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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党在上海的统战工作先后摆脱了“不要斗争，只要联合”和“不要联合，只要斗争”的错误干扰，重新回到统一战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原点，创造出灵活多样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
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胜利；上海实践；历史贡献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发源地和重要实践地。回顾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走过的统战工作历程，不难发现，虽然不同时段党对统一战线的具体称谓不尽相同，但都为顺利完成党在不同时期的目标任务，团结和集聚了最大限度的外部力量。
在统一战线的历史上，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是中共二大。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以扫清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1]8月，国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上海先后与陈独秀、张太雷、邓中夏、李大钊、张国焘等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随后的西湖会议进一步明确国共合作将以“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孙中山的要求得以满足。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在上海相继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中共二大为党的统一战线奠定下政策基石，受此推动，国共两党逐步走上合作之路，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开始了。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2月，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成立。中共中央对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十分重视，中央局成员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等被派往执行部工作。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党右派不断挑起摩擦和冲突，但借助和依靠这个统一战线平台，中国共产党还是通过团结和斗争使上海的革命形势得到了推动和发展。
1925年中共四大后，上海工人运动迅速复苏。“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风暴，革命狂飚席卷全国。在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全国人民革命觉悟空前提高。这就为北伐战争预备了群众基础，也将国民革命运动推向了高潮。1926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上海区委研究和讨论了革命形势以及发动工人武装起义的方针、策略，并着手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筹备组织上海市民政府。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次日，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民主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宣告成立。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人民政权在四一二政变中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但党的先驱们在统一战线史上所谱写的这一页将永载史册。
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尚处幼年，面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国民党右派的叛变以及统一战线内部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党开展了非常尖锐的武装斗争和极其复杂的政治较量，为此后的中国革命积累了尤其可贵的经验和教训。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以其近代以来形成的文化地位以及华洋杂处的独特环境，成为许多进步文化战士新的聚集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联合国民党左派及社会知名人士，在上海组建多种政治文化团体来推进统一战线。政治方面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等，这些团体在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积累了经验。文化方面，党联合鲁迅等著名作家，通过发起成立各种左翼文艺团体，推进左翼文化运动大发展，有效地巩固和扩大了左翼革命文学创作和理论宣传的阵地。1930年3月左联成立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电影小组、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这些文艺团体汇聚成一支强大的队伍，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30年10月，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在上海成立，这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紧要关头，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一·二八淞沪战争打响，党立即号召广大民众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上海各级党、团组织、工会和民众反日团体，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童子军奔赴前线作战或参加战地服务。1933年9月，上海中央局秘密筹备召开远东反战会议，对党适时调整统一战线政策，起到了以外促内的重要作用。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结成新的更加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客观需要。1935年10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要求各国共产党克服转变“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开始做出重大调整。已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党组织不久即通过《救国报》《国际通讯》等国外媒体，了解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党的新政策。备受国民党压制，一度陷于低潮的上海抗日救亡运动有了新的方向。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上海再度掀起支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高潮。12月12日，文化界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并与陆续成立的工人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救亡团体一起，联合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很快，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的救国会运动，产生了极其广泛的政治影响。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号召的人民救国阵线开始确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海党组织和革命积极分子从新的形势出发，自觉积极加入抗日救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成为各界救国会的骨干，为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人民爱国热情高涨，抗日救亡大潮中的上层、中层和基层的统一战线迅速建立和开展起来，各种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民党当局忌惮进步力量发展壮大，百般加以阻挠限制。面对这样的情形，刘晓和潘汉年商定，在肯定国民党的抗敌后援会的前提下，由共产党领导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界救亡协会。在爱国领袖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等人的支持下，1937年7月28日，文化界救亡协会首先成立，由此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就冲破了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抗日救亡。 随即，上海党组织又牢牢抓住职业界，扩大上层统一战线，推动群众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通过职业界的共产党员同职业界上层人士联系，邀请立信会计事务所主任潘序伦出面筹建职业界救亡协会，并向国民党的抗敌后援会备案。职业界救亡协会成立后，先后有28个团体会员加入，迅速发展成为上海群众基础最广泛的民众救亡团体。此外，教育界救亡协会、妇女界救亡协会也相继成立。国民党上海总工会为了控制工人运动，成立了工界救亡协会。为维护统一战线，避免内耗，刘晓指示上海工委把工作重点深入到基层工厂区，建立纱厂、铁厂、印刷厂、法商电气公司等系统的救亡团体，以团体会员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工界救亡协会。各界救亡协会成立后，以各救亡协会理事会代表联席会议作为组织全市性群众抗日救亡协会的领导机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了起来。上海党组织还积极推广“银联”、“洋联”等统一战线团体发展经验，推进统战至上而下向纵深发展。
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中共上海组织始终坚持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坚定彻底的抗战立场、艰苦深入的群众工作和模范的抗战行动，引领和影响民众救亡运动向前发展。上海各界民众在“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号召下，以各种方式动员和组织起来，积极投入到捐献慰劳、救护伤员、救济难民、战地服务、救亡宣传等活动中去，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促进了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
上海沦为“孤岛”后，党组织充分利用租界内的复杂矛盾，从面向社会的大规模抗日救亡运动，转向从事以群众生活为主的小型福利活动。利用各界上层人士的社会影响，建立星期聚餐会、联谊会、读书会、合作社等合法团体，在多个领域开辟出极具特色的群众救亡阵地，使对敌隐蔽斗争得以长期坚持。同时，重视继续开展文化统战工作，使进步文化成为改变孤岛沉寂局面的先锋。“孤岛”时期上海党组织先后创办了《团结》《译报》《文献》《时论丛刊》等刊物；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有关抗战著作，以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上海一日》等进步书籍。进步文艺界不断编排上演激发群众爱国激情和抗战意识的历史剧和现实剧，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在这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各类社会团体也积极运用夜校、读书会、学术讲座、时势报告会等文化教育形式，建立起坚强有力的舆论阵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为保存实力，党中央指示江苏省委机关和已经暴露的党员撤退至新四军根据地工作。1943年，江苏省委撤销，华中局敌区工作部（后改称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成立。留在上海的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和警察特支6个系统，由其直接领导。坚持在上海的各级党组织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执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政策，做更细致具体的基层统战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团结凝聚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店职员、广大市民、民族工商业者等各方力量积极开展支援新四军、营救被捕人员、反对日伪暗杀等活动。经过八年苦战，上海人民在党的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终于迎来了胜利的黎明。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与民主，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以及一系列的正确政策，“这些纲领和政策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2]
国共和谈期间，中共驻沪办事处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为党在上海工作的继续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1946年5月26日，民盟会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53个人民团体，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6月23日，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积极响应下，上海人民代表团赴南京，举行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请愿。当晚，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的毒打，“下关惨案”震惊全国。血的事实促成了广大民众的觉醒，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内战、镇压民主的真实面目，揭开了上海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反对美蒋的人民民主运动序幕。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为配合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加紧了对统治区内人民革命运动的镇压。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于1947年1月对国统区党组织做出调整，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5月6日，又将其改为上海中央局（简称上海局）。在上海局领导下，一个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勃然而兴。上海局在领导国统区的反美反蒋人民革命运动中，始终高度重视“对各民主党派、民族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文化界、科技界、宗教界等方面包括国民党中的爱国将领、爱国人士在内的民主人士开展团结教育工作，争取中间人士，在共同斗争中发展壮大进步力量。在党举办的或党所影响的报刊中，吸收文化、学术、教育、科技界进步人士参加编辑或撰稿，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腐朽统治，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打击了敌人，教育了人民”。[3]久久为功，这些活动和举措为新中国探索建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好了铺垫。
1948年冬，上海局根据中央的决策和要求，提前在各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从政治、组织、思想三个方面加强了对群众团体的领导，组织群众掀起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和保护工厂、机关、学校的斗争，动摇和瓦解国民党守备武装，为人民军队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上海等长江流域和中南、西南各城市以及解放后顺利接管城市、维护社会秩序、组织恢复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66.
[2] 王邦佐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28.
[3]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M].学林出版社，1989：3.
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胜利；上海实践；历史贡献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发源地和重要实践地。回顾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走过的统战工作历程，不难发现，虽然不同时段党对统一战线的具体称谓不尽相同，但都为顺利完成党在不同时期的目标任务，团结和集聚了最大限度的外部力量。
在统一战线的历史上，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是中共二大。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以扫清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1]8月，国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上海先后与陈独秀、张太雷、邓中夏、李大钊、张国焘等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随后的西湖会议进一步明确国共合作将以“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孙中山的要求得以满足。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在上海相继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中共二大为党的统一战线奠定下政策基石，受此推动，国共两党逐步走上合作之路，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开始了。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2月，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成立。中共中央对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十分重视，中央局成员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等被派往执行部工作。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党右派不断挑起摩擦和冲突，但借助和依靠这个统一战线平台，中国共产党还是通过团结和斗争使上海的革命形势得到了推动和发展。
1925年中共四大后，上海工人运动迅速复苏。“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风暴，革命狂飚席卷全国。在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全国人民革命觉悟空前提高。这就为北伐战争预备了群众基础，也将国民革命运动推向了高潮。1926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上海区委研究和讨论了革命形势以及发动工人武装起义的方针、策略，并着手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筹备组织上海市民政府。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次日，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民主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宣告成立。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人民政权在四一二政变中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但党的先驱们在统一战线史上所谱写的这一页将永载史册。
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尚处幼年，面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国民党右派的叛变以及统一战线内部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党开展了非常尖锐的武装斗争和极其复杂的政治较量，为此后的中国革命积累了尤其可贵的经验和教训。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以其近代以来形成的文化地位以及华洋杂处的独特环境，成为许多进步文化战士新的聚集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联合国民党左派及社会知名人士，在上海组建多种政治文化团体来推进统一战线。政治方面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等，这些团体在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积累了经验。文化方面，党联合鲁迅等著名作家，通过发起成立各种左翼文艺团体，推进左翼文化运动大发展，有效地巩固和扩大了左翼革命文学创作和理论宣传的阵地。1930年3月左联成立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电影小组、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这些文艺团体汇聚成一支强大的队伍，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30年10月，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在上海成立，这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紧要关头，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一·二八淞沪战争打响，党立即号召广大民众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上海各级党、团组织、工会和民众反日团体，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童子军奔赴前线作战或参加战地服务。1933年9月，上海中央局秘密筹备召开远东反战会议，对党适时调整统一战线政策，起到了以外促内的重要作用。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结成新的更加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客观需要。1935年10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要求各国共产党克服转变“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开始做出重大调整。已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党组织不久即通过《救国报》《国际通讯》等国外媒体，了解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党的新政策。备受国民党压制，一度陷于低潮的上海抗日救亡运动有了新的方向。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上海再度掀起支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高潮。12月12日，文化界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并与陆续成立的工人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救亡团体一起，联合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很快，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的救国会运动，产生了极其广泛的政治影响。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号召的人民救国阵线开始确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海党组织和革命积极分子从新的形势出发，自觉积极加入抗日救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成为各界救国会的骨干，为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人民爱国热情高涨，抗日救亡大潮中的上层、中层和基层的统一战线迅速建立和开展起来，各种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民党当局忌惮进步力量发展壮大，百般加以阻挠限制。面对这样的情形，刘晓和潘汉年商定，在肯定国民党的抗敌后援会的前提下，由共产党领导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界救亡协会。在爱国领袖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等人的支持下，1937年7月28日，文化界救亡协会首先成立，由此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就冲破了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抗日救亡。 随即，上海党组织又牢牢抓住职业界，扩大上层统一战线，推动群众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通过职业界的共产党员同职业界上层人士联系，邀请立信会计事务所主任潘序伦出面筹建职业界救亡协会，并向国民党的抗敌后援会备案。职业界救亡协会成立后，先后有28个团体会员加入，迅速发展成为上海群众基础最广泛的民众救亡团体。此外，教育界救亡协会、妇女界救亡协会也相继成立。国民党上海总工会为了控制工人运动，成立了工界救亡协会。为维护统一战线，避免内耗，刘晓指示上海工委把工作重点深入到基层工厂区，建立纱厂、铁厂、印刷厂、法商电气公司等系统的救亡团体，以团体会员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工界救亡协会。各界救亡协会成立后，以各救亡协会理事会代表联席会议作为组织全市性群众抗日救亡协会的领导机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了起来。上海党组织还积极推广“银联”、“洋联”等统一战线团体发展经验，推进统战至上而下向纵深发展。
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中共上海组织始终坚持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坚定彻底的抗战立场、艰苦深入的群众工作和模范的抗战行动，引领和影响民众救亡运动向前发展。上海各界民众在“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号召下，以各种方式动员和组织起来，积极投入到捐献慰劳、救护伤员、救济难民、战地服务、救亡宣传等活动中去，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促进了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
上海沦为“孤岛”后，党组织充分利用租界内的复杂矛盾，从面向社会的大规模抗日救亡运动，转向从事以群众生活为主的小型福利活动。利用各界上层人士的社会影响，建立星期聚餐会、联谊会、读书会、合作社等合法团体，在多个领域开辟出极具特色的群众救亡阵地，使对敌隐蔽斗争得以长期坚持。同时，重视继续开展文化统战工作，使进步文化成为改变孤岛沉寂局面的先锋。“孤岛”时期上海党组织先后创办了《团结》《译报》《文献》《时论丛刊》等刊物；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有关抗战著作，以及《鲁迅全集》《西行漫记》《上海一日》等进步书籍。进步文艺界不断编排上演激发群众爱国激情和抗战意识的历史剧和现实剧，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在这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各类社会团体也积极运用夜校、读书会、学术讲座、时势报告会等文化教育形式，建立起坚强有力的舆论阵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为保存实力，党中央指示江苏省委机关和已经暴露的党员撤退至新四军根据地工作。1943年，江苏省委撤销，华中局敌区工作部（后改称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成立。留在上海的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和警察特支6个系统，由其直接领导。坚持在上海的各级党组织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执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政策，做更细致具体的基层统战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团结凝聚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店职员、广大市民、民族工商业者等各方力量积极开展支援新四军、营救被捕人员、反对日伪暗杀等活动。经过八年苦战，上海人民在党的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终于迎来了胜利的黎明。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与民主，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以及一系列的正确政策，“这些纲领和政策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2]
国共和谈期间，中共驻沪办事处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为党在上海工作的继续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1946年5月26日，民盟会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53个人民团体，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6月23日，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积极响应下，上海人民代表团赴南京，举行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请愿。当晚，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的毒打，“下关惨案”震惊全国。血的事实促成了广大民众的觉醒，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内战、镇压民主的真实面目，揭开了上海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反对美蒋的人民民主运动序幕。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为配合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加紧了对统治区内人民革命运动的镇压。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于1947年1月对国统区党组织做出调整，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5月6日，又将其改为上海中央局（简称上海局）。在上海局领导下，一个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勃然而兴。上海局在领导国统区的反美反蒋人民革命运动中，始终高度重视“对各民主党派、民族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文化界、科技界、宗教界等方面包括国民党中的爱国将领、爱国人士在内的民主人士开展团结教育工作，争取中间人士，在共同斗争中发展壮大进步力量。在党举办的或党所影响的报刊中，吸收文化、学术、教育、科技界进步人士参加编辑或撰稿，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腐朽统治，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打击了敌人，教育了人民”。[3]久久为功，这些活动和举措为新中国探索建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好了铺垫。
1948年冬，上海局根据中央的决策和要求，提前在各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从政治、组织、思想三个方面加强了对群众团体的领导，组织群众掀起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和保护工厂、机关、学校的斗争，动摇和瓦解国民党守备武装，为人民军队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上海等长江流域和中南、西南各城市以及解放后顺利接管城市、维护社会秩序、组织恢复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66.
[2] 王邦佐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28.
[3]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M].学林出版社，1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