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中共十八大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要求全党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自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把文化自信提到比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更广泛、更基础、更深厚的高度。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本文从帕森斯的AGIL模式理论出发，充分论证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四个子系统如何各司其职并相互协作，使社会达到一种整合与均衡状态，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一个良好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AGIL模式；"四个自信"；功能；整合；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日趋重要，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可以说，中国正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然而，在欣欣向荣的社会风貌下依然存在着多重考验和危险。市场经济影响下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不正之风侵蚀着传统的道德观念；一些党员干部脱离人民群众，腐败堕落，激化了干群矛盾；社会中一些人的价值观发生了一些问题，坑蒙拐骗、碰瓷等现象时有发生；生态文明建设长期滞后，导致河流污染、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等问题大面积发生，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就业问题、贫困问题、公共服务供给等诸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在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三位一体”的角度认识和解决上述问题，以期达到社会和谐有序。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个场合强调文化自信，并把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并列，甚至认为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础。2016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重要讲话上，明确提出了“四个自信”。至此，“三位一体”转变为“四位一体”。
本文从帕森斯的AGIL模式理论出发，深度分析“四个自信”，具体剖析社会系统的结构、各个子系统分别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以及各子系统之间是如何相互协作，使社会达到一种整合与均衡状态。
一、概念界定
（一）何为“四个自信”
所谓“四个自信”，指的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最初是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上提出的“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道路，涉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问题。顾名思义，道路自信就是对自身所走道路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抵御外侮、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并实现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背景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和探索，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实际，摸索出来的一条正确道路；理论，涉及的是指导思想的问题。具体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理论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提出来的，针对的都是如何解决当时党和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理论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解决的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制度，涉及的是规则及目标实现途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其他的一些基本政治制度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各方力量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制度，正是这些制度保证了人们的各项权利的实现，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文化，涉及的是国民风貌与整合问题。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在他看来，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二）何为AGIL模式理论
AGIL模式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于1953年提出的一种功能分析模型。这种功能分析模型包括四种功能子系统：适应（Adaptation），指的是从环境中获得足够的设备和工具以及在整个系统中进行分配的活动。系统必须对环境有所反应，或是顺应，或是积极的改造；目标获取（Goal attainment），指的是确立目标的顺序，并调动系统的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整合（Integration），指的是协调系统各部分之間的关系，使系统整合成一个整体；潜在的模式维持（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指的是确保系统内的行动者表现出适当的特征，以维持自身独特模式的功能。在帕森斯看来，这四种功能是整个社会系统维持生存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宏观的社会体系或微观的亚体系基本的生存条件。一个社会能否生存与稳定，就在于是否实现AGIL功能。
二、AGIL模式下的“四个自信”
AGIL模式运用于分析一个系统是如何维持协调与整合状态的，这对于分析“四个自信”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适应
适应的核心问题是资源的获取与分配，以及是顺应环境还是改变环境。在社会学中，无论是自然起源的社会制度还是人为设计的社会制度，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存在的。我们要坚定制度自信，这是因为我国的各项制度已经证明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展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各项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而且是适应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规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是适应了中国环境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提案的方式传达人民的诉求，从而为制定社会各项计划，实现资源分配提供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如此。历史证明，在中国，搞一党专政是行不通的，要走好中国道路，就必须先了解中国国情。中国拥有众多民主党派，他们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我们要让他们紧紧地团结在我们周围，共同治理国家。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才能展现出强大的优越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成分众多，各民族有着自身独特的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因此在制定各项政策时不能简单地一刀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放权于各民族自身，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自主地管理本民族事务。唯有如此，中华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才会更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基础才更坚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让城乡基层群众实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保障了基层人民依法直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增强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各项社会制度从一个综合的角度，既全面又具体地保证了人民的各项诉求，在社会上实现了合理的资源分配。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优越性。 （二）目标获取
目标获取的核心问题是确立目标的主次，并调动资源去实现目标。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这是因为我们在曲折的实践中找到了一条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认清中国最大实际和顺应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而探索发展起来的。1956年，我们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初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期间，我们形成了一些正确的认识，然而并没有坚持下去。随后出现了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超越发展阶段的、对于国情认识不清的、严重的倒退。1978年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旗帜鲜明的指出，我们要打破思想上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充分证明了党已经认识到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要根据自身情况，找到符合自己的发展道路。1987年，邓小平根据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1992年的“南方谈话”，更是解决了困扰人们已久的姓“资”还是姓“社”问题，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随后的中共十四大上，邓小平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前提下，根据新的国情，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并着力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针对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到建党一百年的时候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的建设方针。这表明了党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决心。习近平近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群众路线，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昂首前进。四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雄辩地证明中国道路是正确的，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整合
整合的核心问题是系统各部分的和谐一体。理论是社会各项实践的指南。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这是因为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整合的理论，是多位一体的综合理论，它可以整合各个方面，实现社会各项事业协调与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就。这些重大理论成就针对的都是党和国家在解决各个时期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时所建立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从一个综合的角度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为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的基础上，着重解决了党的建设问题。科学发展观是针对于我国不科学的、粗放的发展方式的一个转向。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充分说明了社会系统的整合性，即整合整合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个协调的整体。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社会系统是整合的，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效力。
（四）模式维持
模式维持的核心问题是使行动者保持适当的行为特征以及维持功能系统自身的独特模式。文化是体现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这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从未中断过的、灿烂的、包容的文化。在五千多年的历史沧桑巨变中、在近代党和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中华文化生生不息，昂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历史证明，拥有深厚文化的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在社会的变迁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而那些缺乏历史文化深厚根基的民族则很可能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文化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继承性，二是包容性。所谓继承性，指的就是文化的传承和积累。中华文化自产生以来，不断传承积累，因而才有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所谓包容性，一是指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包容和融合，现在的中华文化不是狭隘的汉文化，而是综合了56个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二是指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这从今天我们国家许多年轻人喜爱过外国节日中便可见一斑。正是这种包容性，形成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除了传承这种明显的历时性方式，更为微观的则是文化内化和代际的文化社会化。文化内化使得人们可以在社会所期望的模式下开展自己的行动，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文化社会化则体现在后出生的人学习传统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习俗、法律、技能等各个方面。从宏观上来看，文化内化、文化社会化、文化传承就体现在中国人所谓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标签上。每一个中華儿女，无论身在何处，对于中华文化，都会有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正是中华文化的这种强大的协调和融合能力，保证了社会系统的模式维持功能，从而使得社会系统趋于稳定和均衡。
三、讨论
上述分析运用帕森斯的AGIL模式，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间所构成的一种稳定的和均衡的功能模式。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系统获取资源并合理分配提供了保障，而且这些制度是建立在顺应中国具体环境基础上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优越性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系统提供了总的目标和各个阶段的目标，并运用资源去实现这些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整合了的、综合的理论，它整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其他诸多方面，实现了系统内各部分的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通过文化内化、文化社会化、文化传承使得社会中的人表现出适当的行为特征，起到了模式维持的功能。
然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四个子系统之间并非完全区隔的，而是彼此之间会产生能量上和信息上的交换。所有同“适应”和“目标获取”有关的功能必备项，同样地适用于“整合”和“模式维持”子系统。例如，制度为社会系统提供和分配资源，并适应环境要求。与此同时，制度同样可以发挥着整合系统内各部分并使之协调一致的功能以及通过制度的内化而达到的模式维持功能（如下图所示）。
最后，AGIL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功能分化，即社会系统是由子系统所构成，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可分化出子子系统。因此，我们在分析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同时，还可以深度分析各子系统内部的子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以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达到更高程度的整合与均衡。
LI
参考文献：
[1]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任东景.坚定“四个自信”，践行立德树人的育人自觉性[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11）.
[3]杨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J].红旗文稿.2012.
[4]顾钰民.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1）.
[5]艾斐.文化自信何以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J].红旗文稿.2017（1）.
作者简介：
高治华，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应用社会学方向
1992年出生，女，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硕士研究生在读。
关键词：AGIL模式；"四个自信"；功能；整合；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日趋重要，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可以说，中国正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然而，在欣欣向荣的社会风貌下依然存在着多重考验和危险。市场经济影响下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不正之风侵蚀着传统的道德观念；一些党员干部脱离人民群众，腐败堕落，激化了干群矛盾；社会中一些人的价值观发生了一些问题，坑蒙拐骗、碰瓷等现象时有发生；生态文明建设长期滞后，导致河流污染、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等问题大面积发生，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就业问题、贫困问题、公共服务供给等诸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在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三位一体”的角度认识和解决上述问题，以期达到社会和谐有序。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个场合强调文化自信，并把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并列，甚至认为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础。2016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重要讲话上，明确提出了“四个自信”。至此，“三位一体”转变为“四位一体”。
本文从帕森斯的AGIL模式理论出发，深度分析“四个自信”，具体剖析社会系统的结构、各个子系统分别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以及各子系统之间是如何相互协作，使社会达到一种整合与均衡状态。
一、概念界定
（一）何为“四个自信”
所谓“四个自信”，指的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最初是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上提出的“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道路，涉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问题。顾名思义，道路自信就是对自身所走道路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抵御外侮、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并实现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背景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和探索，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实际，摸索出来的一条正确道路；理论，涉及的是指导思想的问题。具体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理论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提出来的，针对的都是如何解决当时党和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理论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解决的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制度，涉及的是规则及目标实现途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其他的一些基本政治制度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各方力量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制度，正是这些制度保证了人们的各项权利的实现，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文化，涉及的是国民风貌与整合问题。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在他看来，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二）何为AGIL模式理论
AGIL模式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于1953年提出的一种功能分析模型。这种功能分析模型包括四种功能子系统：适应（Adaptation），指的是从环境中获得足够的设备和工具以及在整个系统中进行分配的活动。系统必须对环境有所反应，或是顺应，或是积极的改造；目标获取（Goal attainment），指的是确立目标的顺序，并调动系统的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整合（Integration），指的是协调系统各部分之間的关系，使系统整合成一个整体；潜在的模式维持（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指的是确保系统内的行动者表现出适当的特征，以维持自身独特模式的功能。在帕森斯看来，这四种功能是整个社会系统维持生存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宏观的社会体系或微观的亚体系基本的生存条件。一个社会能否生存与稳定，就在于是否实现AGIL功能。
二、AGIL模式下的“四个自信”
AGIL模式运用于分析一个系统是如何维持协调与整合状态的，这对于分析“四个自信”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适应
适应的核心问题是资源的获取与分配，以及是顺应环境还是改变环境。在社会学中，无论是自然起源的社会制度还是人为设计的社会制度，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存在的。我们要坚定制度自信，这是因为我国的各项制度已经证明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展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各项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而且是适应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规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是适应了中国环境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提案的方式传达人民的诉求，从而为制定社会各项计划，实现资源分配提供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如此。历史证明，在中国，搞一党专政是行不通的，要走好中国道路，就必须先了解中国国情。中国拥有众多民主党派，他们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我们要让他们紧紧地团结在我们周围，共同治理国家。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才能展现出强大的优越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成分众多，各民族有着自身独特的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因此在制定各项政策时不能简单地一刀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放权于各民族自身，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自主地管理本民族事务。唯有如此，中华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才会更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基础才更坚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让城乡基层群众实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保障了基层人民依法直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增强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各项社会制度从一个综合的角度，既全面又具体地保证了人民的各项诉求，在社会上实现了合理的资源分配。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优越性。 （二）目标获取
目标获取的核心问题是确立目标的主次，并调动资源去实现目标。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这是因为我们在曲折的实践中找到了一条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认清中国最大实际和顺应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而探索发展起来的。1956年，我们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初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期间，我们形成了一些正确的认识，然而并没有坚持下去。随后出现了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超越发展阶段的、对于国情认识不清的、严重的倒退。1978年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旗帜鲜明的指出，我们要打破思想上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充分证明了党已经认识到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要根据自身情况，找到符合自己的发展道路。1987年，邓小平根据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1992年的“南方谈话”，更是解决了困扰人们已久的姓“资”还是姓“社”问题，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随后的中共十四大上，邓小平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前提下，根据新的国情，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并着力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针对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到建党一百年的时候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的建设方针。这表明了党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决心。习近平近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群众路线，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昂首前进。四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雄辩地证明中国道路是正确的，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整合
整合的核心问题是系统各部分的和谐一体。理论是社会各项实践的指南。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这是因为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整合的理论，是多位一体的综合理论，它可以整合各个方面，实现社会各项事业协调与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就。这些重大理论成就针对的都是党和国家在解决各个时期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时所建立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从一个综合的角度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为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的基础上，着重解决了党的建设问题。科学发展观是针对于我国不科学的、粗放的发展方式的一个转向。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充分说明了社会系统的整合性，即整合整合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个协调的整体。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社会系统是整合的，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效力。
（四）模式维持
模式维持的核心问题是使行动者保持适当的行为特征以及维持功能系统自身的独特模式。文化是体现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这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从未中断过的、灿烂的、包容的文化。在五千多年的历史沧桑巨变中、在近代党和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中华文化生生不息，昂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历史证明，拥有深厚文化的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在社会的变迁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而那些缺乏历史文化深厚根基的民族则很可能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文化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继承性，二是包容性。所谓继承性，指的就是文化的传承和积累。中华文化自产生以来，不断传承积累，因而才有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所谓包容性，一是指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包容和融合，现在的中华文化不是狭隘的汉文化，而是综合了56个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二是指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这从今天我们国家许多年轻人喜爱过外国节日中便可见一斑。正是这种包容性，形成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除了传承这种明显的历时性方式，更为微观的则是文化内化和代际的文化社会化。文化内化使得人们可以在社会所期望的模式下开展自己的行动，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文化社会化则体现在后出生的人学习传统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习俗、法律、技能等各个方面。从宏观上来看，文化内化、文化社会化、文化传承就体现在中国人所谓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标签上。每一个中華儿女，无论身在何处，对于中华文化，都会有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正是中华文化的这种强大的协调和融合能力，保证了社会系统的模式维持功能，从而使得社会系统趋于稳定和均衡。
三、讨论
上述分析运用帕森斯的AGIL模式，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间所构成的一种稳定的和均衡的功能模式。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系统获取资源并合理分配提供了保障，而且这些制度是建立在顺应中国具体环境基础上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优越性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系统提供了总的目标和各个阶段的目标，并运用资源去实现这些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整合了的、综合的理论，它整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其他诸多方面，实现了系统内各部分的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通过文化内化、文化社会化、文化传承使得社会中的人表现出适当的行为特征，起到了模式维持的功能。
然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四个子系统之间并非完全区隔的，而是彼此之间会产生能量上和信息上的交换。所有同“适应”和“目标获取”有关的功能必备项，同样地适用于“整合”和“模式维持”子系统。例如，制度为社会系统提供和分配资源，并适应环境要求。与此同时，制度同样可以发挥着整合系统内各部分并使之协调一致的功能以及通过制度的内化而达到的模式维持功能（如下图所示）。
最后，AGIL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功能分化，即社会系统是由子系统所构成，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可分化出子子系统。因此，我们在分析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同时，还可以深度分析各子系统内部的子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以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达到更高程度的整合与均衡。
LI
参考文献：
[1]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任东景.坚定“四个自信”，践行立德树人的育人自觉性[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11）.
[3]杨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J].红旗文稿.2012.
[4]顾钰民.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1）.
[5]艾斐.文化自信何以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J].红旗文稿.2017（1）.
作者简介：
高治华，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应用社会学方向
1992年出生，女，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