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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月举行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是由文字改革方针向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转折点。
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文字改革的任务包括三项内容：推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三项工作不是平行的，互相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存在互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根据1958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就是说，拼音方案是工具性的，作用是通过给汉字注音，使广大群众快速而且正确认字，说好普通话。后者是目的。根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扩大了应用范围，但本质依然是“拼写和注音工具”。而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指示》批准的文字改革方针是：“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行拼音化之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工作。”王均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引述之后接着说：“这个方针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规定的，包括文字改革的目标和步骤，目标是拼音化方向，步骤是首先简化汉字，同时进行拼音化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推广普通话，一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这样，拼音化是目标。简化汉字只是“以利目前的应用”，即简化汉字只是实现拼音化的过渡阶段。推广普通话自然也包含为将来实行拼音化统一语音创造必要条件的作用。
1956年2月12日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个方案原称《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在正式发表时，已经没有‘文字’二字。”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的意见，进行了几年研究设计，终难产生一种大家比较满意，可以接受，使用起来比较合理可行的方案。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改弦易辙，在讲话中明确表示赞成采用拉丁字母。《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引述毛主席的话之后紧接着说：“毛泽东主席的这番话，生动而深刻，使得在几年中反复争论而举棋不定的字母形式问题终于有了结论。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总结发言中，代表中共中央表明：‘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
20世纪20至40年代，左翼文化战线有一批热心汉语拼音化研究和实验的人。他们不接受1928年由国民政府主管教育的机构大学院公布的注音字母第二式“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9年，在苏联的瞿秋白为在苏联远东地区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拟订出《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5月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方案。同年9月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在远东地区华工中推行。这个方案传到国内，得到左翼文化人士的积极拥护，并予大力推广。方案后来称为“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或径称“新文字”)，特别是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这一活动得以持续开展，1949年，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新文字工作者在北京会合，继续推广实验。
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里所说，“文字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源泉。”虽然没有提出具体方向，当时也不是十分迫切的议题，但所论明显与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开展的推广实验“新文字”活动有关。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曾和斯大林谈到汉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说到：“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别国的字母来设计。”费锦昌主编的《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82－1995)》于1950年2月条有一段话：“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在跟斯大林谈话时，曾阐述了这样一个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两本书都是转述。合起来理解，“所有人都能学”是毛泽东主席看待对汉语汉字的基本观点。50年代提出拼音字母形式应该是民族的，是《新民主主义论》里强调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这一思想的历史的继承，当然也与斯大林说的“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一致。
以上所述，意在说明，尽管现行《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文字方案，但它原本是作为文字方案设计的，而且直至“文革”以后仍然有人宣称，《汉语拼音方案》实际上就是文字方案，以至有的领导人不得不加以纠正：说《汉语拼音方案》实际上就是文字方案，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另一方而，“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长期作为文字改革工作的任务，作为文字改革的目标宣传。“文化大革命”期问，所谓“十七年”的许多方针政策都遭否定，受到攻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机关受到冲击，被迫解散下放，文字改革的方针政策则照样宣传。1972年3月在中国科学院设立文字改革办公室，1973年5月《光明日报》恢复“文字改革”专刊。“文革”之后，文字改革三项任务仍然是国家的方针，遂有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公布等。1986年以前的一些相关文章、文件中，仍然不能不提拼音化方向。如1984年10月19日向参加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的人员传达胡乔术同志谈话精神的讲话稿《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意见》，述及新时期文字改革的方针任务时说：“除了重申过去中央确定的‘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个方针外，还要研究新问题。”显然属于酝酿调整阶段的过渡性表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社会各界人士从不同方面对汉语拼音化方向提出质疑。出发点不是因为拉丁字母是外国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吸取、学习了许多外国的东西。这时候完全不是1956年毛泽东主席批评的“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的情况。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汉字与汉语互相适应的，汉语音节有义，音节与汉字一一对应，占汉字总体绝大多数的形声字既表意又表音等特点，拉丁字母或者别的拼音形式则不具有这些功用和特点；尤其是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联系，更是拼音形式不能或者难以恰当表达实现的。拼音化必须解决如胡乔木同志列举的“同音词问题、拼写法问题、标调问题”等。这样一些认识逐渐为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接受，也为相关的各级领导人理解接受。
经过酝酿准备，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于1986年1月6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会议纪要》这 样表述：“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当前的主要任务：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研究整理现行汉字，制订各项有关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使用中的有关问题；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有关成果；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方针里说的“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不包括拼音化。前引《会议纪要》说：“关于汉语拼音化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不忙于做结论。”时任国家语委主任的刘导生同志向大会做的报告中，引述了周恩来总理1958年1月10日所作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里有关汉字前途的话以后说：“我们认为，周总理的这段话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胡乔木同志的大会闭幕式讲话，大会秘书长陈章太同志的总结发言，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此婉转地予以说明。
对于拼音化问题“现在不忙于作结论”，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但它明显不是当前的任务，自然也就不属于现在的方针政策的内容。1982年1月23日，胡乔木同志《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讲话》最后谈到拼音文字时说，“在很长时间内，很可能是拼音文字与汉字长期共存、各用其长的局面，我们如果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譬如说，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内)，争取到这样一个局面，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同年4月2日，他与文改会的几位领导人谈话时说：“据我看，一百年左右实现不了拼音文字。”这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乃至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任务中有“研究整理现行汉字”，而没有提简化汉字或者继续简化汉字。《会议纪要》指出：“从长远看汉字不能不简化，但今后对于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的态度，在一个时期内使汉字的形体保持相对的稳定，以利社会应用。”会议建议国务院批准正式宣布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也应该理解为“使汉字的形体保持相对的稳定”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到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20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三项任务中有两项发生了大的变化，所以不适宜再说党和国家一贯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
25年来，会议确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指引着各项工作正常开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今后将继续指引语言文字工作健康发展。
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文字改革的任务包括三项内容：推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三项工作不是平行的，互相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存在互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根据1958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就是说，拼音方案是工具性的，作用是通过给汉字注音，使广大群众快速而且正确认字，说好普通话。后者是目的。根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扩大了应用范围，但本质依然是“拼写和注音工具”。而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指示》批准的文字改革方针是：“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行拼音化之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工作。”王均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引述之后接着说：“这个方针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规定的，包括文字改革的目标和步骤，目标是拼音化方向，步骤是首先简化汉字，同时进行拼音化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推广普通话，一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这样，拼音化是目标。简化汉字只是“以利目前的应用”，即简化汉字只是实现拼音化的过渡阶段。推广普通话自然也包含为将来实行拼音化统一语音创造必要条件的作用。
1956年2月12日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个方案原称《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在正式发表时，已经没有‘文字’二字。”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的意见，进行了几年研究设计，终难产生一种大家比较满意，可以接受，使用起来比较合理可行的方案。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改弦易辙，在讲话中明确表示赞成采用拉丁字母。《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引述毛主席的话之后紧接着说：“毛泽东主席的这番话，生动而深刻，使得在几年中反复争论而举棋不定的字母形式问题终于有了结论。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总结发言中，代表中共中央表明：‘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
20世纪20至40年代，左翼文化战线有一批热心汉语拼音化研究和实验的人。他们不接受1928年由国民政府主管教育的机构大学院公布的注音字母第二式“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9年，在苏联的瞿秋白为在苏联远东地区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拟订出《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5月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方案。同年9月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在远东地区华工中推行。这个方案传到国内，得到左翼文化人士的积极拥护，并予大力推广。方案后来称为“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或径称“新文字”)，特别是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这一活动得以持续开展，1949年，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新文字工作者在北京会合，继续推广实验。
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里所说，“文字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源泉。”虽然没有提出具体方向，当时也不是十分迫切的议题，但所论明显与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开展的推广实验“新文字”活动有关。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曾和斯大林谈到汉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说到：“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别国的字母来设计。”费锦昌主编的《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82－1995)》于1950年2月条有一段话：“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在跟斯大林谈话时，曾阐述了这样一个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两本书都是转述。合起来理解，“所有人都能学”是毛泽东主席看待对汉语汉字的基本观点。50年代提出拼音字母形式应该是民族的，是《新民主主义论》里强调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这一思想的历史的继承，当然也与斯大林说的“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一致。
以上所述，意在说明，尽管现行《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文字方案，但它原本是作为文字方案设计的，而且直至“文革”以后仍然有人宣称，《汉语拼音方案》实际上就是文字方案，以至有的领导人不得不加以纠正：说《汉语拼音方案》实际上就是文字方案，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另一方而，“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长期作为文字改革工作的任务，作为文字改革的目标宣传。“文化大革命”期问，所谓“十七年”的许多方针政策都遭否定，受到攻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机关受到冲击，被迫解散下放，文字改革的方针政策则照样宣传。1972年3月在中国科学院设立文字改革办公室，1973年5月《光明日报》恢复“文字改革”专刊。“文革”之后，文字改革三项任务仍然是国家的方针，遂有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公布等。1986年以前的一些相关文章、文件中，仍然不能不提拼音化方向。如1984年10月19日向参加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的人员传达胡乔术同志谈话精神的讲话稿《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意见》，述及新时期文字改革的方针任务时说：“除了重申过去中央确定的‘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个方针外，还要研究新问题。”显然属于酝酿调整阶段的过渡性表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社会各界人士从不同方面对汉语拼音化方向提出质疑。出发点不是因为拉丁字母是外国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吸取、学习了许多外国的东西。这时候完全不是1956年毛泽东主席批评的“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的情况。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汉字与汉语互相适应的，汉语音节有义，音节与汉字一一对应，占汉字总体绝大多数的形声字既表意又表音等特点，拉丁字母或者别的拼音形式则不具有这些功用和特点；尤其是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联系，更是拼音形式不能或者难以恰当表达实现的。拼音化必须解决如胡乔木同志列举的“同音词问题、拼写法问题、标调问题”等。这样一些认识逐渐为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接受，也为相关的各级领导人理解接受。
经过酝酿准备，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于1986年1月6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会议纪要》这 样表述：“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当前的主要任务：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研究整理现行汉字，制订各项有关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使用中的有关问题；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有关成果；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方针里说的“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不包括拼音化。前引《会议纪要》说：“关于汉语拼音化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不忙于做结论。”时任国家语委主任的刘导生同志向大会做的报告中，引述了周恩来总理1958年1月10日所作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里有关汉字前途的话以后说：“我们认为，周总理的这段话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胡乔木同志的大会闭幕式讲话，大会秘书长陈章太同志的总结发言，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此婉转地予以说明。
对于拼音化问题“现在不忙于作结论”，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但它明显不是当前的任务，自然也就不属于现在的方针政策的内容。1982年1月23日，胡乔木同志《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讲话》最后谈到拼音文字时说，“在很长时间内，很可能是拼音文字与汉字长期共存、各用其长的局面，我们如果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譬如说，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内)，争取到这样一个局面，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同年4月2日，他与文改会的几位领导人谈话时说：“据我看，一百年左右实现不了拼音文字。”这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乃至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任务中有“研究整理现行汉字”，而没有提简化汉字或者继续简化汉字。《会议纪要》指出：“从长远看汉字不能不简化，但今后对于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的态度，在一个时期内使汉字的形体保持相对的稳定，以利社会应用。”会议建议国务院批准正式宣布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也应该理解为“使汉字的形体保持相对的稳定”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到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20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三项任务中有两项发生了大的变化，所以不适宜再说党和国家一贯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
25年来，会议确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指引着各项工作正常开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今后将继续指引语言文字工作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