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任溶溶
原名任根鎏,又名任以奇。生于1923年,广东鹤山人。1945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和编辑工作。他能用俄、英、意、日四种语言进行翻译。译有《木偶奇遇记》、《假话国历险记》、《长袜子皮皮》、《安徒生童话全集》等大量外国儿童文学名著。著有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儿童诗集《小孩子懂大事情》、《我妈妈的故事》等。
任溶溶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翻译和创作作品最多的人,据统计,在解放后的17年中,全国的翻译工作者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共426种,而任溶溶一个人的翻译就达30多种,约占翻译总量的8%。老读者不会忘记《古丽雅的道路》,中年读者也会记得《洋葱头历险记》、《木偶奇遇记》,这些都是任溶溶翻译的经典。而《没头脑和不高兴》和《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的童话,加上后来的动画片的传播,已影响了几代人。
作为任溶溶的“粉丝”,日前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孙毅先生说,任老因“心肺病症”去“鬼门关”转了一回,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很想去看看这位前辈。然而孙老师告知说,自医院回来后,任老已“闭门谢客”。当然孙老师的面子很大,在国庆长假最后一天,任老还是在寓所“破例”接待了我们俩。
这是位于泰兴路上的一幢上海老式里弄房。据说,前面弄堂里还曾住过康有为。自抗战前就住在这里的任溶溶今年已87岁高龄,祖籍虽为广东人却是个老上海。任先生较前消瘦了些,但气色很好,思路敏捷不减当年,忆往事、谈当今,兴趣依然。有意思的是,这位我国早年语言文字改革者,与我们交谈,还不时转换语言:上海话、普通话、时而还夹点广东话,可谓有声有色,这使我们倍感高兴。
小时不爱“红楼”喜“济公”
“我是给孔夫子磕过头的,从小读私塾,识字很早。”任溶溶说他童年较“散漫”,但很幸福,不像现在的孩子被“书包”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5岁时被送到广州老家读书。小时就读四大名著,但不爱看《红楼梦》,对婆婆妈妈的东西不感兴趣。《三国演义》也是一定要诸葛亮出来之后才好看,看到诸葛亮死了就不看了。那时读的最多的是“杂书”,尤其喜欢“打来打去”的旧式武侠小说,滑稽搞笑的《济公传》。意大利罗大里的童话《洋葱头历险记》、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是他最喜欢的书,只是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得以亲手把这部经典童话翻译成中文,更想不到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经他之手进入中国的外国童话故事数不胜数。
小学毕业那年,抗战爆发,任溶溶回到上海,在英国人开的中学里读书,与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草婴是同学。他目睹世间疾苦,慢慢长大的任溶溶不再读童话了,他一心向往着革命。1940年,读初三时,他和两个同学从家里溜走,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出发的那天是10月17日,为防止被家人找到,按照这日期的读音,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史以奇”,带他去的干部说,姓就不要改了,于是成了“任以奇”。他在那里编《战士报》,写标语,教唱歌,有时候打点小仗,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经常能看见陈毅,见得最多的是粟裕。他还很荣幸地参加了宣布陈毅担任新四军代军长的会。可惜一年不到,他却患上了重病,只得返回上海治病。病愈后就开始在上海从事文字改革工作。不到20岁的任溶溶参与编辑《语文》丛刊,在汉语拼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上做了很多工作。
翻译儿童文学要感谢迪士尼
任溶溶说,其实我最早动手写的东西并不是儿童作品,刚回到上海时,看了左拉的小说《屠场》之后很感动,就把它改编成了剧本,它讲的是一个工人因为到处碰壁最后变成酒鬼的故事,我还用上了我父亲常常说的一句话:“富贵心头涌,贫穷懒惰眠。”后来一个朋友说他们想拿这个剧本去演出,结果这个朋友家失火把我的剧本也烧了,烧掉后我跟成人文学就不搭界了。
任溶溶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一个大学同学进了儿童书局,他知道任溶溶搞翻译,就来向他约稿。任溶溶跑到外文书店,看到迪士尼出的书,觉得它们画得太美了,就买回来翻译,越译越觉得有意思,越译越多,所以任溶溶很感谢迪士尼。
任溶溶的俄文是向同学草婴学的,后来又找了家庭教师,使任溶溶的俄语水平大为提高。不久,中共上海局文委负责人姜椿芳创办了时代出版社。当姜椿芳知道任溶溶能翻译俄文时,便邀请说,“你给我们时代出版社翻译好了。你翻译一本,我们给你出一本。”这对任溶溶鼓励太大了,“我连生活都解决了,那么就翻译儿童文学吧。”自此,任溶溶开始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解放前所翻译的书都由时代出版社出版了。
“任溶溶”是我女儿的名字
“‘任溶溶’是我的笔名,其实这是我女儿的名字。”任溶溶说到这里,笑了,且笑得很灿烂,看得出,这充满着对女儿的深深爱意。“关于这个笔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专门介绍了这个笔名的来历。”
我找到了这篇文章,任溶溶其中写道:“我叫任溶溶,其实我不叫任溶溶。我家倒真有个任溶溶,那是我女儿。不用说,先得有我女儿,才能有我女儿的名字;先得有我女儿的名字,才能有我用她的名字。我是在她生下来那年开始专门做儿童文学工作的。知道我女儿的岁数,就知道我专门从事这工作的年头了:她是属狗的。再说她如今也有了她自己的女儿,瞧,这小妞儿这会儿正坐在我身边看书,一页又一页地看,一页又一页地翻,可书倒着拿,因为她别说不识字,连画也看不懂。总共才一岁。”
原来,时为1947年,当时还叫“任以奇”的他,其大女儿出生了。任以奇的同事和好友,著名文字改革活动家、语言学家倪海曙知道后,为其取名“任溶溶”。自任以奇投身翻译工作后,经常使用好几个笔名。1948年,在翻译出版的《列麦斯叔叔的故事》中,因为刚有了女儿,且特别的喜欢,高兴的他就用“任溶溶”作笔名。以后,碰到自以为得意的作品,也署上“任溶溶”,直到最后自己竟成为任溶溶了。
任先生笑着说,别人上他家找任溶溶,家里总得问找老的还是小的任溶溶。由于“任溶溶”这个名字较为女性化,常有一些小读者给他来信,开头就是“亲爱的任溶溶大姐姐”、“亲爱的任溶溶阿姨”。“任溶溶”这个永远年轻的笔名,饱蕴着一篇长长的爱的故事。
咖啡馆里写出的经典作品
解放后,任溶溶进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翻译界大部分人都在翻译《牛虻》、《斯巴达克斯》等热门作品。任溶溶擅长英文和俄文,又偏偏最喜欢翻译儿童文学,他因此成了全国少数几个专门翻译儿童文学的当家人。
作为出版社编辑,当时的任溶溶经常要去少年宫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他本来讲的都是翻译故事,没想到讲得多了,竟然自己头脑里也跑出了一些故事。那篇被看作中国儿童文学代表作之一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就是这样诞生的。
“没头脑”记什么都打个折扣,糊里糊涂的造了三百层的少年宫,却把电梯给忘了;“不高兴”任着自己的性子来,上台演《武松打虎》里的老虎,他不高兴了,武松怎么也“打不死”老虎。这两个形象生动的角色和里面幽默的笑话让几代读者笑破了肚皮。
任溶溶说,角色都从生活中来,自己就是那个“没头脑”,常常糊里糊涂的。不过,在少年宫和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故事竟然突然自己就跑出来了。“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后来出版社也听说,他们就让我写下来,我在咖啡馆里半个钟头不到就写出来了。”
当时还有一个故事,也非常流行,那就是《我是个黑人孩子,我住在美国》,故事里面,一位穷人黑人小孩靠洁白牙齿为美丽牌牙膏商人做广告,他被一名种族歧视的醉鬼打落了牙齿,结果失业了。第一次讲这个故事时,任溶溶受邀捧着底稿在电台里读,出版社的主编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了,当即让他把底稿拿去发表。
这些只是即兴创作。可1962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停止翻译苏联作品,这使任溶溶几近“失业”,只好“改行”搞创作了。这被时代逼出来的改行,却让任溶溶给几代人留下了大量印象深刻的故事和形象,除了《没头脑和不高兴》之外,他还写出了童话《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小波勃和变戏法的摩莱博士》、《人小时候为什么没胡子》,儿童诗《我抱着什么人》、《我给小鸡起名字》等大量优秀作品。
任溶溶很多的创作都在写他小时候的自己,最典型的就是儿童诗《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诗里面说爸爸、妈妈要到普陀山去了,说孩子你太小了,不能去,等到要走了,他们又说,你现在大了,应该在家帮奶奶做点事。这种事现在哪儿都会发生,但也是我小时候真实的事情,我当时还真是想不通。”
“文革”最大收获是偷学了两门外语
在圈内,都知道任溶溶还是个“美食家”。他不仅吃遍上海,而且中国的“八大菜系”,只要有机会绝不会放过。他妈妈称其为“脱底棺材”,即“吃光用光”。所以,因爱下馆子吃各地美食,虽然他稿费不少,但全花在吃上了。“文革”开始,红卫兵闯入他家,本以为他父亲是资本家,会有不少收入,没想到他的存折上竟然只有一元四角钱。红卫兵哪会相信,以为他藏起来了,就狠狠批斗。
谈到文革,任溶溶记忆犹新,他当时和出版社的其他知识分子被关入了“牛棚”,大家集中在上海奉贤的新闻出版干校。一条河的对面,是电影干校,张瑞芳、孙道临、乔奇等就在对岸劳动。
不久,任溶溶被分配去饲养场养猪,他连说“幸运”,因为在连队要“天天读”,还要被训话,养猪就免了,他不用再受人气。猪倌生活让他对猪产生了好感,在后来的翻译和创作中,可爱的小猪,成了他笔下的角色。
任溶溶说,文革十年,他最大的收获是偷学了两门外语。
“文革”前,他一直忙于翻译,没有时间学习新外语。到了“文革”,所有翻译、创作工作都停下来了。在劳动之余,他拿出惟一允许带的意大利语的《毛主席语录》和外文社出版的意大利语版的《人民画报》,便偷学起意大利语。因为太喜欢长鼻子的匹诺曹,他准备学好后,期待着有一天自己可以翻译《木偶奇遇记》。
在“文革”后期,电台开办学日语,教师是郭沫若的儿媳妇,任溶溶也跟着学起来。由于解放前就有点日文基础,他反觉得讲课的进度太慢,于是就买了几本语法书自学起来。接着又大量地阅读日本书,竟达到了“专家”的水平。任溶溶后来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当编审,负责《外国文艺》的时候,就负责日文的编辑,还常跟搞日文的人打交道。他的体会是,学外文并不难,读多了就能融会贯通。今天他依然自信地说,假设我现在学西班牙语,一定很方便,因为意大利语跟西班牙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们是一个语系。
迎来翻译生涯第二个高峰
“文革”结束后,任溶溶没有回到少年儿童出版社,而是来到新组建的上海译文出版社,他当起了新创刊的《外国文艺》杂志的编辑和编审。与此同时,进入中年的他也迎来了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把意大利文的《木偶奇遇记》直接翻译成了中文,他的翻译版本成了这本书流传最广的中文版本。他还重新拾起安徒生童话,在丹麦首相哈斯穆斯的授权下,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安徒生童话全集》摆上了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的书店,成为了惟一的官方中文版本。
在出版界日益开放的30年中,任溶溶翻译了瑞典作家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等十部重要作品,英国罗尔德达尔的《查理和他的巧克力工厂》、《女巫》等小说,还有《彼得·潘》、《假话国历险记》、《柳树间的风》、《小飞人》、《随风而去的玛丽波平斯阿姨》、《小熊维尼》等让无数中小读者都喜爱无比的经典童话,直至最近几年,年过八旬的他还在翻译一线上耕耘,翻译了《夏洛的网》、《精灵鼠小弟》等畅销儿童书。
他还告诉我,60年前翻译出版的美国童话《雷木斯大叔》和亚美尼亚民间故事《魔戒指》即将由浙江少儿出版社重新出版。谈到此,他好像又尝到什么美味似的,喜形于色。
终身“小儿科”毫不后悔
儿童文学成为任溶溶的终身职业,对此,他毫不后悔。他说,儿童文学对他来说,之所以有魅力,是因她很有特点,既能给儿童看,对他来说,也是很好的享受。
某些人视儿童文学为“小儿科”,任溶溶认为这是偏见。他举例说,大凡大作家都有儿童文学作品和情结,鲁迅、老舍等都写有相关作品,郑振铎于1921年创办中国第一本纯儿童文学杂志《儿童世界》,叶圣陶于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部原创短篇童话集《稻草人》,冰心于1923年推出原创儿童散文《寄小读者》,严文井当过《人民文学》主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擅长的却是他的寓言和童话作品,《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盖过了他的一切散文。同样,多少年过去了,现在人读《倪焕之》的少了,但叶圣陶的《稻草人》却始终没被下一代忘记。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读的人也少了,但他的《大林与小林》至今不衰。《宝葫芦的秘密》改编成电影不够,迪士尼也看上它与中国合拍动画片。可见儿童文学之魅力。
“现在有中年人对我说,‘哎呀,我小时候读过你的书’。你别说,我心里还真是高兴。因为这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看到“老顽童”的高兴劲,我不由说,“我小时候,《没头脑和不高兴》和任大星的《刚满十四岁》留下的印象最深。”任溶溶大笑道:“你这话让任大星听到,太高兴了。”
是啊,这或许就是一个作家的乐趣和成就感。“当自己的作品受到欢迎时,其高兴劲不亚于对自己孩子的喜爱。”任溶溶如是说。
原名任根鎏,又名任以奇。生于1923年,广东鹤山人。1945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和编辑工作。他能用俄、英、意、日四种语言进行翻译。译有《木偶奇遇记》、《假话国历险记》、《长袜子皮皮》、《安徒生童话全集》等大量外国儿童文学名著。著有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儿童诗集《小孩子懂大事情》、《我妈妈的故事》等。
任溶溶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翻译和创作作品最多的人,据统计,在解放后的17年中,全国的翻译工作者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共426种,而任溶溶一个人的翻译就达30多种,约占翻译总量的8%。老读者不会忘记《古丽雅的道路》,中年读者也会记得《洋葱头历险记》、《木偶奇遇记》,这些都是任溶溶翻译的经典。而《没头脑和不高兴》和《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的童话,加上后来的动画片的传播,已影响了几代人。
作为任溶溶的“粉丝”,日前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孙毅先生说,任老因“心肺病症”去“鬼门关”转了一回,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很想去看看这位前辈。然而孙老师告知说,自医院回来后,任老已“闭门谢客”。当然孙老师的面子很大,在国庆长假最后一天,任老还是在寓所“破例”接待了我们俩。
这是位于泰兴路上的一幢上海老式里弄房。据说,前面弄堂里还曾住过康有为。自抗战前就住在这里的任溶溶今年已87岁高龄,祖籍虽为广东人却是个老上海。任先生较前消瘦了些,但气色很好,思路敏捷不减当年,忆往事、谈当今,兴趣依然。有意思的是,这位我国早年语言文字改革者,与我们交谈,还不时转换语言:上海话、普通话、时而还夹点广东话,可谓有声有色,这使我们倍感高兴。
小时不爱“红楼”喜“济公”
“我是给孔夫子磕过头的,从小读私塾,识字很早。”任溶溶说他童年较“散漫”,但很幸福,不像现在的孩子被“书包”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5岁时被送到广州老家读书。小时就读四大名著,但不爱看《红楼梦》,对婆婆妈妈的东西不感兴趣。《三国演义》也是一定要诸葛亮出来之后才好看,看到诸葛亮死了就不看了。那时读的最多的是“杂书”,尤其喜欢“打来打去”的旧式武侠小说,滑稽搞笑的《济公传》。意大利罗大里的童话《洋葱头历险记》、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是他最喜欢的书,只是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得以亲手把这部经典童话翻译成中文,更想不到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经他之手进入中国的外国童话故事数不胜数。
小学毕业那年,抗战爆发,任溶溶回到上海,在英国人开的中学里读书,与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草婴是同学。他目睹世间疾苦,慢慢长大的任溶溶不再读童话了,他一心向往着革命。1940年,读初三时,他和两个同学从家里溜走,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出发的那天是10月17日,为防止被家人找到,按照这日期的读音,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史以奇”,带他去的干部说,姓就不要改了,于是成了“任以奇”。他在那里编《战士报》,写标语,教唱歌,有时候打点小仗,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经常能看见陈毅,见得最多的是粟裕。他还很荣幸地参加了宣布陈毅担任新四军代军长的会。可惜一年不到,他却患上了重病,只得返回上海治病。病愈后就开始在上海从事文字改革工作。不到20岁的任溶溶参与编辑《语文》丛刊,在汉语拼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上做了很多工作。
翻译儿童文学要感谢迪士尼
任溶溶说,其实我最早动手写的东西并不是儿童作品,刚回到上海时,看了左拉的小说《屠场》之后很感动,就把它改编成了剧本,它讲的是一个工人因为到处碰壁最后变成酒鬼的故事,我还用上了我父亲常常说的一句话:“富贵心头涌,贫穷懒惰眠。”后来一个朋友说他们想拿这个剧本去演出,结果这个朋友家失火把我的剧本也烧了,烧掉后我跟成人文学就不搭界了。
任溶溶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一个大学同学进了儿童书局,他知道任溶溶搞翻译,就来向他约稿。任溶溶跑到外文书店,看到迪士尼出的书,觉得它们画得太美了,就买回来翻译,越译越觉得有意思,越译越多,所以任溶溶很感谢迪士尼。
任溶溶的俄文是向同学草婴学的,后来又找了家庭教师,使任溶溶的俄语水平大为提高。不久,中共上海局文委负责人姜椿芳创办了时代出版社。当姜椿芳知道任溶溶能翻译俄文时,便邀请说,“你给我们时代出版社翻译好了。你翻译一本,我们给你出一本。”这对任溶溶鼓励太大了,“我连生活都解决了,那么就翻译儿童文学吧。”自此,任溶溶开始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解放前所翻译的书都由时代出版社出版了。
“任溶溶”是我女儿的名字
“‘任溶溶’是我的笔名,其实这是我女儿的名字。”任溶溶说到这里,笑了,且笑得很灿烂,看得出,这充满着对女儿的深深爱意。“关于这个笔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专门介绍了这个笔名的来历。”
我找到了这篇文章,任溶溶其中写道:“我叫任溶溶,其实我不叫任溶溶。我家倒真有个任溶溶,那是我女儿。不用说,先得有我女儿,才能有我女儿的名字;先得有我女儿的名字,才能有我用她的名字。我是在她生下来那年开始专门做儿童文学工作的。知道我女儿的岁数,就知道我专门从事这工作的年头了:她是属狗的。再说她如今也有了她自己的女儿,瞧,这小妞儿这会儿正坐在我身边看书,一页又一页地看,一页又一页地翻,可书倒着拿,因为她别说不识字,连画也看不懂。总共才一岁。”
原来,时为1947年,当时还叫“任以奇”的他,其大女儿出生了。任以奇的同事和好友,著名文字改革活动家、语言学家倪海曙知道后,为其取名“任溶溶”。自任以奇投身翻译工作后,经常使用好几个笔名。1948年,在翻译出版的《列麦斯叔叔的故事》中,因为刚有了女儿,且特别的喜欢,高兴的他就用“任溶溶”作笔名。以后,碰到自以为得意的作品,也署上“任溶溶”,直到最后自己竟成为任溶溶了。
任先生笑着说,别人上他家找任溶溶,家里总得问找老的还是小的任溶溶。由于“任溶溶”这个名字较为女性化,常有一些小读者给他来信,开头就是“亲爱的任溶溶大姐姐”、“亲爱的任溶溶阿姨”。“任溶溶”这个永远年轻的笔名,饱蕴着一篇长长的爱的故事。
咖啡馆里写出的经典作品
解放后,任溶溶进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翻译界大部分人都在翻译《牛虻》、《斯巴达克斯》等热门作品。任溶溶擅长英文和俄文,又偏偏最喜欢翻译儿童文学,他因此成了全国少数几个专门翻译儿童文学的当家人。
作为出版社编辑,当时的任溶溶经常要去少年宫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他本来讲的都是翻译故事,没想到讲得多了,竟然自己头脑里也跑出了一些故事。那篇被看作中国儿童文学代表作之一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就是这样诞生的。
“没头脑”记什么都打个折扣,糊里糊涂的造了三百层的少年宫,却把电梯给忘了;“不高兴”任着自己的性子来,上台演《武松打虎》里的老虎,他不高兴了,武松怎么也“打不死”老虎。这两个形象生动的角色和里面幽默的笑话让几代读者笑破了肚皮。
任溶溶说,角色都从生活中来,自己就是那个“没头脑”,常常糊里糊涂的。不过,在少年宫和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故事竟然突然自己就跑出来了。“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后来出版社也听说,他们就让我写下来,我在咖啡馆里半个钟头不到就写出来了。”
当时还有一个故事,也非常流行,那就是《我是个黑人孩子,我住在美国》,故事里面,一位穷人黑人小孩靠洁白牙齿为美丽牌牙膏商人做广告,他被一名种族歧视的醉鬼打落了牙齿,结果失业了。第一次讲这个故事时,任溶溶受邀捧着底稿在电台里读,出版社的主编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了,当即让他把底稿拿去发表。
这些只是即兴创作。可1962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停止翻译苏联作品,这使任溶溶几近“失业”,只好“改行”搞创作了。这被时代逼出来的改行,却让任溶溶给几代人留下了大量印象深刻的故事和形象,除了《没头脑和不高兴》之外,他还写出了童话《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小波勃和变戏法的摩莱博士》、《人小时候为什么没胡子》,儿童诗《我抱着什么人》、《我给小鸡起名字》等大量优秀作品。
任溶溶很多的创作都在写他小时候的自己,最典型的就是儿童诗《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诗里面说爸爸、妈妈要到普陀山去了,说孩子你太小了,不能去,等到要走了,他们又说,你现在大了,应该在家帮奶奶做点事。这种事现在哪儿都会发生,但也是我小时候真实的事情,我当时还真是想不通。”
“文革”最大收获是偷学了两门外语
在圈内,都知道任溶溶还是个“美食家”。他不仅吃遍上海,而且中国的“八大菜系”,只要有机会绝不会放过。他妈妈称其为“脱底棺材”,即“吃光用光”。所以,因爱下馆子吃各地美食,虽然他稿费不少,但全花在吃上了。“文革”开始,红卫兵闯入他家,本以为他父亲是资本家,会有不少收入,没想到他的存折上竟然只有一元四角钱。红卫兵哪会相信,以为他藏起来了,就狠狠批斗。
谈到文革,任溶溶记忆犹新,他当时和出版社的其他知识分子被关入了“牛棚”,大家集中在上海奉贤的新闻出版干校。一条河的对面,是电影干校,张瑞芳、孙道临、乔奇等就在对岸劳动。
不久,任溶溶被分配去饲养场养猪,他连说“幸运”,因为在连队要“天天读”,还要被训话,养猪就免了,他不用再受人气。猪倌生活让他对猪产生了好感,在后来的翻译和创作中,可爱的小猪,成了他笔下的角色。
任溶溶说,文革十年,他最大的收获是偷学了两门外语。
“文革”前,他一直忙于翻译,没有时间学习新外语。到了“文革”,所有翻译、创作工作都停下来了。在劳动之余,他拿出惟一允许带的意大利语的《毛主席语录》和外文社出版的意大利语版的《人民画报》,便偷学起意大利语。因为太喜欢长鼻子的匹诺曹,他准备学好后,期待着有一天自己可以翻译《木偶奇遇记》。
在“文革”后期,电台开办学日语,教师是郭沫若的儿媳妇,任溶溶也跟着学起来。由于解放前就有点日文基础,他反觉得讲课的进度太慢,于是就买了几本语法书自学起来。接着又大量地阅读日本书,竟达到了“专家”的水平。任溶溶后来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当编审,负责《外国文艺》的时候,就负责日文的编辑,还常跟搞日文的人打交道。他的体会是,学外文并不难,读多了就能融会贯通。今天他依然自信地说,假设我现在学西班牙语,一定很方便,因为意大利语跟西班牙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们是一个语系。
迎来翻译生涯第二个高峰
“文革”结束后,任溶溶没有回到少年儿童出版社,而是来到新组建的上海译文出版社,他当起了新创刊的《外国文艺》杂志的编辑和编审。与此同时,进入中年的他也迎来了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把意大利文的《木偶奇遇记》直接翻译成了中文,他的翻译版本成了这本书流传最广的中文版本。他还重新拾起安徒生童话,在丹麦首相哈斯穆斯的授权下,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安徒生童话全集》摆上了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的书店,成为了惟一的官方中文版本。
在出版界日益开放的30年中,任溶溶翻译了瑞典作家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等十部重要作品,英国罗尔德达尔的《查理和他的巧克力工厂》、《女巫》等小说,还有《彼得·潘》、《假话国历险记》、《柳树间的风》、《小飞人》、《随风而去的玛丽波平斯阿姨》、《小熊维尼》等让无数中小读者都喜爱无比的经典童话,直至最近几年,年过八旬的他还在翻译一线上耕耘,翻译了《夏洛的网》、《精灵鼠小弟》等畅销儿童书。
他还告诉我,60年前翻译出版的美国童话《雷木斯大叔》和亚美尼亚民间故事《魔戒指》即将由浙江少儿出版社重新出版。谈到此,他好像又尝到什么美味似的,喜形于色。
终身“小儿科”毫不后悔
儿童文学成为任溶溶的终身职业,对此,他毫不后悔。他说,儿童文学对他来说,之所以有魅力,是因她很有特点,既能给儿童看,对他来说,也是很好的享受。
某些人视儿童文学为“小儿科”,任溶溶认为这是偏见。他举例说,大凡大作家都有儿童文学作品和情结,鲁迅、老舍等都写有相关作品,郑振铎于1921年创办中国第一本纯儿童文学杂志《儿童世界》,叶圣陶于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部原创短篇童话集《稻草人》,冰心于1923年推出原创儿童散文《寄小读者》,严文井当过《人民文学》主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擅长的却是他的寓言和童话作品,《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盖过了他的一切散文。同样,多少年过去了,现在人读《倪焕之》的少了,但叶圣陶的《稻草人》却始终没被下一代忘记。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读的人也少了,但他的《大林与小林》至今不衰。《宝葫芦的秘密》改编成电影不够,迪士尼也看上它与中国合拍动画片。可见儿童文学之魅力。
“现在有中年人对我说,‘哎呀,我小时候读过你的书’。你别说,我心里还真是高兴。因为这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看到“老顽童”的高兴劲,我不由说,“我小时候,《没头脑和不高兴》和任大星的《刚满十四岁》留下的印象最深。”任溶溶大笑道:“你这话让任大星听到,太高兴了。”
是啊,这或许就是一个作家的乐趣和成就感。“当自己的作品受到欢迎时,其高兴劲不亚于对自己孩子的喜爱。”任溶溶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