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就哲学和政治的关系而言，哲学是世界观，是更基础的东西，而政治则是哲学世界观在社会斗争中的某种具体运用。尽管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哲学和政治是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但把哲学归结为政治在理论上实际上是本木倒置。如果说哲学确实应当为政治服务，那么这种服务也决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现实政策的后面作理论的注释，而在于通过深入地研究现实而指出现实存在的根据和不足，并运用哲学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去探索现实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哲学学习；运动；文化反思
一、概述
早在建国之初，为了适应由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在全党全国进行“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 和 “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1〕的要求，从而在全党、全国掀起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按照毛泽东的想法，在马克思主义所有理论中哲学理论是最基础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2〕毛泽东的意图非常清楚，之所以要在全国的范围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通俗宣传”，就是要确立一个 “共同的语言” 和 “共同的方法”，以此来统一全党、全国的行动和思想。特别是在 50 年代初，电影 《武训传》 的发行和 《红楼梦简论》 的发表，更使毛泽东感到一些知识分子存在着某种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倾向，因而有必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的改造和教育。在毛泽东的倡议下，1955 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 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 和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明确把对干部的教育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结合起来，并把它确定为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一项根本任务。第二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是在 50年代末 60年代初进行的。这次学习运动是从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开始的。毛泽东针对党内和干部中间存在着的明显的忽视商品经济的倾向，明确强调 “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3〕。他于 1958年两次向中共中央建议，要让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斯大林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和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社会》，掌握马克思 主义的经济理论。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人们之所以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外，一个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没有能够真正结合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因此在 1959年，他在再次建议各级的领导在认真阅读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的同时要认真学习 《哲学小词典》，要求他们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的方法。毛泽东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哲学实质上也就是认识论，也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他特别反对那种离开现实的实际问题只是在课堂上和书斋里对哲学理论的抽象研究，明确要求要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中的尖锐武器”〔4〕。如果说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主要是针对党内和各级领导干部而提出来的，那么正是这一关于哲学 “解放” 的号召，则将这场学习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和各个阶层。为了响应这一号召，哲学理论工作者纷纷走出校门和研究室，深入到部队、工厂和农村，面向广大战士、工人和农民进行哲学普及化的宣传和教育；各种战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哲学学习小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产生了出来，从而掀起了又一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第三次大规模的全国哲学学习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 中进行的。毛泽东为了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寻找根据，同时也针对林彪和 “四人帮” “形而上学猖獗” 所造成的全党、全国的思想混乱，多次号召要认真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同前两次学习运动不同，毛泽东专门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他开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共产主义宣言》、马克思的 《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 《反杜林论》 和 《费尔巴哈论》、列宁的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等经典著作，要求全党和各级干部认真地加以学习。尽管受到 “左” 的思想的影响和干扰，这次学习运动带有十分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这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内容的系统学习，客观上为清理 “四人帮” 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创造了理论的基础和条件。长达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长期在我国流行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文革” 的结束而消失，“两个凡是” 仍然极大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1978 年，《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文的发表，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理论背景的大讨论，从而开始了我国第四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这次大讨论是直接针对 “两个凡是” 和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而进行的。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这场理论的讨论，强调必须完整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认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二、总结分析
总结建国以来五次大规模的哲学学习运动可以看到，尽管这些学习运动掀起的历史背景各不相同，每一次学习的重点和内容也不尽一致，但它们却也表现出某些明显的共同特点。第一，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又带有明显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哲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要使哲学的理论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他们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工具，当然有必要进行哲学理论的普及宣传和教育。然而在这种哲学普及宣传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完整系统的哲学理论被确定为一些可以固定不变的原理和结构僵硬的体系，一切哲学的争论都贯之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形式，然后再用一些庸俗的所谓事例来加以注释，以至于流行 “石头哲学” 令人啼笑皆非的“哲学理论”。这种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 中表现得最为极端、最为突出。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宣传，不仅没有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开来，反而导致了人们对哲学的反感。第二，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带有某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回顾这几次大规模的哲学学习运动，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而展开来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教条，而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然而，在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与哲学理论普及化中的简单化、庸俗化相适应而产生出某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倡导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带着问题学” 学习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可以任人随意拿取并为我所用的工具箱。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用性理解和运用，极大地伤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实实际的结合流于经验化和形式化；而且由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化和形式化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庸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更是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哲学理论的厌恶。
结语
哲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要使哲学的理论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他们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工具，有必要进行哲学理论的普及宣传和教育。然而在这种哲学普及宣传运动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来进行文化反思，无论对我们的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普及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参考文献
[1]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J].江海学刊，1998（1）：137-145.
[2]徐中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之嬗变述略[J].学术交流，2007（9）：148-150.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外国语学校）
关键词：哲学学习；运动；文化反思
一、概述
早在建国之初，为了适应由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在全党全国进行“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 和 “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1〕的要求，从而在全党、全国掀起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按照毛泽东的想法，在马克思主义所有理论中哲学理论是最基础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2〕毛泽东的意图非常清楚，之所以要在全国的范围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通俗宣传”，就是要确立一个 “共同的语言” 和 “共同的方法”，以此来统一全党、全国的行动和思想。特别是在 50 年代初，电影 《武训传》 的发行和 《红楼梦简论》 的发表，更使毛泽东感到一些知识分子存在着某种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倾向，因而有必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的改造和教育。在毛泽东的倡议下，1955 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 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 和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明确把对干部的教育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结合起来，并把它确定为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一项根本任务。第二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是在 50年代末 60年代初进行的。这次学习运动是从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开始的。毛泽东针对党内和干部中间存在着的明显的忽视商品经济的倾向，明确强调 “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3〕。他于 1958年两次向中共中央建议，要让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斯大林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和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社会》，掌握马克思 主义的经济理论。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人们之所以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外，一个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没有能够真正结合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因此在 1959年，他在再次建议各级的领导在认真阅读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的同时要认真学习 《哲学小词典》，要求他们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的方法。毛泽东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哲学实质上也就是认识论，也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他特别反对那种离开现实的实际问题只是在课堂上和书斋里对哲学理论的抽象研究，明确要求要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中的尖锐武器”〔4〕。如果说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主要是针对党内和各级领导干部而提出来的，那么正是这一关于哲学 “解放” 的号召，则将这场学习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和各个阶层。为了响应这一号召，哲学理论工作者纷纷走出校门和研究室，深入到部队、工厂和农村，面向广大战士、工人和农民进行哲学普及化的宣传和教育；各种战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哲学学习小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产生了出来，从而掀起了又一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第三次大规模的全国哲学学习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 中进行的。毛泽东为了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寻找根据，同时也针对林彪和 “四人帮” “形而上学猖獗” 所造成的全党、全国的思想混乱，多次号召要认真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同前两次学习运动不同，毛泽东专门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他开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共产主义宣言》、马克思的 《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 《反杜林论》 和 《费尔巴哈论》、列宁的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等经典著作，要求全党和各级干部认真地加以学习。尽管受到 “左” 的思想的影响和干扰，这次学习运动带有十分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这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内容的系统学习，客观上为清理 “四人帮” 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创造了理论的基础和条件。长达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长期在我国流行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文革” 的结束而消失，“两个凡是” 仍然极大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1978 年，《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文的发表，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理论背景的大讨论，从而开始了我国第四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这次大讨论是直接针对 “两个凡是” 和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而进行的。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这场理论的讨论，强调必须完整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认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二、总结分析
总结建国以来五次大规模的哲学学习运动可以看到，尽管这些学习运动掀起的历史背景各不相同，每一次学习的重点和内容也不尽一致，但它们却也表现出某些明显的共同特点。第一，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又带有明显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哲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要使哲学的理论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他们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工具，当然有必要进行哲学理论的普及宣传和教育。然而在这种哲学普及宣传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完整系统的哲学理论被确定为一些可以固定不变的原理和结构僵硬的体系，一切哲学的争论都贯之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形式，然后再用一些庸俗的所谓事例来加以注释，以至于流行 “石头哲学” 令人啼笑皆非的“哲学理论”。这种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 中表现得最为极端、最为突出。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宣传，不仅没有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开来，反而导致了人们对哲学的反感。第二，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带有某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回顾这几次大规模的哲学学习运动，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而展开来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教条，而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然而，在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与哲学理论普及化中的简单化、庸俗化相适应而产生出某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倡导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带着问题学” 学习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可以任人随意拿取并为我所用的工具箱。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用性理解和运用，极大地伤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实实际的结合流于经验化和形式化；而且由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化和形式化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庸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更是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哲学理论的厌恶。
结语
哲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要使哲学的理论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他们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工具，有必要进行哲学理论的普及宣传和教育。然而在这种哲学普及宣传运动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来进行文化反思，无论对我们的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普及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参考文献
[1]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J].江海学刊，1998（1）：137-145.
[2]徐中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之嬗变述略[J].学术交流，2007（9）：148-150.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