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1929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她的家族拥有悠久反叛的历史——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父亲爱德华多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反抗墨索里尼的统治，并因此被捕、遭受折磨。父母教育法拉奇三姐妹要勇敢、坚强，在家庭的影响下，法拉奇10岁时就加入了抵抗组织。
　　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对她说：“你绝不能做我现在做的事，绝不能成为人母、成为人妻、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奴隶。你一定要去工作、工作!去旅行，去全世界!”
　　她发誓不结婚、不生孩子。可是爱情来临的时候，谁都挡不住。1973年，44岁的法拉奇去雅典采访34岁的希腊抵抗运动英雄阿莱科斯。她没有料到，这个既是疯子又是天才、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男人竟然成为她的爱人。
　　这个男人刚刚从监狱里出来，受到过非人的折磨，身上有伤疤，却没有绷带。他举着一束很美的玫瑰迎接她，他矮小、瘦弱、黑发、黑须，像一块内敛而蕴藏能量的矿石。他是谦和有礼的诗人，谁会想到他也是一个连散步都怀揣着炸弹的危险分子?。
　　采访在一栋古老的宅院里进行，外面的人们喝着新酿的葡萄酒，跳着欢快的舞蹈，而他们却躲在黑黢黢的房中，不用借助天光，就能满怀喜悦地细细地看着对方。那种眉眼，那种神态，是早就熟悉了的。未来的几十年就要这样长相厮守，她一任这种幸福感把自己淹没。
　　还在阿莱科斯被关押在监狱时，为了得到法拉奇的书，他采取绝食斗争的方式，最终以几度昏迷赢得了胜利“果实”。书中有法拉奇的照片：一头飘逸的中分直发，一双灰蓝色的大眼睛，美丽绝伦，她靠在椅背上笑得那么炫目。
　　他爱上了这个女人。这一次采访，只是为了印证他的预感。可见，自由和尊严都是退而求其次的东西，嚷嚷着把自由和尊严、战斗放在首位的人，要不就是还没遭遇爱情，要么就是没有能力去拥有爱情。
　　1975年，她怀孕了，她已经46岁了。她为腹中的孩子写下了少有的、舒缓而忧伤的《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我已经看过你5周时的最后一张图片，你还不足0.5英寸，你的身体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那朵神秘的花消失了，你现在看上去倒像一条非常逗人喜爱的幼虫，或更像一条刚长出鳍翅的小鱼。
　　孩子，我正在对你说话，但你不知道。因为黑暗包围着你，你甚至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我可以抛弃你，而你对此毫无知觉。你无法弄清楚我对你所做的一切，究竟是福祉，还是过错?
　　孩子的父亲从远方打来电话，得知她怀孕的消息，他先是报以长时间的沉默，后以嘶哑和结巴的声音问打胎的费用如何分摊，并建议俩人各出一半。这样一个混账男人，任谁都有拿起刀子想砍人的冲动，可他竟然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她恨“爱”这个字眼，她谴责过“懦弱”这种行为，可是她自己何尝不是一个懦弱的人?
　　她犹豫不决，不知道把孩子生下来究竟是福祉还是过错。孩子的父亲来了，在一次争吵中，他飞起一脚踢在她肚子上。她流产了，到底没能够保护住孩子。
　　事后，孩子的父亲写来一封信：“我是来祝贺你的，告诉你，你赢了。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你摆脱了妊娠和分娩的奴役，而是因为你成功地挺住了他人的意志，包括上帝的意志……惟有那些不屑于信仰上帝慰藉的人，才能再次否定自己，再次推翻自己，再次把自己交给悲苦和悔恨。”这个自私的男人为了反抗上帝，把无穷无尽的灾难和伤痛留给了这个女人，剥夺了她用完美的子宫孕育一个孩子的幸福使命。
　　这一生，她采访过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中国伟人邓小平、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以色列强硬派女总理梅厄、印度“铁娘子”英迪拉·甘地、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她可以设下圈套让基辛格大放厥词，在数年后，基辛格回忆起来还痛心疾首，称那次采访是“一生中与媒体打交道最具灾难性的一次”；她也敢对抗宗教领袖，气得对方嗷嗷直叫；她也敢嘲讽政界要人，说对方微小得可以放进她的粉扑盒。这个睥睨众生的女人，她羡慕过谁?
　　她说，这一生中，她只嫉妒过有孩子的女人。
　　多么沉痛的一句话。
　　一向激进和坚强的法拉奇发现：女人怀孕后能否合法地做母亲，仍要取决于和她相关的某男性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孩子，愿不愿意和她结婚。纵使一位女权主义者，也承受不住社会对未婚母亲的歧视和误解。
　　1976年5月1日，一次有预谋的车祸夺走了阿莱科斯年仅37岁的生命。3年后，法拉奇为她的爱人写了一部40万字的长篇纪实作品《男子汉》。虽然这个男人踢死了她生命中惟一的孩子，但他仍然是她的最爱。爱，原本就包含着相互伤害，相互宽容，包含着分离之后的再次拥抱和缅怀。
　　2006年9月14日夜间，法拉奇因病在家乡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区的一家私人诊所去世，死于女人的又一天敌——乳腺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