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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是中国改革元年。这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我还是中学生，不完全理解这一转移有何深意，更想不到日后会给国家带来怎样的变化。于今回首，改革40年沧海桑田，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要不是身在其中，恐怕不容易明白炎黄子孙何以创造今天这样的奇迹。
说中国经济是奇迹绝非夸张。要知道，1976年“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已滑到崩溃边缘。1978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不承想仅用30多年时间，我们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欧洲所有的先进之邦，直逼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请问这不是奇迹是什么？中国历史上远有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近有康乾盛世，但今天这种快速赶超的故事历史却不曾出现过。自己跟自己比，也是奇迹了。
作为改革的见证人，我自己有亲身感受。1979年秋我考入中南财经大学，入学后不久学校就发给我们布票、粮票、糖票等各类票证。今天的大学生不会明白为何发这些票证，那时候物资供应非常紧张，买商品一律凭票。记得武汉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想买件棉大衣过冬，可学校发的布票不够，三个人加起来才能买两件棉大衣。当时我很不解：中国地大物博，可为何买件棉大衣还要凭票呢？
所幸的是这种状况很快有了转机。过了两年，由于纺织品与食品出现积压，商店不再收布票和粮票，虽然国家未取消票证，但票证大多已名存实亡。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安徽小岗村农民搞土地承包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消息传开，全国8亿农民一呼百应，当年粮棉就获得了大丰收。1981年寒假我回湖南老家，家父告诉我，土地承包后家里打下的粮食除了交足国家和留足集体的，自家剩下的足以温饱无忧。
是的，这就是土地承包的威力，中国的改革也就由此拉开了帷幕。到1983年，改革开始向城市延伸，重点是改革“国营企业”。那时国企不仅归国家所有，而且由国家直接经营：生产照国家计划，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受体制的束缚，国企普遍没有活力。为了搞活企业，起初也是引入承包制，之后又搞股份合作，再后来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这里要说的是，国企改革不同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重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国企改革不单是两权分离，同时还需减员增效。1992年初《经济日报》刊发《破三铁，看徐州》的文章，一度引起轩然大波。所谓破“三铁”，是指取消国企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那时候人们对“三铁”看得重，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于是国务院审时度势，用“下岗分流”代替破“三铁”，并设立三道保障线。这样下岗职工有了保障，改革终于有惊无险。
回头看，城市改革从国企下手可谓神来之笔。企业乃国民经济的细胞，改革国企其实就是改造经济的微观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础变了，国家的经济体制当然要变。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政府就不断给国企松绑扩权。政府之所以这么做，说到底是国企改革倒逼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国企改革的意义并不只在搞活国企，同时也是启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点火器”。
国企改革一方面倒逼政府改革，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劳动力市场开放。改革开放前，政府对劳动力流动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不要说城乡之间流动，就是城市之间流动也不容易，那时对“流动人口”有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呼，叫“盲流”。然而国企改革启动后渐渐有了变化：搞活国企需要减员增效，减员增效需要分流职工，下岗职工再就业又必须允许劳动力流动。这样到1993年召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明确提出开放劳动力市场。
读者不要小看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一旦流动起来就会带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流动。1993年后非公经济异军突起，劳动力市场功莫大焉。我有位学长，1988年办了停薪留职，先是自己倒腾买卖，劳动力市场开放后便招兵买马办企业，他从国企分流人员中招聘的员工，有人懂技术，有人懂管理，有人攜资入股，不出几年企业就办得红红火火，20世纪末在香港成功上市。
1992年，是中国改革的又一个重要节点。在此之前，理论界虽然已就中国能否搞市场经济展开讨论，可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读者一定还记得当时“有计划”与“无市场”之争。这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一锤定音，后来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中央正式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价格改革绕不开。早在1988年，政府就曾试图通过“价格双轨制”进行价格闯关，可那次闯关并不成功。相反，由于同一商品存在计划内与计划外两种价格，结果导致寻租泛滥、民怨沸腾。党的十四大后政府调整策略，将商品价格逐一放开，到2010年95%的商品改由市场定价；而且要素市场也同步开放，形成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格局。至此，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改革全面提速升级。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改革效果已经开始显现，无需我细说。要特别提到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以往政府调结构，重点是通过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近期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长期目标则是建立供给不断适应需求变化的体制机制。
写到这里，我想再说说中国改革的经验，主要有三点：一是坚持党领导改革，走共同富裕道路；二是坚持生产力标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三是坚持改革发展稳定并重，统筹协调三者关系。学界有一种观点，说中国是“渐进式改革”。若“渐进”指“稳健”我同意，不过从改革进展看，我们的步伐并不慢。近距离观察40年，我要站起来为中国改革叫好！
（摘自《学习时报》）
说中国经济是奇迹绝非夸张。要知道，1976年“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已滑到崩溃边缘。1978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不承想仅用30多年时间，我们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欧洲所有的先进之邦，直逼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请问这不是奇迹是什么？中国历史上远有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近有康乾盛世，但今天这种快速赶超的故事历史却不曾出现过。自己跟自己比，也是奇迹了。
作为改革的见证人，我自己有亲身感受。1979年秋我考入中南财经大学，入学后不久学校就发给我们布票、粮票、糖票等各类票证。今天的大学生不会明白为何发这些票证，那时候物资供应非常紧张，买商品一律凭票。记得武汉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想买件棉大衣过冬，可学校发的布票不够，三个人加起来才能买两件棉大衣。当时我很不解：中国地大物博，可为何买件棉大衣还要凭票呢？
所幸的是这种状况很快有了转机。过了两年，由于纺织品与食品出现积压，商店不再收布票和粮票，虽然国家未取消票证，但票证大多已名存实亡。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安徽小岗村农民搞土地承包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消息传开，全国8亿农民一呼百应，当年粮棉就获得了大丰收。1981年寒假我回湖南老家，家父告诉我，土地承包后家里打下的粮食除了交足国家和留足集体的，自家剩下的足以温饱无忧。
是的，这就是土地承包的威力，中国的改革也就由此拉开了帷幕。到1983年，改革开始向城市延伸，重点是改革“国营企业”。那时国企不仅归国家所有，而且由国家直接经营：生产照国家计划，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受体制的束缚，国企普遍没有活力。为了搞活企业，起初也是引入承包制，之后又搞股份合作，再后来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这里要说的是，国企改革不同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重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国企改革不单是两权分离，同时还需减员增效。1992年初《经济日报》刊发《破三铁，看徐州》的文章，一度引起轩然大波。所谓破“三铁”，是指取消国企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那时候人们对“三铁”看得重，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于是国务院审时度势，用“下岗分流”代替破“三铁”，并设立三道保障线。这样下岗职工有了保障，改革终于有惊无险。
回头看，城市改革从国企下手可谓神来之笔。企业乃国民经济的细胞，改革国企其实就是改造经济的微观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础变了，国家的经济体制当然要变。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政府就不断给国企松绑扩权。政府之所以这么做，说到底是国企改革倒逼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国企改革的意义并不只在搞活国企，同时也是启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点火器”。
国企改革一方面倒逼政府改革，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劳动力市场开放。改革开放前，政府对劳动力流动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不要说城乡之间流动，就是城市之间流动也不容易，那时对“流动人口”有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呼，叫“盲流”。然而国企改革启动后渐渐有了变化：搞活国企需要减员增效，减员增效需要分流职工，下岗职工再就业又必须允许劳动力流动。这样到1993年召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明确提出开放劳动力市场。
读者不要小看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一旦流动起来就会带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流动。1993年后非公经济异军突起，劳动力市场功莫大焉。我有位学长，1988年办了停薪留职，先是自己倒腾买卖，劳动力市场开放后便招兵买马办企业，他从国企分流人员中招聘的员工，有人懂技术，有人懂管理，有人攜资入股，不出几年企业就办得红红火火，20世纪末在香港成功上市。
1992年，是中国改革的又一个重要节点。在此之前，理论界虽然已就中国能否搞市场经济展开讨论，可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读者一定还记得当时“有计划”与“无市场”之争。这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一锤定音，后来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中央正式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价格改革绕不开。早在1988年，政府就曾试图通过“价格双轨制”进行价格闯关，可那次闯关并不成功。相反，由于同一商品存在计划内与计划外两种价格，结果导致寻租泛滥、民怨沸腾。党的十四大后政府调整策略，将商品价格逐一放开，到2010年95%的商品改由市场定价；而且要素市场也同步开放，形成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格局。至此，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改革全面提速升级。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改革效果已经开始显现，无需我细说。要特别提到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以往政府调结构，重点是通过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近期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长期目标则是建立供给不断适应需求变化的体制机制。
写到这里，我想再说说中国改革的经验，主要有三点：一是坚持党领导改革，走共同富裕道路；二是坚持生产力标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三是坚持改革发展稳定并重，统筹协调三者关系。学界有一种观点，说中国是“渐进式改革”。若“渐进”指“稳健”我同意，不过从改革进展看，我们的步伐并不慢。近距离观察40年，我要站起来为中国改革叫好！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