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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刚允许读书后不久，卞之琳导师就发现我的思想容易“钻牛角尖”。他因材施教，建议我从事一种在中国曾经很有希望，却中断了的理论事业：形式论。自此后至今35年，我始终在这个方向上经营，从事符号学、叙述学、形式论运动史的研究。曾任教国外多年，目前为四川大学文学院新闻学院教授，符号学一传媒学研究所所长，《符号与传媒》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