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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危机逼近，已经生效三年的《京都议定书》距离理想目标却仍然遥远。在明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前路能否曙光初现？
2008 年6 月5 日, 意大利罗马街头超过150 个雕塑被环保主义者挂上反对排放二氧化碳的标语。当今世界, 越来越多二氧化碳的排放加速全球变暖, 破坏环境
“到2050年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7月8日，美、日、英、法、德、意、加、俄首脑达成的共识，堪称是此次八国峰会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这也是作为发达国家阵营的八国集团，首次明确同意设立温室气体的全球减排目标。7月9日，美国皮尤气候变化中心主席艾林·克劳森（Eileen Claussen）在一份发给《财经》记者的声明中表示，八国峰会在长期目标上的共识，是一个进步。不过，他也提醒说，这些距离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还很远。
实际上，从11年前就签署、三年前才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到去年几经周折的巴厘岛路线图，乃至到上述八国共识，尽管人类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已经从求证过渡到求治阶段，但仍不足以阻止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与日俱增。
正是在这样灰暗的现实面前，到底要延续并且进一步发展《京都议定书》，还是索性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越来越引起广泛的争议。
京都之盟
时间可以追溯到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全球150多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目标，是到2000年，发达国家将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下降至1990年的水平，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援助。
但之后，全球二氧化碳浓度仍在不断上升。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力，公约确定的减排目标也并未被发达国家普遍执行。
1995年12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第二次评估报告（AR2）中警告说，如果要将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工业革命前的两倍（550ppm，ppm为百万分之一），防止全球变暖对于人类社会造成大的冲击，就必须确保整个21世纪的全球排放量都低于当时的水平。于是，尽快制定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就成为共识。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上，这种共识终于转变为现实。14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第一次以国际法形式规定了发达国家未来发展进程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
《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内容，是对39个工业国家的减排程度制定具体目标。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在第一承诺期，即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加拿大削减6％。包括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则无需承担减排责任。
根据最初的计划，《京都议定书》最迟应在2002年开始实施。但是2001年3月，美国政府以不符合国家利益为由，宣布放弃实施《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中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代表邹骥教授对《财经》记者坦言，由于美国排放量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它的退出导致《京都议定书》面临着名存实亡的尴尬境地。
经过各方努力，《京都议定书》最终于2005年生效。但是在此后的几年里，其效果并不明显；即便是最为积极的欧盟，也并未实现减排目标。减排目标均为6％的日本和加拿大，实际排放量不降反升，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从海外购买减排额度。
因此，2007年10月，英国学者格温·普林斯（Gwyn Prins）和史蒂夫·雷纳（Steve Rayner）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之后，对气候政策需要从根本上进行一次重新考虑，“因为这样的政策，就是再多也将不起作用了。”
在他们看来，《京都议定书》标志着各国政府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和关心，但是作为减排手段，却是失败的。毕竟，它并没有使排放量明显减少，甚至也没有达到预期减缓排放增长速度的效果，只不过象征性地提请社会各界注意，以便适应目前存在的气候变化情况。
今年7月4日，在东京国立联合大学举办的气候变化讨论会上，普林斯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原则上说，即使直接通过对全球排放的控制、对成吨的二氧化碳进行处理，也很难使气候变化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气候变化问题实质上要复杂得多。从本质上说，气候变化是人类依赖化石能源的发展模式所催生出的一种“病态”的结果，病因是人类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如此复杂的系统，牵一发往往无法动全身。
大限将至？
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预测，至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可能上升1.1摄氏度至6.4摄氏度，海平面上升18厘米至59厘米。如果气温上升1.5摄氏度以上，全球20％至30％的物种将面临灭绝；如上升3.5摄氏度以上，40％至70％的物种将面临灭绝。
去年6月4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公布的《全球冰雪展望》中，详细列举了全球变暖所导致的冰川、积雪加速融化的严重后果，并呼吁各国联手采取切实行动。以格陵兰岛面积约为260万立方公里的冰盖为例，目前它正在以每年100立方公里至150立方公里的速度消融；如果完全融化，全球海平面将上升7米以上。
因为温度升高而造成的全球气候变迁，在今天已经随处可见。有些地区雨灾和洪灾呈增加趋势，有些地区旱灾更严重持久，热浪现象也更频繁，飓风和台风也更加猛烈。
22年前，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研究中心教授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在美国国会作证时，首先提出了人类面临全球变暖的危险。但在当时，这一说法或被看做是危言耸听，或被看做是天方夜谭。
但今天，预言中的热浪、海啸、飓风的增加，让越来越多的主流科学家和公众开始接受这一现实。
当时科学家的模拟结果是，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1倍，全球平均表面温度将上升1.5摄氏度到3摄氏度，极地温度可能上升6摄氏度到8摄氏度；这样的温度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20厘米到140厘米，将对全球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产生严重影响。
最近的研究表明，随着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全球变暖的速度可能将不断加快。例如地球两极冰盖的融化，将减少地球反射太阳辐射的能力，令地球吸收更多的热量；海洋酸化对于珊瑚群落的破坏，将破坏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汉森教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有超过99％的把握认为，维系地球气候系统稳定的二氧化碳水平是350ppm以下，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383ppm，这就意味着或许已经非常接近临界点了。一旦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超过临界点，即使没有进一步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地球的气候系统也将进入一条无法停止的失控轨道。
“这一过程，人类有能力按下开始钮，却没有任何停止键。”他警告说。
2004年，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称，全球变暖将导致世界上四分之一的陆地动植物在未来50年内灭绝。换句话说，100多万个物种将在半个世纪内从地球上消失。
海洋原本是地球的热容器，由于水的热容量比陆地更大，因此海洋往往成为地球温度变化的缓冲器。地球气候系统的热量有90％以上，都被储存在全球海洋中。但今年6月底，澳大利亚和美国科学家在《自然》发表的论文中称，过去40年来，全球海洋变暖的步伐比此前预期的加快了50％。
该研究小组负责人、澳大利亚天气和气候研究中心的卡提娅·多明库兹（Catia Domingues）表示，他们采用新技术，对1961年至2003年间700米深处的海水温度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热膨胀使海平面每年升高了0.53毫米，而不是此前联合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报告的0.32毫米。
在汉森看来，现在开始行动还并不算晚。由于气候系统的惯性，现在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并不会马上发挥作用，它们发生作用持续的时间可能长达几百年；关键在于，人类必须从现在开始切实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压力
2002年9月3日，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在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宣布，中国已核准《京都议定书》。之前的8月3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大使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式交存了中国政府核准《京都议定书》的核准书。
在《京都议定书》中，明确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目前，中国的责任是提交国家方案，并提供国家排放清单和信息通报。
但从那时起，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增长的碳排放大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从来没有间断过。尤其随着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无法回避：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毕业期”应该设在什么时候？
美国一直以来就希望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现在起明确相应的减排责任。据称，欧盟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专家认为，中国的“毕业期限”应该在2020年左右，即再给中国十多年宽限期。
不过，在中国参与《框架公约》谈判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看来，中国的“毕业”，意味着大规模基础建设完成；而至少要20年的时间，中国才能基本解决基础设施问题。
据《财经》记者了解，即使这个20年的说法，在很多中国官员和专家看来，仍然过于仓促。综合各方面考虑，更为现实的“毕业期限”，也许是本世纪中叶，即2050年前后。
没有人知道，在环境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能否如愿获得这么长的宽限期，来走完从“有区别”到“共同”的道路。
刚刚闭幕的八国峰会最终达成的声明，就把全球共同目标作为优先考虑来强调，淡化了发达国家自己要承担的减排责任。这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并非一个值得乐观的信号。
因此，7月8日下午，出席八国峰会扩大会议的中国、印度、巴西等五个新兴国家的首脑，也发表了颇有些针锋相对意味的“政治宣言”，要求发达国家在2050年前削减80％至9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或许，正如美国皮尤气候变化中心主席艾林·克劳森（Eileen Claussen）对《财经》记者所指出的，达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一半的目标，将能够避免人类遭受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但如何围绕这一目标展开行动，八国峰会却没有给出任何答案。
下一个可以期许的节点，将是预计2009年底之前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下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邹骥对《财经》记者表示，和去年年底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会议一样，下一步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如何提供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将一直是中国关注的重点。
美国环境研究（American Environics）组织的环境专家特德·诺德豪斯（Ted Nordhaus）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减排，全世界大约三分之二的投资都需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发展中国家自身，或许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八国峰会后，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哥本哈根会议猜想”的文章，称作为一个过渡目标，发达国家应在这次会议上承诺，到2020年减少大约25％到40％的排放量。
无疑，这将是一个很大胆的承诺。因为在过去12年中，北美、欧洲和日本的排放量大多仅为上升或持平势头；能否在未来12年中完成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减排，对于各国领导人的决心和智慧，都将是巨大考验。
在八国峰会前，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研究中心教授詹姆斯·汉森曾致函作为东道主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建议如果八国领导人觉得现在大幅度削减排放有些力不从心，不妨花点时间给我们的后代写这样内容的一封信：“我们知道如果无所作为的话，我们的后代将继承一个拥有更热的海洋、破碎的冰面、更高的海平面、更频繁的极端气候和物种不断灭绝的地球；但是对我们来说，改变现有的能源政策、反对那些坚持燃尽所有化石能源的商业巨头，太麻烦了。”
“如果写好了这封信，这些领导人就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人类历史上的位置了。”他对《财经》记者补充说。■
2008 年6 月5 日, 意大利罗马街头超过150 个雕塑被环保主义者挂上反对排放二氧化碳的标语。当今世界, 越来越多二氧化碳的排放加速全球变暖, 破坏环境
“到2050年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7月8日，美、日、英、法、德、意、加、俄首脑达成的共识，堪称是此次八国峰会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这也是作为发达国家阵营的八国集团，首次明确同意设立温室气体的全球减排目标。7月9日，美国皮尤气候变化中心主席艾林·克劳森（Eileen Claussen）在一份发给《财经》记者的声明中表示，八国峰会在长期目标上的共识，是一个进步。不过，他也提醒说，这些距离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还很远。
实际上，从11年前就签署、三年前才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到去年几经周折的巴厘岛路线图，乃至到上述八国共识，尽管人类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已经从求证过渡到求治阶段，但仍不足以阻止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与日俱增。
正是在这样灰暗的现实面前，到底要延续并且进一步发展《京都议定书》，还是索性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越来越引起广泛的争议。
京都之盟
时间可以追溯到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全球150多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目标，是到2000年，发达国家将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下降至1990年的水平，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援助。
但之后，全球二氧化碳浓度仍在不断上升。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力，公约确定的减排目标也并未被发达国家普遍执行。
1995年12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第二次评估报告（AR2）中警告说，如果要将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工业革命前的两倍（550ppm，ppm为百万分之一），防止全球变暖对于人类社会造成大的冲击，就必须确保整个21世纪的全球排放量都低于当时的水平。于是，尽快制定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就成为共识。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上，这种共识终于转变为现实。14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第一次以国际法形式规定了发达国家未来发展进程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
《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内容，是对39个工业国家的减排程度制定具体目标。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在第一承诺期，即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加拿大削减6％。包括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则无需承担减排责任。
根据最初的计划，《京都议定书》最迟应在2002年开始实施。但是2001年3月，美国政府以不符合国家利益为由，宣布放弃实施《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中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代表邹骥教授对《财经》记者坦言，由于美国排放量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它的退出导致《京都议定书》面临着名存实亡的尴尬境地。
经过各方努力，《京都议定书》最终于2005年生效。但是在此后的几年里，其效果并不明显；即便是最为积极的欧盟，也并未实现减排目标。减排目标均为6％的日本和加拿大，实际排放量不降反升，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从海外购买减排额度。
因此，2007年10月，英国学者格温·普林斯（Gwyn Prins）和史蒂夫·雷纳（Steve Rayner）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之后，对气候政策需要从根本上进行一次重新考虑，“因为这样的政策，就是再多也将不起作用了。”
在他们看来，《京都议定书》标志着各国政府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和关心，但是作为减排手段，却是失败的。毕竟，它并没有使排放量明显减少，甚至也没有达到预期减缓排放增长速度的效果，只不过象征性地提请社会各界注意，以便适应目前存在的气候变化情况。
今年7月4日，在东京国立联合大学举办的气候变化讨论会上，普林斯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原则上说，即使直接通过对全球排放的控制、对成吨的二氧化碳进行处理，也很难使气候变化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气候变化问题实质上要复杂得多。从本质上说，气候变化是人类依赖化石能源的发展模式所催生出的一种“病态”的结果，病因是人类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如此复杂的系统，牵一发往往无法动全身。
大限将至？
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预测，至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可能上升1.1摄氏度至6.4摄氏度，海平面上升18厘米至59厘米。如果气温上升1.5摄氏度以上，全球20％至30％的物种将面临灭绝；如上升3.5摄氏度以上，40％至70％的物种将面临灭绝。
去年6月4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公布的《全球冰雪展望》中，详细列举了全球变暖所导致的冰川、积雪加速融化的严重后果，并呼吁各国联手采取切实行动。以格陵兰岛面积约为260万立方公里的冰盖为例，目前它正在以每年100立方公里至150立方公里的速度消融；如果完全融化，全球海平面将上升7米以上。
因为温度升高而造成的全球气候变迁，在今天已经随处可见。有些地区雨灾和洪灾呈增加趋势，有些地区旱灾更严重持久，热浪现象也更频繁，飓风和台风也更加猛烈。
22年前，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研究中心教授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在美国国会作证时，首先提出了人类面临全球变暖的危险。但在当时，这一说法或被看做是危言耸听，或被看做是天方夜谭。
但今天，预言中的热浪、海啸、飓风的增加，让越来越多的主流科学家和公众开始接受这一现实。
当时科学家的模拟结果是，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1倍，全球平均表面温度将上升1.5摄氏度到3摄氏度，极地温度可能上升6摄氏度到8摄氏度；这样的温度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20厘米到140厘米，将对全球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产生严重影响。
最近的研究表明，随着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全球变暖的速度可能将不断加快。例如地球两极冰盖的融化，将减少地球反射太阳辐射的能力，令地球吸收更多的热量；海洋酸化对于珊瑚群落的破坏，将破坏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汉森教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有超过99％的把握认为，维系地球气候系统稳定的二氧化碳水平是350ppm以下，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383ppm，这就意味着或许已经非常接近临界点了。一旦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超过临界点，即使没有进一步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地球的气候系统也将进入一条无法停止的失控轨道。
“这一过程，人类有能力按下开始钮，却没有任何停止键。”他警告说。
2004年，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称，全球变暖将导致世界上四分之一的陆地动植物在未来50年内灭绝。换句话说，100多万个物种将在半个世纪内从地球上消失。
海洋原本是地球的热容器，由于水的热容量比陆地更大，因此海洋往往成为地球温度变化的缓冲器。地球气候系统的热量有90％以上，都被储存在全球海洋中。但今年6月底，澳大利亚和美国科学家在《自然》发表的论文中称，过去40年来，全球海洋变暖的步伐比此前预期的加快了50％。
该研究小组负责人、澳大利亚天气和气候研究中心的卡提娅·多明库兹（Catia Domingues）表示，他们采用新技术，对1961年至2003年间700米深处的海水温度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热膨胀使海平面每年升高了0.53毫米，而不是此前联合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报告的0.32毫米。
在汉森看来，现在开始行动还并不算晚。由于气候系统的惯性，现在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并不会马上发挥作用，它们发生作用持续的时间可能长达几百年；关键在于，人类必须从现在开始切实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压力
2002年9月3日，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在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宣布，中国已核准《京都议定书》。之前的8月3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大使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式交存了中国政府核准《京都议定书》的核准书。
在《京都议定书》中，明确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目前，中国的责任是提交国家方案，并提供国家排放清单和信息通报。
但从那时起，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增长的碳排放大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从来没有间断过。尤其随着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无法回避：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毕业期”应该设在什么时候？
美国一直以来就希望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现在起明确相应的减排责任。据称，欧盟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专家认为，中国的“毕业期限”应该在2020年左右，即再给中国十多年宽限期。
不过，在中国参与《框架公约》谈判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看来，中国的“毕业”，意味着大规模基础建设完成；而至少要20年的时间，中国才能基本解决基础设施问题。
据《财经》记者了解，即使这个20年的说法，在很多中国官员和专家看来，仍然过于仓促。综合各方面考虑，更为现实的“毕业期限”，也许是本世纪中叶，即2050年前后。
没有人知道，在环境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能否如愿获得这么长的宽限期，来走完从“有区别”到“共同”的道路。
刚刚闭幕的八国峰会最终达成的声明，就把全球共同目标作为优先考虑来强调，淡化了发达国家自己要承担的减排责任。这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并非一个值得乐观的信号。
因此，7月8日下午，出席八国峰会扩大会议的中国、印度、巴西等五个新兴国家的首脑，也发表了颇有些针锋相对意味的“政治宣言”，要求发达国家在2050年前削减80％至9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或许，正如美国皮尤气候变化中心主席艾林·克劳森（Eileen Claussen）对《财经》记者所指出的，达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一半的目标，将能够避免人类遭受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但如何围绕这一目标展开行动，八国峰会却没有给出任何答案。
下一个可以期许的节点，将是预计2009年底之前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下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邹骥对《财经》记者表示，和去年年底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会议一样，下一步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如何提供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将一直是中国关注的重点。
美国环境研究（American Environics）组织的环境专家特德·诺德豪斯（Ted Nordhaus）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减排，全世界大约三分之二的投资都需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发展中国家自身，或许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八国峰会后，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哥本哈根会议猜想”的文章，称作为一个过渡目标，发达国家应在这次会议上承诺，到2020年减少大约25％到40％的排放量。
无疑，这将是一个很大胆的承诺。因为在过去12年中，北美、欧洲和日本的排放量大多仅为上升或持平势头；能否在未来12年中完成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减排，对于各国领导人的决心和智慧，都将是巨大考验。
在八国峰会前，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研究中心教授詹姆斯·汉森曾致函作为东道主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建议如果八国领导人觉得现在大幅度削减排放有些力不从心，不妨花点时间给我们的后代写这样内容的一封信：“我们知道如果无所作为的话，我们的后代将继承一个拥有更热的海洋、破碎的冰面、更高的海平面、更频繁的极端气候和物种不断灭绝的地球；但是对我们来说，改变现有的能源政策、反对那些坚持燃尽所有化石能源的商业巨头，太麻烦了。”
“如果写好了这封信，这些领导人就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人类历史上的位置了。”他对《财经》记者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