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北京还是吉隆坡，香港还是台北，都有一个“国际化”的共同面貌：星巴克咖啡馆不管在哪一个城市里都可以俏生生地站在街角，7-11商店取代了原来老先生老太太开的杂货店，最流行的嘻哈音乐和服饰到处可见，好莱坞的电影比欧洲还早上市。
　　生活的韵律也与国际同步：2月14日买花过情人节，10月底戴上面具参加“万圣节”变装游行，11月有人吃火鸡过感恩节，12月广场上万人空巷载歌载舞庆祝耶诞节;年底，放烟火、开香槟，倒数时，亲吻你身边的人。
　　从北京到吉隆坡，“国际化”成为一个举国上下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慢一点，究竟什么叫“国际化”呢？
　　按照字义，就是使自己变得跟“国际”一样，可是，谁是“国际”呢？变得跟谁一样呢？把英语变成官方语言，是要把台湾变成英国美国，还是印度菲律宾？还是香港新加坡？当执政者宣布要将别国的语言拿来作自己的官方语言时，他对于自己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趋，有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呢？
　　
　　1978年我第一次到欧洲，这是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先进国家的聚集处，我带着满脑子对“现代化”的想象而去。
　　离开机场，车子沿着德法边境行驶。一路上没看见预期中的高科技、超现实的都市景观，却看见田野依依，江山如画。树林与麦田尽处，就是村落。村落的红瓦白墙起落有致，衬着教堂尖塔的沉静。斜阳钟声，鸡犬相闻。绵延数百里，竟然像中古世纪的图片。
　　我是震惊的。我以为会到处看见人的“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但是不断撞见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穿过浓绿的草原，这牧羊人缓缓向我走近，就像旧约圣经里的牧羊人走近一个口渴的旅人。
　　尔后在欧洲的长期定居，只是不断见证传统的生生不息。
　　生老病死的人间礼仪——什么时辰唱什么歌、用什么颜色、送什么花，对什么人用什么遣词与用句，井井有条。春夏秋冬的生活韵律——暮冬的化妆游行以驱鬼，初春的彩绘鸡蛋以庆生，夏至的广场歌舞以休憩，耶诞的庄严静思以祈福。
　　千年礼乐，不绝如缕，并不曾因“现代化”而消失或走样。至于生活环境，不论是罗马、巴黎还是柏林，为了一堵旧时城墙、一座破败教堂、一条古朴老街，都可能花大成本，用高科技，不计得失地保存修复，为了保留传统的气质氛围。
　　我发现，自己原来对“现代化”的预期是片面的。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是手段，保护传统是目的。譬如在环境生态上所做的巨额投资与研发，其实不过是想重新得回最传统最单纯的“小桥流水人家”罢了。大资本、高科技、研究与发展，最终的目的不是飘向无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语言、文化，自己的历史、信仰，自己的泥土。
　　于是我看见：越先进的国家，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传统保护得越好，对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后的国家，传统的流失或支离破碎就越厉害，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越是手足无措，进退失据。
　　不是移植别人的节庆，不是移植别人的语言，那么“国际化”是什么？它是一种知己知彼。知己，所以要决定什么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价值。知彼，所以有能力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文字、讲得通的逻辑词汇，去呈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典章礼乐。它不是把我变得跟别人一样，而是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别人我的不一样。所以“国际化”是要找到那个“别人能理解的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
　　越是先进的国家或地区，对于国际的知识就越多。知识的掌握，几乎等于国力的展示，因为知识，就是权力。知道越多，掌握越多。如果电视是一种文化指标，那么台湾目前24小时播报新闻，把自己放大到铺天盖地的肚脐眼自我沉溺现象，不只是落后的象征，已经是文化的变态。
　　我喜欢在星巴克买咖啡。不见得因为它的咖啡特别好，而是因为，你还没进去就熟悉它的一切了。你也许在耶路撒冷，也许在伦敦，在北京，或者香港，突然下起冷雨来，远远看见下一个街角闪着熟悉的灯，你就知道在那里可以点一大杯拿铁咖啡加一个牛角面包，虽然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全球化”，就是使你“客舍似家家似寄”。我更喜欢在台北的古迹紫藤庐喝茶，会朋友。茶香缭绕里，有人安静地回忆在这里聚集过的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以及风流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划下一个社会改造运动。紫藤花闲闲地开着，它不急，它太清楚这个城市的身世。
　　台北市有58家星巴克，台北市只有一个紫藤庐。全世界有6600家星巴克，全世界只有一个紫藤庐。“国际化”不是让星巴克进来取代紫藤庐;“国际化”是把自己敞开，让星巴克进来，进来之后，又知道如何使紫藤庐的光泽更温润优美，知道如何让别人认识紫藤庐——“我”——的不一样。
　　星巴克越多，每一个城市自己的紫藤庐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