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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时期的风流人物竹林七贤，他们聚集在一起饮酒、赋诗、游历、纵情高歌，完全脱离世俗之浊气，他们不被礼俗所捆绑，他们是魏晋的响亮的时代声音。竹林七贤更新了魏晋的文坛，刷新了魏晋的思想，影响了魏晋的政局。竹林七贤的玄学与庄子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章就竹林七贤的庄学思想进行研究，阐述庄学思想在竹林七贤集团的接受以及对竹林七贤集团产生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竹林七贤；庄学思想；接受
一、竹林七贤的玄学特质
正始崇《老》，竹林重《庄》，玄学从正始推进到竹林，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移：从积极救世转为避世自救，从崇尚《老子》为经典转为崇尚《庄子》为经典，调和有无，一同老庄。玄学由老学进入庄学，这一现象是很多因素导致的，社会历史因素是内因，加之竹林七贤名士的自我修为和悟性，将推崇《老子》转向推崇《庄子》。竹林七贤的庄学思想在魏晋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下应运而生，在险象环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竹林七贤需要一种力量来对抗这样萧条的社会环境，玄学是最合适的选择，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只能寻求玄学的解救。竹林七贤七位才子具有消极避世的嫌疑，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士人的政治热情消减得十分明显，竹林七贤并不例外，人生价值无法实现，人生意义荡然无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竹林七贤不得不自己去寻找精神归宿。
竹林七贤崇尚庄子的哲思，运用庄子的人生哲学来告慰竹林七贤集团以及其他士人，并且尝试以庄子思想的人生哲理来启迪士人。
魏晋之前儒学当道，一直被视为正统，但是两汉以来儒学的弊端逐渐显露，研究儒学的大家小家都只是就儒学经典作注解和鉴赏，不注重其义理，这种现象持续到汉末都未曾改变。这样的学术作为并不能满足魏晋士人对整个大的传统以及宇宙本位的内部思考的追求，庄学的哲学思想却能够达到满足士人的心性追求，恰逢其时，庄学在竹林七贤中燃烧起来。竹林七贤的这一举措实则顺应时代潮流，对《庄子》的兴趣不断加深。
在魏晋时代，士人觉醒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时期，士人们努力摆脱各种束缚，想去寻求自我，更加渴望回归自然，他们的人生价值也在慢慢转型，形成了适合个体的价值追求。竹林七贤则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阮籍“使气以命诗”，他们在追求自然心性和生活自由。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魏晋是第一个将生命视为明珠，生命尊重空前重视的时代，所以面对乱世，魏晋人以及魏晋士人很清醒的认识到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开始不断的思索，突破困境，寻得生命自由。《咏怀诗》中阮籍曾多次谈论生死观：“生死道无常”、“生命几何时”、“人生若尘露”、“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嵇康在《郭遐叔赠四首》里也提及：“天地悠久，人生若急。苟非知命，安保旦夕。”生命如此短暂，在有限的生命中一定要有自我觉醒，尊重生命，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士人有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庄子》里很明确的说明了很多与时俱进的生死观。
竹林七贤的玄学有别于其他文学集团，表现为竹林七贤的产生是因为这七个有识之士的生活旨趣和生活態度是极为相似的，他们的行为做法相投，治学并非步调一致。他们追求精神自由，对人格操守，人格精神，保持人格独立十分在意。
二、竹林七贤庄学接受语境
《晋书·阮籍传》：“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可见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描述还是比较沉重和庄严的，曹魏政局不稳已持续相当长时间，不论是民间还是上层政界，各类人士心里都有各自的想法。频繁的战乱，以及肆意屠杀名士其实并不是十分稀奇的事情，一片萧条，生灵涂炭，士人们感到生命的卑微，随时随地都可能失去自我和失去与自我亲密的人。《晋书·宣帝纪》：“天下汹汹，人怀危惧。”可以看出当时的时代状况和社会氛围是多么的让人恐慌。
除了时代环境这一重要原因外，接受语境中文化传统和文学观念是万万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宗白华认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样的自由的艺术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关注内在的自我。魏晋时期，士人们将眼光由外在世界转向可内在自我，开始注重个人本体，希望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士人们经常进行“人物品藻”的活动，这个活动旨在品评鉴赏外在形象仪态和内在精神修为。君子温润如玉、远有致思、高爽迈出、清易令达等词汇都是出自《世说新语·品藻》。这是魏晋士人的人格写照，更是他们的人格宣言，他们一直在努力摆脱理性规范和外在世俗的束缚，极度渴望自由，皈依大自然，回归本我，用自我的言行向时代展示他们个体的觉醒，也正是这种觉醒使他们的价值观有所转变，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竹林七贤是当中最突出的代表，他们寻求心性的解放，而心性的解放对创作十分有利。竹林七贤对人物的品藻，简约质朴，足以看出魏晋时代士人重视自我的心态。竹林七贤对士人的评价标准是注重其内在修养和精神，欣赏超凡脱俗、放荡不羁的自由精神。
第二方面是：生命意识的觉醒。面对死亡平常，草菅人命的社会现状，魏晋人早已意识到人生的苦难和无奈，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命情绪十分厚重的时代，大部分贤人士人思索生存这一命题，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和思忖。阮籍的《咏怀诗》太多处谈论生死，忧思人生。阮籍《咏怀诗》八十一首中：“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言露羡慕神仙的逍遥和自由。在这个时期，魏晋士人出现了一些寻求长生的门路，走上了炼丹服药养生之路。嵇康的代表作《养生论》《答难养生论》中记录了很多养生方法论。提倡养神养形，养生应该重在养神，毕竟精气神是关键之所在。
至此：庄子庄学地位逐步攀升。魏晋清淡风气逐渐壮大，庄子之道应运而成为思想界的主导。《易》《老》《庄》作为魏晋三玄，为三玄作注解的大有人在。庄子之学，自然亲和而取胜。对于庄子哲学思想的阐释，玄学与庄子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值此，庄子以及庄子之学在学术界的地位锐增，渐渐取代了老子玄学的主体地位。庄子哲学是一种很实用的人生哲学，关于人生的美学，关于人生的生命学，与其说它是魏晋时代的产物，倒不如说它顺应了魏晋时代的需求，符合人们的需要，贴合人们的心理。庄子第一个突出个体存在，从人本位出发去探讨哲学探讨玄学探讨人生探讨价值。庄子之学关心的不再是政治、伦理问题，转向的是人的，个体的浅层的深层的问题，这便是庄子之学的实质和精髓。个体存在问题的表现其实就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格独立，二是精神自由，即庄子哲学的核心。庄子对魏晋士人的影响可谓纵深，担任着丰富士人人格魅力的重任，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贤人较多发挥了庄子的学说，玄学也完成了向庄子之学的转型。 三、庄学接受中的融洽
魏晋时期，政治是动乱的，而精神却是自由的，在这样的相互作用下，促成了庄子之学接受的融洽。从接受美学观点我们可以知道：任何读者总是在它的全部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审美需求和艺术趣味，从而构成了一定的心理定势和鉴赏框架。读者总是不自觉地、无意识地带着这种定势与框架去阅读与接触一定的作品，于是便形成了特定的期待视野。这种期待视野的介入，常常会支配着接受主体的鉴赏选择和价值判断，形成主题对客体评价的价值尺度。当作品的视界和端着的审美期待视野相融合一致时，就会出现顺利接受现象，读者对作品就会认同，那么魏晋时期庄子之学的接受正是这样的道理。
竹林七贤追逐庄子，对庄子之学有强烈的热情。嵇康表示，自己“长而好《老》《庄》之业”，还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同时，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逍遥游》所引，嵇康曾对“北冥”一词作过解释，这说明“竹林七贤”其一的嵇康是为《庄子》作过一些音义的。阮籍《达庄论》一文，大约是以自然之旨来阐释庄子，“叙无为之贵”。向秀则为庄子隐解，妙演《庄子》，著《庄子注》二十卷，凡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或二十八篇）。
仕途路上，竹林七贤风范如一，蔑视官衔俸禄，并不满司马家族的统治。竹林七贤超凡脱俗，放荡不羁的人格魅力使得他们对名利看得无比淡然，竹林七贤中的阮咸整日饮酒度日，不愿为司马家族集团所用。嵇康对功名富贵更是没有半分兴趣可言，《答二郭三首》：“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简书。”竹林七贤的政治品格与庄子精神不谋而合。《庄子·秋水》里清楚记录楚王欲请庄子，老庄认为官职乃身外之物，不愿被其所累，毕生愿无拘无束无所牵累方能逍遥于世，并用神龟作喻。
竹林七贤为了远离世俗，远离乱世而选择完全放逐纵情竹林，对于山水幽林有着特别的偏爱，在丛林深处七位贤士能够完全去感受自我，大自然的美是纯粹的，没有尘世的喧嚣的官场的浊气，只有在这里七贤才能与大自然有贴心的共鸣，七贤与自然水乳交融融洽和谐。《晋书·阮籍传》：“登临山水，经日忘归”，《与山巨源绝交书》：“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可见竹林七贤已经完全沉醉在这山水之间了。
竹林七贤是庄子哲学的忠实践行者，他们代表了魏晋时代整个文坛的气象和新观。竹林七贤追逐个性解放，追求个体自由，不拘束与权贵礼法。用他们的作品观点以及自身的实践抗衡儒学的人性束缚，表达对人格高度自由的追求和倡导，引导社会潮流转型热爱生命热爱自然呼吁自由。
四、竹林七贤对庄子之学的接受传播和超越
作为庄周哲学的实践者和发扬者，竹林七贤做了很多努力，首先是竹林七贤自身的努力，从思想到行为。比如阮籍，阮籍出身儒士家庭，從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根底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由内而外带着明显的尊儒倾向。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一员，是一位颇有学识的正统文人。阮氏家族是曹氏的幕僚，“子遵其父，臣承其君”的传统和必然的家庭影响，使得阮籍从小深受如家经典的影响，而且没有怀疑没有理由地尊儒。阮籍渴望“兼济天下”，但是他也能够意识到“名士少有全者”的魏晋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氏的控制不断恶劣和严厉，本身就已经厌倦的阮籍更加对政治失望，此时他已无意功名，在《咏怀诗》六首里：“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这首诗里处处表达了自己对入仕的不屑和厌恶，视功名利禄为粪土的表现。正是这样一位儒学思想根深蒂固的士人，内心的无奈让阮籍萌生“以庄周为模则”的想法，也因对正统失望转而拥庄子之学，在思想上逐渐从尊儒到弃儒到尊道的转化，可见决心之大，颇有壮士断腕的意念。阮籍批判儒学思想是继承了庄子的精神，而且让这种特殊的精神成为激励玄学之士反抗“名教”、效法“自然”的强大力量。阮籍远承庄子之后，对儒学多为批判，而且力度空前之大。
竹林七贤在接受庄子精神的同时，也对庄子思想有所超越。阮籍在逍遥境界方面，其理想的境界虽然没有庄子的那么宏大，但是他在追求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宣扬自我本位精神，旨在强调对自然的超越，以此达到无限的境界。庄子的逍遥基本上是借助于通过顺应自然和避开无为来实现的，阮籍在《达庄论》中这样说：“庄周之书何足道哉！犹未闻夫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乎！”所以阮籍的这种境界比庄子更加合理和积极。阮籍虽然“以庄周为模则”，但是又超越了庄子思想，全面展示了竹林七贤名士的气势如虹，超凡脱俗的精神。
阮籍对庄子之学发展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接受和超越方面，更为瞩目的是它对庄子之学思想的传播上，尤其是他对于庄子思想的身体力行的作为对很多阶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社会良好风气。竹林七贤名士们在特定的历史大环境中全面按照庄子的人格理想来塑造自我，将庄学的人生境界追求放入历史长河中，并且躬行。竹林七贤将庄学与玄学精神落实到心理层面和现实生活层面，这样的行为使得尊庄的活动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五、结语
魏晋正始时期，竹林七贤就是庄子哲学的忠实的践行者，竹林七贤一直追随庄子的精神，孜孜阐释庄子的哲思。竹林七贤将庄子的学说和思想接受，传播和超越，他们与庄子联系密切，也将庄子精神推向极致。
参考文献：
[1]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戴明杨.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朱立元.接受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4]阮籍.阮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苏河.真名士，风自流：竹林七贤传[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
[6]刘怀荣.竹林七贤学术档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肖群霖，女，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2015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
关键词：竹林七贤；庄学思想；接受
一、竹林七贤的玄学特质
正始崇《老》，竹林重《庄》，玄学从正始推进到竹林，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移：从积极救世转为避世自救，从崇尚《老子》为经典转为崇尚《庄子》为经典，调和有无，一同老庄。玄学由老学进入庄学，这一现象是很多因素导致的，社会历史因素是内因，加之竹林七贤名士的自我修为和悟性，将推崇《老子》转向推崇《庄子》。竹林七贤的庄学思想在魏晋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下应运而生，在险象环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竹林七贤需要一种力量来对抗这样萧条的社会环境，玄学是最合适的选择，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只能寻求玄学的解救。竹林七贤七位才子具有消极避世的嫌疑，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士人的政治热情消减得十分明显，竹林七贤并不例外，人生价值无法实现，人生意义荡然无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竹林七贤不得不自己去寻找精神归宿。
竹林七贤崇尚庄子的哲思，运用庄子的人生哲学来告慰竹林七贤集团以及其他士人，并且尝试以庄子思想的人生哲理来启迪士人。
魏晋之前儒学当道，一直被视为正统，但是两汉以来儒学的弊端逐渐显露，研究儒学的大家小家都只是就儒学经典作注解和鉴赏，不注重其义理，这种现象持续到汉末都未曾改变。这样的学术作为并不能满足魏晋士人对整个大的传统以及宇宙本位的内部思考的追求，庄学的哲学思想却能够达到满足士人的心性追求，恰逢其时，庄学在竹林七贤中燃烧起来。竹林七贤的这一举措实则顺应时代潮流，对《庄子》的兴趣不断加深。
在魏晋时代，士人觉醒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时期，士人们努力摆脱各种束缚，想去寻求自我，更加渴望回归自然，他们的人生价值也在慢慢转型，形成了适合个体的价值追求。竹林七贤则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阮籍“使气以命诗”，他们在追求自然心性和生活自由。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魏晋是第一个将生命视为明珠，生命尊重空前重视的时代，所以面对乱世，魏晋人以及魏晋士人很清醒的认识到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开始不断的思索，突破困境，寻得生命自由。《咏怀诗》中阮籍曾多次谈论生死观：“生死道无常”、“生命几何时”、“人生若尘露”、“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嵇康在《郭遐叔赠四首》里也提及：“天地悠久，人生若急。苟非知命，安保旦夕。”生命如此短暂，在有限的生命中一定要有自我觉醒，尊重生命，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士人有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庄子》里很明确的说明了很多与时俱进的生死观。
竹林七贤的玄学有别于其他文学集团，表现为竹林七贤的产生是因为这七个有识之士的生活旨趣和生活態度是极为相似的，他们的行为做法相投，治学并非步调一致。他们追求精神自由，对人格操守，人格精神，保持人格独立十分在意。
二、竹林七贤庄学接受语境
《晋书·阮籍传》：“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可见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描述还是比较沉重和庄严的，曹魏政局不稳已持续相当长时间，不论是民间还是上层政界，各类人士心里都有各自的想法。频繁的战乱，以及肆意屠杀名士其实并不是十分稀奇的事情，一片萧条，生灵涂炭，士人们感到生命的卑微，随时随地都可能失去自我和失去与自我亲密的人。《晋书·宣帝纪》：“天下汹汹，人怀危惧。”可以看出当时的时代状况和社会氛围是多么的让人恐慌。
除了时代环境这一重要原因外，接受语境中文化传统和文学观念是万万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宗白华认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样的自由的艺术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关注内在的自我。魏晋时期，士人们将眼光由外在世界转向可内在自我，开始注重个人本体，希望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士人们经常进行“人物品藻”的活动，这个活动旨在品评鉴赏外在形象仪态和内在精神修为。君子温润如玉、远有致思、高爽迈出、清易令达等词汇都是出自《世说新语·品藻》。这是魏晋士人的人格写照，更是他们的人格宣言，他们一直在努力摆脱理性规范和外在世俗的束缚，极度渴望自由，皈依大自然，回归本我，用自我的言行向时代展示他们个体的觉醒，也正是这种觉醒使他们的价值观有所转变，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竹林七贤是当中最突出的代表，他们寻求心性的解放，而心性的解放对创作十分有利。竹林七贤对人物的品藻，简约质朴，足以看出魏晋时代士人重视自我的心态。竹林七贤对士人的评价标准是注重其内在修养和精神，欣赏超凡脱俗、放荡不羁的自由精神。
第二方面是：生命意识的觉醒。面对死亡平常，草菅人命的社会现状，魏晋人早已意识到人生的苦难和无奈，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命情绪十分厚重的时代，大部分贤人士人思索生存这一命题，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和思忖。阮籍的《咏怀诗》太多处谈论生死，忧思人生。阮籍《咏怀诗》八十一首中：“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言露羡慕神仙的逍遥和自由。在这个时期，魏晋士人出现了一些寻求长生的门路，走上了炼丹服药养生之路。嵇康的代表作《养生论》《答难养生论》中记录了很多养生方法论。提倡养神养形，养生应该重在养神，毕竟精气神是关键之所在。
至此：庄子庄学地位逐步攀升。魏晋清淡风气逐渐壮大，庄子之道应运而成为思想界的主导。《易》《老》《庄》作为魏晋三玄，为三玄作注解的大有人在。庄子之学，自然亲和而取胜。对于庄子哲学思想的阐释，玄学与庄子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值此，庄子以及庄子之学在学术界的地位锐增，渐渐取代了老子玄学的主体地位。庄子哲学是一种很实用的人生哲学，关于人生的美学，关于人生的生命学，与其说它是魏晋时代的产物，倒不如说它顺应了魏晋时代的需求，符合人们的需要，贴合人们的心理。庄子第一个突出个体存在，从人本位出发去探讨哲学探讨玄学探讨人生探讨价值。庄子之学关心的不再是政治、伦理问题，转向的是人的，个体的浅层的深层的问题，这便是庄子之学的实质和精髓。个体存在问题的表现其实就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格独立，二是精神自由，即庄子哲学的核心。庄子对魏晋士人的影响可谓纵深，担任着丰富士人人格魅力的重任，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贤人较多发挥了庄子的学说，玄学也完成了向庄子之学的转型。 三、庄学接受中的融洽
魏晋时期，政治是动乱的，而精神却是自由的，在这样的相互作用下，促成了庄子之学接受的融洽。从接受美学观点我们可以知道：任何读者总是在它的全部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审美需求和艺术趣味，从而构成了一定的心理定势和鉴赏框架。读者总是不自觉地、无意识地带着这种定势与框架去阅读与接触一定的作品，于是便形成了特定的期待视野。这种期待视野的介入，常常会支配着接受主体的鉴赏选择和价值判断，形成主题对客体评价的价值尺度。当作品的视界和端着的审美期待视野相融合一致时，就会出现顺利接受现象，读者对作品就会认同，那么魏晋时期庄子之学的接受正是这样的道理。
竹林七贤追逐庄子，对庄子之学有强烈的热情。嵇康表示，自己“长而好《老》《庄》之业”，还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同时，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逍遥游》所引，嵇康曾对“北冥”一词作过解释，这说明“竹林七贤”其一的嵇康是为《庄子》作过一些音义的。阮籍《达庄论》一文，大约是以自然之旨来阐释庄子，“叙无为之贵”。向秀则为庄子隐解，妙演《庄子》，著《庄子注》二十卷，凡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或二十八篇）。
仕途路上，竹林七贤风范如一，蔑视官衔俸禄，并不满司马家族的统治。竹林七贤超凡脱俗，放荡不羁的人格魅力使得他们对名利看得无比淡然，竹林七贤中的阮咸整日饮酒度日，不愿为司马家族集团所用。嵇康对功名富贵更是没有半分兴趣可言，《答二郭三首》：“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简书。”竹林七贤的政治品格与庄子精神不谋而合。《庄子·秋水》里清楚记录楚王欲请庄子，老庄认为官职乃身外之物，不愿被其所累，毕生愿无拘无束无所牵累方能逍遥于世，并用神龟作喻。
竹林七贤为了远离世俗，远离乱世而选择完全放逐纵情竹林，对于山水幽林有着特别的偏爱，在丛林深处七位贤士能够完全去感受自我，大自然的美是纯粹的，没有尘世的喧嚣的官场的浊气，只有在这里七贤才能与大自然有贴心的共鸣，七贤与自然水乳交融融洽和谐。《晋书·阮籍传》：“登临山水，经日忘归”，《与山巨源绝交书》：“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可见竹林七贤已经完全沉醉在这山水之间了。
竹林七贤是庄子哲学的忠实践行者，他们代表了魏晋时代整个文坛的气象和新观。竹林七贤追逐个性解放，追求个体自由，不拘束与权贵礼法。用他们的作品观点以及自身的实践抗衡儒学的人性束缚，表达对人格高度自由的追求和倡导，引导社会潮流转型热爱生命热爱自然呼吁自由。
四、竹林七贤对庄子之学的接受传播和超越
作为庄周哲学的实践者和发扬者，竹林七贤做了很多努力，首先是竹林七贤自身的努力，从思想到行为。比如阮籍，阮籍出身儒士家庭，從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根底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由内而外带着明显的尊儒倾向。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一员，是一位颇有学识的正统文人。阮氏家族是曹氏的幕僚，“子遵其父，臣承其君”的传统和必然的家庭影响，使得阮籍从小深受如家经典的影响，而且没有怀疑没有理由地尊儒。阮籍渴望“兼济天下”，但是他也能够意识到“名士少有全者”的魏晋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氏的控制不断恶劣和严厉，本身就已经厌倦的阮籍更加对政治失望，此时他已无意功名，在《咏怀诗》六首里：“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这首诗里处处表达了自己对入仕的不屑和厌恶，视功名利禄为粪土的表现。正是这样一位儒学思想根深蒂固的士人，内心的无奈让阮籍萌生“以庄周为模则”的想法，也因对正统失望转而拥庄子之学，在思想上逐渐从尊儒到弃儒到尊道的转化，可见决心之大，颇有壮士断腕的意念。阮籍批判儒学思想是继承了庄子的精神，而且让这种特殊的精神成为激励玄学之士反抗“名教”、效法“自然”的强大力量。阮籍远承庄子之后，对儒学多为批判，而且力度空前之大。
竹林七贤在接受庄子精神的同时，也对庄子思想有所超越。阮籍在逍遥境界方面，其理想的境界虽然没有庄子的那么宏大，但是他在追求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宣扬自我本位精神，旨在强调对自然的超越，以此达到无限的境界。庄子的逍遥基本上是借助于通过顺应自然和避开无为来实现的，阮籍在《达庄论》中这样说：“庄周之书何足道哉！犹未闻夫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乎！”所以阮籍的这种境界比庄子更加合理和积极。阮籍虽然“以庄周为模则”，但是又超越了庄子思想，全面展示了竹林七贤名士的气势如虹，超凡脱俗的精神。
阮籍对庄子之学发展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接受和超越方面，更为瞩目的是它对庄子之学思想的传播上，尤其是他对于庄子思想的身体力行的作为对很多阶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社会良好风气。竹林七贤名士们在特定的历史大环境中全面按照庄子的人格理想来塑造自我，将庄学的人生境界追求放入历史长河中，并且躬行。竹林七贤将庄学与玄学精神落实到心理层面和现实生活层面，这样的行为使得尊庄的活动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五、结语
魏晋正始时期，竹林七贤就是庄子哲学的忠实的践行者，竹林七贤一直追随庄子的精神，孜孜阐释庄子的哲思。竹林七贤将庄子的学说和思想接受，传播和超越，他们与庄子联系密切，也将庄子精神推向极致。
参考文献：
[1]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戴明杨.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朱立元.接受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4]阮籍.阮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苏河.真名士，风自流：竹林七贤传[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
[6]刘怀荣.竹林七贤学术档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肖群霖，女，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2015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