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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一年来，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在外交方面信守选举中的诺言，于2010年8月31日宣布美军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结束，并将在2012年年底撤出驻伊拉克的全部美军。随后，在2010年12月召开的北约会议决定，北约及美国军队将从2014年起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在走向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同時，美国正在思考和探索伊拉克战争后時期的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方向，加强了美国“重返”和恢复在世界各个地区地位和作用的行动，但从目前看来，今后一两年内美国全球战略重点仍是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美国外交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进入“伊战后時期”。
中国的持续发展和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時期”趋于结束，使美国战略和外交界一些势力开始思考和寻找伊战后美国国家、全球和外交战略的重点方向。这一切都使美国对华外交在战略思维方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对多变和不确定的状态。
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正酝酿由“伊战時期”向“伊战后時期”转变，其走向仍不确定
2010年8月31日美国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结束，2011年底美国军队计划完全撤出伊拉克，再加上2010年底美国及北约所做出的2014年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表明美国在21世纪初的全球战略正在走向“伊拉克战争后時期”，或“伊阿战争后時期”。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试图结束两场战争及其主导的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但现在还无法做到，美国还没有真正进入到新的战略時期，只是在某些方面思考和酝酿“伊战后時期”美国外交和全球战略问题。
在竞选和执政第一年，奥巴马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完全不同于布什和共和党新保守派的形象。面临由于伊拉克战争使美国严重受损的国际形象及对外关系，奥巴马政府及民主党国会在其执政第一年实施了“巧实力外交”、“倾听外交”、“微笑外交”。奥巴马、拜登、希拉里等几乎马不停蹄，走访欧洲、亚洲、中东、非洲、拉美等众多国家，到处放下身段，摆出一副谦和、恭听、友善的姿态，以改善布什時期严重受损的美国国家形象和对外关系。应该说，奥巴马政府第一年的“恢复美国形象及关系”的外交行动，实现了最初所设想的目标。美国的国际形象有了较大的恢复，美国与盟国、伊斯兰等世界各国的关系有所改善，基本回到伊拉克战争前的時期和状态。
从外部表现看，奥巴马执政第一年的美国外交主要目的是“改善和恢复美国的形象和对外关系”，其执政第二年的美国外交则是重在“恢复和保持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在第一年的外交目的基本实现之后，2010年以来美国外交明显采取了“攻势”，开始更多地介入各种国际和地区事务，寻求“重返”世界各个地区，加强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为此不惜采取“挑战”甚至局部对抗的方式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2010年以来，美国明显强化了“重返”东南亚和整个亚洲的步伐，借“南海”、“天安号事件”、“延平岛事件”和“吉尔吉斯斯坦动乱”扩大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巩固与盟国的关系，加强与东南亚等亚洲国家的关系，应对和抵制中国在亚洲上升的地位和影响。在中东，美国重新拾起“促进中东和谈”的大旗，举行巴以峰会，试图推动中东和谈取得进展。美国还加强了对伊朗的打压和威胁。最近，美国加强了对利比亚等北非和中东事务的干预，再次采取军事行动。
即使美国完全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和脱身，全球战略重点回到对付其他地缘大国的传统态势，也不等于美国必然或能够像冷战時期对付苏联和中国那样对付崛起的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因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界越来越走向全球化、多极化、相互依赖和民主化，中国等大国主要关注发展，并没有与美国争夺世界和从事意识形态扩张。因此，美国不再像冷战時期那样具有利益、意志、条件和能力孤立、遏制其他世界大国，同其他大国搞全面对抗。全球化、多极化、多边化、民主化、相互依赖、全球化态势和国家间关系的复杂化对世界所有国家和力量形成制约，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为所欲为，最强大的美国也不例外。加上其他大国也有塑造对外关系和对美关系的能力，美国单方面不能决定国际关系和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全局。在2011年1月结束的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美国同意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合作伙伴关系”。[1]
外交酝酿转折状态下的美国对华外交仍呈现两面性状态和趋向
“伊战后時期”的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将转向哪里？奥巴马在2010年8月31日美国结束伊拉克作战行动的正式讲话中明确表示：伊拉克战争消耗了美国太多的资源和精力，现在到了把这些资源和精力转向美国国内、重振美国经济和实力的時候了。[2]如果美国真正能做到将国家战略重点、资源和注意力转向国内事务，这对美国和世界都是好事。问题是美国、包括奥巴马本人是否能做到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60多年的历史表明，美国在二战后从来没有把战略重点完全放在国内，美国没有、也不会改变和放弃“领导世界”的国家地区和全球战略目标。美国几十年来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伊拉克、阿富汗及美国外交的现实情况决定，美国一两年内还不能完全实现向“伊战后時期”的战略转变，还不能真正结束美国进入21世纪后外交和安全战略的“伊拉克時期”，也就是说，中国在当前、甚至在今后几年内，还不能被确定一定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目标和对象。同時，中美关系和世界近期的格局表明，中国越来越不仅仅是战略部署的“接受方”，同時也是战略的“塑造方”。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现在和未来也有一定的能力和条件来塑造美国的对华和全球战略，影响美国对华和全球战略的性质和走向。
可以预测，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中新旧领域的问题会有所增加，贸易、汇率等有些矛盾、分歧会扩大，但美国的对华战略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美国内政外交还不具备较大幅度地改变对华战略和美中关系的条件，中国的发展和内政外交也没有导致美国在近期必须改变对华战略和美中关系的情形。也就是说，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的格局并没有因为2011年来美国内政外交的变化而改变，今后一两年内变化的可能性也不大。
在当前、今后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中，有些长期存在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将会持续存在和发展；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在一些新兴领域，中美两国、美国对华外交的矛盾、分歧将会增加，甚至出现对立，特别是在美国国内经济困难、政治分歧严重和外交酝酿转折的过程中。
同時，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使美国国内，特别是国会和总统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分歧加剧，使美国国会和政府在内政和外交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的可能性降低。内政上的施政困难将使奥巴马将更多的時间和精力转向外交方面，用于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解决国际问题，争取更多的外交成绩。这些总的来说对今后两年的中美关系相对较为有利。因为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和奥巴马在今后两年的基本关系是对立、对抗关系，他们将在更多的時间和问题上展开交锋和对抗，而他们对抗的领域主要是美国国内问题，包括观念和价值。在大多数领域，美国两党、国会和白宫不会对中国采取对抗性策略，2010年11月3日结束的美中期选举表明聚焦中国和中美关系问题不会给政治家在政治上加分。
一、美国国会和政府仍将借人民币汇率和经贸问题向中国施压
美国国内经济困难使美国国会和政府加大了在经贸和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的言论和行动，但中期选举后国会内部、国会与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可能增加，一致行动的可能性降低。
在国内困难、纷争加剧、难以采取有效措施改变局面的情况下，转向国外寻找原因和突破是美国的传统做法。面对美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及国内各种措施无法改变困难的情况下，美国国会、工会、一些企业把贸易保护和人民币升值作为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途径之一，加大了在这些方面对政府和中国的压力。
2010年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已经通过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决议案，参议院因为临近选举没有对议案进行表决。2011年3月16日，美国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
中国的持续发展和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時期”趋于结束，使美国战略和外交界一些势力开始思考和寻找伊战后美国国家、全球和外交战略的重点方向。这一切都使美国对华外交在战略思维方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对多变和不确定的状态。
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正酝酿由“伊战時期”向“伊战后時期”转变，其走向仍不确定
2010年8月31日美国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结束，2011年底美国军队计划完全撤出伊拉克，再加上2010年底美国及北约所做出的2014年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表明美国在21世纪初的全球战略正在走向“伊拉克战争后時期”，或“伊阿战争后時期”。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试图结束两场战争及其主导的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但现在还无法做到，美国还没有真正进入到新的战略時期，只是在某些方面思考和酝酿“伊战后時期”美国外交和全球战略问题。
在竞选和执政第一年，奥巴马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完全不同于布什和共和党新保守派的形象。面临由于伊拉克战争使美国严重受损的国际形象及对外关系，奥巴马政府及民主党国会在其执政第一年实施了“巧实力外交”、“倾听外交”、“微笑外交”。奥巴马、拜登、希拉里等几乎马不停蹄，走访欧洲、亚洲、中东、非洲、拉美等众多国家，到处放下身段，摆出一副谦和、恭听、友善的姿态，以改善布什時期严重受损的美国国家形象和对外关系。应该说，奥巴马政府第一年的“恢复美国形象及关系”的外交行动，实现了最初所设想的目标。美国的国际形象有了较大的恢复，美国与盟国、伊斯兰等世界各国的关系有所改善，基本回到伊拉克战争前的時期和状态。
从外部表现看，奥巴马执政第一年的美国外交主要目的是“改善和恢复美国的形象和对外关系”，其执政第二年的美国外交则是重在“恢复和保持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在第一年的外交目的基本实现之后，2010年以来美国外交明显采取了“攻势”，开始更多地介入各种国际和地区事务，寻求“重返”世界各个地区，加强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为此不惜采取“挑战”甚至局部对抗的方式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2010年以来，美国明显强化了“重返”东南亚和整个亚洲的步伐，借“南海”、“天安号事件”、“延平岛事件”和“吉尔吉斯斯坦动乱”扩大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巩固与盟国的关系，加强与东南亚等亚洲国家的关系，应对和抵制中国在亚洲上升的地位和影响。在中东，美国重新拾起“促进中东和谈”的大旗，举行巴以峰会，试图推动中东和谈取得进展。美国还加强了对伊朗的打压和威胁。最近，美国加强了对利比亚等北非和中东事务的干预，再次采取军事行动。
即使美国完全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和脱身，全球战略重点回到对付其他地缘大国的传统态势，也不等于美国必然或能够像冷战時期对付苏联和中国那样对付崛起的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因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界越来越走向全球化、多极化、相互依赖和民主化，中国等大国主要关注发展，并没有与美国争夺世界和从事意识形态扩张。因此，美国不再像冷战時期那样具有利益、意志、条件和能力孤立、遏制其他世界大国，同其他大国搞全面对抗。全球化、多极化、多边化、民主化、相互依赖、全球化态势和国家间关系的复杂化对世界所有国家和力量形成制约，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为所欲为，最强大的美国也不例外。加上其他大国也有塑造对外关系和对美关系的能力，美国单方面不能决定国际关系和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全局。在2011年1月结束的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美国同意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合作伙伴关系”。[1]
外交酝酿转折状态下的美国对华外交仍呈现两面性状态和趋向
“伊战后時期”的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将转向哪里？奥巴马在2010年8月31日美国结束伊拉克作战行动的正式讲话中明确表示：伊拉克战争消耗了美国太多的资源和精力，现在到了把这些资源和精力转向美国国内、重振美国经济和实力的時候了。[2]如果美国真正能做到将国家战略重点、资源和注意力转向国内事务，这对美国和世界都是好事。问题是美国、包括奥巴马本人是否能做到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60多年的历史表明，美国在二战后从来没有把战略重点完全放在国内，美国没有、也不会改变和放弃“领导世界”的国家地区和全球战略目标。美国几十年来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伊拉克、阿富汗及美国外交的现实情况决定，美国一两年内还不能完全实现向“伊战后時期”的战略转变，还不能真正结束美国进入21世纪后外交和安全战略的“伊拉克時期”，也就是说，中国在当前、甚至在今后几年内，还不能被确定一定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目标和对象。同時，中美关系和世界近期的格局表明，中国越来越不仅仅是战略部署的“接受方”，同時也是战略的“塑造方”。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现在和未来也有一定的能力和条件来塑造美国的对华和全球战略，影响美国对华和全球战略的性质和走向。
可以预测，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中新旧领域的问题会有所增加，贸易、汇率等有些矛盾、分歧会扩大，但美国的对华战略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美国内政外交还不具备较大幅度地改变对华战略和美中关系的条件，中国的发展和内政外交也没有导致美国在近期必须改变对华战略和美中关系的情形。也就是说，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的格局并没有因为2011年来美国内政外交的变化而改变，今后一两年内变化的可能性也不大。
在当前、今后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中，有些长期存在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将会持续存在和发展；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在一些新兴领域，中美两国、美国对华外交的矛盾、分歧将会增加，甚至出现对立，特别是在美国国内经济困难、政治分歧严重和外交酝酿转折的过程中。
同時，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使美国国内，特别是国会和总统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分歧加剧，使美国国会和政府在内政和外交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的可能性降低。内政上的施政困难将使奥巴马将更多的時间和精力转向外交方面，用于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解决国际问题，争取更多的外交成绩。这些总的来说对今后两年的中美关系相对较为有利。因为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和奥巴马在今后两年的基本关系是对立、对抗关系，他们将在更多的時间和问题上展开交锋和对抗，而他们对抗的领域主要是美国国内问题，包括观念和价值。在大多数领域，美国两党、国会和白宫不会对中国采取对抗性策略，2010年11月3日结束的美中期选举表明聚焦中国和中美关系问题不会给政治家在政治上加分。
一、美国国会和政府仍将借人民币汇率和经贸问题向中国施压
美国国内经济困难使美国国会和政府加大了在经贸和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的言论和行动，但中期选举后国会内部、国会与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可能增加，一致行动的可能性降低。
在国内困难、纷争加剧、难以采取有效措施改变局面的情况下，转向国外寻找原因和突破是美国的传统做法。面对美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及国内各种措施无法改变困难的情况下，美国国会、工会、一些企业把贸易保护和人民币升值作为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途径之一，加大了在这些方面对政府和中国的压力。
2010年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已经通过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决议案，参议院因为临近选举没有对议案进行表决。2011年3月16日，美国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