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身边诸君常谈论澳门宗教崇拜，从古到今、由中至外，万象之中，似乎面面俱到。但每每听来，总觉稍欠些什么，静思之下，就是一种根源性。澳门文化因其百余年独特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形成了华洋相融、东西交互的基本文化特性，所以很多人在讲述澳门文化时常以多元化为立足点，作为文化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崇拜自然也是如此。特色自然鲜明，内容也自是丰富，只是常感根基不稳，难为“大厦”。澳门文化的研究须基于中华文化，以此铺开才能完整地认知。我对宗教崇拜的认知也基于此，随笔写下几点思考，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校正。
　　关于崇拜与宗教。信仰与宗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简而言之，宗教依托于崇拜，崇拜却不一定与宗教有关。宗教是一种被体系化的崇拜文化的具化产物，而崇拜则是包括宗教崇拜（信仰）、理论崇拜（信仰）、文化信仰、民间崇拜等方面的大文化概念。很多人谈及崇拜常常与宗教混之，于是就产生了儒教是不是宗教、一些英雄人物崇拜是否归入宗教信仰等问题。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宗教与崇拜的关系是微妙而变化的，而且各类崇拜之间大体上是相互交融、彼此影响的。就港澳而言，基督教、天主教、佛教是带有文化因子的宗教崇拜，而与道教有关的诸如土地公、妈祖、朱大仙、哪吒等是有宗教性质的民间崇拜，儒家是有民间特色的文化信仰;而一些人对于某种思想、某种学说的痴迷和践行则是较为纯粹的理论崇拜和文化信仰。
　　基督教、天主教、佛教是港澳地区影响力较大的三个宗教，天主教、基督教源自西方，佛教则较为本土，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代表。为什么讲这些宗教是带有文化因子的宗教崇拜？根本上就是它们文化本质属性的不同，这也决定了一种宗教的传播与教化必然伴随着相应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天主教传教士在东方的传教活动本就是以西方的科技文化为切入点，很多人信教就是从好奇、敬仰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开始的。而佛教虽发源于古印度，但经过近二千年的本土化历程，早已深深地烙上了华夏文明的印记，甚至可以讲它已经成为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信仰崇拜佛教自然而然就要受到其文化系统潜移默化的影响。
　　佛教从境界上讲一般给人们的印象是超脱的、飘然的，而道教则讲长生不老;佛教喜欢讲往生、讲天堂、讲西方极乐，而道教则更关注现世。在宗教神体系上道教也是非常复杂混乱，道教讲天、地、人三者相通，可由人成神也可由神降为人，这也导致了道教在宗教中烟火气最重，有时甚至让人分不清什么是道教的信仰，什么是民间崇拜，甚至一些三教九流之术也悉数被纳入道教。简而言之，何为道教信仰，何为民间崇拜，就看它在古代有没有被官方认可、敕封。一般而言，民间崇拜被皇帝敕封就会被纳入道教神体系，这种崇拜就可以归为宗教信仰，例如妈祖、黄大仙以及哪吒等。而门神崇拜因为很多因素虽然也被官方默认，但没有被敕封纳入神职，所以还是一种民间崇拜。这里需要讲明三点：一、为什么妈祖、黄大仙等崇拜被纳入了道教，笔者仍称其为有宗教性质的民间崇拜？因为这些崇拜的供奉者大部分是百姓，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正统的道教供奉为三清，小仙崇拜与之相比宗教色彩实显单薄。二、关公崇拜笔者未列入道教，是因其宗教多元性。关公崇拜不只在道教体系中，其宗教性的崇拜来源于佛教，而本地的天主教徒、基督徒有些也还崇拜关公，与其说它是民间崇拜，更像是以民间崇拜为基础的文化信仰。三、林则徐、孙中山的崇拜是否是民间崇拜，在我看来可以归入类似于卜奎寿山将军、扬州史可法等历史人物在特定地区的香火祭奠，除去对人物本身功绩的纪念，很大程度上也融入了该区域百姓对于该人物庇佑一方安宁的愿望，这本身就是民间崇拜的性质所在。
　　东西方对儒家的认知一直就是不同的，西方人将儒家称为儒教，喜欢用宗教的思维来衡量儒家，而东方人则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来践行。
　　在中国，宗教也好文化也罢，严格意义上能被冠以信仰的并不多，与西方相比将其称为崇拜更为合适，这也是笔者在文中使用崇拜而非信仰的原因，但儒家是个例外。中国人信教的不可谓不多，佛教、道教，甚至后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但无论信什么教都无法撼动骨子里的儒家行为规范和传统观念。唐朝佛教大行其道，士人名流出入寺庙蔚然成风，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用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明末西学东渐，徐光启、杨廷筠等士大夫虽称信教，但无不认为其只是儒家学说的补充，本质上他们还是儒生，相对宗教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利玛窦、汤若望之所以可以跻身名流，最重要的也是他们将天主教进行了适应儒家的改造，正是因为这种改造，天主教才开始作为一种较有影响力的宗教崇拜被中国人接受。这也是汉朝以后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的必然之路，必须先与儒家思想相结合。中国人在宗教方面是开放的，当然也有人说是随意的，中国人喜欢珠串，这其中不乏佛教的寓意，但很多时候它已经不仅是法器而更是一种文玩，所以在中国看到有人戴佛珠是不能判断他是否信佛教，手上戴着珠串、嘴里念着耶稣却烧香拜太上老君的事实不乏见。所以有人也诟病中国人见神就拜，缺乏信仰，其实并非如此。中国人对宗教大多只是寄愿美好、祈求庇佑而已，至于是什么神并不重要，他们有一种根植于骨血中的文化信仰——儒家文化。
　　至于在港澳地区文化信仰前缀以民间特色，原因有二：一是晚清港澳租借至20世纪90年代回归，官方文化一直就是西方的，这是其作为殖民地特定政治地位决定的，儒家文化虽然受众最广，但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它仍然是民间性的。二是港澳地区自明末西学东渐以来就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从大众的角度比较，更需要一种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儒家文化更多地带有民族、种群的标识作用和政治色彩，经过了更多的文化融合和改造，个性特点更为显著。这就提到了有关宗教崇拜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的另一个主要话题——政治社会的关联度。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政治与宗教一直就是相辅相成的，政治很多时候决定了宗教，而宗教很多时候可以左右政治。西方中世纪的政治史其实就是教权与世俗权力的博弈史，在航海大发现与殖民地运动中这二者也从不曾缺席;在东方，二者的关系则相对简单，宗教崇拜一直以来都服从于统治者的需要，其间虽有小异，但无碍大局。前文提到儒家思想的现实信仰，关公、妈祖等民间崇拜的兴起，各类宗教的传播与改造，无不与统治者的现实需要和思想政策紧密相关，而一旦有超出统治者控制范圍或者威胁世俗社会生产生活时，就会出现类如“三武灭佛”的事件。回到港澳实际来看待宗教崇拜问题，应该讲港澳地区宗教崇拜现象的盛行与港澳特殊的政治历史有着极大的关联。
　　首先，港澳地区的宗教、民间信仰繁盛，与其特殊的地域位置密切相关，一来临海地区，生产生活中所遇自然灾害、非人力所及之事较多，这就使宗教和各类崇拜现象有了更为优越的发育土壤，大众祈求平安，需要精神力量的庇佑;二来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港澳成了西方文化来华的第一站，这里历来就是中外、东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华洋共处使得更多的宗教文化在此处传播，东西方宗教人才不断涌入，也使得各类宗教与各式崇拜有了传播发展的信众基础和传教力量。
　　其次，港澳地区的宗教、民间信仰繁盛是由其政治、经济的特殊性决定的。自明末葡人来华入驻澳门，虽华权主导，但葡人、英人、日人等不断冲击港澳华人社会，一方面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华人群体需要更深层次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毫无异议地落在文化认同上，而文化认同中最明显的就是可以与西方宗教文化相抗衡的佛教、道教及民间崇拜以及儒家文化信仰在华人群体内的进一步深化。清末，港、澳殖民当局的全方位的殖民措施和文化消除政策使这种认同感更加迫切，除去单纯的民族认同，爱国情感和反抗精神也注入其中。另外，由于殖民地的政治特殊性，港澳地区长期缺失清政府的政治参与权和社会治理权，为了自身利益，华人群体广泛团结起来，形成了港澳地区特殊的社团文化和乡里文化，而通过宗教文化活动将民众聚集起来，提升影响力，借此向殖民当局示威、施压，宗教文化也成了港澳地区华人彼时参与政治的一种手段和渠道。
　　综上，港澳的宗教崇拜是在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有鲜明特色的宗教文化现象，但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经济、政治，港澳与内地血脉相连，不能分割开来，这是看待和研究这一命题的基本原则。
　　作者单位：澳门城市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