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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不缺少慈善的基因,只是中国存在着一个不确定的、含糊的、真假难辨的,同时受到制约的慈善环境
巴菲特与比尔·盖茨的“慈善晚宴”即将开幕,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高调向二人发出公开信,称自己要“裸捐”。爱国者总裁冯军随即同样以公开方式表示“裸捐”。如此高调的慈善行为,似乎不符合中国富豪一向低调的行为方式。
二人的声明,立即引来致敬与质疑无数。
质疑首先对准了富豪们的财产数量与质量。做建筑垃圾处理生意的陈光标如何赚来50亿身家,首先引来了质疑。《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称,陈光标办的企业主要业务就是拆迁和废品回收,这个领域 “很难解释靠拆迁和废品回收能挣出五十多个亿来”,“一个企业家如果发了财,讲不清楚是如何发财的,或者故事讲得云山雾罩,基本上是为了忽悠的目的。”
而第二个要裸捐的冯军,由于其历来在慈善方面并未有大动作,引来的争议也就更多。甚至有“老中关村人”网上爆料称,“爱国者及其子公司都亏损4～5年了,一直想上市圈钱上不了。”
胡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美国富豪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好多也假得不得了,很多人都是哗然起来的,欧洲人也有。”
“这也反映了我们社会的慈善文化还存在一些问题,社会上有时候很多情绪是不理性的,总是希望在鸡蛋里挑骨头,找出一些动机问题,背后有什么邪恶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我是反对的。”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说。他认为,愿意行善的中国人一点也不少,只是对怎么做好还不怎么有经验。
“中国的慈善还很年轻。我们还是很明确地要说,不要随便乱做慈善。必须要好好地考虑真正的社会最根源的问题在哪里。”胡润说。
被“算计”的慈善
其实,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从来不缺少慈善的基因。只是中国存在着一个不确定的、含糊的、真假难辨的,同时受到制约的慈善环境。
浙江人林杰(化名)深谙这种环境的制约。林杰的家人都是做制造业起家的,他公司生产的皮鞋、皮具在国内外都有不错的销路,现在正积极准备打入北京的中友、百盛等市场。虽然林杰的财产让很多人望尘莫及,但是林杰总觉得“身边就是隐形富豪的森林”,所以林杰说自己是“没钱的人”。
2008年汶川地震,林杰在自己捐款的同时,想“撺掇市里的商会捐钱”,结果“比登天还难”。虽然商会的会员很多都是千万身家,但最后才募捐了200万。
为了号召富豪们募捐,林杰列出了慈善的三项好处:第一,企业可以抵税;第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即荣誉的收获,“可以给你颁个牌,上个电视专访”;第三,汶川地震后的建设“三十年都做不完“,这是和政府建立联系和政府熟识的途径,“做项目的时候好说话”。
“都是在商言商,利字当头,有好处才做的。”林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身边大部分商人的捐款大多出于如此动机,“有政治需求。”如果你问为什么会如此,林杰自己分析,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富人大多是第一代富人,“刚刚脱贫,还是很舍不得,有的甚至有些反感。”
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只有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并应捐款人的要求时,政府才有权接收捐款。“在非灾‘和平’时期给政府捐款,背后可能是一种隐蔽的钱权交易,或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或谋求人大、政协的头衔,还可荣登‘慈善家’排行榜。这种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正常秩序,也破坏了慈善的规则。”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林杰介绍,现实生活中,一些吝于捐款的富人,家庭消费却往往不菲。就房产而论,可能至少包括三套:一幢400平米的别墅、一套市区的公寓和一套三亚的度假房。家里可能有8个卫生间和值20万元一个的马桶。日常消费包含了8.6万一粒的橄榄、99999元一盒的月饼、几十万元一桌的年夜饭。此外,每年还要采购大量的奢侈品牌万宝龙、卡地亚、爱马仕、杰尼亚等产品用于送礼。
林杰一位有两架直升飞机的朋友,每年飞机的总养护费用大概在300多万元左右。“他就当这笔钱是招待费。很多人打高尔夫、开跑车、带客户上天飞一圈都是为了交际。”
慈善,以及这些奢侈品和奢侈的生活,用林杰的话来说,都是被富豪们“精明算计的东西”,都是“用来接着赚钱用的工具”。
“西方的慈善有一定的宗教和道德的激励。他们认为自己的财富其实本来就是上帝给的,中国的捐款是有很多实用主义的考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赵可金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中美两国对待财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是:中国富豪会赚钱,但不会花钱。
而胡润则认为,差异还在于中国企业家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在英、美等国家能见到四代、五代、六代的企业家族。“中国的企业家们拥有真正的经济实力也才十多年,还处在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像西方国家,它是一个维护财富的阶段。”胡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被“盯住”的慈善
在林杰眼中,不排除有“富并奢侈着”的富人,而且占了大多数。但是,也有“富并追求着” 和“富并慈善着”的富人。
2010年6月16日,巴菲特在《财富》杂志发表公开信,完整地表述了自己对财富的看法:“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使我的生活更加舒适和享乐,但许多物质上的享受却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生活享受。我喜欢拥有一架昂贵的私人飞机,但拥有几座豪华的住宅将会是一种负担。很多时候,巨大财富的拥有者最后成为财富的奴隶。我的家族就算把我的财富多用超过1%,也不会增添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这种财富观并非是中美最大的差异。林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其实,他身边有这种想法的富人不在少数,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或者从高科技行业创业起家的富豪。
而胡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他一直不太理解“美国富豪比中国富豪更慈善”的观点:“中国最近一百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中国这些富豪都吃过苦的,对需要慈善的人的理解,比好几代没有吃过苦的人更多。”
胡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巴菲特与比尔·盖茨的50人慈善名单和《胡润慈善排行榜》在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选择的都是“最慷慨的,最有透明度”的慈善家:“但是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还有人做了不少慈善,有的在某一个圈子上是认识的,有的可能没有露面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
“低调地做慈善”,可能是大多中国富豪的选择。徐永光把富人低调的原因归结为,大多富人相信佛教教义“为善不要追名”;还有一种,就是迫于现实,“不得不低调行善”。
林杰就经常碰到索捐的情况:“工商、街道会找,卫生、防疫全都会跳出来,找出各种理由让你捐款。有的时候,会把你请到各种晚会上,捐也得捐,不捐也得捐。”
而不久前发生的一则新闻更证实了这种情况的普遍性。2010年春节,陕西府谷县党政领导宴请全县企业家签订“城下之盟”,一个晚上政府就收捐13亿,打入县财政。
林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旦企业捐款,往往导致“一捐就查,没人敢捐”,企业家捐多了,税务部门“准过来查,觉得你有问题,怎么你有那么多钱去捐款”。
2010年9月初,瑞士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组织完成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富豪的“灰色收入”有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对于中国富人来说,一旦公开行善无异于自找“聚光灯”,可能最后被“围观”的不只是巨额财富,还有自己不为人知的“财富秘密”。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资中筠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觉得巴菲特与比尔·盖茨二人“很天真”,把美国的国情套在中国头上:“现在我们的民间资本没有多少安全感可言,他们又怎么会安心捐款呢?无数的人盯着那点钱,他们只能不露富。该捐的自己早捐了,不想捐的不会因为他们来动员就会捐。”
林杰也说,中国的富豪们之所以愿意将巨额财富留给子女,往往是他们对社会公平的信心不足,对未来无法把握。这样,留给子女的财富就成为对子女的一种有效保障和安慰。“他们未必不知道过多的财富容易使子女丧失奋斗的动力,但两害相权,财富的保障往往更有现实意义。”
被制约的慈善
即便是在复杂的情况下,慈善早晚要来。林杰和身边大多的富豪们都承认,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真的想回馈社会,像信佛一样的信仰,并非作秀。前几年的确是为了目的去捐钱,现在有的还是真的是用良心在捐钱”。
但“用心捐钱”,也会遭遇现行慈善体系制约。
中国的公益组织是由三个官方组织承办:这三个组织的下属机构约有四五千家,吸纳了民间捐赠资源的绝大部分。
“这些慈善机构与政府有着天然的关系,等于是变成了政府的第二事业。”徐永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样的资金流动过程中,经常使捐款人参与慈善的热情“受到挫伤”。
在徐永光看来,做慈善最理想的模式,是富人捐出一大笔钱成立基金会,然后这个基金会通过自己的资产管理来增值,再来投入公益,这种慈善专业化的方式也是全球最流行的一种方式,盖茨等的基金会基本上都是如此运作。
而中国的慈善离专业化还有一段距离。比如首善陈光标,“到处撒钱、给红包”,徐永光劝陈光标说:“现在你的名声已经到一个顶峰了,如果你不向专业化跨越,你就要开始走下坡路了。”
慈善家,还是企业家?
慈善家首先是一个好的企业家。中国的富豪们先做企业家,还是先做慈善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大多被采访的富豪和专家都存在一些质疑之声。
全国政协副主席、审计署原署长李金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表示,他现在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关注很多,“现在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片面的理解,认为主要是慈善、捐赠、环保等,其实企业的第一责任是为社会提供合格的、质量好的产品,而这反映的是中国的经济质量。”
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则认为,“富人到了非常自觉捐款的时候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他有充分的财富积累,二是他有了一个真正的慈善意识。这两条中国的富人绝大部分都不具备,甚至有些富人还是在谋财害命的阶段。”徐永光觉得,还没有做企业家,就要求做慈善家,这是社会公众心理的浮躁,是“有偏差的”。
徐永光甚至为企业家的慈善步骤进行了更详细的排序:1.是否给消费者提供了合格的产品;2.是否保障了员工的基本权益;3.是否给投资人创造了利润;4.是否承担了环境保护的责任;5.是否依法纳税。
上述5项,属于徐永光认定的“企业必须履行的强制性社会责任”,慈善捐款则属于“自我担当的社会责任,完全出自包括富人在内的一切公民的自愿”。
“现实情况是,中国企业基本社会责任还没有履行好,外部评判却出现了本末倒置,把本该属于自愿承担的社会责任提到前面。如果用挣来的不义之财捐款,那不是慈善,叫伪善!”徐永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与此类似,作为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慈善晚宴”的在邀嘉宾,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拒绝了该晚宴的邀请。宗庆后对媒体表示,相比捐献资产的慈善行为,他认为,“当下中国更大的慈善是做大、做强企业”,也就是要持续地为社会创造财富。★
巴菲特与比尔·盖茨的“慈善晚宴”即将开幕,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高调向二人发出公开信,称自己要“裸捐”。爱国者总裁冯军随即同样以公开方式表示“裸捐”。如此高调的慈善行为,似乎不符合中国富豪一向低调的行为方式。
二人的声明,立即引来致敬与质疑无数。
质疑首先对准了富豪们的财产数量与质量。做建筑垃圾处理生意的陈光标如何赚来50亿身家,首先引来了质疑。《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称,陈光标办的企业主要业务就是拆迁和废品回收,这个领域 “很难解释靠拆迁和废品回收能挣出五十多个亿来”,“一个企业家如果发了财,讲不清楚是如何发财的,或者故事讲得云山雾罩,基本上是为了忽悠的目的。”
而第二个要裸捐的冯军,由于其历来在慈善方面并未有大动作,引来的争议也就更多。甚至有“老中关村人”网上爆料称,“爱国者及其子公司都亏损4～5年了,一直想上市圈钱上不了。”
胡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美国富豪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好多也假得不得了,很多人都是哗然起来的,欧洲人也有。”
“这也反映了我们社会的慈善文化还存在一些问题,社会上有时候很多情绪是不理性的,总是希望在鸡蛋里挑骨头,找出一些动机问题,背后有什么邪恶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我是反对的。”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说。他认为,愿意行善的中国人一点也不少,只是对怎么做好还不怎么有经验。
“中国的慈善还很年轻。我们还是很明确地要说,不要随便乱做慈善。必须要好好地考虑真正的社会最根源的问题在哪里。”胡润说。
被“算计”的慈善
其实,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从来不缺少慈善的基因。只是中国存在着一个不确定的、含糊的、真假难辨的,同时受到制约的慈善环境。
浙江人林杰(化名)深谙这种环境的制约。林杰的家人都是做制造业起家的,他公司生产的皮鞋、皮具在国内外都有不错的销路,现在正积极准备打入北京的中友、百盛等市场。虽然林杰的财产让很多人望尘莫及,但是林杰总觉得“身边就是隐形富豪的森林”,所以林杰说自己是“没钱的人”。
2008年汶川地震,林杰在自己捐款的同时,想“撺掇市里的商会捐钱”,结果“比登天还难”。虽然商会的会员很多都是千万身家,但最后才募捐了200万。
为了号召富豪们募捐,林杰列出了慈善的三项好处:第一,企业可以抵税;第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即荣誉的收获,“可以给你颁个牌,上个电视专访”;第三,汶川地震后的建设“三十年都做不完“,这是和政府建立联系和政府熟识的途径,“做项目的时候好说话”。
“都是在商言商,利字当头,有好处才做的。”林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身边大部分商人的捐款大多出于如此动机,“有政治需求。”如果你问为什么会如此,林杰自己分析,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富人大多是第一代富人,“刚刚脱贫,还是很舍不得,有的甚至有些反感。”
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只有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并应捐款人的要求时,政府才有权接收捐款。“在非灾‘和平’时期给政府捐款,背后可能是一种隐蔽的钱权交易,或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或谋求人大、政协的头衔,还可荣登‘慈善家’排行榜。这种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正常秩序,也破坏了慈善的规则。”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林杰介绍,现实生活中,一些吝于捐款的富人,家庭消费却往往不菲。就房产而论,可能至少包括三套:一幢400平米的别墅、一套市区的公寓和一套三亚的度假房。家里可能有8个卫生间和值20万元一个的马桶。日常消费包含了8.6万一粒的橄榄、99999元一盒的月饼、几十万元一桌的年夜饭。此外,每年还要采购大量的奢侈品牌万宝龙、卡地亚、爱马仕、杰尼亚等产品用于送礼。
林杰一位有两架直升飞机的朋友,每年飞机的总养护费用大概在300多万元左右。“他就当这笔钱是招待费。很多人打高尔夫、开跑车、带客户上天飞一圈都是为了交际。”
慈善,以及这些奢侈品和奢侈的生活,用林杰的话来说,都是被富豪们“精明算计的东西”,都是“用来接着赚钱用的工具”。
“西方的慈善有一定的宗教和道德的激励。他们认为自己的财富其实本来就是上帝给的,中国的捐款是有很多实用主义的考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赵可金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中美两国对待财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是:中国富豪会赚钱,但不会花钱。
而胡润则认为,差异还在于中国企业家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在英、美等国家能见到四代、五代、六代的企业家族。“中国的企业家们拥有真正的经济实力也才十多年,还处在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像西方国家,它是一个维护财富的阶段。”胡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被“盯住”的慈善
在林杰眼中,不排除有“富并奢侈着”的富人,而且占了大多数。但是,也有“富并追求着” 和“富并慈善着”的富人。
2010年6月16日,巴菲特在《财富》杂志发表公开信,完整地表述了自己对财富的看法:“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使我的生活更加舒适和享乐,但许多物质上的享受却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生活享受。我喜欢拥有一架昂贵的私人飞机,但拥有几座豪华的住宅将会是一种负担。很多时候,巨大财富的拥有者最后成为财富的奴隶。我的家族就算把我的财富多用超过1%,也不会增添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这种财富观并非是中美最大的差异。林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其实,他身边有这种想法的富人不在少数,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或者从高科技行业创业起家的富豪。
而胡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他一直不太理解“美国富豪比中国富豪更慈善”的观点:“中国最近一百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中国这些富豪都吃过苦的,对需要慈善的人的理解,比好几代没有吃过苦的人更多。”
胡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巴菲特与比尔·盖茨的50人慈善名单和《胡润慈善排行榜》在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选择的都是“最慷慨的,最有透明度”的慈善家:“但是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还有人做了不少慈善,有的在某一个圈子上是认识的,有的可能没有露面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
“低调地做慈善”,可能是大多中国富豪的选择。徐永光把富人低调的原因归结为,大多富人相信佛教教义“为善不要追名”;还有一种,就是迫于现实,“不得不低调行善”。
林杰就经常碰到索捐的情况:“工商、街道会找,卫生、防疫全都会跳出来,找出各种理由让你捐款。有的时候,会把你请到各种晚会上,捐也得捐,不捐也得捐。”
而不久前发生的一则新闻更证实了这种情况的普遍性。2010年春节,陕西府谷县党政领导宴请全县企业家签订“城下之盟”,一个晚上政府就收捐13亿,打入县财政。
林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旦企业捐款,往往导致“一捐就查,没人敢捐”,企业家捐多了,税务部门“准过来查,觉得你有问题,怎么你有那么多钱去捐款”。
2010年9月初,瑞士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组织完成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富豪的“灰色收入”有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对于中国富人来说,一旦公开行善无异于自找“聚光灯”,可能最后被“围观”的不只是巨额财富,还有自己不为人知的“财富秘密”。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资中筠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觉得巴菲特与比尔·盖茨二人“很天真”,把美国的国情套在中国头上:“现在我们的民间资本没有多少安全感可言,他们又怎么会安心捐款呢?无数的人盯着那点钱,他们只能不露富。该捐的自己早捐了,不想捐的不会因为他们来动员就会捐。”
林杰也说,中国的富豪们之所以愿意将巨额财富留给子女,往往是他们对社会公平的信心不足,对未来无法把握。这样,留给子女的财富就成为对子女的一种有效保障和安慰。“他们未必不知道过多的财富容易使子女丧失奋斗的动力,但两害相权,财富的保障往往更有现实意义。”
被制约的慈善
即便是在复杂的情况下,慈善早晚要来。林杰和身边大多的富豪们都承认,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真的想回馈社会,像信佛一样的信仰,并非作秀。前几年的确是为了目的去捐钱,现在有的还是真的是用良心在捐钱”。
但“用心捐钱”,也会遭遇现行慈善体系制约。
中国的公益组织是由三个官方组织承办:这三个组织的下属机构约有四五千家,吸纳了民间捐赠资源的绝大部分。
“这些慈善机构与政府有着天然的关系,等于是变成了政府的第二事业。”徐永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样的资金流动过程中,经常使捐款人参与慈善的热情“受到挫伤”。
在徐永光看来,做慈善最理想的模式,是富人捐出一大笔钱成立基金会,然后这个基金会通过自己的资产管理来增值,再来投入公益,这种慈善专业化的方式也是全球最流行的一种方式,盖茨等的基金会基本上都是如此运作。
而中国的慈善离专业化还有一段距离。比如首善陈光标,“到处撒钱、给红包”,徐永光劝陈光标说:“现在你的名声已经到一个顶峰了,如果你不向专业化跨越,你就要开始走下坡路了。”
慈善家,还是企业家?
慈善家首先是一个好的企业家。中国的富豪们先做企业家,还是先做慈善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大多被采访的富豪和专家都存在一些质疑之声。
全国政协副主席、审计署原署长李金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表示,他现在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关注很多,“现在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片面的理解,认为主要是慈善、捐赠、环保等,其实企业的第一责任是为社会提供合格的、质量好的产品,而这反映的是中国的经济质量。”
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则认为,“富人到了非常自觉捐款的时候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他有充分的财富积累,二是他有了一个真正的慈善意识。这两条中国的富人绝大部分都不具备,甚至有些富人还是在谋财害命的阶段。”徐永光觉得,还没有做企业家,就要求做慈善家,这是社会公众心理的浮躁,是“有偏差的”。
徐永光甚至为企业家的慈善步骤进行了更详细的排序:1.是否给消费者提供了合格的产品;2.是否保障了员工的基本权益;3.是否给投资人创造了利润;4.是否承担了环境保护的责任;5.是否依法纳税。
上述5项,属于徐永光认定的“企业必须履行的强制性社会责任”,慈善捐款则属于“自我担当的社会责任,完全出自包括富人在内的一切公民的自愿”。
“现实情况是,中国企业基本社会责任还没有履行好,外部评判却出现了本末倒置,把本该属于自愿承担的社会责任提到前面。如果用挣来的不义之财捐款,那不是慈善,叫伪善!”徐永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与此类似,作为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慈善晚宴”的在邀嘉宾,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拒绝了该晚宴的邀请。宗庆后对媒体表示,相比捐献资产的慈善行为,他认为,“当下中国更大的慈善是做大、做强企业”,也就是要持续地为社会创造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