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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名达是我国现代著名目录学家、史学家，被誉为中国现代目录学之父。他在江西国立中正大学教授中国通史时，特别注意启发学生的爱国心和抗战热情。抗战爆发后，姚名达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7月，姚名达率领江西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奔赴浙东抗日前线为军服务，英勇牺牲，成为为抗战捐躯的第一位教授。2014年9月，民政部将姚名达列入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
一、专心治学，潜心著述
姚名达1905年3月生于江西兴国竹坝村，1918年2月考入江西省立赣县中学。1925年8月，清华大学国学院公开招生。姚名达应考并被录取，导师是梁启超先生。据姚名达妻子巴怡南回忆，姚名达“闻清华研究院以同等学力招生，君欣然曰：‘此真余志也！’乃至。同学中以君年最少。梁任公先生见而异之，叩其志，尤乐指导。”[1]
1926年7月，姚名达从清华国学院毕业。他不愿意离开挚爱的导师梁启超，割舍不下热爱的史学研究，留院从事研究工作。1928年6月14日，姚名达再次毕业，继续留下来为梁启超整理史籍。
1929年1月，梁启超逝世，姚名达不得不离开清华大学国学院。当时，江西许多中学争相延聘，他都婉言谢绝，“我必须得世界大图书馆工作，有书可以从事研究才行！”后在商务印书馆编辑何炳松的推荐下，1929年3月，姚名达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兼特约撰述，参加了《万有文库》第一、二、三集的编纂工作。[2]
1933年，姚名达离开商务印书馆，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讲授中国史。1940年9月，江西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成立，姚名达担任文法学院文史系教授。这一时期，姚名达在历史学方面有了较大的创新，将历史学更名为“史理学”，并改名“姚显微”。他的学生叶金（徐柏容）回忆道：“他讲中国通史，非常受同学的欢迎，虽然他的口才不十分好。”“常常能在球场上发现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用着不熟练的姿势在打球。”[3]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姚名达呕心沥血完成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手稿皆焚于战火。让他最为痛心的是，多年来研究中国史所抄的10万张珍贵的资料卡片也荡然无存。得知资料和书稿被毁后，姚名达决心从头再来。他曾说：“学而至于有成，非易事。”他认为，在学术上要有所作为，非有百折不挠的毅力不可，于是长期泡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馆埋头苦读。从1933年到1939年，姚名达又陆续完成了《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著作。
姚名达致力于建立中国史学史的贡献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称他是在中国史学史“在这门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值得尊敬、怀念的学者。”[4]梁启超1927年提出在中国建立史学史这一新学科。姚名达在梁启超的讲义后批注到：“名达案：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而今二年，积稿颇丰，唯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5]但直到不幸牺牲，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仍未完成。1942年姚名达牺牲后，其学生王咨臣整理其手稿时发现了一部油印的讲义《中国史学史》，成为他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的唯一文字手稿。
二、走出书斋谋抗战
姚名达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救亡运动。1935年6月，姚名达等百余名上海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复古运动，呼吁唤起民众，“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1935年12月，姚名达又与上海文化界三百多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称“负有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应当立即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中华民族应该进一步觉悟！早日奋起，更有效地保存民族正气，争取民族解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姚名达为表达杀敌愿望，愤然写道：“万里无垠一望平，漫天风雪赋南征。
太息匈奴犹未灭，书生亦当请长缨。”他常向国民党政府献计献策，希望能亲身参与战事。1937年8月5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一封“不必宣布我们的姓名”的匿名读者来信。《大公报》将此信以《增加抗战实力，以金银献给政府，盼全国妇女将饰物捐出》为题作为头条新闻刊出。这封信正是姚名达和夫人巴怡南所写的，所捐出的两枚金戒指就是他们的订婚戒指，信中夫妇俩还倡议“捐献其所有”直至“整个生命”给国家。
姚名达在中正大学教授中国通史时，特别注意启发学生的爱国心和抗战热情。他把史学研究和抗日形势结合起来，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文章，如《从史理学和地理学原理推测今后抗战形势》《日本南侵的政略和战略》等，分析抗日战场的发展形势，推算日军进军路线。“其事先判断，事后相符验者，常八九也。”姚名达的目的，是使国人意识到“振作民族精神应该是当今的第一要义，使人人明白为什么要抵抗倭寇，使人人都激发原有的民族正气，献身疆场，以死卫国”。[6]
三、组建战地服务团
1942年5月中旬，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赣东战场形势危急。中正大学校方决定放弃期末考试，提前放暑假。姚名达认为，值此民族危难之际，学生不应置身事外，他倡议成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服务军民，得到校方的大力支持和学生的积极响应。
6月13日，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成立，姚名达任团长。6月25日大雨滂沱，姚名达率领战地服务团34人举行誓师大会。途径吉安时，战地服务团向吉安各界呼吁“凡我中华有志之士，务必克尽抗日救亡的天职，到前线去，到战壕里去，去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团员们还到街头和群众场所进行了宣传，开展了募捐活动，掀起了一股加强抗战必胜信心的高潮。战地服务团沿途采取街头讲演、绘制标语漫画、表演歌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并出版了《战地通讯》。战地服务团还到吉安战地医院慰问，向伤病员发慰问金。据统计，服务团设免费施诊施药处，共诊治士兵约300人，义民1000余人。吉安当地民众来应诊者不下500人，慰问伤病将士3000余人，并代写信300余封。[7]
7月初，日军攻占浙东三江口、临川、崇仁、宜黄等重要据点，对中国军队第五十八军防区形成包围圈。7月5日下午，五十八军军长孙渡命令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连夜向樟树撤退。姚名达代表服务团表示不后退，要上前线。孙渡遂派姚名达等人去第三野战医院做救护伤病员的工作。姚名达率领团员30余人由樟树前往最前线桥东。换药包扎完后，战地服务团随野战医院、辎重队撤往后方。
在躲避敌机轰炸的过程中，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走散。一队团员10人在姚名达的带领下撤退，放弃了原有的撤退路线，改由水路向新干县转移。7月7日晚，他们抵达新干县石口村，暂住一村民家中。不料该村民给日军报信。当晚10时，日军突袭水口村。四名日军士兵冲进院中。姚名达抓住一名日军士兵进行肉搏。团员吴昌达、郑唯龙奋力相助，掐住日军士兵咽喉使其窒息而亡。姚名达夺得日军枪支，大喊：“会开枪的同我来！”。日方史料也记录了此事，称“扼毙日兵1名，夺枪1支”。[8]此时，其余三名日本兵开枪了。姚名达和吴昌达壮烈牺牲，实现了他们“书生报国今其时，战地服务尽天职”的豪迈誓言。
受姚名达的影响，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团员郑唯龙、易新楣、钟仕诚、曾光谧等也走上革命道路。1987年，民政部追认姚名达为革命烈士。著名社会学家、中正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雷洁琼为姚名达烈士题词：“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参考文献：
[1]巴怡南.先夫姚显微事略[J].国立中正大学校刊，1943.
[2]丁波.姚名达与商务印书馆[J].北京：博览群书，2011（07）.
[3]叶金.记姚显微教授[J].香港：宇宙风，1942.
[4]杨翼骧.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213.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6]姚果源.浩气壮山河[M].上册，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31.
[7]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工作述要[J].南昌：国立中正大学校刊·姚吴二烈士纪念特刊，1942-10-11.
[8]蒋文澜.江西八年抗战[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48.
作者单位：装甲兵工程学院
一、专心治学，潜心著述
姚名达1905年3月生于江西兴国竹坝村，1918年2月考入江西省立赣县中学。1925年8月，清华大学国学院公开招生。姚名达应考并被录取，导师是梁启超先生。据姚名达妻子巴怡南回忆，姚名达“闻清华研究院以同等学力招生，君欣然曰：‘此真余志也！’乃至。同学中以君年最少。梁任公先生见而异之，叩其志，尤乐指导。”[1]
1926年7月，姚名达从清华国学院毕业。他不愿意离开挚爱的导师梁启超，割舍不下热爱的史学研究，留院从事研究工作。1928年6月14日，姚名达再次毕业，继续留下来为梁启超整理史籍。
1929年1月，梁启超逝世，姚名达不得不离开清华大学国学院。当时，江西许多中学争相延聘，他都婉言谢绝，“我必须得世界大图书馆工作，有书可以从事研究才行！”后在商务印书馆编辑何炳松的推荐下，1929年3月，姚名达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兼特约撰述，参加了《万有文库》第一、二、三集的编纂工作。[2]
1933年，姚名达离开商务印书馆，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讲授中国史。1940年9月，江西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成立，姚名达担任文法学院文史系教授。这一时期，姚名达在历史学方面有了较大的创新，将历史学更名为“史理学”，并改名“姚显微”。他的学生叶金（徐柏容）回忆道：“他讲中国通史，非常受同学的欢迎，虽然他的口才不十分好。”“常常能在球场上发现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用着不熟练的姿势在打球。”[3]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姚名达呕心沥血完成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手稿皆焚于战火。让他最为痛心的是，多年来研究中国史所抄的10万张珍贵的资料卡片也荡然无存。得知资料和书稿被毁后，姚名达决心从头再来。他曾说：“学而至于有成，非易事。”他认为，在学术上要有所作为，非有百折不挠的毅力不可，于是长期泡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馆埋头苦读。从1933年到1939年，姚名达又陆续完成了《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著作。
姚名达致力于建立中国史学史的贡献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称他是在中国史学史“在这门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值得尊敬、怀念的学者。”[4]梁启超1927年提出在中国建立史学史这一新学科。姚名达在梁启超的讲义后批注到：“名达案：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而今二年，积稿颇丰，唯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5]但直到不幸牺牲，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仍未完成。1942年姚名达牺牲后，其学生王咨臣整理其手稿时发现了一部油印的讲义《中国史学史》，成为他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的唯一文字手稿。
二、走出书斋谋抗战
姚名达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救亡运动。1935年6月，姚名达等百余名上海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复古运动，呼吁唤起民众，“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1935年12月，姚名达又与上海文化界三百多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称“负有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应当立即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中华民族应该进一步觉悟！早日奋起，更有效地保存民族正气，争取民族解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姚名达为表达杀敌愿望，愤然写道：“万里无垠一望平，漫天风雪赋南征。
太息匈奴犹未灭，书生亦当请长缨。”他常向国民党政府献计献策，希望能亲身参与战事。1937年8月5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一封“不必宣布我们的姓名”的匿名读者来信。《大公报》将此信以《增加抗战实力，以金银献给政府，盼全国妇女将饰物捐出》为题作为头条新闻刊出。这封信正是姚名达和夫人巴怡南所写的，所捐出的两枚金戒指就是他们的订婚戒指，信中夫妇俩还倡议“捐献其所有”直至“整个生命”给国家。
姚名达在中正大学教授中国通史时，特别注意启发学生的爱国心和抗战热情。他把史学研究和抗日形势结合起来，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文章，如《从史理学和地理学原理推测今后抗战形势》《日本南侵的政略和战略》等，分析抗日战场的发展形势，推算日军进军路线。“其事先判断，事后相符验者，常八九也。”姚名达的目的，是使国人意识到“振作民族精神应该是当今的第一要义，使人人明白为什么要抵抗倭寇，使人人都激发原有的民族正气，献身疆场，以死卫国”。[6]
三、组建战地服务团
1942年5月中旬，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赣东战场形势危急。中正大学校方决定放弃期末考试，提前放暑假。姚名达认为，值此民族危难之际，学生不应置身事外，他倡议成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服务军民，得到校方的大力支持和学生的积极响应。
6月13日，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成立，姚名达任团长。6月25日大雨滂沱，姚名达率领战地服务团34人举行誓师大会。途径吉安时，战地服务团向吉安各界呼吁“凡我中华有志之士，务必克尽抗日救亡的天职，到前线去，到战壕里去，去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团员们还到街头和群众场所进行了宣传，开展了募捐活动，掀起了一股加强抗战必胜信心的高潮。战地服务团沿途采取街头讲演、绘制标语漫画、表演歌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并出版了《战地通讯》。战地服务团还到吉安战地医院慰问，向伤病员发慰问金。据统计，服务团设免费施诊施药处，共诊治士兵约300人，义民1000余人。吉安当地民众来应诊者不下500人，慰问伤病将士3000余人，并代写信300余封。[7]
7月初，日军攻占浙东三江口、临川、崇仁、宜黄等重要据点，对中国军队第五十八军防区形成包围圈。7月5日下午，五十八军军长孙渡命令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连夜向樟树撤退。姚名达代表服务团表示不后退，要上前线。孙渡遂派姚名达等人去第三野战医院做救护伤病员的工作。姚名达率领团员30余人由樟树前往最前线桥东。换药包扎完后，战地服务团随野战医院、辎重队撤往后方。
在躲避敌机轰炸的过程中，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走散。一队团员10人在姚名达的带领下撤退，放弃了原有的撤退路线，改由水路向新干县转移。7月7日晚，他们抵达新干县石口村，暂住一村民家中。不料该村民给日军报信。当晚10时，日军突袭水口村。四名日军士兵冲进院中。姚名达抓住一名日军士兵进行肉搏。团员吴昌达、郑唯龙奋力相助，掐住日军士兵咽喉使其窒息而亡。姚名达夺得日军枪支，大喊：“会开枪的同我来！”。日方史料也记录了此事，称“扼毙日兵1名，夺枪1支”。[8]此时，其余三名日本兵开枪了。姚名达和吴昌达壮烈牺牲，实现了他们“书生报国今其时，战地服务尽天职”的豪迈誓言。
受姚名达的影响，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团员郑唯龙、易新楣、钟仕诚、曾光谧等也走上革命道路。1987年，民政部追认姚名达为革命烈士。著名社会学家、中正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雷洁琼为姚名达烈士题词：“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参考文献：
[1]巴怡南.先夫姚显微事略[J].国立中正大学校刊，1943.
[2]丁波.姚名达与商务印书馆[J].北京：博览群书，2011（07）.
[3]叶金.记姚显微教授[J].香港：宇宙风，1942.
[4]杨翼骧.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213.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6]姚果源.浩气壮山河[M].上册，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31.
[7]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工作述要[J].南昌：国立中正大学校刊·姚吴二烈士纪念特刊，1942-10-11.
[8]蒋文澜.江西八年抗战[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48.
作者单位：装甲兵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