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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他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甘愿承受垦荒的艰辛；
21岁，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代计算机——“红旗机”的研制；
24岁，他几乎与死神擦肩，却激发出他软件硬件双修的事业灵感，进军计算机高级语言编译系统；
38岁，他挑起了研制激光照排系统的大梁，开始了18年如一日的跋涉。
他是中国激光照排之父，被誉为“当代毕昇”，中国印刷从此告别铅与火的时代，迈入电和激光的新纪元。
他走出封闭的象牙塔，坚持以技术推动产业，成为科教兴国的先锋人物。
他一生病魔缠身，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王选，1937年2月生，江苏无锡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北大方正集团董事。
1958年，王选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毕业。1958—1974年从事计算机逻辑设计、体系结构和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75年起主持照排系统的研制，其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和高速复原技术使字形信息的总体压缩率高达500∶1，获得欧洲EP0095536专利。1975—1991年，具体负责华光Ⅰ、Ⅱ、Ⅲ、Ⅳ和方正91电子出版系统的核心硬件——栅格图像处理器的研制，使国产照排系统技术逐步走向成熟。他领导研制的华光和方正系统在中国各大报社和出版社、印刷厂逐步普及，并出口到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为中文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1993年推出方正93系统专用协处理器芯片，进一步提高了性能价格比。个人拥有九项国内外专利。
激光照排系统，198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1986年获得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
2001年，王选获得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大奖。
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
“我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选择，是在大二下学期，我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20世纪50年代的北大，最热门的是纯数学，而计算数学只是一个枯燥冷清的专业。然而这片看似荒凉的处女地，却为这个19岁的青年提供了巨大的施展空间。50年代末，在欧美各国，计算机研究正从实验室转入工业化批量生产。中国也把发展电子计算机作为国家的四大紧急措施。科技界掀起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热潮。由于人才奇缺，王选得以留在北大任教，并成为北京大学电子计算机“红旗机”研制的主力。
王选的才华在“红旗机”的研制中得到充分展露，作为逻辑设计的主要负责人，他疯狂工作到了入魔的程度。以至于后来有人说：“没有王选，就没有‘红旗机’的逻辑设计。”
在中国早期计算机的史册中，留下了王选的名字。
从幼儿园到高中，我都是在上海的南洋模范学校，所以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十三年“老南模”。南模这个学校很好，我在这里读书，感觉培养最多的是一种学习自觉性，一种灵活的脑筋，还有一种集体的精神，脚踏实地的学风，这对我是终身受益的。
高考的时候报志愿，我填了三个，都是数学系：北京大学数学系、南京大学数学系、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选择数学，只是因为我觉得理科是我理想所在，而数学又是我擅长的。
到了北大数学系，年级里共200多人，大二的时候分专业，前十名都选了纯数学，可见好学生都往纯数学那边去。那儿有学问，有深度，有理论。而当时弄计算机编程序需要穿孔、纸带、卡片，都是010101，所以大家都认为计算数学是非常枯燥、琐碎、缺乏理论的这么一个专业。我选择这个专业，很大程度上是我的一种觉悟吧。1956年，国家在十二年远景规划中把原子能、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我想这些将来必然是国家最需要的，于是我就把个人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国家的重点方向结合起来。这种观念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动力，使我非常坚决地跨入计算机这个行业。
北大当时的计算机研究刚刚起步。我的老师张世龙，是国内这方面的先驱之一。他自己先设计了一台小型计算机，1958年到1960年我跟着他参加调试设计。到了1961年以后，我才慢慢成熟了，能够自己选择方向。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旦做起一个项目来，就会有一种疯狂的劲头。经常工作一天一夜，然后睡个觉，有时候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了，就坐在床上睡着了。有时候工作一个通宵，早上到饭店里，刚叫完菜，我已经睡着了，累到这么一个地步。这样打乱了生活规律，不久我就病倒了。白血球非常低，低到2000左右，查不出来病因。当时医院的一个诊断比较吓人，认为是结节性动脉周围炎，给我带来心理上很大的压力。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过度疲劳下的全身功能失调。我只好回到上海去休养。1962—1965年这三年在上海养病，头一年是完全休息，后两年症状减轻了，我就马上开始大量看文献，并且承担了一个项目，和北大的人一起做计算机高级语言编辑系统。
逐渐开始工作后，我就产生了很多的灵感。这期间，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从硬件设计跨入到软件领域，专门做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我做了这个决定后，觉得自己创造的火花就爆发出来，迎来了第一个创作高峰。1965年我回到北京，继续做这个项目，它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成功的项目。
这条道路，当时很独特，也是超前的
1974年8月，汉字信息处理技术被列为国家“748工程”，在三个子项目中，精密汉字照排系统让王选看到了一个辉煌的前景。是时，世界照排技术已经经历了“手动式”、“光学机械式”、“阴极射线管”三个阶段的发展，英国正在研制的第四代“激光照排”也即将问世。我国当时正在研制照排系统的5家机构，分别选择了二代机和三代机作为研究方向。而王选则带着自己在计算机和汉字处理上炽热追求和超前的数学思维，直接向第四代发起冲击。
他开创性地以“轮廓加参数”的描述方法和一系列新算法，研究出一整套高倍率汉字信息压缩、还原、变倍技术，从而使研制激光精密照排成为可能。
研究软件对硬件的影响，沟通这两个领域，我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的。当时很多做硬件的人觉得硬件还有很多问题都没解决呢，还谈不上这个事。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科学院计算所和南京大学也在搞，因为我们有特色，所以后来能够得到推广。搞电脑排版，我们在国内是第六家。我们选择了激光照排，选择了数字化，选择了信息压缩，这条道路，当时很独特，也是超前的。当时，我们感到我们做的工作是未来的一个主流，一棵大树，所以不仅没有任何的孤独感，而且觉得正走在一条最前沿、非常广阔的大路上。
在激光照排里头，我用了一个巧妙的数学算法。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异议，他们说这么复杂的问题，人家这么多的国内权威单位，精密仪器、精密机械单位都没解决，一个北大的小助教，用一个数学的办法就可以把字形压缩完了以后恢复，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可信的一种骗人的数学游戏。而恰恰是这个数学算法，使这个方向得到成功。
1979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我们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的消息。这个消息让我们非常兴奋，对解决我们研究的困境有很大帮助。事后，我才知道这个报道是顶着很大压力，冒了很大风险的，所以我牢牢记住这张报纸，一直想要用事实来证明它是对的。
非常幸运，我们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包括1980年2月22日江泽民同志的亲笔信，包括1980年10月25日小平同志的批示：“应加支持。”尤其是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局长郭平欣和这个项目办公室的张荣芝，他们两位完全理解这个方案的先进性。郭平欣局长出了一个11个字的考题。11个字，各种笔划都有，各种结构都有，来考验我们的这个信息压缩的算法是否能适应。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第一笔经费就没法得到。除了电子部，各部委、计委、经委都给了支持，后来还专门成立了经委下面的印刷专校。
到1989年形势大变，觉得搞这个激光照排又有名又有利，哪能想到1979年到1986年中间这几年的低潮？就是到了1988年，还有人说北大的这个项目使中国的照排技术比西方落后了十年。之前，还有人预言过，1984年的10月，就是我们的垮台之日，因为1984年10月要办一个国际展览，国外的商品要进来。当时与国外竞争得很厉害，我们一直埋头苦干，我坚信总有一天会打败他们，这个信念是非常强的。所以碰到有人说些不相信我们的话，否定的话，或者预言我们注定要灭亡的话，我都不加理会。后来的发展非常具有戏剧性，六个报社引进的五家美国、日本、英国的系统，全部被我们取代。
对我来讲，最最兴奋和激动人心的是两种时刻：第一种时刻就是冥思苦想了半个月，最后一天半夜想出一个绝招，这个问题迎刃而解，那是一种非常兴奋的愉快的享受；还有一种时刻就是看到我们研究的系统在世界各地的华文报业应用。
我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
1980年，一本由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排版的26页的小书《伍豪之剑》，送到了北大老校长周培源的手中。
很快，这本书被送到中央领导的手中，从这本书里，他们接收到这本小书传递的重要信息，一个北京大学的助教，在发明印刷术的国度，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汉字印刷术革命。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选主持研制的华光系统在国内外市场展开激烈厮杀。从1985年开始，华光系统捷报频传。
1985年2月，新华社用华光Ⅱ型激光排版系统排印新华社新闻稿。同年，激光照排系统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
1986年，激光照排系统获得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
1987年底，《经济日报》成为世界上第一家采用激光屏幕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一年后，经济日报社印刷厂卖掉全部铅字。
此后，一批中国印刷企业逐步告别了铅与火的年代，迎来了光与电的新世纪。
在海外，北大激光照排系统在很短的时间内赢得了大批客户，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
20世纪90年代，在世人的眼中，王选是方正集团的象征。
十年过后，王选坦率地评价了自己曾经扮演的角色。
1985年左右，我们刚有了一点成果，北大就刮起了理论风和出国风，大家纷纷地要写论文评职称，要出国进修。项目组的人员大大减少，有一年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同志。我可以理解这种情况，然而心里很难受，很压抑。在这样的风气中，我就感受到，一个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研一定要变成商品，一定要变成商业，这才是中国的出路，才是中国最需要的。
我想我们不能一直只是埋头做研究。我经常反问自己，我们得了这么多奖，如果将来市场都被外国产品占领了，那么你的功劳在哪儿呢？国家投资到哪儿去了呢？人有的时候，本身不要去想这个名和利，你要想什么东西是社会需要的。好比我选这个专业，是国家需要。而当时坚持产业化，也是国家需要。所以我很赞赏这样一句话：一心要得诺贝尔奖的人得不到诺贝尔奖。两个得过诺贝尔奖的人，一位化学家，一位生物学家都这样讲过。如果你一开始就想着得奖,你肯定不会成功，因为经受不起磨练和艰难。
1983年我在北大校委会上提出了技术产业化建议，当时校领导很快就接受了。1986年就成立了方正的前身。其实企业都是别人在经营，我曾经做过一段董事局主席，更大程度上是企业需要我的名望。我这个人天生是不适合干企业的，没有一点企业家的素质。因为企业家懂得财务，而我对财务一窍不通，而且觉得有点格格不入，自己的账都不清楚，自己的钱都不清楚。企业家必备的这些素质，我都非常缺乏。我不是企业家，我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
如果说现在年轻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我建议他去办一个企业，找一个人品好，有能力的人做CEO。你可以做董事长，也可以不做董事长。如果他本身就具备像比尔·盖茨这种能力的话，干脆去做企业家。
开拓市场并不比开发技术容易，方正拥有广阔的市场，是方正的企业家们经营和开拓的结果。只有把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并最终走向一体化，才是正确的选择。
1993年的春节，王选一天都没有休息，做了一个设计。春节过后，他的学生却一句话否定了这项苦苦钻研的设计。王选没有伤感，相反却很高兴。他决定从此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因为他知道，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领域，永远是年轻人的天下。王选终于结束了18年、每周不少于工作65小时的岁月，他说，我觉得现在礼拜天可以去颐和园了。（本栏稿件由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提供，吴燕整理）
（责任编辑 刘荣刚）
21岁，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代计算机——“红旗机”的研制；
24岁，他几乎与死神擦肩，却激发出他软件硬件双修的事业灵感，进军计算机高级语言编译系统；
38岁，他挑起了研制激光照排系统的大梁，开始了18年如一日的跋涉。
他是中国激光照排之父，被誉为“当代毕昇”，中国印刷从此告别铅与火的时代，迈入电和激光的新纪元。
他走出封闭的象牙塔，坚持以技术推动产业，成为科教兴国的先锋人物。
他一生病魔缠身，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王选，1937年2月生，江苏无锡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北大方正集团董事。
1958年，王选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毕业。1958—1974年从事计算机逻辑设计、体系结构和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75年起主持照排系统的研制，其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和高速复原技术使字形信息的总体压缩率高达500∶1，获得欧洲EP0095536专利。1975—1991年，具体负责华光Ⅰ、Ⅱ、Ⅲ、Ⅳ和方正91电子出版系统的核心硬件——栅格图像处理器的研制，使国产照排系统技术逐步走向成熟。他领导研制的华光和方正系统在中国各大报社和出版社、印刷厂逐步普及，并出口到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为中文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1993年推出方正93系统专用协处理器芯片，进一步提高了性能价格比。个人拥有九项国内外专利。
激光照排系统，198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1986年获得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
2001年，王选获得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大奖。
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
“我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选择，是在大二下学期，我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20世纪50年代的北大，最热门的是纯数学，而计算数学只是一个枯燥冷清的专业。然而这片看似荒凉的处女地，却为这个19岁的青年提供了巨大的施展空间。50年代末，在欧美各国，计算机研究正从实验室转入工业化批量生产。中国也把发展电子计算机作为国家的四大紧急措施。科技界掀起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热潮。由于人才奇缺，王选得以留在北大任教，并成为北京大学电子计算机“红旗机”研制的主力。
王选的才华在“红旗机”的研制中得到充分展露，作为逻辑设计的主要负责人，他疯狂工作到了入魔的程度。以至于后来有人说：“没有王选，就没有‘红旗机’的逻辑设计。”
在中国早期计算机的史册中，留下了王选的名字。
从幼儿园到高中，我都是在上海的南洋模范学校，所以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十三年“老南模”。南模这个学校很好，我在这里读书，感觉培养最多的是一种学习自觉性，一种灵活的脑筋，还有一种集体的精神，脚踏实地的学风，这对我是终身受益的。
高考的时候报志愿，我填了三个，都是数学系：北京大学数学系、南京大学数学系、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选择数学，只是因为我觉得理科是我理想所在，而数学又是我擅长的。
到了北大数学系，年级里共200多人，大二的时候分专业，前十名都选了纯数学，可见好学生都往纯数学那边去。那儿有学问，有深度，有理论。而当时弄计算机编程序需要穿孔、纸带、卡片，都是010101，所以大家都认为计算数学是非常枯燥、琐碎、缺乏理论的这么一个专业。我选择这个专业，很大程度上是我的一种觉悟吧。1956年，国家在十二年远景规划中把原子能、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我想这些将来必然是国家最需要的，于是我就把个人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国家的重点方向结合起来。这种观念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动力，使我非常坚决地跨入计算机这个行业。
北大当时的计算机研究刚刚起步。我的老师张世龙，是国内这方面的先驱之一。他自己先设计了一台小型计算机，1958年到1960年我跟着他参加调试设计。到了1961年以后，我才慢慢成熟了，能够自己选择方向。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旦做起一个项目来，就会有一种疯狂的劲头。经常工作一天一夜，然后睡个觉，有时候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了，就坐在床上睡着了。有时候工作一个通宵，早上到饭店里，刚叫完菜，我已经睡着了，累到这么一个地步。这样打乱了生活规律，不久我就病倒了。白血球非常低，低到2000左右，查不出来病因。当时医院的一个诊断比较吓人，认为是结节性动脉周围炎，给我带来心理上很大的压力。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过度疲劳下的全身功能失调。我只好回到上海去休养。1962—1965年这三年在上海养病，头一年是完全休息，后两年症状减轻了，我就马上开始大量看文献，并且承担了一个项目，和北大的人一起做计算机高级语言编辑系统。
逐渐开始工作后，我就产生了很多的灵感。这期间，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从硬件设计跨入到软件领域，专门做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我做了这个决定后，觉得自己创造的火花就爆发出来，迎来了第一个创作高峰。1965年我回到北京，继续做这个项目，它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成功的项目。
这条道路，当时很独特，也是超前的
1974年8月，汉字信息处理技术被列为国家“748工程”，在三个子项目中，精密汉字照排系统让王选看到了一个辉煌的前景。是时，世界照排技术已经经历了“手动式”、“光学机械式”、“阴极射线管”三个阶段的发展，英国正在研制的第四代“激光照排”也即将问世。我国当时正在研制照排系统的5家机构，分别选择了二代机和三代机作为研究方向。而王选则带着自己在计算机和汉字处理上炽热追求和超前的数学思维，直接向第四代发起冲击。
他开创性地以“轮廓加参数”的描述方法和一系列新算法，研究出一整套高倍率汉字信息压缩、还原、变倍技术，从而使研制激光精密照排成为可能。
研究软件对硬件的影响，沟通这两个领域，我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的。当时很多做硬件的人觉得硬件还有很多问题都没解决呢，还谈不上这个事。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科学院计算所和南京大学也在搞，因为我们有特色，所以后来能够得到推广。搞电脑排版，我们在国内是第六家。我们选择了激光照排，选择了数字化，选择了信息压缩，这条道路，当时很独特，也是超前的。当时，我们感到我们做的工作是未来的一个主流，一棵大树，所以不仅没有任何的孤独感，而且觉得正走在一条最前沿、非常广阔的大路上。
在激光照排里头，我用了一个巧妙的数学算法。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异议，他们说这么复杂的问题，人家这么多的国内权威单位，精密仪器、精密机械单位都没解决，一个北大的小助教，用一个数学的办法就可以把字形压缩完了以后恢复，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可信的一种骗人的数学游戏。而恰恰是这个数学算法，使这个方向得到成功。
1979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我们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的消息。这个消息让我们非常兴奋，对解决我们研究的困境有很大帮助。事后，我才知道这个报道是顶着很大压力，冒了很大风险的，所以我牢牢记住这张报纸，一直想要用事实来证明它是对的。
非常幸运，我们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包括1980年2月22日江泽民同志的亲笔信，包括1980年10月25日小平同志的批示：“应加支持。”尤其是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局长郭平欣和这个项目办公室的张荣芝，他们两位完全理解这个方案的先进性。郭平欣局长出了一个11个字的考题。11个字，各种笔划都有，各种结构都有，来考验我们的这个信息压缩的算法是否能适应。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第一笔经费就没法得到。除了电子部，各部委、计委、经委都给了支持，后来还专门成立了经委下面的印刷专校。
到1989年形势大变，觉得搞这个激光照排又有名又有利，哪能想到1979年到1986年中间这几年的低潮？就是到了1988年，还有人说北大的这个项目使中国的照排技术比西方落后了十年。之前，还有人预言过，1984年的10月，就是我们的垮台之日，因为1984年10月要办一个国际展览，国外的商品要进来。当时与国外竞争得很厉害，我们一直埋头苦干，我坚信总有一天会打败他们，这个信念是非常强的。所以碰到有人说些不相信我们的话，否定的话，或者预言我们注定要灭亡的话，我都不加理会。后来的发展非常具有戏剧性，六个报社引进的五家美国、日本、英国的系统，全部被我们取代。
对我来讲，最最兴奋和激动人心的是两种时刻：第一种时刻就是冥思苦想了半个月，最后一天半夜想出一个绝招，这个问题迎刃而解，那是一种非常兴奋的愉快的享受；还有一种时刻就是看到我们研究的系统在世界各地的华文报业应用。
我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
1980年，一本由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排版的26页的小书《伍豪之剑》，送到了北大老校长周培源的手中。
很快，这本书被送到中央领导的手中，从这本书里，他们接收到这本小书传递的重要信息，一个北京大学的助教，在发明印刷术的国度，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汉字印刷术革命。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选主持研制的华光系统在国内外市场展开激烈厮杀。从1985年开始，华光系统捷报频传。
1985年2月，新华社用华光Ⅱ型激光排版系统排印新华社新闻稿。同年，激光照排系统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
1986年，激光照排系统获得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
1987年底，《经济日报》成为世界上第一家采用激光屏幕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一年后，经济日报社印刷厂卖掉全部铅字。
此后，一批中国印刷企业逐步告别了铅与火的年代，迎来了光与电的新世纪。
在海外，北大激光照排系统在很短的时间内赢得了大批客户，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
20世纪90年代，在世人的眼中，王选是方正集团的象征。
十年过后，王选坦率地评价了自己曾经扮演的角色。
1985年左右，我们刚有了一点成果，北大就刮起了理论风和出国风，大家纷纷地要写论文评职称，要出国进修。项目组的人员大大减少，有一年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同志。我可以理解这种情况，然而心里很难受，很压抑。在这样的风气中，我就感受到，一个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研一定要变成商品，一定要变成商业，这才是中国的出路，才是中国最需要的。
我想我们不能一直只是埋头做研究。我经常反问自己，我们得了这么多奖，如果将来市场都被外国产品占领了，那么你的功劳在哪儿呢？国家投资到哪儿去了呢？人有的时候，本身不要去想这个名和利，你要想什么东西是社会需要的。好比我选这个专业，是国家需要。而当时坚持产业化，也是国家需要。所以我很赞赏这样一句话：一心要得诺贝尔奖的人得不到诺贝尔奖。两个得过诺贝尔奖的人，一位化学家，一位生物学家都这样讲过。如果你一开始就想着得奖,你肯定不会成功，因为经受不起磨练和艰难。
1983年我在北大校委会上提出了技术产业化建议，当时校领导很快就接受了。1986年就成立了方正的前身。其实企业都是别人在经营，我曾经做过一段董事局主席，更大程度上是企业需要我的名望。我这个人天生是不适合干企业的，没有一点企业家的素质。因为企业家懂得财务，而我对财务一窍不通，而且觉得有点格格不入，自己的账都不清楚，自己的钱都不清楚。企业家必备的这些素质，我都非常缺乏。我不是企业家，我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
如果说现在年轻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我建议他去办一个企业，找一个人品好，有能力的人做CEO。你可以做董事长，也可以不做董事长。如果他本身就具备像比尔·盖茨这种能力的话，干脆去做企业家。
开拓市场并不比开发技术容易，方正拥有广阔的市场，是方正的企业家们经营和开拓的结果。只有把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并最终走向一体化，才是正确的选择。
1993年的春节，王选一天都没有休息，做了一个设计。春节过后，他的学生却一句话否定了这项苦苦钻研的设计。王选没有伤感，相反却很高兴。他决定从此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因为他知道，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领域，永远是年轻人的天下。王选终于结束了18年、每周不少于工作65小时的岁月，他说，我觉得现在礼拜天可以去颐和园了。（本栏稿件由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提供，吴燕整理）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