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还在四川大学读书的史光辉同学，偶然读到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们》和《帕夫雷什中学》，产生极大兴趣，于是他向还在家乡重庆做小学教师的陈昌国同学推荐。从此，他们两人在通信和假期见面时间里，有了相对固定的教育话题，他们分别购买了苏霍姆林斯基的几乎全部著作，并在后来持续了长达十余年的关于苏霍姆林斯基的“两人促读会”。
　　21世纪的北京，读友韩乐在参加了一起悦读俱乐部活动后，深受启发，于是和远在老家太原的另一位同学，组织了两个人的“读写会”，她们约定每个月要阅读和交流的图书，并规定坚持每人每月必须写出一篇文章。这样的例子太多，你肯定并不陌生。也许你会想起，自己也曾有过与某一位好友同读一册图书，彼此心心相印热烈交谈的情景。很多时候，自己喜欢的图书，其实并不容易找到同好，只要发现有那么一位，就不禁会欣欣然。正是在两个人相同的阅读中，人们才有了相互的识别。这或许是每一个读书人成长过程中，都难免会有过的经历。但你可能不会想到，这也可以命名为“两个人的读书会”。
　　在研究者那里，读书会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学习团体或者一群人。《北京民间读书会发展研究报告》就明确指出读书会“是指三人或三人以上基于共同的阅读兴趣，自愿参与，自主开展共同阅读活动的自治组织”。但从读书会最核心的要素来看，其一是共同阅读，相互促进;其二是分享心得，相互讨论。就此而言，两个人之间是完全可实现的。此外还有一个要素，即需要有较为正式和严肃的仪式感，而不是嬉闹或玩耍，如果相互之间有共同遵守的规定，那“两个人的读书会”就应该是成立的。话又说回来，台湾读书会研究者邱天助就说了，即使你的读书会不符合标准，但仍然要挂读书会的名头，“也没关系，又不犯法”。
　　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曾在多个场合，介绍过日本明治大学教授斋藤孝的一本叫《阅读的力量》的书，其中作者写到自己在高中时跟一位同学建立了一个两个人的读书会，持续了十多年。他们商定每月读一本书，然后定期交谈各自的感想等，直到他们大学毕业在不同的城市工作，依然坚持定期见面交流，商定共读图书。这里“两个人的读书会”其实可以将之视为一种彼此需要的学习自律，一种成长的仪式与共同记忆。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你本来是渴望有更多的人参与，但却在无奈中只能面对两个人的读书会。比如下面这个小故事：当年北大哲学系硕士毕业的赵聚，在清华大学到处张贴广告，邀请有兴趣的同学来参加由他主持的共读王阳明的读书会，他怀着激动和不安的心情在教室里等待良久。时间过了，却只来了一位胖胖的小伙伴——赵聚问他，读了《习传录》吗？没有。知道王阳明吗？不知道。为什么参加读书会？好奇。但既然来了一个人，赵聚也就开始了两个人的读书会，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来人却总是一声不吭，直到邀请一起去吃饭，那人才说好——就这样，这个两人的读书会开始了自己的坚持。后来闻名全国的同道学园，就是由这个两人读书会发展而来，赵聚和这个胖胖的小伙伴姜昊骞，是同道学园的联合创办人。类似这种只面对唯一参与者的情况，在山东威海著名读书会“相聚星期三沙龙”的创办人王肖杰身上也发生过。
　　美国作家威尔·施瓦尔贝在《生命最后的读书会》中所讲述的“两个人的读书会”，则是另一种关于生命的责任与亲情的感人故事。威尔是世界知名出版公司的总编辑，得知母亲癌症晚期时，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并自然地和母亲沟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谈起了一本共同阅读的书籍。就这样，在后来陪伴母亲最后的时光里，他们有了“两个人的读书会”。一本本书籍带来慰藉，让母子俩有了更深入的交流和理解。正如本书的书封上的那句话：“在生命和情感的尽头，阅读是最好的庇護和救赎，我们悲伤，却并不沮丧。”
　　独自一人面对世界，会感到孤独。很多人在一起热闹，又可能遗失自己的真实。那么，去寻找一位身边的朋友，去分享一本好书吧。哪怕只有两个人，面对面，读书，聆听，倾吐，也会为我们的内心带来爱与勇气。两个人的读书会，其实是更为普遍的需要。
　　作者系韬奋基金会阅读组织联合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