生。四名突击队员中，只有身负重伤的勒特雷尔被救了出来。勒特雷尔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愚蠢、最糊涂、最笨的决定。它会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离开人世。”
　　其实，困扰勒特雷尔的，是与苏菲同样面对的难题─自己的选择，让自己陷入罪孽之中，难以救赎。
　　极端的选择，生活中并不多见。但这并不说明，选择就远离了道德的干扰。尤其是在“劣币驱良币”的市场环境中，更多的时候，商业选择其实就是道德选择。
　　用地沟油可以极大地降低成本，你用植物油就竞争不过人家；用三聚氰胺提高了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你不用你的牛奶品质看上去就不如人家，就卖不了好价钱……
　　在竞争性行业，或者说在充分竞争的行业，在营销的诸多要素中，价格是一个影响市场开拓成效的关键变量。所谓的恶性竞争，大多是从价格入手，举起屠刀，清除市场障碍。当为了压低成本而不择手段时，商家选择使用地沟油、三聚氰胺，其商业选择就是道德选择。
　　因此，即便是非极端的情况下，选择的困境是一个始终存在的客观事实。
　　那么，是否因为一种行为是社会的普遍选择，而非特殊情境中的特殊选择，像苏菲、勒特雷尔那样，人们便可以推脱罪责，而心安理得呢？
　　没有见到相关的心理调查数据，不好妄加推测。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凿无疑地肯定，相对于竞争性战略，非竞争性战略起码可以避开道德因素，纯粹从商业角度考虑营销行为。
　　乔布斯去世了，但他留下的商业遗产依然耸立在世人面前。乔布斯和他的苹果没有直接竞争对手，只是和自己较劲，专横而霸道，想当然地定义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超越、再超越，自我蜕变，自我救赎。
　　一种独特的产品生产出来，有着非凡的功能，带来别致的美学体验，你根本不需要地沟油、三聚氰胺，“体贴”地帮助消费者省下钱包里的三五块，或者百八十块钱。
　　当然，到了这般境界，你的救赎只是商业层面的，而非道德层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