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一叶轻舟，从豆蔻年华驶向半老徐娘，从青葱韶华航向耄耋迟暮，生命的海洋百舸竞发，辗转奔流。与摆渡的人相伴的，或是踌躇满志，亦或是迷茫懵懂，每个人都需要光芒，光为迷茫的船只指引方向，为彳亍的游子带来慰籍。灯塔，它就那样伫立在远方，离得愈近，光也越明亮，生活也会开阔明朗。那看似遥不可及的远方，却也恰恰触手可及。
　　因为——灯塔，就是“我”，是我们自己。远方的灯塔，也就是“远方的我”，是我们每个人所追求的，理想中的自己。
　　“远方的我”宛如灯塔，是多少人歆慕的翘楚，多少人魂牵梦萦了多少岁月韶华。同时，与之相对立的“近处的我”也是生活中客观的存在，有如一座斑驳的古塔，攀满青苔。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将“我”分为“自我”、“本我”、“超我”，分别对应与社会产生联系的调停者，无意识的生活本能，以及在意识上存在的限制准绳。三者就好比灯塔的塔身、阶梯、灯具，缺一不可。
　　“远方的我”是在对“我”进行足够的认识以后，达到的三者制衡并于社会协调的状态。而“近处的我”则是因三者产生冲突，生活出现矛盾、迷茫，囿于现实而无处遁逃的自己。是因为“自我认知”偏差所创造出的扭曲的“我”。也就是在日复一日疲沓和碌碌不尽的劳苦之后镜子里那个耷拉着脸的自己。愈是困于这种状态，生活也就愈发的晦暗，好似船只卷入汪洋里的漩涡;灯塔的光芒也显得更加难以触及。
　　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的生活是被“近我”主导的，而非被“灯塔”所指引的。想要接近“我”，就要对“我”有所认识和笃信，被灯塔所指引也一生，也正是不断认识自我的一生。只是，在这样功利化的社会环境下，“自我认知”变成了一个难题。
　　苏格拉底曾提出，人这一生最难得的事莫过 “认识你自己”。
　　许多人，不知不觉地，在自我的活动之中，将别人的注视和肯定当做我自己的可能性，构建出一种“预言的自我实现”。父母一辈的人认为电子商务有“钱途”，我们就跟着潮流去从商;认为做官有面子就去为官。于是，我们渐渐疲沓于千日如一的工作，抱怨起城市庸碌的节奏拥挤的地铁，开始为生机为面子拉鼻子扯脸，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将天赋、爱好统统抛掷脑后，碌碌一生。奔忙、伪装的仅仅是为了博取一个“让他人觉得我活得很好”这样的“自我满足”？不知何时成了“活在别人眼里的人”。萨特所言的“他人即地狱”，黑塞笔下的佛陀乔达摩最初所历经的苦痛又何尝不是这样？社会对“自我”过度改造，使得“自我”对“本我”，即所热爱、所向往的事物产生了质疑。同时又给“超我”套上了紧箍咒，勒令潜意识接受这个病态的自己，并把它视作常态。“远方的灯塔”也随之消失在了水平线之际。这样的我们，是否还有心在意远方泛起的微光？
　　哲学上有个词叫“行上同调”，指的就是这样病态的个体背后的，反乌托邦式的社会状态——前一辈因为数十年前社会生活条件不足而形成的传统观念被视作常理传承。晚辈自我认知能力薄弱，恪守陈规，导致整个社会的意识行进缓慢。病态的社会认知，慢慢造就贫富不均、社会阶级固化。“寒门难出贵子”、“不敢有上进心”之类的话变得理所应当。别说是成为“灯塔”了，这样的社会形态，这样迷茫的我们，难道不是遇难船，它的光明又在何方？这样的我们，这样活在别人眼里的我们，这样迷失在螺旋中的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成为那座灯塔呢？
　　这个被赋予定义的“我”之所以时而离我們近、时而离我们遥远，是因为，自我满足的欲望、世俗的尘嚣让我们看不清自己，了解不到自己所热爱、所向往的事物，让灯塔愈发遥远难及。触手可及的心灵，恰恰成了离自己最远的地方。
　　“认识自我”的旅程，也正是去往那座灯塔的航路。在这条路上最重要的便是从“本我”——即本源出发，从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热爱的事物出发，由“本我”驱动“自我”去融入社会，并且让“超我”主导坚持。导演李安在年轻时屡受挫折，不被看重，多少人劝过他放弃、转行;但正因为他笃信着内心中对编导的喜爱与坚持，一部部佳作才得以面世。“学会热爱这个世界，不再以某种欲愿与臆想出来的世界、某种虚伪的完善的幻想来与之比拟。学会接受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热爱它，以归属于它而心存欣喜。”黑塞在《乔达摩》中最后的升华也更是体现了这种“本源之爱”的意义与重要性。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年少时，那个坐在学步车里因为有趣梦想着成为司机的你，那个做完大扫除因为自豪梦想着成为清洁工的你，那个搭着积木因为愉悦梦想着成为建筑工人的你。这些不计较现实因素、社会低位的梦想本身很渺小，却值得赞许甚至敬畏。
　　只是，“本我”却又要在“社会现实”前接受审阅，不论遵从哪种方式，都逃不开三者的彼此制约和循环，“远方的灯塔”似乎真的难以到达。这是论述的结论，同时，也是事实。
　　因为“远方的灯塔”本身也是“彼岸”的一种形态。是形而上，可知而不可感的。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客观地存在着“远方”。然而，是否曾有人认真地思考过，你真的到达过远方吗？你所定义的远方究竟在哪？到达所谓的“远方”以后，又将驶往何处？进一步看，倘若将人生比做航路，其终点是什么？是梦想？是目标？那么在实现之后，人生的意义又在何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也曾发出这样的疑问。
　　某种意义上说，生命本身就是“去往远方灯塔”的永恒之旅。我们一直在路上。“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庄子曾对类似的命题做出过很好的解答——远方是无法真正“到达”的，因为世界上每个角落里，都存在着远方。“远方”又未尝不离我们近？它存在于我们生命中的任何一个时刻，关键在于对它的把握，也就是对自我的把握。“远方的我”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光源。离光源越近，生活也就愈发敞亮。这与佛教的“到彼岸”思想吻合。佛教认为，人这一生，不断地在“此岸”和“彼岸”间游走，到了对岸以后，“此岸”反而成了“彼岸”，轮回无尽，因果不息。“近我”、“远我”之间也存在这样的协调，因此过度的劳苦也是没有必要的，要学会在求索中适度满足。
　　在不断寻求的过程中，势必体会痛楚，体会人间是非沧桑、煎熬百态。在人生的旅途中一次又一次堕落、改变。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意识生命最本质的追求，摆脱痛苦，变得彻悟、豁达。来到最理想的位置——积极前进的状态。“远方的我”所指的状态，即是“三种我”和社会之间的动态平衡状态。在更接近它的地方，点燃星火。因此，这座灯塔才显得格外重要。灯塔就是“我”，照亮远方的灯塔，就是我们自己。让自己告诉自己，人生的路该怎么走，让每一天过得满足、充实，不留下遗憾。
　　白夜已尽，黑夜已然来临，我心中的灯塔正灯火通明。蓦然回首时，方知心海一片灯火阑珊。回头望望，沧海茫茫;光明随风，吹过百年;蒹葭苍苍，永在船上;羁旅匆匆，希冀皎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