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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九大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新时期的奋斗目标，这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有着重要指导性意义。当前时期，国人对闲暇生活的重视和追求不断提高，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描述了国人闲暇活动的种类及其频率，并利用多元回归模型，揭示了收入、教育、社会阶层如何影响包括看电视或者碟在内的以电视为载体的闲暇活动的频率。
关键词：电视 载体 休闲方式 计量经济 CGSS
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中国生产力与日俱增，在不断满足着人民衣食住行、健康、教育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一方面人民对闲暇生活的重视和追求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政府、行业、企业不断创造出多元闲暇生活方式，来满足人民对其的需求。那么，当前时期，闲暇活动的种类有哪些，人们从事它们的频率如何，哪些因素影响人们从事闲暇活动的种类和频率，回答上述问题对于政府、行业、企业从供给侧入手，提供更好满足人民所需的闲暇产品及服务，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本文的余下部分这样安排，第一部分，回顾有关闲暇活动的经济分析文献，在第二部分，首先描述国人闲暇活动的种类及其频率，之后，构建以电视为载体的闲暇活动的计量经济模型，第三部分，基于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度的数据检验了模型。
一、文献回顾
“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闲暇时间经济理论，基于闲暇配置开拓了劳动经济学的新视角。在肯定闲暇替代效应的基础上，该理论开创性地分析了闲暇对工作的互补效应，从家庭经济学和时间配置研究方面揭示了闲暇的微观经济效应”①。西方学者严格区分了闲暇和休闲的概念，并分别揭示二者的经济作用，从经济角度来看，闲暇（Leisure Time）是非工作概念上的时间，而休闲时间（Recreation Time）属于闲暇时间的一部分，因此，休闲活动只是闲暇时间内可以从事的诸多活动之一。古典经济学将闲暇活动当作正常品，运用传统的边际分析对之进行剖析，新古典经济学家保留了对闲暇活动的基本看法，Buchanan和Yoog（1994）认为闲暇时间会对生产时间形成替代：闲暇多了，工作时间必然减少。
Frey et al（2007）将对闲暇活动的研究聚焦在人类普遍的闲暇活动——看电视——上。他们认为，长时间看电视可能意味着不完美的自我控制，从而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他们引用的数据表明，1995年美国人平均每周花16个小时或每天花2.5小时看电视。类似的情形也存在着其他发达国家，在2002/2003年的欧洲社会调查中，2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天在看电视上花费3小时以上。直觉上，看电视这种闲暇活动能产生很高的个人效用，但事实上，看电视的享受感低于平均水平。长时间看电视的人对个人财务状况有着较低的满意度，并感受到更高生活不安全感，因此，他们展现了对他人的不信任，也比同龄人更少参与社会活动，这些结果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电视消费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且，长期看电视的负面效应对于时间机会成本高的人来说，比那些时间机会成本低的人要大得多，这也使高机会成本的人群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会相对更少一些。
国内学者对闲暇活动的研究尚未普及，在中国知网上仅仅搜到80篇篇名含有闲暇活动的文章。卢春天、成功（2014）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实证分析了闲暇活动频次的影响因素，他们基于2010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计量分析显示“性别、教育程度、年龄、收人、主观分层认同对总的闲暇活动频次有着显著地影响”②。
本文的目的是构建中国人以电视为载体的闲暇活动影响因素计量模型，从变量设计和数据选取的角度来看，本文继承了卢春天、成功（2014）的研究。
二、数据、变量及模型
CGSS“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数据来源，广泛地应用于科研、教学、政府决策之中”③。CGSS2013有这样一组问题（A30）：“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对每项活动的从事频率有五个选项可供选择：1—每天、2—一周数次、3—一月数次、4—一年数次或更少、5—从不。表1显示了闲暇活动的频率分布。
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主观社会分层这三个社会经济属性是操作变量，选择家庭收入，是因为部分受访者还没有获取收入，而且闲暇活动往往是家庭性活动。受教育程度衡量了受访者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和理解能力，一般来说，电视或碟的内容要求受众具备一定教育程度。而社会层级限制了个体能够接触并参与其中的闲暇活动的层次，西方研究表明，艺术表演演出观众是白人，他们比较富裕、接受过较高水平的教育、并且来自较高的社会阶层。因此，笔者推断这三个变量正向影响看电视或碟的频率。通过标准化处理，将家庭收入转化为服从正态分布的变量，为了克服教育膨胀问题，笔者对受教育程度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对于性别、民族、年龄这些控制变量，我们不做理论推断。
三个操作变量中，只有自我认定的社会分层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是正向的——自我认定的社会分层上升1层，看电视或碟的频率提高0.031。如果认为看电视或碟是“正常品”，那么这一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因为个体评价自己的阶层时，往往会以收入作为衡量标准。然而，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家庭收入的系数为负，有悖于经济逻辑。
性别和民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负的系数意味着男性较之于女性更少看电视或碟，汉族人较之于少数民族更少看电视或碟。不难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男性承担更大的家庭责任，看电视或碟的机会成本更大;而汉族相对于少数民族，由于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体地位，闲暇活动具有多样性，看电视或碟并不是唯一的闲暇选择，这一角度可以解釋少数民族看电视或碟更频繁。
年龄变量的实证结果很有意思：60后相对于其它年龄段，看电视或碟最积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越年轻，闲暇活动越丰富——70后、80后、90后的看电视或碟的频率相对于60后依次降低，并且降低的程度递增;越年老，受制于健康状况，久坐看电视或碟不被自己和家人接受，40后、30后、30前看电视或碟的频率相对于60后依次降低，并且降低的程度递增。
模型通过了F检验，说明解释变量联合解释了看电视或碟的频率，拟合优度为3.27%，说明模型的解释力有待提高。
四、结语
以电视为载体的闲暇活动包括看电视或碟，本文利用2013年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自我认定的社会分层对看电视或碟的频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支持正向的阶层效应，但是收入效应和教育效应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不同收入层次或受教育层次的人，具有不同的以电视为载体的闲暇活动模式，有待于构建分层模型去揭示他们的模式。
注释：
①魏翔，吕腾捷.闲暇时间经济理论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 2018（10）.
②卢春天、成功.社会分层视野中的城市居民闲暇活动——基于2010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J].青年研究， 2014（03）.
③http：//www.chinagss.org/.
参考文献：
[1]魏翔，吕腾捷.闲暇时间经济理论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 2018（10）.
[2]Buchanan，J.&Y.Yoon（eds）（1994），The Return of Increasing Return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3]Frey，B.S. et al（2007），“Does watching TV make us happy？”，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8（3）：283-313.
[4]卢春天、成功.社会分层视野中的城市居民闲暇活动——基于2010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J].青年研究， 2014（03）.
（作者系德国特里尔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供职于三亚学院）
关键词：电视 载体 休闲方式 计量经济 CGSS
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中国生产力与日俱增，在不断满足着人民衣食住行、健康、教育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一方面人民对闲暇生活的重视和追求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政府、行业、企业不断创造出多元闲暇生活方式，来满足人民对其的需求。那么，当前时期，闲暇活动的种类有哪些，人们从事它们的频率如何，哪些因素影响人们从事闲暇活动的种类和频率，回答上述问题对于政府、行业、企业从供给侧入手，提供更好满足人民所需的闲暇产品及服务，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本文的余下部分这样安排，第一部分，回顾有关闲暇活动的经济分析文献，在第二部分，首先描述国人闲暇活动的种类及其频率，之后，构建以电视为载体的闲暇活动的计量经济模型，第三部分，基于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度的数据检验了模型。
一、文献回顾
“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闲暇时间经济理论，基于闲暇配置开拓了劳动经济学的新视角。在肯定闲暇替代效应的基础上，该理论开创性地分析了闲暇对工作的互补效应，从家庭经济学和时间配置研究方面揭示了闲暇的微观经济效应”①。西方学者严格区分了闲暇和休闲的概念，并分别揭示二者的经济作用，从经济角度来看，闲暇（Leisure Time）是非工作概念上的时间，而休闲时间（Recreation Time）属于闲暇时间的一部分，因此，休闲活动只是闲暇时间内可以从事的诸多活动之一。古典经济学将闲暇活动当作正常品，运用传统的边际分析对之进行剖析，新古典经济学家保留了对闲暇活动的基本看法，Buchanan和Yoog（1994）认为闲暇时间会对生产时间形成替代：闲暇多了，工作时间必然减少。
Frey et al（2007）将对闲暇活动的研究聚焦在人类普遍的闲暇活动——看电视——上。他们认为，长时间看电视可能意味着不完美的自我控制，从而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他们引用的数据表明，1995年美国人平均每周花16个小时或每天花2.5小时看电视。类似的情形也存在着其他发达国家，在2002/2003年的欧洲社会调查中，2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天在看电视上花费3小时以上。直觉上，看电视这种闲暇活动能产生很高的个人效用，但事实上，看电视的享受感低于平均水平。长时间看电视的人对个人财务状况有着较低的满意度，并感受到更高生活不安全感，因此，他们展现了对他人的不信任，也比同龄人更少参与社会活动，这些结果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电视消费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且，长期看电视的负面效应对于时间机会成本高的人来说，比那些时间机会成本低的人要大得多，这也使高机会成本的人群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会相对更少一些。
国内学者对闲暇活动的研究尚未普及，在中国知网上仅仅搜到80篇篇名含有闲暇活动的文章。卢春天、成功（2014）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实证分析了闲暇活动频次的影响因素，他们基于2010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计量分析显示“性别、教育程度、年龄、收人、主观分层认同对总的闲暇活动频次有着显著地影响”②。
本文的目的是构建中国人以电视为载体的闲暇活动影响因素计量模型，从变量设计和数据选取的角度来看，本文继承了卢春天、成功（2014）的研究。
二、数据、变量及模型
CGSS“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数据来源，广泛地应用于科研、教学、政府决策之中”③。CGSS2013有这样一组问题（A30）：“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对每项活动的从事频率有五个选项可供选择：1—每天、2—一周数次、3—一月数次、4—一年数次或更少、5—从不。表1显示了闲暇活动的频率分布。
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主观社会分层这三个社会经济属性是操作变量，选择家庭收入，是因为部分受访者还没有获取收入，而且闲暇活动往往是家庭性活动。受教育程度衡量了受访者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和理解能力，一般来说，电视或碟的内容要求受众具备一定教育程度。而社会层级限制了个体能够接触并参与其中的闲暇活动的层次，西方研究表明，艺术表演演出观众是白人，他们比较富裕、接受过较高水平的教育、并且来自较高的社会阶层。因此，笔者推断这三个变量正向影响看电视或碟的频率。通过标准化处理，将家庭收入转化为服从正态分布的变量，为了克服教育膨胀问题，笔者对受教育程度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对于性别、民族、年龄这些控制变量，我们不做理论推断。
三个操作变量中，只有自我认定的社会分层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是正向的——自我认定的社会分层上升1层，看电视或碟的频率提高0.031。如果认为看电视或碟是“正常品”，那么这一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因为个体评价自己的阶层时，往往会以收入作为衡量标准。然而，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家庭收入的系数为负，有悖于经济逻辑。
性别和民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负的系数意味着男性较之于女性更少看电视或碟，汉族人较之于少数民族更少看电视或碟。不难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男性承担更大的家庭责任，看电视或碟的机会成本更大;而汉族相对于少数民族，由于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体地位，闲暇活动具有多样性，看电视或碟并不是唯一的闲暇选择，这一角度可以解釋少数民族看电视或碟更频繁。
年龄变量的实证结果很有意思：60后相对于其它年龄段，看电视或碟最积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越年轻，闲暇活动越丰富——70后、80后、90后的看电视或碟的频率相对于60后依次降低，并且降低的程度递增;越年老，受制于健康状况，久坐看电视或碟不被自己和家人接受，40后、30后、30前看电视或碟的频率相对于60后依次降低，并且降低的程度递增。
模型通过了F检验，说明解释变量联合解释了看电视或碟的频率，拟合优度为3.27%，说明模型的解释力有待提高。
四、结语
以电视为载体的闲暇活动包括看电视或碟，本文利用2013年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自我认定的社会分层对看电视或碟的频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支持正向的阶层效应，但是收入效应和教育效应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不同收入层次或受教育层次的人，具有不同的以电视为载体的闲暇活动模式，有待于构建分层模型去揭示他们的模式。
注释：
①魏翔，吕腾捷.闲暇时间经济理论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 2018（10）.
②卢春天、成功.社会分层视野中的城市居民闲暇活动——基于2010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J].青年研究， 2014（03）.
③http：//www.chinagss.org/.
参考文献：
[1]魏翔，吕腾捷.闲暇时间经济理论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 2018（10）.
[2]Buchanan，J.&Y.Yoon（eds）（1994），The Return of Increasing Return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3]Frey，B.S. et al（2007），“Does watching TV make us happy？”，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8（3）：283-313.
[4]卢春天、成功.社会分层视野中的城市居民闲暇活动——基于2010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J].青年研究， 2014（03）.
（作者系德国特里尔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供职于三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