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暗流涌动、风云多变，稍有不慎，轻则罚俸摘官去爵，重则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元朝政坛有着封建官场的一贯风貌，明争暗斗层出不穷，也有着自身特色，所谓“钩考”即是其中之一。在元朝，特别是元初的官场中，“钩考”可是个要人命的词儿。蒙汉色目官员，可谓是“畏钩如虎，人人谈钩色变”。
　　所谓钩考，又称理算，意即现在所谓的审计制度，依据钩考的结果，可以当即问责处罚官员。审计巡察中国自古就有，所谓“上计”“勾复”“磨勘”等。但元朝的钩考理算，结合了蒙古从波斯学来的“忽尔扎”（特别法庭）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着其背后有错综复杂的政治路线斗争，规模和残酷程度可谓空前。

与忽必烈有关的两次大钩考

　　元朝最早的钩考可能是在元宪宗四年（1254年）春天，蒙哥汗派遣耶律铸、帖木而忽秃赤到燕地区核算钱粮，七月又“诏官吏之赴朝理算钱谷”。这些钩考理算规模小，还未掀起大浪，真正有元朝特色的大钩考，还是发生在宪宗七年（1257年）的阿蓝答儿钩考。
　　阿蓝答儿钩考的缘起本身就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其时，元宪宗蒙哥作为蒙哥大汗，坐镇漠北和林，以大半个欧亚大陆主人的身份，统领大蒙古帝国全局。他委任他弟弟忽必烈，也就是后来的元世祖，总领漠南汉地事务，同时负责对南宋作战。
　　忽必烈为统治好中原汉族地区，重用汉人，身边围绕着窦默、姚枢、刘秉忠、郝经等汉族大臣，以汉法治汉地，恢复经战火洗劫的中原經济。此外，忽必烈在军事上也立下赫赫战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忽必烈的所为遭到了嫉恨，有人便向蒙哥检举忽必烈，说他“王府诸臣擅权为专利事”。蒙哥是个专断的人，他也担心忽必烈功高震主，威胁到他的位置。于是便对忽必烈安排了一次钩考。
　　此次钩考，由丞相阿蓝答儿、参知政事刘太平主持，设立“钩考局”，钩考对象为忽必烈主管的陕西宣抚司、河南经略司等。钩考目的是清查忽必烈王府擅自截留征收的钱粮税赋，并强制其立即清还。
　　此次钩考相当严苛，执法也十分严酷。“虐焰熏天，多人迫与死”，忽必烈手下大量亲信官员，廉希宪、赵良弼等都被钩考局拿下，不少人被严刑拷打，死在狱中。忽必烈为避灾祸，听从谋士姚枢的建议，交出权力，亲奔漠北向蒙哥谢罪，事情才由此作罢。

　　由于钩考的主要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敛财，钩考局的官员很多“打铁自身不硬”，说是来整饬腐败，自己却腐败得要死，借机来吃拿卡要。这导致了钩考局所到之处民怨沸腾。

　　忽必烈用切身经历，体会到了钩考的厉害。在他上台以后，就把钩考作为一项好用的政治工具，使用十分频繁。
　　钩考是对官员的考核惩办，自然会成为官场斗争中整治政敌、打击异己的绝佳武器。就如至元十七年（1280年）阿合马钩考江淮行省一事来说。中书省平章政事阿合马与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江淮行省右丞崔斌不和，就想着钩考江淮行省，把这两个人搞掉。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钩考局查出阿里伯“擅支粮四十七万石”，应追还宝钞一万二千锭，涉及金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性质十分恶劣。阿里伯和崔斌被以“欺盗官粮”之罪处斩。
　　但风水轮流转，阿合马掌权时得罪了太多人，最后被“义士”刺杀。他死后，他的爪牙亲信也都被钩考了一回。至元十九年（1282年），浙西宣慰使游显又了钩考江淮行省，查出赃款合计四百余万。江淮行省原先依靠阿合马得势上台的党羽们这可真倒了血霉，罢官的罢官、下狱的下狱。

“打铁自身不硬”的钩考

　　简言之，钩考是元朝蒙汉杂糅的政治制度体现，也折射出元朝汉法和蒙古法两条发展道路之间的矛盾。
　　游牧民族落后的劫掠习俗，导致了元朝财政的超限支用。频繁钩考意义在于追征税款，是确保财源的重要手段。
　　游牧民族长期以来通过劫掠手段获取财富，领主也通过分封土地、赏赐珍宝手段笼络下级。这种习俗在元朝国家财政方面得到了延伸渗透。元朝政府无视经济发展的正常需要，竭力搜刮地方财富，以供皇室消费，或用于赏赐功臣贵族。毫无节制、滥行支用的开支，导致了财政上的巨大压力。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一年财政赤字就达到白银一百万锭。故此，元朝廷任用商人出身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理财名臣”，通过加税，增发货币、扑买包税等手段获取掠夺民间财富。
　　钩考则是对这种“劫财”手段的补充保证，查一查该征的税是不是都收齐了，税是进了国库，还是被下面的贪官污吏吃掉了。
　　频繁钩考也是为了提高中央集权，限制地方权力的手段。蒙古的传统是实行分封制度，把地封给下属，能按期上贡就行。但随着蒙古政权接手对农耕地区的统治，为适应新形势，便推行“汉法”，设立郡县，建立中央集权制政府。
　　对地方行省、府路州县进行钩考，正是朝廷为了强化集权，控制地方官员的良策。钦差大臣定期不定期地来检查工作、审你的账、治你的罪，让你整日担惊受怕，只得对上面唯唯诺诺、俯首听命。
　　由于钩考的主要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敛财，钩考局的官员很多“打铁自身不硬”，说是来整饬腐败，自己却腐败得要死，借机来吃拿卡要。这导致了钩考局所到之处民怨沸腾。宋元之际的文人郑思肖通过渔夫鸬鹚捕鱼的比喻，揭露钩考强制追征税款，对百姓的压榨盘剥：“鸬鹚得鱼满颌，即为人所抖取;鸬鹚更取鱼，人又抖取;劳无穷，利甚鲜。”
　　对钩考不堪其苦的还有各级地方官员，特别是汉族士大夫们，他们一向对钩考持反对态度。反对钩考的奏疏不断，说钩考“义肆虐厉民、空其家财”，“剥害生民”，“大家巨室无悉破坏，甚至逼女为娼”。他们说钩考凌虐百姓，自己为民请命，请废钩考，但更多的是出于自身的利益。
　　钩考在朝野上下得罪人太多，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主持多次钩考的权相桑哥倒台后，全国上下废除钩考呼声高涨。十月，御史中丞玉昔帖木儿上奏：“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三十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极，而其余党公取回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忽必烈出于安定统治集团人心的考虑，便顺水推舟下诏，罢钩考钱谷，“诏下之日，百姓相庆”，大呼皇恩浩荡。
　　之后，忽必烈还处死了“迫杀吏民”的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三名钩考官，“以谢天下”。元初轰轰烈烈的大钩考运动就此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