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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一辈子泥坯房的冯思江，在64岁这年住进三室两厅的楼房。
除这套“豪宅”，他还用自家的几间泥坯房，换了3套共200多平方米的新房。
冯思江家里8亩田地，租给了一家投资乡村旅游的企业。现在，全家不用种地，每年坐着收等价于8000斤大米的租金……
老冯所有的这些变化所得，都将长久有效。
而在成都市双流县瓦窑村，有700多户村民实现了跟老冯家一样的“穿越”。泥坯房换新房
早上7点，老冯起了床。搬进楼房两年了，他还是保持着过去住在山里早睡早起的习惯。
山里的老屋，2008年被推土机推平了。那几间老房是1982年盖的，因为穷，当时的墙都是土坯堆起来的，屋顶盖的是稻草。两个儿子结婚生子数年后，一家三代8口人都住在这里。
这样的房子，过去在瓦窑村很普遍。
瓦窑村距离成都市区19公里左右，属双流县兴隆镇管辖，分布在起伏的丘陵地带上，全村2536人。村支书唐朝阳说，通往外界的公路未修通前，瓦窑村是双流县的贫困村。
当推土机逼向老屋时，老冯心里既不舍，又欢喜。
老屋所在的山地，被一家搞乡村旅游的企业租走了。按照协议，对方在统一修建的安置小区按老屋的面积换了4套房给冯家。老屋前后栽种的花草树木，也全部折换成了现金赔给了老冯。
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统一安置进小区，是双流县城乡统筹的“三集中”之一。“三集中”是指“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农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搬进小区后，老冯偶尔会回两三公里外的住了快30年的旧居地看看。两个儿子自从成年就外出打工，基本没种过地。“现在种地要挨骂，不种地不挨骂。”老冯说，儿子们不愿意让60多的他种地了。
2月26日上午，老冯端着茶杯准备再回去看看，11岁的小孙女正在客厅看《还珠格格》。老冯想喊小孙女一起回去，遭到拒绝。
“自从老屋搬出来，她再也没回去过。”老冯说。
被博物馆收藏的“红手印”
老冯和他2600名乡亲所经历的“穿越”，源于2007年开始的一场改革。
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准成都市成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当时成都从中央获得的政策口径是：可以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先试，为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制度性难题探路。
但何谓“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怎么综合配套?当时并没有人清楚地告诉成都。
“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下手改，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2月27日，双流县统筹委副主任余让华说，当时上面只给了一个大致的口径，没有具体说怎么改革。最后，他们决定去问农民最想从哪里改。
刚从地里干活归来的瓦窑村村民面对“你们最想改什么”的问题一点都不含糊：要确认我种的这块地归我处置，别人不能代我决定。
确权，于是成为瓦窑村迈出的第一步。
按成都官方的总结，所谓确权是指明确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对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农村房屋、林权等的物权关系。确权后，相关土地的权证会发给村、组等集体经济组织，而使用权证要发到每一家农户。
村支书唐朝阳的解释则通俗得多：确权，就是把老百姓自己的东西还给老百姓。有了红本本在手，村民们觉得自己成了“地主”：自己拥有使用权的土地或租或种，都随自己。
很快，就有“玫瑰天堂”、“锦绣城”等投资乡村旅游的企业来租地。
就要签租赁合同了，其中一个企业老板突然有了担心：国家上一轮的土地承包是1998年开始的，经营权只有30年，2028年到期，而企业总投资额15亿，第16年才进入赢利期，剩下只两三年赚钱时间。
农民也担心，“我们跟别人签了合同，合同没到期，政府要是把土地收走了怎么办?”
2009年5月，瓦窑村一组的村民以按手印的方式，决议将士地承包经营权期限由以前规定的30年改为“长久不变”。
得知农民们想“长久不变”，双流县政府表示同意，但还是十分谨慎：小范围试行，只做不说。
“那张盖满红手印的纸条，和当年小岗村的那张一样，现在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了。”唐朝阳说。
合同顺利签下来了。2010年，瓦窑村一组的村民们拿到了当年的租金：60万元。
在余让华看来，瓦窑村首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是双流城乡统筹改革试验的最大创新。
村民可以自由把地租给企业，如何保护耕地又成为一个问题。与确权颁证相配套，成都实行“耕地保护基金制度”，试图建立耕地保护“防火墙”。
来自成都市官方的数据称，成都和下属区(市)县两级财政每年拿出26亿元设立耕地保护基金。补贴标准为，基本农田每年每亩400元，一般耕地每年每亩300元，扣除10％的土地流转担保金和农业保险，打到农民“耕保卡”上的数额分别是360元和270元，以此来鼓励农民保护耕地、不抛荒、不用于非农用途。
议事会
2月27日，记者走进瓦窑村村委会时，发现楼下比其他村多挂了一块牌。除村两委的牌子，瓦窑村还挂了一块“村民议事会”的牌子。
村民议事会，也是瓦窑村下河后摸出的一块新石头。
“过去，村里的事情基本都是村里的书记和主任当家，现在不行了。”唐朝阳说，土地和房产确权后，怎么处置村小组的土地和房产，农民自己说了算。
于是，瓦窑村各小组以15户为一个单位，推举出一个代表，各组的事情由各组议事会决定。在小组议事会成员中，各组推荐两、三人组成村议事会决定村里的事。村干部不能担任议事员。
“最开始，我们叫它议会，负责人叫议长。这么喊了不到一个月，上面的领导就说不能这么叫，这是西方的叫法，于是改叫议事会。”议事会成员牟洪忠说。
唐朝阳手机上，保留着一段议事会开会的视频：八、九个村民坐在一间屋子里，抽着烟说着话。不一会，刚才还轻言细语的发言者，情绪激动，站了起来，几乎吼着讲话；其他坐着的人，也一个个站起来，说到激动处，胳膊挥舞，唾沫横飞……最后有人气愤退场。
“每个议事员，都代表自己那15户的利益，当然会尽力为自己争利益。”牟洪忠说，最激烈的讨论是相互对骂。
事实上，村、组议事会，解决了很多村干部难以解决的事情。
在确定哪些人能享受村集体经济股权时，瓦窑村二组龚华云的老婆已经怀孕7个月，村里的另一个孕妇则怀孕两个月。这两个还没出生的孩子，能否享受相关集体利益分成呢?经村民集体讨论最后决议：从医学角度来论，7个月已是一个生命，应该享有成员资格，而两个月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所以不算。
一场纷争，在老百姓自己的民主决议中平息。
我的地盘我做主
2008年，一家叫玫瑰花园的企业租下了瓦窑村一组近2000亩地，其中包括宅基地和耕地、山林。把地租出去的村民们相 继搬离原来的房子，到企业新建的安置小区居住。
刘政不愿意，他觉得玫瑰花园的乡村游一旦形成规模，他也可以利用自家的房屋和土地开一家农家乐，赚的钱肯定比把地租给别人多。
村干部做工作，刘政的父亲也出面了：“我都70多岁了，听了一辈子组织上的话，70多岁倒整成顽固派了，简直要不得。”
2010年12月，手持大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指着上面的国徽，刘政对一家电视台的记者说：“有了这个(产权)就细化到我个人头上，因为这个就是我的，你来找我，我拿这个给你看，你不要打倒我，你打倒的是这个。”刘政坚持不搬，但表示自己的经营一定不影响企业总体规划，可以和企业合作经营。
刘政不搬，企业不满意，基层官员也不满意，但成都市副市长孙平对媒体公开表示，不会给村支书唐朝阳压力。“因为我们的要求就是农民自主，每个人都有权利来决定自己未来的走向，这个权利才真正落实了，否则这个权利我觉得就没有落实。”孙平说。
我的地盘我做主，在瓦窑村并不是特例。
如今的瓦窑村，仍在种地的村民不多，5组的徐万良就是其中一户。他现在种的是草莓。
2月26日，从早上八九点开始，徐万良和妻子就开始忙着招呼从成都来摘草莓的游客。快3岁的孙女跟着两人在地里跑来跑去。
游客太多，下午两点了，两人才抽空回家吃午饭。饭菜都是早上剩下的。“没时间弄了，简单吃点，还要去地里招呼客人。”贾淑清说。
徐万良的草莓地，大约有1亩多，但草莓地就在直通成都的东山快速公路边。成都市区的人从城里开车到草莓园，只要一个小时就够了。
像徐万良这样紧挨着公路的草莓地，在6组有近80亩。“玫瑰天堂”也想租下这80亩地，村民们召开议事会一商量，答应把各家的山地和林山地租出去，但这80亩地留着自己耕种。
村民们不同意把地租出去，企业和村干部都没办法，只能把村民们愿意出租的地租走。
徐万良家一共有3.5亩地，除了紧挨公路的1亩好地留着自种，其余2.5亩都租给了“玫瑰天堂”。租金也和其他组一样，一家5口，每人每年1000斤大米。
在瓦窑村的村官心中，这样一个共识已经形成：地是农民的，农民不愿意租出去，谁也不能强迫。土地流传，完全市场化。
据唐朝阳介绍，瓦窑村共有200亩地被征，约3000亩被租，农民留下自种的约200亩。
放权的官员
2月28日下午两点多，在双流县一家宾馆里，200多名镇官和村官正在集训。
一名村官在笔记本上记着一些关键词：改革的核心，是“还权赋能”；改革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代民做主”……
对时下成都的改革，成都市统筹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屈松曾总结出一副对联：“确权颁证是政府责任，必须；产权流转是市场行为，自愿。横批：还权赋能。”
对这样的改革思路，有些村官最初有看法。
兴隆镇纪委书记汤兴清介绍，过去村里的资金怎么用，都是村两委干部研究说了算，现在要求还权于民、不代民做主，让有些村官觉得自己的权力被削弱了。
把权利还给农民，农民能自己做好主吗?瓦窑村人用行动回答了这个疑问。
据唐朝阳介绍，与企业的租地谈判，都是农民议事员进行的，政府不参与，村官只列席做一些服务工作。谈判前，村民们已测算过，如果自己种一亩粮食，一年的收成不过几百元，但谈判肯定争取多向企业要一点。
村议事员牟洪忠介绍，最开始，有的议事员提出的租金是一年一千四五百斤大米。企业嫌租金太高，不答应。议事员们商量决定让步，双方最后达成一致意见：1000斤大米。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村民们马上考虑到另一个问题：每年的米价如何确定?
2010年9月，租地企业负责人和议事员们一起考察了3家市场的米价，取中间价1.7元作为标准，定下2010年的租金是每人1700元。
村民们又意识到一个问题，米价每年都有波动，如果明年米价涨到2元了，租金是不是该随着米价涨。
再次与企业谈判的结果是：租金金额不固定，随着米价的涨跌而浮动。
唐朝阳说，事实证明，让老百姓自己管自己，干群矛盾少了很多，基层干部压力小了。“现在我坐在茶馆喝茶，村民就会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不像过去见面了不说话。”唐朝阳说。
“耍不惯”的现代生活
土地流转以后，留守在农村的老人们就基本无事可做了。
搬进小区的冯思汪闲不住，“耍不惯”。租地的企业还没开发，他又去地里种了菜，当做锻炼身体。一旦企业要开发，他就不能再种了。
66岁的罗俊德，也在继续抢种自家已经被租走的地。“我喜欢种菜。我这个园子里，一年四季都有花开。”罗俊德的菜园里不仅种各种蔬菜，还种着琵琶、李子、梨、柑橘、柚子等多种果树。他有些舍不得自己的地，“这地，好肥哦，浇水也很方便。”
2月25日，天气晴好，瓦窑村集中安置的田园诗驿小区里的茶馆和麻将馆十分热闹。看到有记者拍照，喝茶打牌的老人笑着说，“不要拍，登出去上头的人会说我们懒。”
有老人告诉记者，过去农村种地种到七、八十岁，现在五、六十岁就没地种了，出去打工也没人要，只能耍。
喝茶、打麻将、摆龙门阵。在小区23栋开了一家麻将馆的漆桂福说，小区里的麻将馆有20多家。在他的麻将馆里，电动麻将桌每桌收费20元，每杯茶3元。
村支书唐朝阳注意到了村人的这些变化。“瓦窑村一方面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还应该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他说，现在并不是说有了钱就什么都有了。在他看来，瓦窑村还没有真正实现“城乡一体”。
“现在我们瓦窑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市民相比，没什么两样，但还存在一些差距。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养老保险、医疗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唐朝阳说。
除这套“豪宅”，他还用自家的几间泥坯房，换了3套共200多平方米的新房。
冯思江家里8亩田地，租给了一家投资乡村旅游的企业。现在，全家不用种地，每年坐着收等价于8000斤大米的租金……
老冯所有的这些变化所得，都将长久有效。
而在成都市双流县瓦窑村，有700多户村民实现了跟老冯家一样的“穿越”。泥坯房换新房
早上7点，老冯起了床。搬进楼房两年了，他还是保持着过去住在山里早睡早起的习惯。
山里的老屋，2008年被推土机推平了。那几间老房是1982年盖的，因为穷，当时的墙都是土坯堆起来的，屋顶盖的是稻草。两个儿子结婚生子数年后，一家三代8口人都住在这里。
这样的房子，过去在瓦窑村很普遍。
瓦窑村距离成都市区19公里左右，属双流县兴隆镇管辖，分布在起伏的丘陵地带上，全村2536人。村支书唐朝阳说，通往外界的公路未修通前，瓦窑村是双流县的贫困村。
当推土机逼向老屋时，老冯心里既不舍，又欢喜。
老屋所在的山地，被一家搞乡村旅游的企业租走了。按照协议，对方在统一修建的安置小区按老屋的面积换了4套房给冯家。老屋前后栽种的花草树木，也全部折换成了现金赔给了老冯。
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统一安置进小区，是双流县城乡统筹的“三集中”之一。“三集中”是指“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农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搬进小区后，老冯偶尔会回两三公里外的住了快30年的旧居地看看。两个儿子自从成年就外出打工，基本没种过地。“现在种地要挨骂，不种地不挨骂。”老冯说，儿子们不愿意让60多的他种地了。
2月26日上午，老冯端着茶杯准备再回去看看，11岁的小孙女正在客厅看《还珠格格》。老冯想喊小孙女一起回去，遭到拒绝。
“自从老屋搬出来，她再也没回去过。”老冯说。
被博物馆收藏的“红手印”
老冯和他2600名乡亲所经历的“穿越”，源于2007年开始的一场改革。
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准成都市成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当时成都从中央获得的政策口径是：可以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先试，为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制度性难题探路。
但何谓“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怎么综合配套?当时并没有人清楚地告诉成都。
“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下手改，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2月27日，双流县统筹委副主任余让华说，当时上面只给了一个大致的口径，没有具体说怎么改革。最后，他们决定去问农民最想从哪里改。
刚从地里干活归来的瓦窑村村民面对“你们最想改什么”的问题一点都不含糊：要确认我种的这块地归我处置，别人不能代我决定。
确权，于是成为瓦窑村迈出的第一步。
按成都官方的总结，所谓确权是指明确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对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农村房屋、林权等的物权关系。确权后，相关土地的权证会发给村、组等集体经济组织，而使用权证要发到每一家农户。
村支书唐朝阳的解释则通俗得多：确权，就是把老百姓自己的东西还给老百姓。有了红本本在手，村民们觉得自己成了“地主”：自己拥有使用权的土地或租或种，都随自己。
很快，就有“玫瑰天堂”、“锦绣城”等投资乡村旅游的企业来租地。
就要签租赁合同了，其中一个企业老板突然有了担心：国家上一轮的土地承包是1998年开始的，经营权只有30年，2028年到期，而企业总投资额15亿，第16年才进入赢利期，剩下只两三年赚钱时间。
农民也担心，“我们跟别人签了合同，合同没到期，政府要是把土地收走了怎么办?”
2009年5月，瓦窑村一组的村民以按手印的方式，决议将士地承包经营权期限由以前规定的30年改为“长久不变”。
得知农民们想“长久不变”，双流县政府表示同意，但还是十分谨慎：小范围试行，只做不说。
“那张盖满红手印的纸条，和当年小岗村的那张一样，现在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了。”唐朝阳说。
合同顺利签下来了。2010年，瓦窑村一组的村民们拿到了当年的租金：60万元。
在余让华看来，瓦窑村首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是双流城乡统筹改革试验的最大创新。
村民可以自由把地租给企业，如何保护耕地又成为一个问题。与确权颁证相配套，成都实行“耕地保护基金制度”，试图建立耕地保护“防火墙”。
来自成都市官方的数据称，成都和下属区(市)县两级财政每年拿出26亿元设立耕地保护基金。补贴标准为，基本农田每年每亩400元，一般耕地每年每亩300元，扣除10％的土地流转担保金和农业保险，打到农民“耕保卡”上的数额分别是360元和270元，以此来鼓励农民保护耕地、不抛荒、不用于非农用途。
议事会
2月27日，记者走进瓦窑村村委会时，发现楼下比其他村多挂了一块牌。除村两委的牌子，瓦窑村还挂了一块“村民议事会”的牌子。
村民议事会，也是瓦窑村下河后摸出的一块新石头。
“过去，村里的事情基本都是村里的书记和主任当家，现在不行了。”唐朝阳说，土地和房产确权后，怎么处置村小组的土地和房产，农民自己说了算。
于是，瓦窑村各小组以15户为一个单位，推举出一个代表，各组的事情由各组议事会决定。在小组议事会成员中，各组推荐两、三人组成村议事会决定村里的事。村干部不能担任议事员。
“最开始，我们叫它议会，负责人叫议长。这么喊了不到一个月，上面的领导就说不能这么叫，这是西方的叫法，于是改叫议事会。”议事会成员牟洪忠说。
唐朝阳手机上，保留着一段议事会开会的视频：八、九个村民坐在一间屋子里，抽着烟说着话。不一会，刚才还轻言细语的发言者，情绪激动，站了起来，几乎吼着讲话；其他坐着的人，也一个个站起来，说到激动处，胳膊挥舞，唾沫横飞……最后有人气愤退场。
“每个议事员，都代表自己那15户的利益，当然会尽力为自己争利益。”牟洪忠说，最激烈的讨论是相互对骂。
事实上，村、组议事会，解决了很多村干部难以解决的事情。
在确定哪些人能享受村集体经济股权时，瓦窑村二组龚华云的老婆已经怀孕7个月，村里的另一个孕妇则怀孕两个月。这两个还没出生的孩子，能否享受相关集体利益分成呢?经村民集体讨论最后决议：从医学角度来论，7个月已是一个生命，应该享有成员资格，而两个月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所以不算。
一场纷争，在老百姓自己的民主决议中平息。
我的地盘我做主
2008年，一家叫玫瑰花园的企业租下了瓦窑村一组近2000亩地，其中包括宅基地和耕地、山林。把地租出去的村民们相 继搬离原来的房子，到企业新建的安置小区居住。
刘政不愿意，他觉得玫瑰花园的乡村游一旦形成规模，他也可以利用自家的房屋和土地开一家农家乐，赚的钱肯定比把地租给别人多。
村干部做工作，刘政的父亲也出面了：“我都70多岁了，听了一辈子组织上的话，70多岁倒整成顽固派了，简直要不得。”
2010年12月，手持大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指着上面的国徽，刘政对一家电视台的记者说：“有了这个(产权)就细化到我个人头上，因为这个就是我的，你来找我，我拿这个给你看，你不要打倒我，你打倒的是这个。”刘政坚持不搬，但表示自己的经营一定不影响企业总体规划，可以和企业合作经营。
刘政不搬，企业不满意，基层官员也不满意，但成都市副市长孙平对媒体公开表示，不会给村支书唐朝阳压力。“因为我们的要求就是农民自主，每个人都有权利来决定自己未来的走向，这个权利才真正落实了，否则这个权利我觉得就没有落实。”孙平说。
我的地盘我做主，在瓦窑村并不是特例。
如今的瓦窑村，仍在种地的村民不多，5组的徐万良就是其中一户。他现在种的是草莓。
2月26日，从早上八九点开始，徐万良和妻子就开始忙着招呼从成都来摘草莓的游客。快3岁的孙女跟着两人在地里跑来跑去。
游客太多，下午两点了，两人才抽空回家吃午饭。饭菜都是早上剩下的。“没时间弄了，简单吃点，还要去地里招呼客人。”贾淑清说。
徐万良的草莓地，大约有1亩多，但草莓地就在直通成都的东山快速公路边。成都市区的人从城里开车到草莓园，只要一个小时就够了。
像徐万良这样紧挨着公路的草莓地，在6组有近80亩。“玫瑰天堂”也想租下这80亩地，村民们召开议事会一商量，答应把各家的山地和林山地租出去，但这80亩地留着自己耕种。
村民们不同意把地租出去，企业和村干部都没办法，只能把村民们愿意出租的地租走。
徐万良家一共有3.5亩地，除了紧挨公路的1亩好地留着自种，其余2.5亩都租给了“玫瑰天堂”。租金也和其他组一样，一家5口，每人每年1000斤大米。
在瓦窑村的村官心中，这样一个共识已经形成：地是农民的，农民不愿意租出去，谁也不能强迫。土地流传，完全市场化。
据唐朝阳介绍，瓦窑村共有200亩地被征，约3000亩被租，农民留下自种的约200亩。
放权的官员
2月28日下午两点多，在双流县一家宾馆里，200多名镇官和村官正在集训。
一名村官在笔记本上记着一些关键词：改革的核心，是“还权赋能”；改革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代民做主”……
对时下成都的改革，成都市统筹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屈松曾总结出一副对联：“确权颁证是政府责任，必须；产权流转是市场行为，自愿。横批：还权赋能。”
对这样的改革思路，有些村官最初有看法。
兴隆镇纪委书记汤兴清介绍，过去村里的资金怎么用，都是村两委干部研究说了算，现在要求还权于民、不代民做主，让有些村官觉得自己的权力被削弱了。
把权利还给农民，农民能自己做好主吗?瓦窑村人用行动回答了这个疑问。
据唐朝阳介绍，与企业的租地谈判，都是农民议事员进行的，政府不参与，村官只列席做一些服务工作。谈判前，村民们已测算过，如果自己种一亩粮食，一年的收成不过几百元，但谈判肯定争取多向企业要一点。
村议事员牟洪忠介绍，最开始，有的议事员提出的租金是一年一千四五百斤大米。企业嫌租金太高，不答应。议事员们商量决定让步，双方最后达成一致意见：1000斤大米。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村民们马上考虑到另一个问题：每年的米价如何确定?
2010年9月，租地企业负责人和议事员们一起考察了3家市场的米价，取中间价1.7元作为标准，定下2010年的租金是每人1700元。
村民们又意识到一个问题，米价每年都有波动，如果明年米价涨到2元了，租金是不是该随着米价涨。
再次与企业谈判的结果是：租金金额不固定，随着米价的涨跌而浮动。
唐朝阳说，事实证明，让老百姓自己管自己，干群矛盾少了很多，基层干部压力小了。“现在我坐在茶馆喝茶，村民就会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不像过去见面了不说话。”唐朝阳说。
“耍不惯”的现代生活
土地流转以后，留守在农村的老人们就基本无事可做了。
搬进小区的冯思汪闲不住，“耍不惯”。租地的企业还没开发，他又去地里种了菜，当做锻炼身体。一旦企业要开发，他就不能再种了。
66岁的罗俊德，也在继续抢种自家已经被租走的地。“我喜欢种菜。我这个园子里，一年四季都有花开。”罗俊德的菜园里不仅种各种蔬菜，还种着琵琶、李子、梨、柑橘、柚子等多种果树。他有些舍不得自己的地，“这地，好肥哦，浇水也很方便。”
2月25日，天气晴好，瓦窑村集中安置的田园诗驿小区里的茶馆和麻将馆十分热闹。看到有记者拍照，喝茶打牌的老人笑着说，“不要拍，登出去上头的人会说我们懒。”
有老人告诉记者，过去农村种地种到七、八十岁，现在五、六十岁就没地种了，出去打工也没人要，只能耍。
喝茶、打麻将、摆龙门阵。在小区23栋开了一家麻将馆的漆桂福说，小区里的麻将馆有20多家。在他的麻将馆里，电动麻将桌每桌收费20元，每杯茶3元。
村支书唐朝阳注意到了村人的这些变化。“瓦窑村一方面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还应该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他说，现在并不是说有了钱就什么都有了。在他看来，瓦窑村还没有真正实现“城乡一体”。
“现在我们瓦窑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市民相比，没什么两样，但还存在一些差距。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养老保险、医疗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唐朝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