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人吉狄马加的诗里，群山常有着各种各样的意象，有时它们是安宁的怀抱，有时是守望的对象，有时它们是孤绝之巅，有时又是归属之地……无论如何，山都是他诗中的一个精神符号。他说，那是因为彝人从小被群山护佑的缘故。
　　在中国西南大凉山的心脏中，那里的世界同样护佑了诗。密林深处，流传着诺苏彝人的神话，祖先们用诗歌书写千年的历史，浩如烟海的史诗又将每一位族人养育成了说唱人。比兴、象征随处可见，日常之中闪烁诗性的光辉。尤其当祭祀的毕摩吟诵起经文，伟大的诗篇就飘荡在空中，每一句都有神灵附体的力量。
　　这些，在吉狄马加出生前就有了，“如同空气和阳光”。所以他说，他同诗歌之间是一种双向的选择。所以后来他用诗写故乡，是“我承认母亲的笑声里藏着一个孤独的解释”;写孤独，是“呼吸像一只冷静的猫”;写彝族女郎的臉庞，是“太阳鹅黄色的眼泪”和“季风留下的齿痕”;写到毕摩之死，是“母语像一条路被洪水切断”——一种不可模仿的鲜活感。
　　吉狄马加还是中国第一个先后担任副省长、常委和宣传部长等职务的诗人官员，国内读者往往热衷于谈论他的官运和诗名，以及二者的平衡之道，也正是因了这些看法，在翻译家、诗人树才看来，反而是国外对他个人及作品的译介、阅读及研究要更纯粹得多。
　　美国当代诗人杰克·赫希曼甚至这样说过，“当绝大多数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还有亚洲人提及中国的时候，一个亚洲人的影子就会即刻浮现”。
　　他们为何愿意走进他的诗里，“找一个山坡躺下”，他们又为何说出，“那里不仅仅是大凉山”……

生于语言之家

　　按照彝族的习俗，一个人降临尘世，他的名字要借用父亲名字的一部分，父子连名象征着人与家族之间永不割断的血脉相连。所以吉狄马加的全名其实是吉狄·略且·马加拉格。1961年，他出生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一个颇有名望的彝族干部之家，他的父亲是当地布拖县的法院院长，母亲退休前是凉山卫生学校的校长和医院院长。
　　家庭的原因，使得吉狄马加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他所在的部落诺苏是彝族中最大的部族分支。诺苏人说彝语，后来也学说汉语，随着汉语在学校教育中成为主导教学用语，双语教学便在聚居区被广泛开展。加之吉狄马加还有一个从小把他带大的汉族阿姨，这位“家庭教师型”女子的陪伴也为其汉语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吉狄马加的童年就在海拔近3000米的群山之中度过，他曾说，那里的高度恰好是雄鹰起飞的高度。
　　当地的自然条件不适宜农业生产，大部分土地面积用作牧场。荞麦和土豆是主要的农作物。吉狄马加有首诗里就歌颂过荞麦，说它是“古老的语音”，是“高原上滚动不安的太阳”——诺苏人认为万物有灵，在他们看来，荞麦不仅哺育了人的肉身，也滋养了一个部落的精神。
　　那是一个早已建立起自身荣誉感和凝聚力的民族，那里的人视自己为本族文化的保护者和古老典籍的继承者。在这个民族所保存遗留下来的大多数文字经典中，其最主要的书写方式就是诗歌。被认为是圣书的《勒俄特依》里，就是以诗歌的形式记载了诺苏人悠久的历史，包含地球生命的诞生、传奇的英雄故事、宗教仪式和动植物知识等。
　　古老的谚语将诗歌称之为“语言中的盐巴”，他们几乎用诗歌表达一切，哪怕是在日常之中，诗歌中通常使用的比兴和象征也随处可见。一个孩子从小置身于神衹祖先的史诗及对语言所构筑的诗歌圣殿的敬畏之中，其幸运可想而知。
　　更何况还有祭司毕摩的存在，毕摩是当地书面文化的掌握者和维护者，负责履行诺苏文化中各式各样的灵性职责。诺苏人相信，通过毕摩的祭祀工作可以保持自己同祖先、自然之间的联系。
　　美国当代诗人、汉学家梅丹理曾在吉狄马加的陪同下去到诺苏彝族的村庄里，在那里，他看见过头戴蘑菇状黑毡帽的毕摩为人作法祛病、为死者念经送魂的情景——“毕摩念经是坐在露天地上的席子上，经卷由完全不同于汉字的象形文字写成，当超度一个亡灵上天堂的时候，毕摩会摇动手中杵形的法器和一个小铃，穿过烟火，口中念念有词”——那是一种足以让人肃穆的力量，毫无疑问，这是属于吉狄马加的神秘之境。
　　在吉狄马加看来，毕摩就是他小时候见到的“诗人”最初的形象，当彝族的史诗经由毕摩的吟诵化而为现实与虚无的媒介，给族人以慰藉，“诗人”的诗歌是可以通灵的——这是他对诗歌最初的认识。
　　直到多年以后，已经上了高中的吉狄马加偶然得了一本被别人翻烂的没有封皮的书，里面是普希金的诗，一种全新的对于诗歌的认知被打开了——“他在《茨冈》里写俄罗斯的一个少数民族，写他们独特的生活。他表达的文化愿望，对自由的憧憬，对人类的友爱，对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反对专制，向往人类生活的和平，很多东西都充满着人类意识”——不同于他浸润已久的诗歌传统，他对自我和对自己民族的认识被那枚来自“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点亮了——从那一天起，他立志要当一个诗人。
　　“一个诗人走上写作道路可能都有诱发点”，吉狄马加这样说。

自画像及其他

　　“早慧”是20世纪80年代初登诗坛的吉狄马加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朦胧诗初兴的年代，人人都关注自我，他怎么一下子就能把自我跟民族的主体性，跟大的自我认同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书写单一的、原子化的自我。这是我当时读他的诗写他的评论时的感慨”，诗人耿占春向《方圆》记者回忆。
　　在诗人树才看来，吉狄马加写诗是从自我出发，只是和别人比是“大的自我”和“小的自我”的区别。
　　“他的好处是因了他身上的彝族特征，彝人们信仰三代祖先，这里面就有很切实的延伸感，我们则不同，我们和孔子很远。” 　　吉狄马加早期的诗篇《自画像》最能表达他这样的自我认知及表征，“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我是一千次葬礼开始后/那来自远方的友情/我是一千次葬礼高潮时/母亲喉头发颤的辅音……”
　　“一时失神忘我”，这是作家邓友梅初读吉狄马加诗歌时的感受，觉得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思绪和神韵在心中升腾”，他相信这是只有彝人自己才能写出的诗歌。
　　一名彝族诗人用汉语写作，即便读者窥不见他头脑中的两种语言会是如何冲撞或融合，但从他的那些诗句里，也能读出那种不同于一般汉语的格调及韵味。批评家杨庆祥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吉狄马加很好地完成了两种语言“互相的陌生化”，“彝语因为汉语的表达而获得了更广泛的阅读和传播，而汉语则因为彝语的加入而获得了更鲜活可感的表达性功能”。
　　1986年，26岁的吉狄马加凭借诗集《初恋的歌》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新诗集奖（现为鲁迅文学奖），值得一提的是，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北岛。此奖项对于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的这种诗歌文本的创造方式，得到了汉语诗坛的最高评价。
　　吉狄马加用“纵的继承”和“横的移植”来概括自己的成长之道。1978年，这个已被诺苏彝文古典史诗浸润滋养的青年人走进了西南民族学院的中文系，求学期间，除了上课，图书馆成了他的常去之地，他在那里真正读到了很多重要的作家和诗人的作品。“纵的继承”里，他读了从屈原开始直到20世纪汉语诗歌、散文和小说的经典之作。“横的移植”里，他涉猎大量优秀的外国诗歌和叙事文学，并把这一切像种子一样埋进身体里。
　　那是个各类诗学主张浮泛盈天的时代，吉狄马加从不盲目跟风，实际上，他那时思绪的翅膀早已飞越了凉山，走向了世界。他认为自己当时完全是“凭着一种直觉”来选择诗歌的方向，而这份“直觉”其实有迹可循。
　　吉狄马加可能是国内少数民族诗人中最早受外国诗歌影响的诗人之一，其中黑人诗歌直接影响了他早期的诗歌写作，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塞内加尔开国总统大诗人桑戈尔、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诗人埃梅·塞泽尔、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等这些黑人诗人被他辨认并当成追求的目标。“为什么这些生活在亚文化地带的诗人和作家能影响世界？他们是怎么写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写？”，这些问题都引起了他的思考。

　　不僅如此，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更为他探究自己民族历史、神话传说带来启示。早在加西亚·马尔克斯未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的几部在中国被翻译出版的作品就深深触动了吉狄马加。他与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常常讨论拉丁美洲文学带给彼此的新鲜感受，“为这些作品能够超越地域局限，具有更广阔的人类视野而感到震撼”。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阅读聂鲁达、洛尔迦、纪廉等人的作品，他们无疑为我打开一扇真正通向世界的窗口，这种借鉴和文化上的受益也影响了我真正认识到什么是优秀文学的价值判断”，吉狄马加说。
　　“一定要把自己文学标杆的制定放在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位诗人野心勃勃。

　　诗人伊沙曾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听吉狄马加谈及对中国诗人写作产生深刻影响的国外诗人，“他列举了一长串名字，等于是代表几代中国诗人向这些伟大的名字致敬”。仅此一端，说明这些名字背后的作品已深深内化为他的文学资源。
　　吉狄马加曾在《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谈》中将这些名字一一喊出，“我写诗/是因为我在意大利的罗马/看见一个人的眼里充满了绝望/于是我相信人在这个世界的痛苦并没有什么两样/我写诗，是因为哥伦比亚有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智利有一个巴波罗·聂鲁达/塞内加尔有一个桑戈尔/墨西哥有一个奥克塔维奥·帕斯”。
　　诗人麦芒认为，任何人期望了解吉狄马加为什么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彝族的代表性歌者，都可以从他的这首诗中找到答案，“这些看似杂乱，在生命的不同时期与诗歌前辈和大师们的邂逅，构成了诗人诗歌发生的谱系，经他娓娓道来，显示了诗人博大丰厚的谦卑精神，以及来自众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后所产生的奇迹般的诗歌成就”。

行动的诗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吉狄马加的诗歌逐渐褪去了青涩，不断拓展其表达的疆域，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他说他不曾期待任何外在于诗歌的奖励，但他的诗作还是不断获得国家级奖项。诗名不断提升的同时，他的事业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1986年的那次获奖后，吉狄马加得到了诗人艾青的关注，之后艾青便成了他诗歌道路上的重要导师。“艾青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他作为一个伟大诗人所具有的高尚品格，还是他的诗歌所始终保有的对时代和现实的关注，都对我的写作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这是吉狄马加对导师的回忆。
　　1995年，35岁的吉狄马加从四川被调到了北京，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从此开始了他诗歌创作和人生事业的新天地。2015年4月，吉狄马加成为作协副主席，在这之前，他还担任过其他高层职务，其中2006年到2010年任青海省副省长，2010年到2014年任青海省委宣传部部长。
　　这说明吉狄马加身上除了抒情诗人的人格之外，还具备社会的、管理的人格，而这决定了他的生活及诗歌要比其他诗人的所展开的内容要多”，树才对《方圆》记者说。
　　“他是一位行动的诗人”，这是吉狄马加最满意的一个外部评价，来自法国诗人雅克·达拉斯。雅克·达拉斯曾将吉狄马加与法国的雨果、美国的惠特曼同等视之，认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让诗歌进入公众社会，与时代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吉狄马加非常愿意接受这个评价，且毫无愧色。为了充分了解吉狄马加近年来在文化领域的作为和影响，在这里有必要参考一下他参与的一些活动。比如他曾多次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与国际文学界对话与交流;他曾应邀以美国国会青年领导者项目一员的身份赴美观察美国政府工作达一个月;他还担任过舞台史诗剧《秘境青海》和舞台与音乐剧《雪白的鸽子》的总策划和编剧……当然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作为一位在国内外都颇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他创办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很多人问过吉狄马加“如何平衡诗人与官员两种身份”的问题，而他则认为，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成功创办，本身就是很好的证明，“证明了这两种身份的互为补益”。他用自身行动来回答“诗人在当今应当何为”这个命题。
　　早在20世纪末，吉狄马加去哥伦比亚参加麦德林国际诗歌節的时候，他就有在中国创立国际诗歌品牌的想法。麦德林国际诗歌节，是南美最大的国际诗歌节，同时也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诗歌节之一，当年诗歌节的盛况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那里看到了诗歌在公众生活和严重对立的社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哥伦比亚内战中，有几十万人死于战火，无数的村庄生灵涂炭，只有诗歌寸步也没有离开过他们。如果你看见数千人不畏暴力和恐怖，在广场上静静地聆听诗人们的朗诵，尤其是当你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徒步几十里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热爱诗歌，难道作为一个诗人在这样的时刻，你不会为诗歌依然在为人类迈向明天提供信心和勇气而自豪吗？”
　　“不仅如此，中国这样一个诗歌大国，我们需要创立我们的国际诗歌品牌，我们一定要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掌握我们的文化话语权和诗歌话语权。我在很多地方说过，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也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未必在对外交流方面是一个文化大国，我们只有在文化上成为这个世界的重要一极，并能在文化上真正影响这个世界，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国。有一个非洲作家告诉我，现在中国人的形象在全世界都很好，从来不去干预别国内政，但中国人给他们留下的形象除了温良恭俭让外，更多的还是一个在经济发展上能影响世界的国家和民族，但我们的文化传播却很难形成与我们这个大国相匹配的地位。”
　　2006年到青海担任政府的工作，为他创办国际诗歌节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可能。2007年，由吉狄马加倡导发起，在青海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下，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成功举办，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诗人会聚青海湖畔。
　　激情落地的过程，显现吉狄马加作为组织者的能力，在内容设置、活动方式等方面，他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他还一手设计了矗立在湖畔、用代表藏文化玛尼石堆砌而成的诗歌墙，墙上镌刻的28位中外著名诗人头像，也都由他精心挑选。诗歌节上，那些平日里持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诗人们齐聚在一起，本身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如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国内外影响巨大，被称为世界七大国际诗歌节之一。后来，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国际诗歌交流活动，大都与吉狄马加有着特殊的关系，青海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达基沙洛国际诗人之家写作计划、诺苏艺术馆暨国际诗人写作中心对话会议、三江源国际摄影节、世界山地纪录片节等，这些活动都为中外文化的交流起效增益。
　　诗人邰筐永远忘不了他在一个雪天的诗歌节现场听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读诗的场景，虽然他听不太懂阿多尼斯的语言，但他还是顺利地走进了诗境，收获了感动。
　　树才认为，吉狄马加以特别的勇气和眼光创办国际诗歌节，使中国诗歌进入新的生长点上，“汉语的语言已经扩展到了和其他语言相遇的那个空间里，人也被带向另外一个视野”。 而被称为欧洲最伟大的在世诗人之一的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则进一步说，“吉狄马加的诗歌能将整个人类联系起来，不断为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解添加新的维度”。
　　更加神奇的是，那些来自世界各国的诗人、翻译家们来到了中国，有的去到了凉山，在那里发现了自己熟悉的内容。委内瑞拉诗人何塞·曼努埃尔·布里塞尼奥·格雷罗就说，“吉狄马加对家乡的热爱，却神奇地拉近了我与梅里达的距离，这是委内瑞拉的山区，我在这里生活了多年”;匈牙利汉学家芭尔涛·艾丽卡则亲眼看到吉狄马加诗中“宝藏”在现实中还原的情景：“脚穿运动鞋的毕摩至今都有通灵的魔法，从低矮、简陋的土坯房间传来悦耳、动听的悠扬歌声，在皱纹密布的老婆婆眼里闪烁着好奇的目光，用至少使用过几十年的旧茶杯献上的香醇醉人的苦荞酒……可以拨动口弦的簧片，并跟雄踞广场中央的神鹰合影……” 　　如此丰富且深层次的互动不仅扩大了中国诗人在外的影响力，也引导国外译者以吉狄马加为原点，译介更多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的作品。比如艾丽卡也正是因此认识了更多大凉山上的诗人们，他们是倮伍拉且、巴莫曲布嫫、阿库乌雾、阿苏越尔等。

“目光所及 子弹所至”

　　曾经有记者在2013年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采访埃及诗人赛义德·顾德，问他吉狄马加的诗什么地方最令他眼前一亮，赛义德·顾德的回答是，“祖国，祖国是他的诗里使用最多的词”。
　　有人将吉狄马加30年间出版的20部诗集进行大致分类，认为他的诗歌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民族元素的诗歌，常从民族写到人类，既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又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另一类是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特别是关注当下国际社会问题的诗歌。
　　“为什么你的诗作对您的民族传统有一些理想化的情结，你在诗中悲痛哀号的传统在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中正逐渐消亡，却没有涉及这些传统当中有问题的方面。”以色列诗人阿米尔·奥尔曾如此犀利地问过吉狄马加这样的问题。
　　相比其他常以现实主义手法呈现部落文明边缘化的部落诗人，吉狄马加的确是特别的存在，他的诗歌选择的是站在历史、文化和部落精神这个层面，提供出来的是一个对自己部落文明满怀憧憬的文本。
　　吉狄马加这样回答阿米尔，他之所以不在诗歌里展现传统中消极的地方，是由于传统现处于弱势，信仰的价值观体系正遭受现代化和外来文化的侵蚀，他需要做的是紧紧抓住回忆，把自己放在传统价值观代言人的位置上。
　　这样看来，与其说吉狄马加的诗作是以诗歌形式表达出一种意见或感情，不如说其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希望能在世界范围内有所作为，保护自身民族文化记忆，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散播他们的传统和民族精神”。
　　耿占春认为，吉狄马加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他有好几次去到诺苏彝族的世界里，听到彝族兄弟们声嘶力竭、血脉喷张地齐声高唱吉狄马加填词的歌曲，“让我们回去吧，回到梦中的故乡;让我们回去吧，从不同的方向……让我们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我们要在那里，再一次获取生命的力量。”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立志成为所置身时代见证者的诗者，他真正实践了何为“有效的写作”——时代大事件面前，他从不失语。
　　吉狄马加曾在长诗《我，雪豹……》中，借由雪豹叩问存在的意義，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态破坏的痛心;南美系列里面，比方《玫瑰祖母》等诗，则表达出对南美大陆所有土著民族面临种种困境的深切同情……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吉狄马加写作长诗《裂开的星球》，用一字一句排列而出的冷静力量，提醒人们不要过多聚焦于疫情唬人的整体，而忽视灾难内部的细节。俄罗斯诗人维雅切斯拉夫·库普利扬诺夫读罢《裂开的星球》，想起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说过的那句——“世界的裂隙穿过诗人的心脏”。“如今，地球这颗星球的裂变正穿过诗人吉狄马加的心脏。而他却希望以整颗心脏来消除这一裂变，疗治和修复我们的星球，缝合它的伤口。”
　　读到的人都在其中读出了多种角度上晓之以厉害的劝诫和警告，这位文学上的毕摩简直是在纸上呐喊—— “当东方和西方再一次相遇在命运的出口/是走出绝境？还是自我毁灭？左手对右手的责怪，并不能/制造出一艘新的诺亚方舟，逃离这千年的困境。”
　　耿占春认为，吉狄马加近期的长诗系列明显增加了一种历史批判和对社会反思的维度在里面，这跟他原来的诗歌保持了承继关系，“从颂歌式的表达到忧虑、反思和批判，他的基调仍是在呼吁对更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他就像一位‘站在门口的谴责者’，弥合冲突是他的目标，他期待能够和他人产生共鸣，这是他诗歌里进一步强化的东西”。
　　至于对共鸣的期盼，吉狄马加曾在一首《我在这里等你》中这样说，“我曾经不知道你是谁/但我却莫名地把你等待/等你在高原/在一个虚空的地带……其实我在这里等你/在这个星球的十字路口上/已经有好长的时间了/我等你，没有别的目的/仅仅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渴望”。
　　2020年10月里，吉狄马加获得了厄瓜多尔瓜亚基尔2020国际诗歌奖，这是该奖首次颁给亚洲诗人。致答词中，人们用美好的词汇评价这个中国诗人，称赞他的无所畏惧、开拓一切的可能——“他愿用语言沟通世界，改造世界，并将这些语言带到我们最隐蔽的梦中”。

乐道而忘势

　　诗里多情的人，在生活中也是。树才永远忘不了他在2008年被授予法兰西骑士勋章时，远在青海当副省长的吉狄马加赶回北京支持祝贺自己的场景，“如此开阔、温暖的一个人”。
　　“他本人和他的诗歌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正如空气和天空、源泉和溪流之间存在一致性一样”，阿多尼斯对他的评价令人愉快。
　　“人和诗的一致性是很难得的，”耿占春说，“有些人作品是一回事，你和他相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比如我经常会说你可以读尼采的书，但你待在他身边一天就会发疯。马加就不会，他不会给你带来这种伤害，你跟马加见面的时候，就会印证他诗歌的真实性。那种热情、友爱是从他情感方式、生活方式中生长出来的东西，而不仅仅限制在语言、符号层面，这是我很深的感受”。

　　耿占春还说，“你只要跟吉狄马加坐在火塘边，看他和老乡们谈话、谈诗，就会忘记他是领导的那个身份，‘乐道而忘势’，这句话便出现在你的脑海中”。还有，“‘我的好朋友来了’，他的这句习惯式开场白像他的抒情诗歌一样地令人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