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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前，即上一世纪的30年代，陈翰笙率领一批青年学人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历时六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通过对大量确凿资料的分析研究，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陈翰笙为什么要做大规模的中国农村调查？何以能科学地成功地进行调查，何以能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做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笔者在上一世纪80年代聆听过陈翰笙关于个人历史的几次讲述，近又阅读了他的自述和有关农村调查的文献资料，撰写成本文：从陈翰笙的学术经历和革命历程说起，概述当年大规模农村调查研究的经过，并特意简要介绍他在晚年所作的两项很有价值的后续工作。
留学九年 北大教授
陈翰笙（1897～2004）幼年在无锡东林小学、长沙的明德中学和雅礼学校读书。1915年，18岁时他抱着“科学救国”的志向赴美国勤工俭学。曾攻读生物学和地质学，皆因视力太差而未能继续，但他英文学得很好，记忆力尤其好，就改学历史，师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卫斯特加德教授。
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波莫纳大学历史系，随即被推荐到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当助教，边工作边学习。他认真研究了美国的宪法及其历史，并学习德文和法文，为了解俄国的革命，还学了俄文。他身在外国，心念祖国，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努力搜集资料写成专题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接着他到哈佛大学学习欧洲史，准备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波士顿生活费用昂贵，而德国马克贬值，物价低廉，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于 1922年转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 一面学习世界经济, 一面研究欧洲历史。在三位德国同学的帮助下，他用德文写出论文《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使节会议》，于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
1924年4月，陈翰笙应当时正在德国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之聘，回到祖国，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欧美通史和史学史，并在法学系讲授美国宪法史。当年，他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然而他的学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则是众所称道的。例如，他于1924年写了一篇关于鸦片战争前后中英茶叶贸易的文章，全文仅三千多字，引证的书刊多达五十多种，而阅读过的材料则在百种以上。他的文章内容充实，立论有据，总是掷地有声，令人折服。
陈翰笙曾为自己的一张照片题写：“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或未经缜密的分析，决不可以轻易下结论。”他从来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他的学生。
李大钊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
1924～1927年间，北京大学人才云集，思想活跃，各种社会思潮并存。陈翰笙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却一时看不清中国的前途和出路何在。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觉得共产党的主张不错，想加入共产党。李大钊则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最好先加入国民党吧。于1925年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这之后，他围绕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大事，他为共产国际在柏林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周刊投寄和发表过几十篇文稿。1926年，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介绍他加入第三国际（193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经李大钊介绍，陈翰笙结识了北京俄文专修馆讲师彼得·格里涅维奇，思想上受其影响，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对照德文原本和俄文译本仔细阅读，哪一章哪一节，甚至哪一页上讲什么都能背下来。他常与格里涅维奇一起认真讨论，一谈就是大半天，有时谈到深夜。他对马克思花费40年时间写成的《资本论》很是赞佩，认为马克思对社会发展史的解释确有独到之处。
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1927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蔡和森约陈翰笙会面，长谈了一个通宵。他们谈论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怎样革命等问题。蔡和森向他介绍了广东海丰、陆丰的农民运动，劝他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翻身问题。这次谈话引起他对农民运动的关注，意识到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使他萌发了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志趣。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陈翰笙处境危险。在朋友们的掩护下，他和夫人顾淑型去了苏联，到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他俩在研究所里是仅有的中国人。
对于这个研究所，陈翰笙曾有这样的回忆：“研究所的人员很少是大学毕业的，而且都没有做过研究工作，十之八九是被安插进来的一般干部，有的不过是中学程度。同我一起研究中国农民运动的几个人，都喜欢辩论，但都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喜欢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依据。”“我觉得当时莫斯科盛行一种学风：谁能背诵经典著作辩论起来就占上风，不习惯实事求是，根据历史事实，刻苦钻研，我对那种教条主义的学风深为反感，对他们任意把那些不适合做研究工作的一般干部安插到研究机关来的办法，非常惊奇。当时研究所的工作作风很不踏实，没有积累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当时担任研究所东方部部长的研究员马季亚尔，是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权威人物，曾于1926年到过中国，当时正在撰写《中国农村经济》一书。一谈到中国农村、中国革命，陈翰笙与马季亚尔的观点就迥然不同，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论。马季亚尔认为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就成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指出，那只是农产品商业化，如烟草、丝、麻等，只是商业资本，不是工业资本，所以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季亚尔却武断地说：资本就是资本，没有什么工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区别。陈翰笙不客气地对马季亚尔说：“还是请你读读《资本论》吧！”
在莫斯科的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在共产国际、苏联理论界以及中国国内、党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马季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一书于1928年在莫斯科出版，更将这场争论引向高潮。
通过争论，陈翰笙深感作为一个革命者，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就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这使他急于想返回祖国，下决心要对中国的社会，特别是中国的农村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928年5月，陈翰笙、顾淑型夫妇回到了上海。
陈翰笙为什么要做大规模的中国农村调查？何以能科学地成功地进行调查，何以能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做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笔者在上一世纪80年代聆听过陈翰笙关于个人历史的几次讲述，近又阅读了他的自述和有关农村调查的文献资料，撰写成本文：从陈翰笙的学术经历和革命历程说起，概述当年大规模农村调查研究的经过，并特意简要介绍他在晚年所作的两项很有价值的后续工作。
留学九年 北大教授
陈翰笙（1897～2004）幼年在无锡东林小学、长沙的明德中学和雅礼学校读书。1915年，18岁时他抱着“科学救国”的志向赴美国勤工俭学。曾攻读生物学和地质学，皆因视力太差而未能继续，但他英文学得很好，记忆力尤其好，就改学历史，师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卫斯特加德教授。
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波莫纳大学历史系，随即被推荐到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当助教，边工作边学习。他认真研究了美国的宪法及其历史，并学习德文和法文，为了解俄国的革命，还学了俄文。他身在外国，心念祖国，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努力搜集资料写成专题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接着他到哈佛大学学习欧洲史，准备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波士顿生活费用昂贵，而德国马克贬值，物价低廉，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于 1922年转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 一面学习世界经济, 一面研究欧洲历史。在三位德国同学的帮助下，他用德文写出论文《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使节会议》，于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
1924年4月，陈翰笙应当时正在德国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之聘，回到祖国，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欧美通史和史学史，并在法学系讲授美国宪法史。当年，他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然而他的学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则是众所称道的。例如，他于1924年写了一篇关于鸦片战争前后中英茶叶贸易的文章，全文仅三千多字，引证的书刊多达五十多种，而阅读过的材料则在百种以上。他的文章内容充实，立论有据，总是掷地有声，令人折服。
陈翰笙曾为自己的一张照片题写：“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或未经缜密的分析，决不可以轻易下结论。”他从来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他的学生。
李大钊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
1924～1927年间，北京大学人才云集，思想活跃，各种社会思潮并存。陈翰笙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却一时看不清中国的前途和出路何在。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觉得共产党的主张不错，想加入共产党。李大钊则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最好先加入国民党吧。于1925年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这之后，他围绕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大事，他为共产国际在柏林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周刊投寄和发表过几十篇文稿。1926年，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介绍他加入第三国际（193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经李大钊介绍，陈翰笙结识了北京俄文专修馆讲师彼得·格里涅维奇，思想上受其影响，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对照德文原本和俄文译本仔细阅读，哪一章哪一节，甚至哪一页上讲什么都能背下来。他常与格里涅维奇一起认真讨论，一谈就是大半天，有时谈到深夜。他对马克思花费40年时间写成的《资本论》很是赞佩，认为马克思对社会发展史的解释确有独到之处。
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1927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蔡和森约陈翰笙会面，长谈了一个通宵。他们谈论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怎样革命等问题。蔡和森向他介绍了广东海丰、陆丰的农民运动，劝他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翻身问题。这次谈话引起他对农民运动的关注，意识到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使他萌发了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志趣。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陈翰笙处境危险。在朋友们的掩护下，他和夫人顾淑型去了苏联，到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他俩在研究所里是仅有的中国人。
对于这个研究所，陈翰笙曾有这样的回忆：“研究所的人员很少是大学毕业的，而且都没有做过研究工作，十之八九是被安插进来的一般干部，有的不过是中学程度。同我一起研究中国农民运动的几个人，都喜欢辩论，但都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喜欢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依据。”“我觉得当时莫斯科盛行一种学风：谁能背诵经典著作辩论起来就占上风，不习惯实事求是，根据历史事实，刻苦钻研，我对那种教条主义的学风深为反感，对他们任意把那些不适合做研究工作的一般干部安插到研究机关来的办法，非常惊奇。当时研究所的工作作风很不踏实，没有积累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当时担任研究所东方部部长的研究员马季亚尔，是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权威人物，曾于1926年到过中国，当时正在撰写《中国农村经济》一书。一谈到中国农村、中国革命，陈翰笙与马季亚尔的观点就迥然不同，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论。马季亚尔认为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就成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指出，那只是农产品商业化，如烟草、丝、麻等，只是商业资本，不是工业资本，所以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季亚尔却武断地说：资本就是资本，没有什么工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区别。陈翰笙不客气地对马季亚尔说：“还是请你读读《资本论》吧！”
在莫斯科的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在共产国际、苏联理论界以及中国国内、党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马季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一书于1928年在莫斯科出版，更将这场争论引向高潮。
通过争论，陈翰笙深感作为一个革命者，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就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这使他急于想返回祖国，下决心要对中国的社会，特别是中国的农村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928年5月，陈翰笙、顾淑型夫妇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