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在刚刚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傅斯年、梁实秋等拟提出一个弹劾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的提案。当时，中共参政员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立即开会研究，认为这是一个“阴谋”，即发难者旨在“拥护汪精卫上台，便于实现汪与日本的妥协”。此事“后经中共方面指出利害，对方打消了这个动议”，否则参政会伊始，就会有一场莫名其妙的风波发生。
　　一
　　为什么当时参政会中的中共参政员要反对弹劾孔祥熙呢？这要从抗战初期的整个情势来看。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是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1月回国的，当时他是带了共产国际的指令回来的，即共产国际七大之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指示王明公开回国以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尽快形成。
　　同年12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王明在报告中强调要达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之创造，全中国人民之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形成”，此为“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至于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其强调“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枢纽”，应取西班牙、德国和满洲的经验，致力于“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共同发展”以及“互相帮助”。关于与国民党的必要的斗争，王明也指出“不能用分成左、中、右三派的分法”，甚至“对于CC与复兴社过去是叫法西斯蒂，现在应公开纠正过来”，不要“过早提出肃清汉奸分子”等。
　　另外，“十二月会议”还传达了王明行前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谈话的内容。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王明当时是从莫斯科来的，他有尚方宝剑。当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的急务，也是大势所趋，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王明的报告其主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经常是历史上发生的现象。
　　上述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王明的报告在确定中国抗战主旨的同时，又造成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王明在报告中又批评了此前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没有突出“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又批评了此前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同时也批评了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和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提出的某些论断。当时，毛泽东虽对上述问题作了一定的辩解和说明，但也在会议的发言中承认“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以及同意“目前应该是和为贵”，“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
　　“十二月会议”明显的问题和失误，即形成了党内毛泽东等人与王明等人围绕抗战政治路线的分歧。此后，王明应蒋介石之请，与周恩来、博古等人赴武汉，直接负责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王明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明白无误地传达了斯大林关于苏联支持中国抗战、季米特洛夫关于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支持中国抗战，以及中共支持“反对国民党内外‘亲日派’的捣乱和阴谋，继续抗日救国”的方针。随后，中共中央代表团和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即在王明领导下开展工作。
　　这年12月，王明还在武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由其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内称：“当此民族危机更加紧迫之时，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实为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团结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根本方策，在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则为巩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并且具体地提出要“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以及“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等。
　　不久，国共两党成立了两党关系委员会，王明又撰写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的文章。其文章提出了“四个互相（即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以及“三个共同（即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并且热烈地赞扬了国民党也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其“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而蒋介石等“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等。
　　至1938年6月，根据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规定，由各方政治势力代表组成的国民参政会成立，中共参政员为毛泽东、王明、博古、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7月5日，中共参政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表示“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而“我们认为最迫切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
　　于是，就有了中共参政员反对弹劾孔祥熙的事件。
　　二
　　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出了其积极的一面，至于其内部积重难返的消极一面，以及对抗战的态度和前途，孔祥熙、汪精卫，孰重孰轻？抑或他们之间只是国民党内“浊流”与“清流”（汪精卫素以重视知识分子和颇有文名有声于时）的分野？还是蒋介石“亲英美派”和汪精卫“亲日派”的区分？换言之，为什么当时弹劾孔祥熙会是一个“阴谋”呢？
　　参政会开幕时，孔祥熙作施政报告，岂料有人当即发难。先是有参政员许德珩愤然离席，直奔主席台，向孔祥熙提出质询，并痛斥国民党豪门贵族、贪官污吏于抗战在即之时依然寡廉鲜耻、误国害民。随即，又有有“大炮”名声的傅斯年“炮声轰隆”，意欲弹劾孔祥熙。客观地说，抗战初期，社会各界对国民党尚无强烈的恶感，而对孔祥熙的战时财政政策也无多大的怨言。要说有了普遍的恶感，以及对孔祥熙的强烈愤慨，那是到了抗战后期，社会上普遍对孔祥熙及其家属亦官亦商、利用权力进行投机及发展私人资本有了强烈的不满，连带仇恨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
　　整个抗战期间，傅斯年一直致力于弹劾孔祥熙。抗战初期，他就声称：“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不过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傅斯年还是先致函蒋介石，猛烈抨击孔祥熙的为人与为政。孔祥熙惹不起，躲得起，立马向蒋介石请辞，蒋介石则予以劝慰和挽留。傅斯年在被增聘为参政员后，又联合了其他人再次致函蒋介石，指责孔祥熙虽精通为官之道，却没有主持大政的才能，特别是纵容夫人和儿子敛聚金钱、奢侈豪华、用人唯亲，以致国际舆论对其表示不佳等，试图以此论证孔祥熙不足以担任行政院院长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