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都一直存在对繁殖的干预。在食物丰富的尼罗河一侧，母象每4年生一胎，而在食物贫瘠的另一侧，母象每9年才产一胎。蜂王不仅可以根据巢房的大小及花源的多少来确定产卵的数量，还可以按需要来决定性别。
　　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人口论》，他主张对人口增长采取积极的限制。除中国外，亚洲的伊朗与日本是两个将人口控制理论付诸实践的典型国家，不过两国都有过数次调整人口政策的举措。因为数据的盲区，我们无法得知哪些人口的改变是人为干预造成的，哪些人口的变化是随着自然条件、历史、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而自然发生的;我们只能罗列每一次调整背后的原因，且分析这些调整的启示。

被战争扭转的计划生育

　　伊朗是近现代历史上唯一实施计划生育的伊斯兰国家。其人口控制政策始于巴列维王朝时期，背景是伊朗在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基础薄弱、人口急剧增长、食物短缺。巴列维国王深受马尔萨斯主义和“人种优越论”的影响，开展一系列“增强人民体质、促进智力发展、塑造优秀雅利安民族”的社会运动。
　　在巴列维国王的授意下，伊朗设立家庭计划生育委员会，将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推行。计划生育使伊朗的人口出生率陡然下降，至1973年，伊朗年人口增长率为2.7%，比前十年降低了3.1%，与之相应的是伊朗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切似乎正按巴列维国王所设想的发展，再造波斯帝国的辉煌指日可待。
　　从1975年开始，伊朗经济下滑，通货膨胀严重，民间与政府的矛盾激化。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伊朗人民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1980年，两伊战争打响，深陷战争泥淖的伊朗需要大量的军事人口。领导人霍梅尼一上任就鼓励生育，战争期间伊朗的人口反而出现了大幅增长，从1976年的3400万到了1989年的5000万。当时的伊朗妇女平均会生7个小孩，远超当时的世界平均生育率。

　　鼓励生育政策在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出现了翻转，新上任的领袖认为战争已经结束，过高的人口增长超过了伊朗的负担能力，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与住宅问题，于是转而规划节育政策。从1988年开始，伊朗重启了生育控制计划，向偏远农村投放了大量计划生育的医生和官员。
　　自1989年11月开始实施的全国家庭计划生育项目包括：鼓励妇女把生育间隔延长3至4年;劝阻18岁以下和35岁以上的女性不要生育;缩小家庭人口规模，鼓励两孩家庭。
　　1993年，伊朗议会通过了《人口与安排家庭法》，规定三孩以内的家庭可以享受免费医疗保险和免费教育，按人头可优惠购买生活必需品，超标出生的孩子不能享受福利，家长也不能享受带薪产假。一些伊朗男子接受了由政府提供的输精管结扎手术，来降低伊朗的婴儿出生率。项目实施后，伊朗的年生育率跌到了3%以内。此举曾被联合国赞许为伊斯兰国家典范。
　　伊朗生育率虽然下降，但多年的经济衰退、高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并未得到缓解。而且，人口控制政策只是让波斯妇女的生育数下降，而诸多的少数族裔生育数并未明显下降，伊朗的内部矛盾加剧。

　　/伊朗是近现代历史上唯一实施计划生育的伊斯兰国家。/

代孕合法化

　　2006年，伊朗总统内贾德认为，增加人口可以使伊朗取得相较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因此又开始鼓励生育。
　　伊朗的国家立法机关开始配合发布早婚早育、多生多育的政策。2009年，伊朗提出了一个鼓励生养的计划，即为每名新生儿建立新生儿鼓励账户，提供从出生至18岁的补贴。

　　/伊朗人的结婚率在近十年下降了40%，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为29岁。/

　　2012年，伊朗解除了长达24年的人口控制政策。从2014年开始，伊朗甚至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手段，通过法案来禁止人民进行绝育手术，禁止一切避孕用品的商业广告，禁止无理由堕胎，还建议企业优先雇用有孩子的妇女。
　　内贾德的鼓励生养计划收效甚微，原因在于结婚的人变少了。伊朗人的结婚率在近十年下降了40%，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为29岁。伊朗女性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学历低的女生几乎进不了社交圈子。受西方思想影响，高等教育成为逃避婚姻的一种方式。由于受西方国家制裁，伊朗国内的经济问题也让结婚生子变得困难，2016—2017年，伊朗的失业率达到11.4%以上。
　　2020年，伊朗人口增长率首次降至1%以下，平均每位妇女生育1.7个孩子，低于整个中东（含北非）地区每位妇女生育2.8个孩子。德黑兰大学人口统计学教授沙拉·卡泽米普尔指出，城市化、高识字率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是伊朗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到2050年，伊朗可能成为中东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2021年3月，伊朗卫生部宣布代孕合法，引起一片哗然。新婚贷与早婚贷的补助，也随之大幅提高。伊朗卫生部副部长阿里里扎·莱西甚至认为，堕胎等同于“杀人重罪”，他呼吁司法部门和网警配合打击网上销售打胎药的行为。 　　伊朗的最近一次人口政策调整，是在21世纪全球生育率普遍下降的背景下做出的。祭出一系列的舉措背后，伊朗似乎无力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经济与国际环境每况愈下，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单单“催生”也无济于事。

日本少子化危机

　　亚洲另一端的日本，早在江户时期便有因生活所迫而限制人口的举措。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民众生活条件提高，医疗卫生状况得到改善，政府为了增加人口，立法对堕胎定罪，从而刺激了人们的生育热情，日本人口迅速增加。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国土面积狭小的日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人们大规模向海外移民。今天巴西仍留有不少当时的日本移民后裔。人口增加也促使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人口扩张政策随之出台。1939年的“结婚十训”，就是鼓励生育、增加人口的政策。1941年，“人口政策确立要纲”提出20年内日本人口达到1亿的目标，为此提倡早婚早育，每对夫妇要生5个孩子。
　　二战后日本经济大衰退，庞大的人口造成粮食供应不足。1949年，政府成立了家庭计划普及会，通过派发避孕套试图控制人口增长。1959年时，日本家庭的人口出生数被掌控。
　　到了1970年，日本人口出生率达到最高值，随后开始急剧下降，来到了人口少、出生率低的时代。政府又开始重新鼓励生育。

　　21世纪的日本进入了“低欲望社会”，经济不景气，消费力不足。日本如今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截至2020年6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为1.25亿，其中15岁以下人口约为1500万，为历史最低值，65岁以上人口为3600万，为历史最高值。日本是个长寿国，年轻人欲望缩减的同时，许多老年人却工作在第一线。
　　日本的少子化跟年轻人不愿结婚息息相关，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不想有责任，不想承担责任，不想扩大自己的责任。家庭女性要承担育儿养老的传统责任，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放弃结婚生育。而日本又不像法国或者北欧国家那样开放，法国、北欧国家几十年前就已经认可了事实婚姻，非婚生子超过半数。日本未婚女性一旦怀孕，将面临奉子成婚或堕胎的选择，这也对生育率存在束缚。

　　/改变生育率不仅要顺应历史时空背景，更重要的是人们婚恋观念的改变。/

　　在对付人口减少的各国政策实践中，现金补贴政策是一种直接、简单的方法。现金补贴包括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家庭补贴等，通过补贴减轻培养孩子的经济压力，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
　　日本鼓励生育的政策，主要涵盖经济补贴、保障休假、托幼服务、女性就业支持等领域。日本生育女性可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日本还设立了14周产假、10个月育儿假以及8周男性育儿假。日本于1994年、1999年和2004年三次升级“天使计划”以扩大托幼服务。
　　2020年5月29日，日本内阁确定了第四次《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大纲首次提出减轻3个以上子女的多子女家庭负担、为年轻人结婚提供支援等具体措施。除了无偿提供幼儿教育和保育服务等措施，大纲还加入了对不孕不育治疗的支持和扩大儿童津贴等内容。
　　同伊朗一样，进入21世纪的日本面临着更严峻的少子化危机。日本新生儿数量自2016年跌破100万大关后逐年下降，2020年日本新生人口数量为87万多，同比减少2.9%，出生数量创下百年新低。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认为，困扰日本的最大问题在于人口减少，而日本已错过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即使再过三四十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也不会增加，高龄化将会持续加剧，只能通过移民来填补日本的人口缺口。
　　伊朗已率先宣布了代孕合法，且不论道德因素，这是一场观念的革命。而日本至今仍对堕胎、事实婚姻态度保守。日本与伊朗的例子或许能够说明，改变生育率不仅要顺应历史时空背景，更重要的是人们婚恋观念的改变，频繁的人为干预有时候效果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