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官场的毛病,许多都“其所由来者渐矣”!譬如,照抄照转和层层加码,就是历数千年而未改的痼疾。何以如此?我想,这与秦汉以来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关。权力高度集中,自然一切政令都来自上头。孔子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他生活的时代不过是句空话,却成为后世君主专制政治设计者世代相传的理想。权力、政令都出自一人或少数几个人,下面的官吏不能也无权作主,偶或自作主张,弄不好就是杀头的罪过。这样日久天长,自然形成了两样习惯:一是照抄照转,举凡一切事宜,均等候上面的指示,拨一拨,动一动,不拨不动,等因奉此,习以为常;二是层层加码,只要上面有了指示,哪怕只是风闻,不管实情如何立即跟进,并且变本加厉,添油加醋。照抄照转起初可能为了避祸,怕错会了掌权者的意图吃不了兜着走,后来就成了官吏偷懒的妙方。层层加码则是为了邀功,以为轧准了苗头,便拼命迎合,管什么过犹不及。看起来好像是积极的姿态,骨子里仍旧是不动脑筋的怠惰。看来相反的两极,其实源出一脉。
10多年前,在写《双百喻》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理事》一篇《加码》。《理事》是说做官的若想理事则麻烦迭至,日无所事反倒政声远播、官运亨通。《加码》则说,御马厩草料不敷,旨令河东、朔方两郡筹之。不料到了秉笔太监那里,两郡变成了“诸郡”,到了“诸郡”,郡守又改为“诸县”,而诸县县令又进而改为“诸乡”。于是,“一厩之需,动摇全国”,草料运至京都,犹如勤王之师,街巷填塞不能行。
写这两篇寓言,是有感而发,因为这照抄照转和层层加码的毛病,虽则古已有之,实于今未减,反映着一种久已存在的官场心态。
这情形并非历代统治者都心中无数。熊向晖前辈在世时,我曾在闲谈时问他对蒋介石的观感。因是闲谈,熊老只拣有趣的说,以为蒋氏尚有幽默感:一次,蒋氏到陕西,胡宗南要熊向晖陪同。途中无聊,蒋氏要熊讲些有趣的事。于是熊讲了个亲历的故事:胡宗南每到一处,总喜欢和有点文化的人交谈。一次到一乡公所,值乡长不在,室内悬一匾,书“仰止堂”三字。胡氏以为取《论语》“高山仰止”之意,想来乡长当有些腹笥。及乡长至,乃知并无文化,匾系塾师所写,并不知其何意。邀塾师至,说是与《论语》无关。问其意,答曰:凡中央行文各省,皆曰某事某事“仰该省一体遵行”;省行文县则“仰该县一体遵行”;县行文乡亦如此。乡为最小行政单位,不能再行文下属,故曰“仰止”,即“仰……”止乎此也。蒋氏听罢哈哈大笑,于是也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当年曾有令要各县酌情训练“水团”,即民团中的水兵。有山区县复文上峰,谓当地无江无海无河无湖,无需组建水团。上峰接函,几经研究,答复该县,“此系中央指示,事关全局,碍难照准”。蒋氏说罢又哈哈大笑。前一件,由上到下,不动脑筋,层层照转;后一件,由下到上,不顾实情,加码遵行。蒋氏以为可笑,可见他也心知肚明,只是既要推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政制,正要下面唯命是从,也就不想也无力纠正这些政治衍生物了。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是改地换天。每到春耕时节,《人民日报》都要发表一篇社论。社论发过,方见各地春耕涌动。那时甚是不解:以中国之大,季节差异甚显,何至定要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恭候号令,一起春耕?难不成各地官员竟连春耕都要等候上面布置?现在早已不发这样的社论了,不但中央不发,各省地市也不发,从未闻哪里因此误了农时。足见照抄照转的惰性养成多因体制,上头要集权到事事干预,下头自然也就松懈到事事依赖了。
由于经济与政事的改革,时至今日,这种习气已渐有改进,但仍远未如人意。前几年,各地到京上访的人很多,许多是当地本应解决而久拖未决或无人受理所致。因此,中央要求这类问题就地化解。所谓就地化解,当然是要各地依据实情,分别处理,妥善解决。如果不是惰性十足,就应当认真研究当地各类上访的缘由,制定分类解决的意见,明确各级的责任,并与下属讨论处理的原则以及难点所在,真正使应当解决的问题及时获得解决。问题可以就近解决,谁还路远迢迢跑到北京?此所谓釜底抽薪法。可惜,并不是各地都能主动化解。有些地方一仍旧例,把文件换个抬头照转下去了事。省里要市里就地化解,市里要县里就地化解,县里又要乡里就地化解。乡里“仰”至此“止”,无法照转,但又无力化解,便来个通令不准上访,不听就关起来。结果不但矛盾未曾化解,反而更加激化。这样的实例所在多有,暂且按下不表。
许多年前,我评说一部描写“文革”时代生活的小说。书评刊出后,外地一位朋友撰文讥我若非桃源中人就是闭眼不顾事实。其实我何尝不知曾有出版“文革”专著要专题报批的说法,然而专题报批并非不准涉及,一段应当彻底否定的历史,如果写书著文都不许涉及,岂非咄咄怪事。这里多半又是层层加码作祟。既然专著要报批,那么单篇论文、诗歌小说统统报批岂不更加彻底?一样样送去报批十分繁难,何如一概不准涉及来得爽快淋漓,于是层层加码,一些报刊竟至见到“文革”二字就要删除。这情形,近两年仍存在。据说有些问题被列为“敏感话题”,要报刊注意把握。所谓“敏感”,我想,无非一是关注度大,容易成为议论的热点;二是政策性强,叙述不善,易生偏差。注意把握,不过是要谨慎从事而已。但是,一个“注意把握”,到了下面就变成了纷纷回避,大有谈“敏感”色变的味道。其实,关注度愈大的问题不是愈不该回避么?你不说,难道海外媒体也不说?在互联网的时代,这样做,套用一句过去常说的话,岂不是拱手把“舆论阵地”让给他人么?政策性强,更不是回避的理由。正因为政策性强,易生偏差,才应当细致解说,使大家明白。如有不同看法,也应当厘清真相,以正视听。若是统统回避,热闹的只是时尚消费、明星绯闻、豪宅香车、插科打诨,难道就算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地要求有正确舆论导向,变成了消极地防止出现偏差,又变成禁绝敏感话题,于是,偏差似乎不见,积极的引导也同样不存在了。看起来,一些领导者对上面的要求积极得很也激进得很,实际上却同放任自流一样,以另一种形式消解了党的思想工作。
照抄照转与层层加码,都是集权体制的衍生物。因为权力太过集中,下面习惯于事事依赖,上面则习惯于指挥一切。上下交相为用,便形成了上头的瞎指挥和下头的不作为。照抄照转和层层加码正是这种不作为的两种表现方式。改进之道在于改变高度集权的体制,分清各自的责任,在法治的前提下,发挥各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一点,在经济生活中已经有了明显进步,而在精神生活中,还是一个无法回避、需要积极探索认真解决的大问题。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
10多年前,在写《双百喻》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理事》一篇《加码》。《理事》是说做官的若想理事则麻烦迭至,日无所事反倒政声远播、官运亨通。《加码》则说,御马厩草料不敷,旨令河东、朔方两郡筹之。不料到了秉笔太监那里,两郡变成了“诸郡”,到了“诸郡”,郡守又改为“诸县”,而诸县县令又进而改为“诸乡”。于是,“一厩之需,动摇全国”,草料运至京都,犹如勤王之师,街巷填塞不能行。
写这两篇寓言,是有感而发,因为这照抄照转和层层加码的毛病,虽则古已有之,实于今未减,反映着一种久已存在的官场心态。
这情形并非历代统治者都心中无数。熊向晖前辈在世时,我曾在闲谈时问他对蒋介石的观感。因是闲谈,熊老只拣有趣的说,以为蒋氏尚有幽默感:一次,蒋氏到陕西,胡宗南要熊向晖陪同。途中无聊,蒋氏要熊讲些有趣的事。于是熊讲了个亲历的故事:胡宗南每到一处,总喜欢和有点文化的人交谈。一次到一乡公所,值乡长不在,室内悬一匾,书“仰止堂”三字。胡氏以为取《论语》“高山仰止”之意,想来乡长当有些腹笥。及乡长至,乃知并无文化,匾系塾师所写,并不知其何意。邀塾师至,说是与《论语》无关。问其意,答曰:凡中央行文各省,皆曰某事某事“仰该省一体遵行”;省行文县则“仰该县一体遵行”;县行文乡亦如此。乡为最小行政单位,不能再行文下属,故曰“仰止”,即“仰……”止乎此也。蒋氏听罢哈哈大笑,于是也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当年曾有令要各县酌情训练“水团”,即民团中的水兵。有山区县复文上峰,谓当地无江无海无河无湖,无需组建水团。上峰接函,几经研究,答复该县,“此系中央指示,事关全局,碍难照准”。蒋氏说罢又哈哈大笑。前一件,由上到下,不动脑筋,层层照转;后一件,由下到上,不顾实情,加码遵行。蒋氏以为可笑,可见他也心知肚明,只是既要推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政制,正要下面唯命是从,也就不想也无力纠正这些政治衍生物了。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是改地换天。每到春耕时节,《人民日报》都要发表一篇社论。社论发过,方见各地春耕涌动。那时甚是不解:以中国之大,季节差异甚显,何至定要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恭候号令,一起春耕?难不成各地官员竟连春耕都要等候上面布置?现在早已不发这样的社论了,不但中央不发,各省地市也不发,从未闻哪里因此误了农时。足见照抄照转的惰性养成多因体制,上头要集权到事事干预,下头自然也就松懈到事事依赖了。
由于经济与政事的改革,时至今日,这种习气已渐有改进,但仍远未如人意。前几年,各地到京上访的人很多,许多是当地本应解决而久拖未决或无人受理所致。因此,中央要求这类问题就地化解。所谓就地化解,当然是要各地依据实情,分别处理,妥善解决。如果不是惰性十足,就应当认真研究当地各类上访的缘由,制定分类解决的意见,明确各级的责任,并与下属讨论处理的原则以及难点所在,真正使应当解决的问题及时获得解决。问题可以就近解决,谁还路远迢迢跑到北京?此所谓釜底抽薪法。可惜,并不是各地都能主动化解。有些地方一仍旧例,把文件换个抬头照转下去了事。省里要市里就地化解,市里要县里就地化解,县里又要乡里就地化解。乡里“仰”至此“止”,无法照转,但又无力化解,便来个通令不准上访,不听就关起来。结果不但矛盾未曾化解,反而更加激化。这样的实例所在多有,暂且按下不表。
许多年前,我评说一部描写“文革”时代生活的小说。书评刊出后,外地一位朋友撰文讥我若非桃源中人就是闭眼不顾事实。其实我何尝不知曾有出版“文革”专著要专题报批的说法,然而专题报批并非不准涉及,一段应当彻底否定的历史,如果写书著文都不许涉及,岂非咄咄怪事。这里多半又是层层加码作祟。既然专著要报批,那么单篇论文、诗歌小说统统报批岂不更加彻底?一样样送去报批十分繁难,何如一概不准涉及来得爽快淋漓,于是层层加码,一些报刊竟至见到“文革”二字就要删除。这情形,近两年仍存在。据说有些问题被列为“敏感话题”,要报刊注意把握。所谓“敏感”,我想,无非一是关注度大,容易成为议论的热点;二是政策性强,叙述不善,易生偏差。注意把握,不过是要谨慎从事而已。但是,一个“注意把握”,到了下面就变成了纷纷回避,大有谈“敏感”色变的味道。其实,关注度愈大的问题不是愈不该回避么?你不说,难道海外媒体也不说?在互联网的时代,这样做,套用一句过去常说的话,岂不是拱手把“舆论阵地”让给他人么?政策性强,更不是回避的理由。正因为政策性强,易生偏差,才应当细致解说,使大家明白。如有不同看法,也应当厘清真相,以正视听。若是统统回避,热闹的只是时尚消费、明星绯闻、豪宅香车、插科打诨,难道就算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地要求有正确舆论导向,变成了消极地防止出现偏差,又变成禁绝敏感话题,于是,偏差似乎不见,积极的引导也同样不存在了。看起来,一些领导者对上面的要求积极得很也激进得很,实际上却同放任自流一样,以另一种形式消解了党的思想工作。
照抄照转与层层加码,都是集权体制的衍生物。因为权力太过集中,下面习惯于事事依赖,上面则习惯于指挥一切。上下交相为用,便形成了上头的瞎指挥和下头的不作为。照抄照转和层层加码正是这种不作为的两种表现方式。改进之道在于改变高度集权的体制,分清各自的责任,在法治的前提下,发挥各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一点,在经济生活中已经有了明显进步,而在精神生活中,还是一个无法回避、需要积极探索认真解决的大问题。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