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不仅造就了作为民主革命旗帜的孙中山，还造就了以他为代表的领袖集团，如被称为“再造民国第一人”的黄兴;被誉为“民国第一豪侠”的陈其美……还有一位与黄兴齐名的重要领袖人物，被时人赞誉为“革命的道德家”，他就是刘揆一。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缺乏，人们对他知之甚少。
　　一 黄兴的至交密友
　　刘揆一幼承庭训，受其父影响很深，他曾回忆：“揆一为时方少，常侍府君，听授史事。” “由是揆一有继承父志之蓄念。”1893年，随父迁居湘潭县城。1894年，就读于经学大师王闿运门下，“处王翁门下数年”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1903年春，在留学热潮的鼓舞下，自费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并在这里与黄兴结识。二人相见恨晚，遂“结为密友，相助切磋砥砺”，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途径，且一致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因为清廷腐败无能，要救亡图存，首先要推翻清廷的统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非武装起义不能成功”。
　　1903年11月，刘揆一毕业后回到长沙，便与黄兴一起倾力策动武装反清斗争。
　　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黄兴为会长，刘揆一、宋教仁等为副会长。华兴会的成立，也标志着刘揆一革命生涯的开端。华兴会发展迅速，黄兴考虑到会员多数是知识分子，与会党（清末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一些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中人接洽颇多隔阂，于是与刘揆一商量，另创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机构，并“仿日本将佐尉军制，编列各项组织。黄兴自任大将，兼会长职权;刘揆一任中将，掌理陆军事务;马福益任少将，掌理会党事务”。
　　华兴会和同仇会的建立，使湖南革命党人不仅有了领导革命运动的总机关，且有了专事联络会党的总机构，这种独具特色的组织形式使得分散在湖南各地的会党很快统一起来，纳入革命轨道，成为此后长沙起义、萍浏醴起义、长沙抢米风潮的主要动力。它充分反映了黄兴和刘揆一为代表的湖南革命党人的斗争艺术和独创精神，并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建立准备了重要条件。
　　1919年五四运动时，刘揆一赋闲家中。北伐战争前夕，和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人都有接触和往来。大革命失败后，他寓居北京，此时因家境十分困窘，迫于生计就闭门著书，用回忆录的形式写了《黄兴传记》，并于1929年出版，当时家里的生活就是靠这笔书款补贴过来的。
　　二 辛亥革命志士
　　1904年初春的一个雪夜，刘揆一偕黄兴与马福益三人，于湘潭茶园铺矿山上的一个岩洞中席地而坐，各倾肝胆，共谋光复，谋长沙起义。由于机事不密，长沙起义因谋泄而流产，湘抚下令缉捕黄兴、刘揆一等革命党人。几经周折，刘揆一遂偕黄兴避走日本。刘揆一这次来到东京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加入同盟会的问题。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起初刘揆一并没有加入。首先是出于对华兴会的深厚感情;其次是刘揆一当时对孙中山缺乏了解;第三是同盟会当时还处于酝酿阶段，革命纲领还不十分明确。直到1907年，通过实践的检验他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12月4日爆发的萍浏醴起义由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不幸被捕并被杀害，其妻曹庄闻讯自缢，其父在惨遭家难后，急得中风，不久死去。而由于交通阻滞，直到1907年1月22日，刘揆一在东京才得知这一凶耗。刘道一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东京同盟会本部曾于1907年2月3日召开追悼大会，遥致哀悼，刘揆一作《哭炳生弟》诗八首，可谓字字情、句句痛，表达了他在国难家仇交织下的悲愤心情，诗末章更是感慨了两人的兄弟情谊。来自家庭所横遭的劫难极大地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并成为中国同盟会本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由于受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同盟会内部矛盾尖锐化，东京同盟会本部几乎濒临瓦解。此时，刘揆一挺身而出，代理黄兴，主持东京本部工作，他事事顾全大局，处处维护团结，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气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被誉为“革命的道德家”。
　　1911年武昌起义后，刘揆一偕黄兴等驰赴武汉，在汉口督战，为稳定武汉战局、促进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1912年任袁世凯政府工商总长，期间主持召开全国性工商会议。他提出了“工商立国”的理论，1913年4月在《民主报》发表了著名的《国本论》，使其“工商立国”的理论进一步完善、系统化;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有力措施，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后参加护国运动。在天津创办《公民报》，运用报纸为武器，反对帝制。1916至1918年任国会议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刘揆一忧心如焚，并于1932年写了《救国方略之我见》，阐述其对时局的态度和立场。1933年被蒋介石聘为行政院顾问，因刘揆一的联共言论遭到蒋的反感，遂于翌年被罢免，从此隐居湘西洪江。
　　刘揆一的一生与整个辛亥革命相始终，但他并未因受此打击而退缩，从他致好友陈铁珊的信中可看出他豪不畏惧，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晚节。全国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位民主革命的斗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揆一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
　　三 毛泽东最尊敬的老师之一
　　1937年，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前后接到其表兄文运昌自家乡写来的两封信。在11月27日的回信中，毛泽东特别问道：“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信中的刘霖生，就是指刘揆一。1920年毛泽东的父亲去世时，毛泽东正在外地，丧事主要是由其弟毛泽民和刘揆一在家操持;后来毛泽民英勇就义，又是刘揆一代为撰写挽联，对于刘揆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充满感激，在其紧张的工作空隙，也不忘向他表示慰问。
　　在艰难而漫长的革命进程中，毛泽东和刘揆一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刘揆一在革命最困难时曾积极支持过毛泽东，毛泽东尊称他为老师。1950年，毛泽东曾先后两次致信向刘揆一征询有关党的政策方面的意见。
　　195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刘揆一信：“霖生先生有道：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示奉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征粮流弊，政府已发令纠正，不知近日有所缓和否？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办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湖南匪患闻已大体解决，是否如此，先生所知如何？尚祈便中见告。颂大安。不具！”刘揆一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十分激动，马上就农村中减租减息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给毛泽东去信。時隔一个月后，即4月14日毛泽东在复刘揆一的信写道：“四月二日大示诵悉。退押一事，原是地方根据农民要求办理的，现已令其停止。敬复。顺颂大安！”
　　1950年秋，毛泽东曾亲自派员到湘潭，邀请刘揆一去北京晤谈。可惜刘揆一由于重病缠身，未能成行，因此这两位师生和战友，解放后竟没有见上一面。1950年11月1日，刘揆一因肺疾在湘潭城正街刘烈士祠病逝，享年72岁。毛泽东在得知此消息后，十分悲痛，并立即请秘书从稿费中给刘揆一家属汇去400元，以表示深切的怀念与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