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今年2月份开始的利比亚冲突持续发酵，到目前为止北约开展对利比亚政府军的空袭也已经超过了100天。在2011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冲突。在这场冲突的背后，我们明显地看到了一次国际政治传播的较量。
冲突中的政治传播，是媒体与战争这个议题的一种典型体现。在这个旷日持久的冲突中，我们看到利比亚政府军、反政府“全国过渡委员会”和北约三方的力量不但在战场上形成了直接冲突，而且在国际传播环境中进行了全面的较量。由于冲突爆发的时间长、涉及面广、形成的议题也在不同阶段持续发酵，因．此这给我们一个观察国际政治传播的重要观测点。这其中的主要手段和内容，反复形成了“暴力的政治”，其外延不断扩大到国际媒体的报道中。
不同冲突阶段的 议程变化
国际政治传播，只是对外传播中主要针对政治这一领域进行的传播活动。国际政治传播的主要对象是海外媒体，行为方式也比较固定地使用了媒体手段，与我们平常所说的对外传播有一定的相似处。国际政治传播中的战争宣传，往往从“暴力的政治”入手，通过塑造、强化、引导战争暴力的概念，形成战争宣传中的政治议题，从而完成超越国界的政治传播活动。
在利比亚冲突中也是如此，由于大量的各国媒体记者云集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加之利比亚冲突双方自身的媒体动员能力较为薄弱，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仍然成为了利比亚冲突双方依赖的主要方法。这种议程设置可以通过四个阶段来实现，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个阶段是利比亚国内冲突刚刚开始的一个月时间中，由于在这个阶段，利比亚双方宣传力量差距悬殊，利比亚国内的新闻媒体主要一边倒地支持卡扎菲，用平息叛乱的议程制约反对派的言论，而反对派没有建立自己的媒体，只是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介绍利比亚反对派的情况，攻击卡扎菲政权，而国际媒体多从外围展开报道。这个时期的议题，主要是战争行为命题，这些报道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努力，推动了联合国1973号决议的产生。
第二个阶段是联合国通过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北约和美国随即对利比亚展开空袭开始之后。这个时期的主要议题是在合法性的争夺上。由于利比亚内部冲突首先涉及到的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为此双方都加大了强调自身合法性的力度，在冲突早期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频频亮相，显示民众对其高度的支持，而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也在此时首次设置了自己的媒体，他们在班加西主要使用广播进行舆论动员，在海外设置了类似于外宣工具的电视台，并且在这一阶段首次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各国媒体介绍情况，展示民众对其的支持。
第三个阶段从空袭一个月之后开始，这一时期议题开始转向对平民的无辜伤害。由于利比亚国内冲突自身体量较小，而北约的空袭力度不断加大，北约空袭造成的人员伤亡往往等于甚至超过一次局部冲突的战争伤亡，因此这一阶段的命题，主要集中在平民伤亡上。利比亚政府加大了平民伤亡的新闻发布力度，与北约方面形成了直接的交锋来回。尤其是6月21日卡扎菲高级助手霍梅迪家遭到空袭，其子和孙子都遇难之后，利比亚政府组织国际媒体到现场采访，这种平民伤亡的报道力度到达了高峰。用平民伤亡作为报道重点的情况在2006年的黎以冲突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以色列政府也不断组织在以色列的各国记者去海法看被火箭炮袭击的房子，而贝鲁特遭到轰炸之后，真主党的新闻官自己频频出镜，介绍以色列的暴行。
第四个阶段则在空袭两个月之后，我们不断看到新的议题被开发出来。这其中战争犯罪的问题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西方媒体先是通过几个主要议程的报道，如“卡扎菲通过狙击手、直升机对平民人群开火射击”、继而强调“卡扎菲向政府军发放伟哥，强奸反对派妇女”，将战争犯罪行为作为报道的重点，并引发国际刑事法庭的响应。在2011年6月27日，国际刑事法庭正式对卡扎菲发出逮捕令，这是一次国际舆论对利比亚方面的重大打击。尽管这一逮捕令有着明显的争议性，但它严重影响了利比亚政府军方面的士气。利比亚政府方面则在6月初明确表示要将北约诉诸“战争罪”，还邀请法国前外交部长罗兰·迪马担任律师。这种对战争罪行的争议，实际上也是从舆论上对国际法层面道德制高点的争夺。
“暴力的政治”与传播再现
由于国际冲突中，政治传播常常伴有舆论战的现象，因此人们会更加重视在冲突过程中的传播能力。传播能力考察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能动性，在战争或冲突期问，这种传播能力考察的是塑造和形成“暴力的政治”的能力。从硬件和国际舆论环境来看，北约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在与利比亚政府军的传播能力较量方面，也比较明显地显示了“暴力的政治”。自3月北约与美国开始执行禁飞任务，继而打击利比亚政府军地面目标之后，在100天内北约方面召开了至少15次不同层面的新闻发布会，介绍执行禁飞情况，在多次介绍禁飞情况和空袭活动的发布会上，还加入了对利比亚政府军军事行动的介绍。尤其是在4月份，一架反政府武装的战机遭到击落之后，北约方面先是重点肯定空袭成果，然后才承认反政府武装战机系北约击落。
但是在此次利比亚冲突中，北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弱点。这也是利比亚政府方面的优势。由于北约没有地面部队进入利比亚，对当地情况的掌握远不如国际媒体和利比亚政府，在人员伤亡的内容上反应比较慢，甚至出现了几次误炸之后，信息掌握不全面、反应较慢的情况。而掌握了地缘优势的利比亚政府采取的方式是“组团实地采访”和“反复强化议程”，不但多次组织记者实地采访所谓空袭行动对平民的伤害，而且形成了“政府发言人易卜拉欣——副外长卡伊姆”的发布轴心，常规问题由易卜拉欣处理，特殊命题由卡伊姆出面，后者还负责重点媒体的专访。中国在利比亚的媒体如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都专访到卡伊姆。其实在利比亚国内，冲突双方也有一定的差距。卡扎菲一方掌握较多的传统媒体，较早地使用议程设置的办法引导国际媒体关注其主要议题，而反对派建立传统媒体的时间比较晚，在5月初才真正成立自己的广播台，并在卡塔尔通过海外志愿者建立了一个小型电视台，在传播活动中力量较为分散，在战争初期不仅未能对本国民众进行及时传播，在国际传播中的效果也比较滞后。
从内涵上说，“暴力的政治”往往体现为政府主体通过新闻发布和组织采访等引导媒体手段，展示暴力的活动、后果和形成原因，在舆论中形成两种意识，一是对暴力行为的恐惧，二是对暴力行为始作俑者的仇恨。北约、利比亚政府和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传播较量，实际上就是这种意识的较量。通过国际舆论的报道，实现对恐惧或仇恨的放大，从而带来有利于本方的舆论观感，并延伸到具体的政策态度中。
“暴力的政治”从形态上看，是一种暴力内容的国际传播，但是其外延是合法性的争夺。在冲突的国际传播活动中，这种合法性从两个方面的议程来形成。一方面是狭义的合法性，即各国对冲突双方的认可，比如在6月初，俄罗斯代表访问班加西与反对派对话之后，即在媒体上传出俄罗斯代表认可反对派的消息，这是反对派主动释放的一条信息，显示世界舆论对其认可。为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执行局主席吉卜里勒多次造访世界各国，频繁沟通，介绍反对派立场，就是一种合法性争夺。另一方面是广义的合法性，即战争活动中涉及到的一些普遍价值的认定，如战俘权益、平民安全、战争犯罪等。在每一次地区冲突中，普遍的价值原则都一再被各方作为舆论手段使用，这当然证明了人类社会对于战争罪行的反感，但同时也证明了在战争中信息传递的不确定性和知情权的脆弱。其实在6月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也公布材料，证明利比亚冲突双方都犯有战争罪行，但这个信息并未得到国际媒体的重视，也为冲突双方有意无意地回避。
责编：吴奇志
冲突中的政治传播，是媒体与战争这个议题的一种典型体现。在这个旷日持久的冲突中，我们看到利比亚政府军、反政府“全国过渡委员会”和北约三方的力量不但在战场上形成了直接冲突，而且在国际传播环境中进行了全面的较量。由于冲突爆发的时间长、涉及面广、形成的议题也在不同阶段持续发酵，因．此这给我们一个观察国际政治传播的重要观测点。这其中的主要手段和内容，反复形成了“暴力的政治”，其外延不断扩大到国际媒体的报道中。
不同冲突阶段的 议程变化
国际政治传播，只是对外传播中主要针对政治这一领域进行的传播活动。国际政治传播的主要对象是海外媒体，行为方式也比较固定地使用了媒体手段，与我们平常所说的对外传播有一定的相似处。国际政治传播中的战争宣传，往往从“暴力的政治”入手，通过塑造、强化、引导战争暴力的概念，形成战争宣传中的政治议题，从而完成超越国界的政治传播活动。
在利比亚冲突中也是如此，由于大量的各国媒体记者云集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加之利比亚冲突双方自身的媒体动员能力较为薄弱，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仍然成为了利比亚冲突双方依赖的主要方法。这种议程设置可以通过四个阶段来实现，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个阶段是利比亚国内冲突刚刚开始的一个月时间中，由于在这个阶段，利比亚双方宣传力量差距悬殊，利比亚国内的新闻媒体主要一边倒地支持卡扎菲，用平息叛乱的议程制约反对派的言论，而反对派没有建立自己的媒体，只是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介绍利比亚反对派的情况，攻击卡扎菲政权，而国际媒体多从外围展开报道。这个时期的议题，主要是战争行为命题，这些报道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努力，推动了联合国1973号决议的产生。
第二个阶段是联合国通过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北约和美国随即对利比亚展开空袭开始之后。这个时期的主要议题是在合法性的争夺上。由于利比亚内部冲突首先涉及到的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为此双方都加大了强调自身合法性的力度，在冲突早期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频频亮相，显示民众对其高度的支持，而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也在此时首次设置了自己的媒体，他们在班加西主要使用广播进行舆论动员，在海外设置了类似于外宣工具的电视台，并且在这一阶段首次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各国媒体介绍情况，展示民众对其的支持。
第三个阶段从空袭一个月之后开始，这一时期议题开始转向对平民的无辜伤害。由于利比亚国内冲突自身体量较小，而北约的空袭力度不断加大，北约空袭造成的人员伤亡往往等于甚至超过一次局部冲突的战争伤亡，因此这一阶段的命题，主要集中在平民伤亡上。利比亚政府加大了平民伤亡的新闻发布力度，与北约方面形成了直接的交锋来回。尤其是6月21日卡扎菲高级助手霍梅迪家遭到空袭，其子和孙子都遇难之后，利比亚政府组织国际媒体到现场采访，这种平民伤亡的报道力度到达了高峰。用平民伤亡作为报道重点的情况在2006年的黎以冲突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以色列政府也不断组织在以色列的各国记者去海法看被火箭炮袭击的房子，而贝鲁特遭到轰炸之后，真主党的新闻官自己频频出镜，介绍以色列的暴行。
第四个阶段则在空袭两个月之后，我们不断看到新的议题被开发出来。这其中战争犯罪的问题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西方媒体先是通过几个主要议程的报道，如“卡扎菲通过狙击手、直升机对平民人群开火射击”、继而强调“卡扎菲向政府军发放伟哥，强奸反对派妇女”，将战争犯罪行为作为报道的重点，并引发国际刑事法庭的响应。在2011年6月27日，国际刑事法庭正式对卡扎菲发出逮捕令，这是一次国际舆论对利比亚方面的重大打击。尽管这一逮捕令有着明显的争议性，但它严重影响了利比亚政府军方面的士气。利比亚政府方面则在6月初明确表示要将北约诉诸“战争罪”，还邀请法国前外交部长罗兰·迪马担任律师。这种对战争罪行的争议，实际上也是从舆论上对国际法层面道德制高点的争夺。
“暴力的政治”与传播再现
由于国际冲突中，政治传播常常伴有舆论战的现象，因此人们会更加重视在冲突过程中的传播能力。传播能力考察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能动性，在战争或冲突期问，这种传播能力考察的是塑造和形成“暴力的政治”的能力。从硬件和国际舆论环境来看，北约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在与利比亚政府军的传播能力较量方面，也比较明显地显示了“暴力的政治”。自3月北约与美国开始执行禁飞任务，继而打击利比亚政府军地面目标之后，在100天内北约方面召开了至少15次不同层面的新闻发布会，介绍执行禁飞情况，在多次介绍禁飞情况和空袭活动的发布会上，还加入了对利比亚政府军军事行动的介绍。尤其是在4月份，一架反政府武装的战机遭到击落之后，北约方面先是重点肯定空袭成果，然后才承认反政府武装战机系北约击落。
但是在此次利比亚冲突中，北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弱点。这也是利比亚政府方面的优势。由于北约没有地面部队进入利比亚，对当地情况的掌握远不如国际媒体和利比亚政府，在人员伤亡的内容上反应比较慢，甚至出现了几次误炸之后，信息掌握不全面、反应较慢的情况。而掌握了地缘优势的利比亚政府采取的方式是“组团实地采访”和“反复强化议程”，不但多次组织记者实地采访所谓空袭行动对平民的伤害，而且形成了“政府发言人易卜拉欣——副外长卡伊姆”的发布轴心，常规问题由易卜拉欣处理，特殊命题由卡伊姆出面，后者还负责重点媒体的专访。中国在利比亚的媒体如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都专访到卡伊姆。其实在利比亚国内，冲突双方也有一定的差距。卡扎菲一方掌握较多的传统媒体，较早地使用议程设置的办法引导国际媒体关注其主要议题，而反对派建立传统媒体的时间比较晚，在5月初才真正成立自己的广播台，并在卡塔尔通过海外志愿者建立了一个小型电视台，在传播活动中力量较为分散，在战争初期不仅未能对本国民众进行及时传播，在国际传播中的效果也比较滞后。
从内涵上说，“暴力的政治”往往体现为政府主体通过新闻发布和组织采访等引导媒体手段，展示暴力的活动、后果和形成原因，在舆论中形成两种意识，一是对暴力行为的恐惧，二是对暴力行为始作俑者的仇恨。北约、利比亚政府和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传播较量，实际上就是这种意识的较量。通过国际舆论的报道，实现对恐惧或仇恨的放大，从而带来有利于本方的舆论观感，并延伸到具体的政策态度中。
“暴力的政治”从形态上看，是一种暴力内容的国际传播，但是其外延是合法性的争夺。在冲突的国际传播活动中，这种合法性从两个方面的议程来形成。一方面是狭义的合法性，即各国对冲突双方的认可，比如在6月初，俄罗斯代表访问班加西与反对派对话之后，即在媒体上传出俄罗斯代表认可反对派的消息，这是反对派主动释放的一条信息，显示世界舆论对其认可。为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执行局主席吉卜里勒多次造访世界各国，频繁沟通，介绍反对派立场，就是一种合法性争夺。另一方面是广义的合法性，即战争活动中涉及到的一些普遍价值的认定，如战俘权益、平民安全、战争犯罪等。在每一次地区冲突中，普遍的价值原则都一再被各方作为舆论手段使用，这当然证明了人类社会对于战争罪行的反感，但同时也证明了在战争中信息传递的不确定性和知情权的脆弱。其实在6月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也公布材料，证明利比亚冲突双方都犯有战争罪行，但这个信息并未得到国际媒体的重视，也为冲突双方有意无意地回避。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