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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支撑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的经验表明，即时通信技术、应用软件技术、物联网技术和智慧治理整体方案，正成为现代科技嵌入社会治理的主要载体。现代科技能够通过突破社会沟通的时空壁垒，凝聚多元治理主体，实现协同式社会治理;同时，通过破解信息碎片化问题，诊断出复杂多元的治理事项，实现精准化社会治理。
关键词：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协同式治理;精准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4-0070-09
收稿日期： 2021-04-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信访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衔接机制研究”（17BSH091）;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研究”（2021ZDZK18）
作者简介： 温丙存，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會治理。
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离不开科技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要更好地发挥科技支撑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必须“善于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起来，通过现代科技推进社会沟通、改进管理服务，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1]（P88）。特别是在“十四五”时期，现代科技会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最有活力、最富时代气息的手段，如何更好地将科技支撑融入社会治理体系，切实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是亟待深入研究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基于此，本研究尝试通过对多种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的剖析与推演，探究在新时代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中，现代科技的技术嵌入如何最大程度地为治理实践增效赋能。
一、研究缘起
关于科技支撑社会治理这一研究主题，既有成果主要从应然视角或理论层面探究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如何驱动社会治理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发生机理研究。大数据可直接催生社会治理的新思维新模式新路径，进而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大数据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思维和主体行为选择，孕育出“云治理”模式，[2]可使社会治理从封闭式、静态化、网格化管理转向开放式、流动性、网络化治理，[3]从定性化的经验型治理转向数据化的精准型治理，[4]从碎片化治理转向整体协同化治理。[5]大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可汇聚社会治理民情（诉求）、评估社会治理风险、开展基于知识库的诊断式政府回应，[6]能借助信息共享机制实现整体性治理，借助数据挖掘机制实现精准化治理，借助在线互动机制实现参与式治理。[7]
其二，区块链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研究。在信息技术驱动社会治理的逻辑方面，如果说传统互联网是“信息互联网”，已基本解决信息的流动问题，那么具有分布式存储、去中心化、价值性等属性的区块链技术则是“价值互联网”，致力于解决信息的价值问题。这是因为，作为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底层技术框架，区块链技术具有共识性、可信性、共享性、自发性等显著优势，可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信息共享、信息安全和信任缺失等问题，[8]能从组织结构、主体地位、社会信用、治理效率等方面驱动社会治理创新。[9]在价值互联网时代，区块链技术有助于重塑社会信用体系，彰显个体价值，构建简约治理机制，凝聚社会治理共识，区块链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质是实现以“个人”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智慧化。[10]
其三，人工智能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风险规避研究。作为一项辅助技术，人工智能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在及时有效回应公民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方面的压力，[11]进而提升社会治理服务的水平与效率。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嵌入社会治理时，也会随之带来治理主体的机器化、治理体系算法化、治理手段技术化等社会治理转场问题，而这种转场则潜伏着“技术利维坦”的风险，所以需要对人工智能实现技术划归，[12]需要构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治理路径，[13]需要为智能机器设定禁忌，划定人机合作的边界。[14]
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表明，学界关于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既有研究，多基于逻辑推演展开理论性分析和应然性解读，而从实践入手进行实证性研究和实然性探析的高质量成果实属凤毛麟角。关于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一些经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考察国外大数据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比如，对国外“大数据社会福祉”运动案例的考察;[15]对国外大数据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总结。[16]二是以中国上海为主要对象的案例研究。例如，以上海浦东e家园项目为例，分析“互联网+”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17]考察上海探索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四种实践形态，尝试构建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框架体系;[18]基于上海市A区城市大脑项目，探讨社会治理智能化创新政策执行中面临的政策目标与标准不明确等难题。[19]
为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社会治理方面的实证研究，本文在汲取既有研究成果有益成分的基础上，立足当下和本土，从19个省份的32个有关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案例入手，尝试解答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在新时代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科技如何从经验事实层面支撑社会治理并提升治理效能。
二、数据来源——全国
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典型案例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社会治理研究尤其“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20]（P344），本文对科技如何支撑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研究，直接来源于对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的整理、解析与思考。 及时归纳解析全国各地创新社会治理的先进案例，总结社会治理的创新规律与先进经验，是提升社会治理实践能力的有效抓手。自2012年起，人民网和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每年都会联合举办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1在严格初选入围案例、网络投票和专家综审的基础上，征集到大量具有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典型性的案例，亦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来源。基于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的影响力、新颖性、案例资料的公开可得性等综合考量，本研究选择以2020年和2019年共205个征集入围案例为基础数据库，其中2020年为100个，2019年为105个，每个案例均包括背景与起因、做法与过程、成效与反响、探讨与评论、重要资料附录等要素内容。在逐案逐篇审读205个入围案例的文字材料后，最终筛选出以科技支撑社会治理为主题的32个实践创新案例（详见下表1）。
在上述32个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典型案例中，2020年案例为14个（即C01至C14），2019年为18个（即C15至C32）。从地域分布看，32个典型案例覆盖了川（5个）、苏（4个）、粤（3个）等19个省份。本研究将以这32个典型案例为基础，遵循归纳逻辑、内容分析和质性研究的方法，专题探究在实践和事实层面现代科技如何支撑社会治理这一现实问题。
三、现代科技融入
社会治理实践的技术载体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基点在于将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因此，由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首先是科技型治理，即以现代科技实现对传统社会治理技术、手段、设备的改造升级。在新时代中国，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表明，即时通信技术、应用软件技术、物联网技术、智慧治理整体方案等，是现代科技融入社会治理的主要载体。
（一）以微信等为代表的即时通信技术
即时通信技术具有在线互动交流、容纳信息丰富（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快捷方便等特点与优势，例如，“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微信作为即时通信工具，以其用户体验的便捷性和创新性迅速累积海量用户”[21]。当前，以微信等为代表的即时通信技术已深嵌于社会治理实践之中。比如，在本研究中，C03案例建立了乡、村两级微信群网络平台;C04案例搭建了三级微信督办群，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点单;C14案例建立了监督与服务微信群，实现“村村有群、户户入群”;C20案例以微信端的“@坪山”为基础，收集和分析民生诉求数据，开展政民线上网络互动;C26案例开通了政务微信平台，在微信公众号“呼和浩特发布”中增设“市民留言”板块。而在C12案例中，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探索构建了“掌上云社区”治理模式，依托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由社区党组织主导，居委会、驻区单位、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和物业单位等多元主体参与。依托微信群而建的“掌上云社区”，通过互动回应、在线沟通等处理“群”内的社区公共事务，打破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时空阻隔，拓宽了参与治理的渠道;打破了传统政府服务中信息不对称等瓶颈，延伸了政府服务的触角;打破了党群、干群之间的时空与心理隔阂，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二）以各类App为代表的应用软件技术
应用软件技术可以拓宽互联网系统的应用领域，放大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硬件的功能，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App等各类专业应用软件和应用平台正被广泛开发并应用（如表2所示）。
以C21案例为例，可以看出，吉林省农安县在国家推行的“雪亮工程”基础之上，依托县指挥中心，凭借系统整合、资源共享与拓展开发，建立了全县统一的“农安长安”工程软件平台。这一软件平台包含指挥版App、政务版App和民生版App，其中，指挥版App主要功能在于主管部门负责人可随时登录查看推送消息与待办事项，快速掌握人员在岗在位情况、智能设备运行情况、网络舆情等，可发起即时会议展开会议协商，以备下达指挥指令;政务版App主要功能在于政府公务人员可登录使用任务调度、案件查询、会议协商、信息直报、信访查询等功能;民生版App主要功能在于群众可登录获取公益信息、监督举报、法律咨询、一键求助、信访诉求等。
（三）以超级感知为特性的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技术的本质是超级感知，具有泛在性连接、智能化感知、集成性应用等特征，具体来讲，“物联网就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22]。物联网可为生产与服务系统的监控和调度创造一种实时、感知、透明的新环境，[23]本研究发现，以“雪亮工程”为代表的物联网技术的有效应用，有助于识别社会风险，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升级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流动性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例如，C01案例运用互联网、手机终端、电子信息技术平台等，常态化、动态化采集辖区内的人、地、事、物等基础信息，依托“大联动·微治理”平台，对“雪亮工程”、人脸识别、天网探頭以及环保、学校、医院、商场等视频数据资源进行“云整合”。C15案例以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和“雪亮工程”视频系统为技术支撑，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践。C17案例开发使用统一的“智网工程”信息系统，实现政务数据资源、公共安全视频资源的大汇聚，建立“二标四实”基础数据体系。C19案例整合视频资源，实现全时感知;实施网格管理服务，实现全程感知;构建地下智能感知、手机移动监测、超级WiFi等智能化“物联网”，实现全息感知。C29案例研发“群哨智能电子红袖套”设备，实现定位、指挥调度、报警求助、蓝牙通话、应急照明等功能整合，提升社会治安群防群治智能化水平。此外，在C10案例中，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在打造以人为本的“平安智慧社区”过程中，更加强化了对“物联网”的聚焦和运用，一是建设“雪亮工程”延伸感知系统，形成视频网、感知网两张网，对辖区所有小区视频监控进行联网全覆盖;二是实现小区“智慧安防”基础版（含WiFi嗅探、人脸识别、车辆智能识别系统等）配置全覆盖;三是建设高空鹰眼系统，通过物联网传感节点和深度覆盖，替代传统安防“人海战术”。 （四）智慧治理整体方案
智慧治理整体方案是以构建智慧社区、智慧城市等为治理目标的整体性解决方案，是一种多束集成性智慧治理模式，创新社会治理则是智慧治理综合解决方案的重要目标与构成内容之一。这种现代科技融入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如表3案例所示。
上述案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C24案例，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探索形成了以智慧城市运营中心为大脑，以设施物联平台、数据汇聚平台、用户认证平台为承载平台，以各种智慧应用为支撑的“1+3+N”智慧城市治理模式。中新天津生态城智慧城市建设有力提升了城市公共服务与事件的快速协同处置水平，形成了主动式、预防式和前瞻式的创新城市社会治理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几种现代科技融入社会治理实践的路径中，网络空间治理均被提上了日程，如本研究中的C07、C08、C13、C30等案例。例如，在C07案例中，江苏省镇江市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近70%，为提升网络治理能力，该市创新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网上网下协同”的网络综合治理新格局，党委、政府、网络运营商、网络社会组织和网民各司其职、协同共治。其中，党委重在当好“指路人”，强化组织、人才、思想“三个引领”，提供“红色引擎”，具体机制包括推进互联网企业党建全覆盖、实施互联网行业“先锋大V”培育工程、引导互联网企业厚植“红色基因”。政府重在当好“管理者”，守护好网络世界这一“公共绿地”，具体机制包括“清除杂草”，消除网上戾气;“栽花种树”，传递正面声音;“治病捉虫”，处理负面信息。网络运营商重在当好“店小二”，加强网站从业人员管理、网站值班管理、网站基础管理、网站安全管理等。网络社会组织重在当好“领头雁”，重组分散的网络人士，让其由“社会人”变成“组织人”。网民重在当好“主人翁”，守法自律，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这些做法和经验也进一步证明，“网络治理的基本目标”与核心任务就是“在线行为的有序化与合秩序”。[24]
四、科技支撑社会治理
提质增效的现实路径
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表明，以科技为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已经释放出了空前的创造活力，只有借助科技支撑与科技赋能，社会治理才能进一步朝着便捷化、协同化、高效化、精准化的方向迈进。
（一）协同式治理：依靠现代科技凝聚起多元治理主体
首先，以现代科技拓宽社会参与渠道。通过C09案例可以看出，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在探索健全志愿服务体系的过程中，依托信息技术，积极搭建“志愿圈圈”项目平台，打破了传统志愿服务的领域、行业与空间限制，有力调动了各行业、各领域、各类群体的服务资源，基本形成了以政府搭台为“线”，以社会组织、爱心团体、企业商家等联动为“面”，以广大党员、群众参与为“点”的志愿服务格局。当前，社会治理内容及其环境的复杂性、跨界性、不确定性等，都对协同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协同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一种主体间默契配合、井然有序的自发和自组织集体行动过程，通过集体的自组织行为实现社会治理资源配置效用最大化和社会系统整体功能的提升”[25]。而现代科技能够为多元主体开展协同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动力和引擎，特别是即时通信技术、应用软件技术等具有的在线交互功能，能够突破传统信息沟通中的时空壁垒，为社会参与提供便捷化渠道。
此外，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还要求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社会治理和服务的便利性。[26]比如，在探索创新乡村治理时，可运用微信群网络平台提升社會治理的参与程度。村干部将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在群内发布，广泛征求村民意见，村民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建言献策，共谋发展。同时，村民还可以在微信群内推送医疗保健、居家生活、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日常生活话题，或者发布二手物品买卖、失物招领、房屋出租等信息，有效实现信息共享。
其次，以现代科技延伸基层治理民主协商监督触角。基层协商治理有助于协商不同利益，缓和各种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7]而现代科技则可为基层民主协商“充电续航”。例如，在C12案例中，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探索创新“网格+网络”双网治理路径，探索构建的“掌上云社区”“云协商”智慧治理模式，就是依托现代技术开展基层民主协商的有益尝试，值得借鉴推广。具体而言，“掌上云社区”融入社区治理全流程，有利于加强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赋能增效，打破社区与居民之间的时空限制，有效汇聚起多元治理主体和各类治理要素，形塑扁平化和“共在”式的治理结构，让治理主体不再“缺位”，在线互动日益“热络”，进一步拓宽社区协商的可行路径，搭建起有效参与、协同共治的平台，激发社会力量的自我生长，营造社区自治共治的浓厚氛围。同时，“掌上云社区”治理模式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样态、新手段，通过在线沟通、互动回应等方式，能够有效治理共在一个“群”内的社区公共事务，进而将以往没有时间参与社区活动的那些中青年纳入进来，将以往信息不对称的各个层级的社区组织吸引过来，将原本互不相识的社区邻里联通起来。
此外，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以开放、共享、交互、便捷为导向的现代信息技术还可为基层治理的民主监督插上翅膀。比如，在探索创新群众权益维护机制中，积极搭建监督与服务的微信群平台，实现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互联互动，延伸了监督触角。通过微信群平台，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党务、政务、财务等相关信息，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群众可点对点提出信访举报，能够有效改变以往权力运行不规范、干部作风不扎实、村务公开走形式等问题，将监督载体从“线下”延伸拓展至“线上”，开启基层民主监督全天候的“探照灯”。
（二）精准化治理：依托现代科技诊断复杂治理事项
首先，以现代科技破解信息壁垒问题。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发挥直接关系着社会治理的效能，为此，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推进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优化协同高效，破除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等弊病，打通部门之间、条线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作联动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的资源整合、力量整合和功能聚合。例如，C28案例就为我们提供了启发，通过探索建设以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为支撑的城市“大脑”，更加注重部门协同治理，通过“大脑”中枢、部门系统和区县平台“三位一体”的架构体系，努力破除行政业务协同的“数据壁垒”，实现跨领域、跨区域和跨层级的数据归集与互联共享，将多源数据整合成稳定、高效、纯净、标准化的高价值密度的数据资源，进而为上层数据智能应用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实现各级各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 现实的政务服务中，往往存在“信息孤岛”，即“各个政府部门的信息来源彼此独立、信息平台相互排斥、信息处理难以关联互助、信息运用不能互换共享的信息壁垒和信息堵塞现象”[28]。打破行政“割据”，消解“信息孤岛”，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汇集与共享，是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与创新内容。例如，在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变革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探索以信息化整合为支撑、实现精准化服务的新路径。具体而言，就是在推行网格化管理服务过程中，运用手机终端、电子信息技术平台、“大联动”平台等，创建常态化信息采集模式，动态采集整个辖区的人、地、事、物、组织等基础信息，确保信息的完整、准确和鲜活，建立统一的终端数据库，既能保证信息的一致性，又能去除大量冗余信息。相关行政职能部门与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互联互动、互通互享，全部导入通用性、共享性数据，有效增强各部门间的联系与合作，同时，建立信息保密与分级授权制度，加强数据信息的综合集成、关联对比、权威发布和共享应用，解决“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等治理信息的碎片化问题。
其次，以现代科技促进国家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精准对接。“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广泛依赖对海量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场景运用”[29]，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及其精准化同样离不开运用现代科技对碎片化信息的收集、整合与应用。依托现代科技特别是大数据平台，可以较为精准地收集海量的社情民意、社会需求、民生诉求、矛盾隐患等基础数据，通过数据研判、科学决策，政府可以更好地配置治理资源，提供更加精准的供给与服务。
例如，对一些大城市的传统核心区而言，社会治理结构呈现人员密集、人才聚集、思想多元、诉求迥异等特征，面对社会多元复杂的需求，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已难以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为此，需要积极推广打造“党建引领、智慧众治”的社会治理信息平台，运用大数据进行社会需求和民众诉求研判，提供精准化的服务与供给。通过树立“小服务大数据”的治理理念，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梳理出服务需求热点，研判出治理资源盲区，定期向职能部门通报预警，实时调整社会服务和资源供给方向，建立交互式服务、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服务的常态长效运行机制，继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供需对接错位与治理资源空转等问题。
五、结 语
“十四五”时期，以“科技支撑”赋能社会治理创新，是国家顶层设计层面的重大战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科技支撑”纳入社会治理体系，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加快数字化发展的决策部署中，明确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30]（P23）由此可见，在新发展阶段，科技如何更加有效地支撑社会治理创新，是亟须破解的重要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基于此，本研究以全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为依托，从实然角度和事实层面，研究分析了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及其逻辑规律。
从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即时通信技术、应用软件技術、物联网技术和智慧治理整体方案，已经成为现代科技融入社会治理的主要载体。从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融合的实际效能来看，一方面，现代科技能够通过突破社会沟通的时空壁垒，凝聚起多元治理主体，助推协同式社会治理;另一方面，能够通过破解信息碎片化问题，诊断出复杂治理事项，实现精准化社会治理。也就是说，在新时代中国，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科技通过推进治理主体的社会沟通和治理对象的管理服务来支撑社会治理已成为大势所趋。当然，在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中，仍然面临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运用不充分、各项科技整合运用及其叠加效应亟待开发、“信息鸿沟”[31]、数据安全治理[32]等新的问题与挑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应对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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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Social Governance Practice Suppor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Empirical study on the typical cases of national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WEN Bing-cun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Party School of the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Chongqing 400041，China）
Abstract：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stant messaging technology，application software technology，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and the overall scheme of smart governance are becoming the conventional types of modern technology embedded in soci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typical cases of national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denses the multiple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promotes the collaborative social governance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time and space barriers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complex governance issues are diagnosed，and the precise social governance is realized by solving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fragmentation.
Key Word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society governance;the collaborative social governance;the precis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傅建芬
关键词：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协同式治理;精准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4-0070-09
收稿日期： 2021-04-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信访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衔接机制研究”（17BSH091）;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研究”（2021ZDZK18）
作者简介： 温丙存，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會治理。
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离不开科技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要更好地发挥科技支撑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必须“善于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起来，通过现代科技推进社会沟通、改进管理服务，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1]（P88）。特别是在“十四五”时期，现代科技会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最有活力、最富时代气息的手段，如何更好地将科技支撑融入社会治理体系，切实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是亟待深入研究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基于此，本研究尝试通过对多种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的剖析与推演，探究在新时代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中，现代科技的技术嵌入如何最大程度地为治理实践增效赋能。
一、研究缘起
关于科技支撑社会治理这一研究主题，既有成果主要从应然视角或理论层面探究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如何驱动社会治理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发生机理研究。大数据可直接催生社会治理的新思维新模式新路径，进而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大数据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思维和主体行为选择，孕育出“云治理”模式，[2]可使社会治理从封闭式、静态化、网格化管理转向开放式、流动性、网络化治理，[3]从定性化的经验型治理转向数据化的精准型治理，[4]从碎片化治理转向整体协同化治理。[5]大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可汇聚社会治理民情（诉求）、评估社会治理风险、开展基于知识库的诊断式政府回应，[6]能借助信息共享机制实现整体性治理，借助数据挖掘机制实现精准化治理，借助在线互动机制实现参与式治理。[7]
其二，区块链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研究。在信息技术驱动社会治理的逻辑方面，如果说传统互联网是“信息互联网”，已基本解决信息的流动问题，那么具有分布式存储、去中心化、价值性等属性的区块链技术则是“价值互联网”，致力于解决信息的价值问题。这是因为，作为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底层技术框架，区块链技术具有共识性、可信性、共享性、自发性等显著优势，可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信息共享、信息安全和信任缺失等问题，[8]能从组织结构、主体地位、社会信用、治理效率等方面驱动社会治理创新。[9]在价值互联网时代，区块链技术有助于重塑社会信用体系，彰显个体价值，构建简约治理机制，凝聚社会治理共识，区块链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质是实现以“个人”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智慧化。[10]
其三，人工智能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风险规避研究。作为一项辅助技术，人工智能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在及时有效回应公民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方面的压力，[11]进而提升社会治理服务的水平与效率。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嵌入社会治理时，也会随之带来治理主体的机器化、治理体系算法化、治理手段技术化等社会治理转场问题，而这种转场则潜伏着“技术利维坦”的风险，所以需要对人工智能实现技术划归，[12]需要构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治理路径，[13]需要为智能机器设定禁忌，划定人机合作的边界。[14]
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表明，学界关于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既有研究，多基于逻辑推演展开理论性分析和应然性解读，而从实践入手进行实证性研究和实然性探析的高质量成果实属凤毛麟角。关于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一些经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考察国外大数据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比如，对国外“大数据社会福祉”运动案例的考察;[15]对国外大数据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总结。[16]二是以中国上海为主要对象的案例研究。例如，以上海浦东e家园项目为例，分析“互联网+”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17]考察上海探索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四种实践形态，尝试构建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框架体系;[18]基于上海市A区城市大脑项目，探讨社会治理智能化创新政策执行中面临的政策目标与标准不明确等难题。[19]
为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社会治理方面的实证研究，本文在汲取既有研究成果有益成分的基础上，立足当下和本土，从19个省份的32个有关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案例入手，尝试解答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在新时代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科技如何从经验事实层面支撑社会治理并提升治理效能。
二、数据来源——全国
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典型案例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社会治理研究尤其“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20]（P344），本文对科技如何支撑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研究，直接来源于对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的整理、解析与思考。 及时归纳解析全国各地创新社会治理的先进案例，总结社会治理的创新规律与先进经验，是提升社会治理实践能力的有效抓手。自2012年起，人民网和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每年都会联合举办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1在严格初选入围案例、网络投票和专家综审的基础上，征集到大量具有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典型性的案例，亦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来源。基于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的影响力、新颖性、案例资料的公开可得性等综合考量，本研究选择以2020年和2019年共205个征集入围案例为基础数据库，其中2020年为100个，2019年为105个，每个案例均包括背景与起因、做法与过程、成效与反响、探讨与评论、重要资料附录等要素内容。在逐案逐篇审读205个入围案例的文字材料后，最终筛选出以科技支撑社会治理为主题的32个实践创新案例（详见下表1）。
在上述32个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典型案例中，2020年案例为14个（即C01至C14），2019年为18个（即C15至C32）。从地域分布看，32个典型案例覆盖了川（5个）、苏（4个）、粤（3个）等19个省份。本研究将以这32个典型案例为基础，遵循归纳逻辑、内容分析和质性研究的方法，专题探究在实践和事实层面现代科技如何支撑社会治理这一现实问题。
三、现代科技融入
社会治理实践的技术载体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基点在于将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因此，由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首先是科技型治理，即以现代科技实现对传统社会治理技术、手段、设备的改造升级。在新时代中国，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表明，即时通信技术、应用软件技术、物联网技术、智慧治理整体方案等，是现代科技融入社会治理的主要载体。
（一）以微信等为代表的即时通信技术
即时通信技术具有在线互动交流、容纳信息丰富（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快捷方便等特点与优势，例如，“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微信作为即时通信工具，以其用户体验的便捷性和创新性迅速累积海量用户”[21]。当前，以微信等为代表的即时通信技术已深嵌于社会治理实践之中。比如，在本研究中，C03案例建立了乡、村两级微信群网络平台;C04案例搭建了三级微信督办群，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点单;C14案例建立了监督与服务微信群，实现“村村有群、户户入群”;C20案例以微信端的“@坪山”为基础，收集和分析民生诉求数据，开展政民线上网络互动;C26案例开通了政务微信平台，在微信公众号“呼和浩特发布”中增设“市民留言”板块。而在C12案例中，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探索构建了“掌上云社区”治理模式，依托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由社区党组织主导，居委会、驻区单位、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和物业单位等多元主体参与。依托微信群而建的“掌上云社区”，通过互动回应、在线沟通等处理“群”内的社区公共事务，打破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时空阻隔，拓宽了参与治理的渠道;打破了传统政府服务中信息不对称等瓶颈，延伸了政府服务的触角;打破了党群、干群之间的时空与心理隔阂，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二）以各类App为代表的应用软件技术
应用软件技术可以拓宽互联网系统的应用领域，放大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硬件的功能，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App等各类专业应用软件和应用平台正被广泛开发并应用（如表2所示）。
以C21案例为例，可以看出，吉林省农安县在国家推行的“雪亮工程”基础之上，依托县指挥中心，凭借系统整合、资源共享与拓展开发，建立了全县统一的“农安长安”工程软件平台。这一软件平台包含指挥版App、政务版App和民生版App，其中，指挥版App主要功能在于主管部门负责人可随时登录查看推送消息与待办事项，快速掌握人员在岗在位情况、智能设备运行情况、网络舆情等，可发起即时会议展开会议协商，以备下达指挥指令;政务版App主要功能在于政府公务人员可登录使用任务调度、案件查询、会议协商、信息直报、信访查询等功能;民生版App主要功能在于群众可登录获取公益信息、监督举报、法律咨询、一键求助、信访诉求等。
（三）以超级感知为特性的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技术的本质是超级感知，具有泛在性连接、智能化感知、集成性应用等特征，具体来讲，“物联网就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22]。物联网可为生产与服务系统的监控和调度创造一种实时、感知、透明的新环境，[23]本研究发现，以“雪亮工程”为代表的物联网技术的有效应用，有助于识别社会风险，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升级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流动性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例如，C01案例运用互联网、手机终端、电子信息技术平台等，常态化、动态化采集辖区内的人、地、事、物等基础信息，依托“大联动·微治理”平台，对“雪亮工程”、人脸识别、天网探頭以及环保、学校、医院、商场等视频数据资源进行“云整合”。C15案例以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和“雪亮工程”视频系统为技术支撑，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践。C17案例开发使用统一的“智网工程”信息系统，实现政务数据资源、公共安全视频资源的大汇聚，建立“二标四实”基础数据体系。C19案例整合视频资源，实现全时感知;实施网格管理服务，实现全程感知;构建地下智能感知、手机移动监测、超级WiFi等智能化“物联网”，实现全息感知。C29案例研发“群哨智能电子红袖套”设备，实现定位、指挥调度、报警求助、蓝牙通话、应急照明等功能整合，提升社会治安群防群治智能化水平。此外，在C10案例中，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在打造以人为本的“平安智慧社区”过程中，更加强化了对“物联网”的聚焦和运用，一是建设“雪亮工程”延伸感知系统，形成视频网、感知网两张网，对辖区所有小区视频监控进行联网全覆盖;二是实现小区“智慧安防”基础版（含WiFi嗅探、人脸识别、车辆智能识别系统等）配置全覆盖;三是建设高空鹰眼系统，通过物联网传感节点和深度覆盖，替代传统安防“人海战术”。 （四）智慧治理整体方案
智慧治理整体方案是以构建智慧社区、智慧城市等为治理目标的整体性解决方案，是一种多束集成性智慧治理模式，创新社会治理则是智慧治理综合解决方案的重要目标与构成内容之一。这种现代科技融入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如表3案例所示。
上述案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C24案例，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探索形成了以智慧城市运营中心为大脑，以设施物联平台、数据汇聚平台、用户认证平台为承载平台，以各种智慧应用为支撑的“1+3+N”智慧城市治理模式。中新天津生态城智慧城市建设有力提升了城市公共服务与事件的快速协同处置水平，形成了主动式、预防式和前瞻式的创新城市社会治理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几种现代科技融入社会治理实践的路径中，网络空间治理均被提上了日程，如本研究中的C07、C08、C13、C30等案例。例如，在C07案例中，江苏省镇江市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近70%，为提升网络治理能力，该市创新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网上网下协同”的网络综合治理新格局，党委、政府、网络运营商、网络社会组织和网民各司其职、协同共治。其中，党委重在当好“指路人”，强化组织、人才、思想“三个引领”，提供“红色引擎”，具体机制包括推进互联网企业党建全覆盖、实施互联网行业“先锋大V”培育工程、引导互联网企业厚植“红色基因”。政府重在当好“管理者”，守护好网络世界这一“公共绿地”，具体机制包括“清除杂草”，消除网上戾气;“栽花种树”，传递正面声音;“治病捉虫”，处理负面信息。网络运营商重在当好“店小二”，加强网站从业人员管理、网站值班管理、网站基础管理、网站安全管理等。网络社会组织重在当好“领头雁”，重组分散的网络人士，让其由“社会人”变成“组织人”。网民重在当好“主人翁”，守法自律，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这些做法和经验也进一步证明，“网络治理的基本目标”与核心任务就是“在线行为的有序化与合秩序”。[24]
四、科技支撑社会治理
提质增效的现实路径
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表明，以科技为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已经释放出了空前的创造活力，只有借助科技支撑与科技赋能，社会治理才能进一步朝着便捷化、协同化、高效化、精准化的方向迈进。
（一）协同式治理：依靠现代科技凝聚起多元治理主体
首先，以现代科技拓宽社会参与渠道。通过C09案例可以看出，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在探索健全志愿服务体系的过程中，依托信息技术，积极搭建“志愿圈圈”项目平台，打破了传统志愿服务的领域、行业与空间限制，有力调动了各行业、各领域、各类群体的服务资源，基本形成了以政府搭台为“线”，以社会组织、爱心团体、企业商家等联动为“面”，以广大党员、群众参与为“点”的志愿服务格局。当前，社会治理内容及其环境的复杂性、跨界性、不确定性等，都对协同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协同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一种主体间默契配合、井然有序的自发和自组织集体行动过程，通过集体的自组织行为实现社会治理资源配置效用最大化和社会系统整体功能的提升”[25]。而现代科技能够为多元主体开展协同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动力和引擎，特别是即时通信技术、应用软件技术等具有的在线交互功能，能够突破传统信息沟通中的时空壁垒，为社会参与提供便捷化渠道。
此外，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还要求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社会治理和服务的便利性。[26]比如，在探索创新乡村治理时，可运用微信群网络平台提升社會治理的参与程度。村干部将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在群内发布，广泛征求村民意见，村民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建言献策，共谋发展。同时，村民还可以在微信群内推送医疗保健、居家生活、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日常生活话题，或者发布二手物品买卖、失物招领、房屋出租等信息，有效实现信息共享。
其次，以现代科技延伸基层治理民主协商监督触角。基层协商治理有助于协商不同利益，缓和各种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7]而现代科技则可为基层民主协商“充电续航”。例如，在C12案例中，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探索创新“网格+网络”双网治理路径，探索构建的“掌上云社区”“云协商”智慧治理模式，就是依托现代技术开展基层民主协商的有益尝试，值得借鉴推广。具体而言，“掌上云社区”融入社区治理全流程，有利于加强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赋能增效，打破社区与居民之间的时空限制，有效汇聚起多元治理主体和各类治理要素，形塑扁平化和“共在”式的治理结构，让治理主体不再“缺位”，在线互动日益“热络”，进一步拓宽社区协商的可行路径，搭建起有效参与、协同共治的平台，激发社会力量的自我生长，营造社区自治共治的浓厚氛围。同时，“掌上云社区”治理模式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样态、新手段，通过在线沟通、互动回应等方式，能够有效治理共在一个“群”内的社区公共事务，进而将以往没有时间参与社区活动的那些中青年纳入进来，将以往信息不对称的各个层级的社区组织吸引过来，将原本互不相识的社区邻里联通起来。
此外，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以开放、共享、交互、便捷为导向的现代信息技术还可为基层治理的民主监督插上翅膀。比如，在探索创新群众权益维护机制中，积极搭建监督与服务的微信群平台，实现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互联互动，延伸了监督触角。通过微信群平台，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党务、政务、财务等相关信息，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群众可点对点提出信访举报，能够有效改变以往权力运行不规范、干部作风不扎实、村务公开走形式等问题，将监督载体从“线下”延伸拓展至“线上”，开启基层民主监督全天候的“探照灯”。
（二）精准化治理：依托现代科技诊断复杂治理事项
首先，以现代科技破解信息壁垒问题。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发挥直接关系着社会治理的效能，为此，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推进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优化协同高效，破除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等弊病，打通部门之间、条线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作联动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的资源整合、力量整合和功能聚合。例如，C28案例就为我们提供了启发，通过探索建设以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为支撑的城市“大脑”，更加注重部门协同治理，通过“大脑”中枢、部门系统和区县平台“三位一体”的架构体系，努力破除行政业务协同的“数据壁垒”，实现跨领域、跨区域和跨层级的数据归集与互联共享，将多源数据整合成稳定、高效、纯净、标准化的高价值密度的数据资源，进而为上层数据智能应用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实现各级各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 现实的政务服务中，往往存在“信息孤岛”，即“各个政府部门的信息来源彼此独立、信息平台相互排斥、信息处理难以关联互助、信息运用不能互换共享的信息壁垒和信息堵塞现象”[28]。打破行政“割据”，消解“信息孤岛”，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汇集与共享，是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与创新内容。例如，在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变革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探索以信息化整合为支撑、实现精准化服务的新路径。具体而言，就是在推行网格化管理服务过程中，运用手机终端、电子信息技术平台、“大联动”平台等，创建常态化信息采集模式，动态采集整个辖区的人、地、事、物、组织等基础信息，确保信息的完整、准确和鲜活，建立统一的终端数据库，既能保证信息的一致性，又能去除大量冗余信息。相关行政职能部门与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互联互动、互通互享，全部导入通用性、共享性数据，有效增强各部门间的联系与合作，同时，建立信息保密与分级授权制度，加强数据信息的综合集成、关联对比、权威发布和共享应用，解决“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等治理信息的碎片化问题。
其次，以现代科技促进国家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精准对接。“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广泛依赖对海量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场景运用”[29]，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及其精准化同样离不开运用现代科技对碎片化信息的收集、整合与应用。依托现代科技特别是大数据平台，可以较为精准地收集海量的社情民意、社会需求、民生诉求、矛盾隐患等基础数据，通过数据研判、科学决策，政府可以更好地配置治理资源，提供更加精准的供给与服务。
例如，对一些大城市的传统核心区而言，社会治理结构呈现人员密集、人才聚集、思想多元、诉求迥异等特征，面对社会多元复杂的需求，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已难以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为此，需要积极推广打造“党建引领、智慧众治”的社会治理信息平台，运用大数据进行社会需求和民众诉求研判，提供精准化的服务与供给。通过树立“小服务大数据”的治理理念，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梳理出服务需求热点，研判出治理资源盲区，定期向职能部门通报预警，实时调整社会服务和资源供给方向，建立交互式服务、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服务的常态长效运行机制，继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供需对接错位与治理资源空转等问题。
五、结 语
“十四五”时期，以“科技支撑”赋能社会治理创新，是国家顶层设计层面的重大战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科技支撑”纳入社会治理体系，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加快数字化发展的决策部署中，明确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30]（P23）由此可见，在新发展阶段，科技如何更加有效地支撑社会治理创新，是亟须破解的重要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基于此，本研究以全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为依托，从实然角度和事实层面，研究分析了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及其逻辑规律。
从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即时通信技术、应用软件技術、物联网技术和智慧治理整体方案，已经成为现代科技融入社会治理的主要载体。从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融合的实际效能来看，一方面，现代科技能够通过突破社会沟通的时空壁垒，凝聚起多元治理主体，助推协同式社会治理;另一方面，能够通过破解信息碎片化问题，诊断出复杂治理事项，实现精准化社会治理。也就是说，在新时代中国，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科技通过推进治理主体的社会沟通和治理对象的管理服务来支撑社会治理已成为大势所趋。当然，在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中，仍然面临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运用不充分、各项科技整合运用及其叠加效应亟待开发、“信息鸿沟”[31]、数据安全治理[32]等新的问题与挑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应对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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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Social Governance Practice Suppor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Empirical study on the typical cases of national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WEN Bing-cun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Party School of the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Chongqing 400041，China）
Abstract：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stant messaging technology，application software technology，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and the overall scheme of smart governance are becoming the conventional types of modern technology embedded in soci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typical cases of national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denses the multiple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promotes the collaborative social governance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time and space barriers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complex governance issues are diagnosed，and the precise social governance is realized by solving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fragmentation.
Key Word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society governance;the collaborative social governance;the precis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