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原湖南零陵师范专科学校的校园内爱莲池旁的广场上，摆放着八尊石刻雕像，雕刻的是永州历史上八位文化人物，其中的六位是清代以前的，如草书大家怀素、文学家柳宗元、哲学家周敦颐、书法家何绍基等，民国以后的只有两位：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另一个是民法学家李祖荫。李达是零陵蔡家铺人，李祖荫则生于祁阳龚家坪镇酒塘村。两家相距不过百里，同属永州府，应该算是大同乡了！
他们两人的年龄相差八岁。李祖荫先生生于1898年，李达则生于1890年，长于祖荫先生。他们两人都曾留学日本；李达攻哲学，祖荫先生则读的是法学。不过李达对法学也感兴趣，译过一本日本人著的法理学著作。
他们两人的政治观点不同，价值取向各异，尽管如此，他们却成了多年的好朋友！1963年祖荫先生猝然去世，当时李达正在北京颐和园养病，追悼会没能参加。会后祖荫先生的长子李务本偕夫人谭媛芝前往探望。李达告诉他们，说他与祖荫先生的友谊已有整整三十年。据此推算，他们的交往应该始于1933年左右！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们都在朝阳大学兼课，不过不可能往来很多：李达忙于党的地下工作，祖荫先生则终日忙于备课、搞科研、编《法学评论》，争取北京大学法学院聘他为教授。他当年考北大法学院时因数学分数低而未被录取，他曾为此当众发过誓：北大不要我当学生，我要北大今后聘我当教授！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个北大情结，直到1936年才解开。北大法律系真的将他聘为教授了。
但为时不久，日本侵占北平！祖荫先生串联北大法律系同仁，化妆逃走天津，乘英国邮轮，绕道香港抵达长沙，参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师一起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教学。此后三校迁往昆明、合办“西南联大”。祖荫先生没再跟着前往，而是留在湖南大学工作。
此时李达先生也已逃出北平，但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辗转回到了老家零陵，之后与祖荫先生仍然保持着书信来往。1938年祖荫先生父亲病逝，李达寄去挽联，挽词为“老子犹龙”四个大字，落款是“世侄李达敬挽”。
1941年祖荫先生出任湖南大学法律系主任。他受北大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影响，以兼容并包的态度选聘教师，于是不少法学名家被他请来了湖大，如黄右昌、戴修赞、王觐、罗鼎、赵宝义、丘日庆……可谓极一时之盛。李达也在邀请之列，但因反对声音太大，祖荫出于无奈，只好作罢。
1944年湖南大学校长突然易人：原校长胡庶华被调走，李毓尧接任校长。但师生反对，全校罢课达一年之久。学校出动军警镇压，抓捕，开除了不少学生，支持学生的八名教师也遭到解聘。时任法律系主任兼训导长的祖荫先生也因支持学生反对李毓尧而被解聘，而且险些被宪兵抓去，在法律系一位张姓副教授的帮助下，全家星夜逃出辰溪，绕道洪江，才得以返回老家祁阳。
在此以前，李达失去了党的联系，处境非常困难，不得已回到了老家零陵，妻子离他而去。在老家零陵，他没有多少田产，不得不什么都干。据他的侄儿李定钧对我说：李达当时穷困潦倒，生活无着，开过豆腐作坊，当过小学教师，甚至贩过牛马，还向人借贷过，日本人来了之后，他就更加困难，而且有了生命危险，只好躲进山沟……
祖荫先生被李毓尧解聘还乡之后，日本鬼子占领了祁阳，他率领家少不得不躲进山沟里的亲戚家里，过着“颠沛流离、一日三惊”的痛苦生活，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
与抗战胜利几乎同时，湖南大学的驱李护校斗争宣告结束了。学生一方大获全胜。李毓尧被迫调离湖大、胡庶华重新回来长校，被捕、被开除的师生全部获得释放，重回学校。法律系的师生两次派代表赴祁阳，请祖荫先生回校复职，主持法律系公务。
这时湖大文、法分立，成立法学院，祖荫先生出任院长，下有法律、政治、经济三个系。他雄心勃勃，决心把法学院办成中南地区一流的学院。为此他四处遍求名师来校授课，这时他又想邀请李达来法学院授课，但当时条件尚未成熟，不得不暂缓。
直到1946年下半年，李达才来到长沙。他原本想去上海找党，却被祖荫先生留了下来，接讲法律系的《法理学》。李达是法理学专家，曾经翻译过日本人所著的《法理学》一书。尽管如此，学校内外还是有两种声音，多数人欢迎李达，少数人不理解甚至反对。好心人还为祖荫先生担心：何必自找麻烦，还是小心点好。可祖荫先生硬是力排众议，大声疾呼：“我不管你是什么党什么派，只要你能教课我就要。我学北大的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他甚至公开对学生说：“我给你们请来了一个大共产党。”
后来听说警方要来抓李达，祖荫先生马上叫人在学生办的一张小报上刊出一条消息，说李达曾向学校提出过三条保证：不参加反政府的活动；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与共产党人接触。实际上这是虚构的。据祖荫先生的大女婿、湖大法律系当年的学生曾希铿说：“这是完全没有的事，完全是杜撰出来遮人耳目，骗国民党警察局的。”
李达来湖大以后，曾希铿成了他的义务保卫员，课上课下他都跟着，发现可疑人员出现立即报告。
李达身体虚弱，患有肠胃炎等多种慢性疾病，夫人石曼华年纪轻，乡下人，没有文化，许多家务事也要人帮忙……祖荫先生本人也经常关注，派法学院的勤杂工和学生去帮助解决，李维龙、曾希铿等人做得最多。
总之李达的一切，都在祖荫先生的关心掌控之中，特别是他的人身安全。他们来往密切，经常在一起交谈，实际上是李达在做祖荫先生的思想工作，争取他完全站到共产党方面来。祖荫先生经过驱李护校运动之后，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但他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完全了解，需要一个像李达这样的人来给他讲解。他曾亲口对我说过：“我把李达请来湖大，不仅仅是给学生请来一位懂马克思主义的老师，也是为我自己请来一位懂马克思主义，懂共产党政策的老师……”我以为这是他的心里话，不是客套。
以共产党为领导的进步力量在湖南大学很强大，尤其是法学院的师生中，党员人数不少，余志宏、葛德淦等都是法学院的师生。校警队的武警也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所以师生的活动在校区内相当安全，特务、警察奈何不得。李达的行动也颇为自由，他经常出现在祖荫先生家中，谈天说地，有时畅谈至深夜。 说是谈天，实际上是讲解、学习共产党的政策，介绍进步书籍包括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和左翼文人的书籍。李达介绍了很多这样的著作让祖荫先生阅读。他亲自送去的不少，更多的是让法学院的工人李维龙送去的。他经常劝祖荫先生：“要抓紧学习，形势发展太快，不学习不得了，将来没法工作。”
李达到了北京之后，写信来要求把他的这些书尽快带往北京。法学院四九级毕业生在七月份去北京华北大学学习时，大家分头把这些书籍包在背包里给李达悉数带了去。
李达先生是1949年4月秘密离开长沙，绕道香港去解放区的，行前谎称去湘雅医院住院。别人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但祖荫先生是知道的，他指派了法学院一位青年教师护送李达。
李达出任华北大学副校长之后，立即写信给湖大法学院的毕业生，答应介绍他们进华北大学学习，参加革命工作。包括曾希铿在内的数十名毕业生立即打点行装，穿越战线抵达解放不久的北平，进了华北大学。
李达秘密离开湖大不久，程潜将军邀请祖荫先生担任湖南教育厅长，取代他不大放心的王凤喈。有人说这是李达的主意。我问过，祖荫先生说是程潜邀请的。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宣布湖南和平起义。
长沙解放之后，祖荫先生继续担任教育厅长，他是蒋时代最后一任湖南省教育厅长，也成了新中国第一任湖南省教育厅长。李达深知祖荫先生系一介书生，不愿为官从政，三次从北京来电，催他上京，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当时铁路受到战争的破坏，尚未完全恢复，火车走走停停，运行不畅。祖荫一家六口到达北京时，政协会议已经开完，他是后来增补的特邀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祖荫先生被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委员。
祖荫先生在湖南算得上一位著名的“民主教授”，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到了北京，与那些全国知名的学者、专家站在一起，成为法制委员会委员，他感到受宠若惊。他想这个位子显然是李达投桃报李争取来的，因为他与新任政府主席毛泽东素昧平生啊。
在解放后最初的几年里，李达不论是在长沙任湖大校长，还是在武汉任武汉大学校长，每次进京，总要找机会与祖荫先生见面交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人政治地位的变化，他们见面的机会渐渐减少了。
1954年祖荫先生的侄儿李龙考进武大法律系，他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给时任武大校长的李达写信，要求他对李龙“严加管教，视同己出”。他很想把李龙培养成自己事业的继承者，因为他自己的子女“没有一个愿闻此道”。
李达对老朋友的这一请托持何种态度？我不清楚。但1958年李龙被划成了极右分子。当时他在广州实习，一没“鸣”，二没“放”，却被深挖细找划成了极右分子。是李达不愿干预，还是他想干预而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呢？不得而知。
但祖荫先生在1958年4月20日得到消息，李龙已经受到“留校察看”的处理，或许这是李达告诉他的。祖荫先生没有说明，他在自己的“交心”书中写道：“我的思想上为之可惜，因为这个孩子性情执拗，不思悔改，将来能否保留学籍，还是问题。我家学法律的，到现在仅仅只有他一个，我自己的子女没有一个愿闻此道，深感后继无人了。”
他倒没有直接给李龙写信斥责他，而是给我也就是李龙的哥哥写了一封口气较为缓和的信，仍然保留着对他抱有的希望：“龙侄性倔，改正不易，不过好在年轻，或许还有希望。”
他的原信，我没有保存下来，不过这几句话我一直记在心底。没想到几十年过后，居然有了应验。1980年在劳改二十二年之后，李龙居然绝处逢生，平反出狱，至今仍然活跃在法学教育战线，成为武汉大学法学院的资深教授。祖荫先生九泉之下有知，定会感到欣慰。
祖荫先生猝死于1963年，中共中央统战部给他举办了追悼会，部长徐冰致悼词，周恩来总理送了花圈。他是兄弟姊妹中唯一的生荣死哀者。去世时的头衔是国务院参事，先生九泉有知，应该含笑庆幸了。
我是祖荫先生的侄儿，却没见过李达先生，尽管1947年9月以后我就到了长沙读中学。文中提到的李定钧，是李达先生的侄儿，我教过的俄语专业的学生，1963年毕业，现在是零陵四中的高级退休教师。
他们两人的年龄相差八岁。李祖荫先生生于1898年，李达则生于1890年，长于祖荫先生。他们两人都曾留学日本；李达攻哲学，祖荫先生则读的是法学。不过李达对法学也感兴趣，译过一本日本人著的法理学著作。
他们两人的政治观点不同，价值取向各异，尽管如此，他们却成了多年的好朋友！1963年祖荫先生猝然去世，当时李达正在北京颐和园养病，追悼会没能参加。会后祖荫先生的长子李务本偕夫人谭媛芝前往探望。李达告诉他们，说他与祖荫先生的友谊已有整整三十年。据此推算，他们的交往应该始于1933年左右！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们都在朝阳大学兼课，不过不可能往来很多：李达忙于党的地下工作，祖荫先生则终日忙于备课、搞科研、编《法学评论》，争取北京大学法学院聘他为教授。他当年考北大法学院时因数学分数低而未被录取，他曾为此当众发过誓：北大不要我当学生，我要北大今后聘我当教授！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个北大情结，直到1936年才解开。北大法律系真的将他聘为教授了。
但为时不久，日本侵占北平！祖荫先生串联北大法律系同仁，化妆逃走天津，乘英国邮轮，绕道香港抵达长沙，参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师一起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教学。此后三校迁往昆明、合办“西南联大”。祖荫先生没再跟着前往，而是留在湖南大学工作。
此时李达先生也已逃出北平，但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辗转回到了老家零陵，之后与祖荫先生仍然保持着书信来往。1938年祖荫先生父亲病逝，李达寄去挽联，挽词为“老子犹龙”四个大字，落款是“世侄李达敬挽”。
1941年祖荫先生出任湖南大学法律系主任。他受北大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影响，以兼容并包的态度选聘教师，于是不少法学名家被他请来了湖大，如黄右昌、戴修赞、王觐、罗鼎、赵宝义、丘日庆……可谓极一时之盛。李达也在邀请之列，但因反对声音太大，祖荫出于无奈，只好作罢。
1944年湖南大学校长突然易人：原校长胡庶华被调走，李毓尧接任校长。但师生反对，全校罢课达一年之久。学校出动军警镇压，抓捕，开除了不少学生，支持学生的八名教师也遭到解聘。时任法律系主任兼训导长的祖荫先生也因支持学生反对李毓尧而被解聘，而且险些被宪兵抓去，在法律系一位张姓副教授的帮助下，全家星夜逃出辰溪，绕道洪江，才得以返回老家祁阳。
在此以前，李达失去了党的联系，处境非常困难，不得已回到了老家零陵，妻子离他而去。在老家零陵，他没有多少田产，不得不什么都干。据他的侄儿李定钧对我说：李达当时穷困潦倒，生活无着，开过豆腐作坊，当过小学教师，甚至贩过牛马，还向人借贷过，日本人来了之后，他就更加困难，而且有了生命危险，只好躲进山沟……
祖荫先生被李毓尧解聘还乡之后，日本鬼子占领了祁阳，他率领家少不得不躲进山沟里的亲戚家里，过着“颠沛流离、一日三惊”的痛苦生活，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
与抗战胜利几乎同时，湖南大学的驱李护校斗争宣告结束了。学生一方大获全胜。李毓尧被迫调离湖大、胡庶华重新回来长校，被捕、被开除的师生全部获得释放，重回学校。法律系的师生两次派代表赴祁阳，请祖荫先生回校复职，主持法律系公务。
这时湖大文、法分立，成立法学院，祖荫先生出任院长，下有法律、政治、经济三个系。他雄心勃勃，决心把法学院办成中南地区一流的学院。为此他四处遍求名师来校授课，这时他又想邀请李达来法学院授课，但当时条件尚未成熟，不得不暂缓。
直到1946年下半年，李达才来到长沙。他原本想去上海找党，却被祖荫先生留了下来，接讲法律系的《法理学》。李达是法理学专家，曾经翻译过日本人所著的《法理学》一书。尽管如此，学校内外还是有两种声音，多数人欢迎李达，少数人不理解甚至反对。好心人还为祖荫先生担心：何必自找麻烦，还是小心点好。可祖荫先生硬是力排众议，大声疾呼：“我不管你是什么党什么派，只要你能教课我就要。我学北大的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他甚至公开对学生说：“我给你们请来了一个大共产党。”
后来听说警方要来抓李达，祖荫先生马上叫人在学生办的一张小报上刊出一条消息，说李达曾向学校提出过三条保证：不参加反政府的活动；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与共产党人接触。实际上这是虚构的。据祖荫先生的大女婿、湖大法律系当年的学生曾希铿说：“这是完全没有的事，完全是杜撰出来遮人耳目，骗国民党警察局的。”
李达来湖大以后，曾希铿成了他的义务保卫员，课上课下他都跟着，发现可疑人员出现立即报告。
李达身体虚弱，患有肠胃炎等多种慢性疾病，夫人石曼华年纪轻，乡下人，没有文化，许多家务事也要人帮忙……祖荫先生本人也经常关注，派法学院的勤杂工和学生去帮助解决，李维龙、曾希铿等人做得最多。
总之李达的一切，都在祖荫先生的关心掌控之中，特别是他的人身安全。他们来往密切，经常在一起交谈，实际上是李达在做祖荫先生的思想工作，争取他完全站到共产党方面来。祖荫先生经过驱李护校运动之后，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但他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完全了解，需要一个像李达这样的人来给他讲解。他曾亲口对我说过：“我把李达请来湖大，不仅仅是给学生请来一位懂马克思主义的老师，也是为我自己请来一位懂马克思主义，懂共产党政策的老师……”我以为这是他的心里话，不是客套。
以共产党为领导的进步力量在湖南大学很强大，尤其是法学院的师生中，党员人数不少，余志宏、葛德淦等都是法学院的师生。校警队的武警也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所以师生的活动在校区内相当安全，特务、警察奈何不得。李达的行动也颇为自由，他经常出现在祖荫先生家中，谈天说地，有时畅谈至深夜。 说是谈天，实际上是讲解、学习共产党的政策，介绍进步书籍包括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和左翼文人的书籍。李达介绍了很多这样的著作让祖荫先生阅读。他亲自送去的不少，更多的是让法学院的工人李维龙送去的。他经常劝祖荫先生：“要抓紧学习，形势发展太快，不学习不得了，将来没法工作。”
李达到了北京之后，写信来要求把他的这些书尽快带往北京。法学院四九级毕业生在七月份去北京华北大学学习时，大家分头把这些书籍包在背包里给李达悉数带了去。
李达先生是1949年4月秘密离开长沙，绕道香港去解放区的，行前谎称去湘雅医院住院。别人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但祖荫先生是知道的，他指派了法学院一位青年教师护送李达。
李达出任华北大学副校长之后，立即写信给湖大法学院的毕业生，答应介绍他们进华北大学学习，参加革命工作。包括曾希铿在内的数十名毕业生立即打点行装，穿越战线抵达解放不久的北平，进了华北大学。
李达秘密离开湖大不久，程潜将军邀请祖荫先生担任湖南教育厅长，取代他不大放心的王凤喈。有人说这是李达的主意。我问过，祖荫先生说是程潜邀请的。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宣布湖南和平起义。
长沙解放之后，祖荫先生继续担任教育厅长，他是蒋时代最后一任湖南省教育厅长，也成了新中国第一任湖南省教育厅长。李达深知祖荫先生系一介书生，不愿为官从政，三次从北京来电，催他上京，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当时铁路受到战争的破坏，尚未完全恢复，火车走走停停，运行不畅。祖荫一家六口到达北京时，政协会议已经开完，他是后来增补的特邀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祖荫先生被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委员。
祖荫先生在湖南算得上一位著名的“民主教授”，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到了北京，与那些全国知名的学者、专家站在一起，成为法制委员会委员，他感到受宠若惊。他想这个位子显然是李达投桃报李争取来的，因为他与新任政府主席毛泽东素昧平生啊。
在解放后最初的几年里，李达不论是在长沙任湖大校长，还是在武汉任武汉大学校长，每次进京，总要找机会与祖荫先生见面交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人政治地位的变化，他们见面的机会渐渐减少了。
1954年祖荫先生的侄儿李龙考进武大法律系，他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给时任武大校长的李达写信，要求他对李龙“严加管教，视同己出”。他很想把李龙培养成自己事业的继承者，因为他自己的子女“没有一个愿闻此道”。
李达对老朋友的这一请托持何种态度？我不清楚。但1958年李龙被划成了极右分子。当时他在广州实习，一没“鸣”，二没“放”，却被深挖细找划成了极右分子。是李达不愿干预，还是他想干预而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呢？不得而知。
但祖荫先生在1958年4月20日得到消息，李龙已经受到“留校察看”的处理，或许这是李达告诉他的。祖荫先生没有说明，他在自己的“交心”书中写道：“我的思想上为之可惜，因为这个孩子性情执拗，不思悔改，将来能否保留学籍，还是问题。我家学法律的，到现在仅仅只有他一个，我自己的子女没有一个愿闻此道，深感后继无人了。”
他倒没有直接给李龙写信斥责他，而是给我也就是李龙的哥哥写了一封口气较为缓和的信，仍然保留着对他抱有的希望：“龙侄性倔，改正不易，不过好在年轻，或许还有希望。”
他的原信，我没有保存下来，不过这几句话我一直记在心底。没想到几十年过后，居然有了应验。1980年在劳改二十二年之后，李龙居然绝处逢生，平反出狱，至今仍然活跃在法学教育战线，成为武汉大学法学院的资深教授。祖荫先生九泉之下有知，定会感到欣慰。
祖荫先生猝死于1963年，中共中央统战部给他举办了追悼会，部长徐冰致悼词，周恩来总理送了花圈。他是兄弟姊妹中唯一的生荣死哀者。去世时的头衔是国务院参事，先生九泉有知，应该含笑庆幸了。
我是祖荫先生的侄儿，却没见过李达先生，尽管1947年9月以后我就到了长沙读中学。文中提到的李定钧，是李达先生的侄儿，我教过的俄语专业的学生，1963年毕业，现在是零陵四中的高级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