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法兰克福学派以及20世纪早期西方哲学界至为关注的一个基本哲学问题就是自然问题。该书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对启蒙的辨证过程的揭示，对人追求支配和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的批判，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的神往，可以说是开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先河。
　　
　　启蒙的概念
　　
　　在书中，作者阐述了这样一个主题，即神话就是启蒙，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启蒙的含义是指将人类从迷信、恐惧中解脱出来所确定的进步思想，并以人和自然的冲突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书中分析了启蒙概念在古代和资本主义时期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古代，由于人类认识自然的水平很低，神话和迷信成为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一种形式，是人类的自我安慰，客观上欺骗了主体；但另一方面，欺骗同时也培养了人的思考能力。近代资本主义摧毁了古代的神话，启蒙概念变成了摧毁神话的形式。在资本主义时期，“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作者指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所以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所以他才能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服从科学家的意志。事物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即永远都是统治的基础。这种同一性构成了自然的统一性。而巫术招魂乞灵的前提既不是自然的统一性，也不是主体的同一性。
　　启蒙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启蒙从神话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成为新的奴役的制造者。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不仅没有从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中获得解放，建立起“自由王国”；相反，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生态灾难，并且人类自身日益受到来自科学技术的奴役和统治。人类在支配自然构建人类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更可怕的不合理，在工具理性大获全胜的工业文明中，人类支配自然而主创社会历史，其结果越来越表现为主体自身的自我沦丧以及人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变成一种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这一现象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只是不断加剧，而没有任何缓解的现象。
　　
　　同一化的自然及社会
　　
　　在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那里，自然概念是与社会问题，也就是人对自然的控制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自然是自然界和人的天性的总称。自然界即与社会相对，又称外在自然。人的自然天性则与理性或社会性相对，又称内在自然。通俗地讲，控制自然就意味着用种种理论把自然世界说成是必然世界。必然的世界，也可以说是经典自然科学视野下的自然，是完整、统一、有规律可循的总体，只有量的变化而无质的区别，最终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一个可计算的自然概念与以计算和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很相契，所以资本主义出现之后，人类在对效益的追求中，普遍接受并强化了科学的自然概念。必然的自然亦成了当然的自然。因此，资本主义的自然观是偏向于控制的自然观，是“一系列经济行为的自然法则观念”的社会反映。
　　当自然问题与人的问题结合起来之后，社会的同一化的作用便彰显出来，凸现出了对人的控制。如同作者指出的，自然的社会化的彻底推进将使得社会的“自然外观”成为不可抵抗的。这个社会就是如其所是的那个自然的样子，容不得反省和抗争。于是，被控制的社会反过来“自然地”控制了人们。这便导致了“追求控制自然进行得越主动，个人所得报偿就越被动；占有自然的能力越强大，个人力量与压倒一切的社会现实相比就更弱小。”因此，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软弱无力，这不只是统治者们的策略，而且也是工业社会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工业社会竭力想摆脱本来的命运，最后却还是落入了这一本来的命运。
　　“万物同一性的代价就是万物不能与自身认同”。启蒙消除了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即绝对的君王统治，但同时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所有存在与其他存在的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常驻永存。它摒弃了一切不可度量之物。它不仅在思想中消除了质的属性，而且迫使人们与现实一致起来。市场可以不考虑人们的出身来进行交换，交换者可以天生地依据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商品生产来规划他的生产潜力。人们越是在每种情况中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那么他们就越是与他人有着共性。但正因为特有的自我尚未完全丧失，甚至在自由主义时代中，启蒙也始终与社会动力保持一致。受到操控的集体统一性就在于对每个个体的否定，因为个性正是对那种把所有个体统归于单一集体的社会的嘲讽。
　　抽象的同一支配使得每一种自然事物变成可以再现的，并把这一切都用到工业的支配过程中，在这两种支配下，正是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
　　
　　资本主义工业化与自然和人的发展矛盾
　　
　　启蒙辩证法的思想在于通过对启蒙概念的分析，批判神话和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揭示出人和自然界关系下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他从社会学角度思考自然存在的启蒙辩证法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他引用培根的话解释了科学与神话共同发展的关系，并且提出了科学具有双刃剑的观点。他认为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性必须与自然界规律相统一。人类发明和创造活动遵循自然规律，人在自然界面前才是自由的，同时神话也就破灭了。但是，在启蒙世界里，神话已经世俗化了。在规律的名义下，它的威力越来越大，无情地控制着各个领域的人们。
　　资本主义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时，是以一部分人的利益为目的的，因此人和自然的关系无法协调发展，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任何自由的冲突仍然存在。在自然中，人的地位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在资产阶级经济中，每个个体的社会劳动都是以自我原则为中介的；对一部分人而言，劳动所带来的是丰厚的剩余价值，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劳动则意味着对剩余劳动的投入。但是自我持存的过程越是受到资产阶级分工的影响，它越是迫使按照技术装置来塑造自己肉体和灵魂的个体产生自我异化。
　　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完善和社会组织的合理运行会使人和自然的冲突得到解决，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人类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在自然界中更加自由的人。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也在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制度，并且依靠科技使他们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资本主义能最终解决全球的环境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们已经把许多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付出了比发达国家更多的代价。启蒙精神是悲观的，然而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深刻的。资本主义不仅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为对象，虽然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神化了。这种“神化”的实质是经济的占有和权力的扩大。资本主义的经济特点和通过战争取得控制权的做法注定了资本主义与自然的冲突和矛盾，从而也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要消除这种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类的真正自由，只有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这也正是作者在书中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