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般而言，在哪方面用力，就会在哪方面有所收获。想当什么样的记者，就会朝着哪个方向努力；刚刚出版的《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是我疫情暴发以来出版的第三本书（另两本是《我这样当政协委员》《我心依旧》），这也是我自当记者以来长期围着学者、学术转，而没有围着大官、大款转，远离官场、商场、娱乐场的收获。在拿到散发墨香的新书、为这个新收获而兴奋的同时，我也为以往没有无谓地消耗时间和精力而感到欣慰。
　　我为什么要“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又怎么能够出版《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这本书呢？这本书中又隐藏着哪些秘密呢？
　　每本书的出版，不仅要有足够篇幅，而且都有质量要求，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出版的。《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能出自我手，我能为西夏和西夏学单出一本书，与我所在的地域、工作的性质和我对历史文化的理解都有关系。
　　中华文明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也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其中，曾先后与宋、辽、南宋、金鼎足而立的西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宁夏是西夏政权的中心，银川曾是西夏首府兴庆府的所在地。至今仍然沿用的许多地名，都与历史上的西夏有关。作为光明日报常驻宁夏的记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向外界介绍西夏、宣传西夏学的研究成果，当一个历史文化的传播者，既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优势。作为光明日报记者，我在宣传中央精神、配合地方工作、完成报社交办的任务的同时，还挤出时间和精力关注学者、关注学术，及时而充分地反映学者的新成果、学术的新进展，向各界读者传播他们渴望了解的、有价值的信息。
　　对于一个驻站记者来说，写什么、不写什么，是有一定的选择权的，而关注什么、忽略什么则与他的知识储备、理解能力、志趣爱好和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有很大的关系。
　　工作在西夏故地，我具有宣传西夏的优势，然而，由于历史典籍缺载、珍贵资料流失海外、大量历史遗迹被毁，西夏的历史文化曾长期鲜为人知，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西夏学一度竟沦为“绝学”，对西夏和西夏学的新闻报道也因各种制约而难成气候。改革开放以来，大批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资料陆续在国内影印出版，大量深埋地下的西夏文物相继重见天日，这才使国内的西夏学学者得以一睹西夏文物、西夏文献资料的真容，西夏学的研究也得以全面展开，一度濒临绝境的西夏学，从此由“绝学”变成了“国际显学”，“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历史就此宣告结束。我满腔热情地给予了报道，也激起热烈的反响，对西夏学学者也产生了激励作用。2010年6月10日，我在光明日报头版报眼位置发出报道《宁夏大学研究成果再次印证：“西夏在中国，西夏学也在中国”》，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特意将这张报纸装入镜框，放在展示厅，有关人员几乎每次都会向前来考察、参观的领导和嘉宾介绍。
　　其实，我很早就关注西夏和西夏学了，最早的报道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那时我刚入行。从1986年到2018年，我对西夏考古和西夏学研究的关注就没有间断过。作为中央级党报的记者，我要报道的内容和领域有很多，我的各类活动和事务性工作也有很多，但我始终关注西夏的考古发现和古迹保护，关注西夏学研究的进展，与许多西夏学学者不仅有接触，而且亲密无间、互为知己，我也常常与他们同来同往、同忧同乐、同悲同喜，同时出现在考古工地，同时参加相关学术会议，这些几乎成为我工作的常態。我不把自己当局外人，他们也不把我当外人。30多年了，我一直带着感情采访、带着感情写作，我曾为西夏文物古迹遭受破坏而忧心忡忡、大声疾呼，也曾为西夏学的每一点进步而欢欣鼓舞、不吝笔墨。对西夏学的研究成果，我满腔热情地给以报道；对颇有建树的西夏学学者，我也浓墨重彩地介绍他们的业绩、多侧面地展示他们的风采。30年的持续关注，积少成多，集腋成裘，让我发表了200余篇相关报道和文章，这些文字也足以撑起一本书了。
　　记录西夏学的发展历程，展示西夏学的研究成果，《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便应运而生。这样一来，“易碎品”变成了“不碎品”，新闻报道的生命得以延长。昔日的新闻报道，成为学者研究、参照的重要资料。长期围着学者转、围着学术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在书中，我对西夏历史文化和西夏学研究成果做了忠实、系统、全面的展示，也填补了西夏学方面的一项空白。全书30万字、收文132篇由“考古与发现篇”“文物与保护篇”“遗迹与寻踪篇”“学术与动态篇”“研究与成果篇”“拓荒与人物篇”六部分组成，所有篇章都在光明日报等媒体公开发表过，有些在发表时曾引起广泛关注。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对西夏和西夏学的关注和报道，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西夏学界的关注和肯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因西夏学与我结缘，凭着对我的了解和对我相关报道的关注，他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称赞我“30年来一直锲而不舍地跟踪西夏研究，热情洋溢地报道西夏学进展，及时写出了大量有关西夏的新闻，已成为促动西夏学前行的鼓手，也成了西夏学专家们的知心朋友，让西夏的故事有了新闻的色彩”。曾担任自治区八届政协副主席、宁夏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宁夏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陈育宁说：“这是一部新时期的西夏学史，见证了‘西夏在中国，西夏学也在中国’的学术发展历程。”
　　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和评价，让我备受鼓舞，也让我有了成就感。作为全国报道西夏、报道西夏学最多的记者，我与西夏学一起进步，也同西夏学专家学者一样有了满满的收获。
　　一个记者，是围着大官、大款转，还是围着学者、学术转？结果是不一样的：围着大官、大款转，也许会得到一些“实惠”，级别可能上去了，腰包也可能鼓起来了，日子也可能过得很滋润，也会有某种满足感，当然，他们一般都意识不到自己失去了什么；而围着学者、围着学术转，一般都会增长各方面知识，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有益的熏陶，精神境界也会得到升华，虽然会失去一些看得见、摸得着，也令人眼红心热的东西，但会有许多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令人欣慰的精神收获。因为围着学者、学术转的，一般都能严肃地对待采访对象和采访素材，认真推敲每一种提法、每一个句子，力求准确、到位，这样的稿件也有望成为精品，具有保存价值、流传价值和长久的生命力，记者本人也不会有“空转”之烦恼、空虚和焦虑。
　　当然，围着学者、学术转，并不是简单地、机械地、肤浅地报道学者的学术成就、学术的最新进展，即使是报道学者和学术，也有个去伪存真、沙里淘金、提炼加工的问题，不能人云亦云，既不能被学术不端、学风不正者所利用，也不能为伪学术成果推波助澜。在对学者、学术的报道中，同样需要新闻记者发挥引导作用，将学者、学术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充分发挥舆论的引导作用。比如，只会读死书、记条文、不会应用，就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再如，钻进象牙塔、理论脱离实际、研究百无一用，同样是不应得到鼓励的。提倡什么、鼓励什么、反对什么、纠正什么，记者都要旗帜鲜明。
　　仅仅围着学者、学术转是远远不够的，记者还需要理解学者、了解学术，要走进学者内心，真正成为他们的知音，还要洞悉学术真谛，明晰学术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不辱使命，准确、客观、深刻地报道学者、宣传学术。
　　我这里说的围着学者转、围着学术转，并不是说记者就不需要关注其他领域、其他人群了。各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有分工分口，你首先要完成本职工作，这和“围着谁转”不是一回事。因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不论什么领域、不论什么人物，都需要记者关心、关注，对所有有新闻价值的线索，都应该给与及时的报道，不可偏废，但工作之外，记者对什么感兴趣，喜欢“围着谁转”，结果大不一样。在这里，我只是叙述了自己围着学者转、围着学术转的收获而已，并没有排斥其他的意思。
　　是“实转”还是“空转”？是做“有用功”还是做“无用功”？在有限的职业生涯中，每个人都有多种选择，也都在做着各种选择。
　　两种“转法”，两种收获，两种结果——这也是我就《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出版引出的一点职业感悟，也是这本书中蕴藏的一点秘密。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