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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般而言,在哪方面用力,就会在哪方面有所收获。想当什么样的记者,就会朝着哪个方向努力;刚刚出版的《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是我疫情暴发以来出版的第三本书(另两本是《我这样当政协委员》《我心依旧》),这也是我自当记者以来长期围着学者、学术转,而没有围着大官、大款转,远离官场、商场、娱乐场的收获。在拿到散发墨香的新书、为这个新收获而兴奋的同时,我也为以往没有无谓地消耗时间和精力而感到欣慰。
我为什么要“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又怎么能够出版《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这本书呢?这本书中又隐藏着哪些秘密呢?
每本书的出版,不仅要有足够篇幅,而且都有质量要求,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出版的。《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能出自我手,我能为西夏和西夏学单出一本书,与我所在的地域、工作的性质和我对历史文化的理解都有关系。
中华文明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也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其中,曾先后与宋、辽、南宋、金鼎足而立的西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宁夏是西夏政权的中心,银川曾是西夏首府兴庆府的所在地。至今仍然沿用的许多地名,都与历史上的西夏有关。作为光明日报常驻宁夏的记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向外界介绍西夏、宣传西夏学的研究成果,当一个历史文化的传播者,既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优势。作为光明日报记者,我在宣传中央精神、配合地方工作、完成报社交办的任务的同时,还挤出时间和精力关注学者、关注学术,及时而充分地反映学者的新成果、学术的新进展,向各界读者传播他们渴望了解的、有价值的信息。
对于一个驻站记者来说,写什么、不写什么,是有一定的选择权的,而关注什么、忽略什么则与他的知识储备、理解能力、志趣爱好和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有很大的关系。
工作在西夏故地,我具有宣传西夏的优势,然而,由于历史典籍缺载、珍贵资料流失海外、大量历史遗迹被毁,西夏的历史文化曾长期鲜为人知,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西夏学一度竟沦为“绝学”,对西夏和西夏学的新闻报道也因各种制约而难成气候。改革开放以来,大批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资料陆续在国内影印出版,大量深埋地下的西夏文物相继重见天日,这才使国内的西夏学学者得以一睹西夏文物、西夏文献资料的真容,西夏学的研究也得以全面展开,一度濒临绝境的西夏学,从此由“绝学”变成了“国际显学”,“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历史就此宣告结束。我满腔热情地给予了报道,也激起热烈的反响,对西夏学学者也产生了激励作用。2010年6月10日,我在光明日报头版报眼位置发出报道《宁夏大学研究成果再次印证:“西夏在中国,西夏学也在中国”》,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特意将这张报纸装入镜框,放在展示厅,有关人员几乎每次都会向前来考察、参观的领导和嘉宾介绍。
其实,我很早就关注西夏和西夏学了,最早的报道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那时我刚入行。从1986年到2018年,我对西夏考古和西夏学研究的关注就没有间断过。作为中央级党报的记者,我要报道的内容和领域有很多,我的各类活动和事务性工作也有很多,但我始终关注西夏的考古发现和古迹保护,关注西夏学研究的进展,与许多西夏学学者不仅有接触,而且亲密无间、互为知己,我也常常与他们同来同往、同忧同乐、同悲同喜,同时出现在考古工地,同时参加相关学术会议,这些几乎成为我工作的常態。我不把自己当局外人,他们也不把我当外人。30多年了,我一直带着感情采访、带着感情写作,我曾为西夏文物古迹遭受破坏而忧心忡忡、大声疾呼,也曾为西夏学的每一点进步而欢欣鼓舞、不吝笔墨。对西夏学的研究成果,我满腔热情地给以报道;对颇有建树的西夏学学者,我也浓墨重彩地介绍他们的业绩、多侧面地展示他们的风采。30年的持续关注,积少成多,集腋成裘,让我发表了200余篇相关报道和文章,这些文字也足以撑起一本书了。
记录西夏学的发展历程,展示西夏学的研究成果,《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便应运而生。这样一来,“易碎品”变成了“不碎品”,新闻报道的生命得以延长。昔日的新闻报道,成为学者研究、参照的重要资料。长期围着学者转、围着学术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在书中,我对西夏历史文化和西夏学研究成果做了忠实、系统、全面的展示,也填补了西夏学方面的一项空白。全书30万字、收文132篇由“考古与发现篇”“文物与保护篇”“遗迹与寻踪篇”“学术与动态篇”“研究与成果篇”“拓荒与人物篇”六部分组成,所有篇章都在光明日报等媒体公开发表过,有些在发表时曾引起广泛关注。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对西夏和西夏学的关注和报道,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西夏学界的关注和肯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因西夏学与我结缘,凭着对我的了解和对我相关报道的关注,他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称赞我“30年来一直锲而不舍地跟踪西夏研究,热情洋溢地报道西夏学进展,及时写出了大量有关西夏的新闻,已成为促动西夏学前行的鼓手,也成了西夏学专家们的知心朋友,让西夏的故事有了新闻的色彩”。曾担任自治区八届政协副主席、宁夏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宁夏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陈育宁说:“这是一部新时期的西夏学史,见证了‘西夏在中国,西夏学也在中国’的学术发展历程。”
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和评价,让我备受鼓舞,也让我有了成就感。作为全国报道西夏、报道西夏学最多的记者,我与西夏学一起进步,也同西夏学专家学者一样有了满满的收获。
一个记者,是围着大官、大款转,还是围着学者、学术转?结果是不一样的:围着大官、大款转,也许会得到一些“实惠”,级别可能上去了,腰包也可能鼓起来了,日子也可能过得很滋润,也会有某种满足感,当然,他们一般都意识不到自己失去了什么;而围着学者、围着学术转,一般都会增长各方面知识,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有益的熏陶,精神境界也会得到升华,虽然会失去一些看得见、摸得着,也令人眼红心热的东西,但会有许多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令人欣慰的精神收获。因为围着学者、学术转的,一般都能严肃地对待采访对象和采访素材,认真推敲每一种提法、每一个句子,力求准确、到位,这样的稿件也有望成为精品,具有保存价值、流传价值和长久的生命力,记者本人也不会有“空转”之烦恼、空虚和焦虑。
当然,围着学者、学术转,并不是简单地、机械地、肤浅地报道学者的学术成就、学术的最新进展,即使是报道学者和学术,也有个去伪存真、沙里淘金、提炼加工的问题,不能人云亦云,既不能被学术不端、学风不正者所利用,也不能为伪学术成果推波助澜。在对学者、学术的报道中,同样需要新闻记者发挥引导作用,将学者、学术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充分发挥舆论的引导作用。比如,只会读死书、记条文、不会应用,就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再如,钻进象牙塔、理论脱离实际、研究百无一用,同样是不应得到鼓励的。提倡什么、鼓励什么、反对什么、纠正什么,记者都要旗帜鲜明。
仅仅围着学者、学术转是远远不够的,记者还需要理解学者、了解学术,要走进学者内心,真正成为他们的知音,还要洞悉学术真谛,明晰学术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不辱使命,准确、客观、深刻地报道学者、宣传学术。
我这里说的围着学者转、围着学术转,并不是说记者就不需要关注其他领域、其他人群了。各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有分工分口,你首先要完成本职工作,这和“围着谁转”不是一回事。因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不论什么领域、不论什么人物,都需要记者关心、关注,对所有有新闻价值的线索,都应该给与及时的报道,不可偏废,但工作之外,记者对什么感兴趣,喜欢“围着谁转”,结果大不一样。在这里,我只是叙述了自己围着学者转、围着学术转的收获而已,并没有排斥其他的意思。
是“实转”还是“空转”?是做“有用功”还是做“无用功”?在有限的职业生涯中,每个人都有多种选择,也都在做着各种选择。
两种“转法”,两种收获,两种结果——这也是我就《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出版引出的一点职业感悟,也是这本书中蕴藏的一点秘密。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