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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汉时期，世家大族的形成、发展与衰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游学、入仕、建功、置田、联姻等都是世家大族兴起的重要手段，而其衰落有时是瞬间的，比如政治斗争失利、攀附权贵失败等。但总体而言，在世家大族的发展中，家族文化的影响是关键的，如果一个家族中没有通经大儒，其发展就会渐趋衰落。
关键词：两汉时期;世家大族;宗族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1-0117-04
史书上对两汉时期豪族的称呼有“豪强”“世家豪族”“乡里大姓”“世族”“郡国姓”“世家大族”等二十多种。对世家大族的形成、发展与衰落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或可加深我们对两汉政治和社会深层次问题的认识。
一、两汉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两汉时期，家族的强盛，是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需求决定了家族努力的方向和道路选择。
1.两汉取士途径
汉朝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制和征辟制。察举制是由州、郡等地方官在自己辖区内进行考察，将人才以“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名目推荐给朝廷，经过一定的考核，合格后量才錄用。汉代察举制下的考试，在西汉时并不占主导地位，考试只是区分人才高下，授官大小的参考，这与后世以考试为主、以推荐为辅的科举制是截然不同的。至东汉时，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纵观两汉，以“孝廉”最为得人，孝廉是按照孝子廉吏的标准察举人才的科目，颇得时人重视。徐天麟在《东汉会要》中曾言：“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以后世之所不能及。”①征辟制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两汉还存在任子制。官秩在二千石以上，任职满三年后，不问其子弟德才如何，均可获举任其子弟为官的资格。除任子弟外，有时也可任孙、侄等亲属。任子弟的人数一般为一人。东汉时期，由于外戚、宦官专权，任子制泛滥，特别是东汉晚期，宦官子弟被任为官的，遍布各州郡，甚为民蠹。察举制，是以才学德行为主要标准的选官制度。而征辟的人才，更需要有过人的才学。两汉的学子为求入仕之资，出外游学成为风尚。
2.游学之风盛行
汉代有太学、私学等，学生人数众多，为游学创造了条件。汉代太学创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其始规模很小，以后屡有增加，汉昭帝时，太学生员增至100人，汉宣帝时增至200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②到汉平帝时，王莽扩建太学，“为学者筑舍万区”③。到顺帝时，洛阳的太学生达三万多人。④太学所设经学，西汉武帝时只设五经博士，到东汉时则立有十四博士。故而清代学者皮锡瑞称东汉为“经学的极盛时代”⑤。除太学外，汉代的私学也特别发达。据统计，东汉私人传学在规模上超过千人至六千人以内的共27人，东汉私人传学规模接近和超过万人的共有4人，私学大师很受欢迎。⑥如刘宽任南阳太守，“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⑦。颍川阳翟人郭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⑧，南阳鲁阳人樊英，“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⑨。
3.官员权力过重
两汉时期，法条简疏，官员裁量权很大。如汉成帝时，陈咸“所居以杀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输府，以律程作司空，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脱钳钛，衣服不如法，辄加罪笞。督作剧，不胜痛，自绞死，岁数百千人，久者虫出腐烂，家不得收”，“下吏畏之，豪强执服，令行禁止”。⑩“（郅寿）稍迁冀州刺史。时冀部属郡多封诸王，宾客放纵，类不检节，寿案察之，无所容贷”，“于是藩国畏惧，并为遵节。视事三年，冀土肃清”，后迁京兆尹，“郡多强豪，奸暴不禁”，听闻郅寿在冀州所为，“各相检勑，莫敢干犯”。（11）左雄在“稍迁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请托，雄常闭门不与交通。奏案贪猾二千石，无所回忌”（12）。赵广汉，“迁颍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广汉既至，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13）。颍川定陵人贾彪“举孝廉，补新息长。小民困贫，多不飬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14）。两汉地方官员权力过重，是人们渴求入仕的现实选择。
二、世家大族形成与发展的道路选择
两汉时期家族地位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族入仕者的人数和品级。而要达到世家大族的层次，是有很多路要走的。
1.出外游学，结交同道
树立远大的志向，是家族振兴的重要方面。两汉时人，多胸怀大志。汝南平舆人“陈仲举言为士则，行当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15）。有志者，事竟成。汉代士人要想出人头地，自小出外游学是最好的选择。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曾西游长安，光武帝还曾受业太学。汉代很多家族的开基者都曾外出游学。如桓帝时刘陶游太学，杜安年十三入太学，陈实少从樊英学《易》章句，后受业太学，周党至长安游学。西汉乃至东汉前期，士人游学的目的主要是拜师求学，增长知识。顺帝以后，逐渐转为交接名士，谋求名利为主。如西鄂豪族张衡游学京都，与崔瑗结为知友，与马融、窦章互扬名声。何颙“少游学洛阳，颙虽后进而郭林宗、贾伟节等与之相好，显名太学”。何颙后又结识陈蕃、李膺、袁绍等人，“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颙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戹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16）何颙能解脱那么多人，与其在太学时建立的交际网密不可分。
2.以才入仕，建功立业
汉代最得人者为察举，谋取察举指标便为家族振兴的必然选择。作为一般家族，自是要在学问或孝亲等方面名闻乡里，然后才有被举荐的可能。河南洛阳人种暠，“父为定陶令，有财三千万。父卒，暠悉以赈□宗族及邑里之贫者”。时河南尹田歆的外甥王谌，以知人而名，田歆对他说：“今当举六孝廉，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次日，王谌送客于大阳郭，遥见种暠，“异之”，遂把种暠推举为孝廉，“辟太尉府，举高第”。（17） 汉代察举的指标特别紧俏，一般人不易拿到。而权贵把持选举，却比较容易，据《合阳令曹全碑》载：“君高祖父敏，举孝廉，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凤，孝廉，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大守。父琫，少贯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18）这支曹氏家族，“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叶分布，所在为雄”（19），足见其家族势力庞大。
士子做官后，有一番作为，建立事功，张衡家族世代为南阳西鄂大姓。其祖父张堪，自小志高力行，张衡亦自小刻苦向学，16岁以后便离开家乡，到三辅（今陕西西安一带）地区游学。和帝永元年间，被推举为孝廉。永初五年（111），被朝廷公车特征进京，拜为郎中，再升任太史令。颍川荀氏之荀“昱为沛相，昙为广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恶，志除阉宦。其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20）。在任官期间有所建树，是家族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是可以获得升迁之资，二是能在同僚中建立威信。这些都是家族发展的重要保彰。
3.买田置地，赈施宗族
入仕后，有了政治资本，再买田置地，扩张家族财力。西汉“（张）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21）。南阳湖阳人樊宏，“世善农稼，好货殖”，“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22）汉代重孝。有财力的家族，对宗族之贫困者多加优抚。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予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訾千余万，皆以分施”B23。汝南慎阳人戴遵，“家富，好给施，尚侠气，食客常三四百人”（24）。宛人张堪“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25）。宛人朱辉“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焉”（26）。
在汉代儒风熏陶下，一些豪族以礼让为立身之本，重仁义、轻名利，深得社会舆论称赞。
4.家族联姻，交际同好
汉代世家大族子女通过联姻，为家族换取更多的发展资源。如西汉重臣张禹，把女儿嫁于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萧咸。萧咸是西汉大臣、经学家萧望之的儿子。禹每病，皇上往往亲临问候。一次，张禹对皇上说：“‘老臣有四男一女，爱女甚于男，远嫁为张掖太守萧咸妻，不胜父子私情，思与相近。’上即时徙咸为弘农太守。”（27）皇族是最大的家族，与皇族的联姻，向为豪族首选。以南阳邓氏为例，据史料记载，其家族与皇族结亲者甚多，如邓禹孙邓干，尚显宗女沁水公主;邓禹孙邓藩，尚显宗女平皋长公主;其孙女邓绥，为和帝和熹皇后;邓禹玄孙邓裦，尚安帝妹舞阴长公主;邓禹玄孙女邓猛女，为桓帝皇后。（28）南阳邓氏也在邓绥为和帝皇后及邓猛女为桓帝皇后时，家族发展至最盛。（29）从邓氏家族发展史可以看出，豪族要想实现世代权力的延续，与王权紧密结合，在王权支配下实现家族权力的再生，是一条最可靠的途径。
5.家学传承，数世显宦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习儒通经成为豪族与权力相结合的重要通道，以经入仕的观念得到朝野认同。“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30）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一为后世法”（31）。《四民月令》中田园庄主对宗族子弟进行教育的史料，说明建立文化优势，是家族权力延续的重要保障。家学在世家大族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钱穆先生称：“自东汉以来，因有累世经学，而有累世公卿，于是而有门第之产生。自有门第，于是而又有累世之学业。”（32）大的家族要维持家族的威势，自是对家学传承十分重视，从少年时便开始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如阳翟郭氏，自郭弘以后即以法律为家学，子孙多在少年时即通家学。郭躬少传父业，其弟子郭镇少修家业，郭镇弟子郭禧少习家业。当然，豪族对于其子弟的教育还包括礼仪、亲孝等日常生活准则。家学和家风的传承，是豪族士族化过程中逐渐所形成的特质。钱穆先生认为：“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表现，则成为家学。”（33）
家族文化是世家大族数世显宦的文化保障，这种文化优势，在一定意义上比家族的经济势力更为重要。家学传承与世代显宦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是世家大族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世家大族衰落的原因探析
从东汉时期世家大族衰弱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政争失利，家道中落
两汉时期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家族之间的争斗、外戚与宦官之间的争斗等，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家族的衰落往往是断崖式的。前述之南阳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两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為比”（34）。南阳邓氏的发展经历过两次高潮。建光元年（121），邓后崩，安帝废贬诸邓，“宗族皆免官归故郡”（35），顺帝即位后，“诏宗正复故大将军邓骘宗亲内外”（36）。到桓帝立邓香女为皇后，邓氏家族迎来第二次高潮。但到桓帝延熹八年（165），邓后被废后，族人免归故郡，南阳邓氏家族辉煌不再。
两汉时期，诸多政治资源皆控制在皇帝手中，虽然邓禹家族家风甚严，“自祖父禹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勑宗族，阖门静居”（37），也为数代王朝做出了很大贡献，但随着家族自身与皇权的矛盾产生，仍逃不脱覆亡的命运。
2.王朝更迭，家族失势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许多世家大族的葬送者。农民大起义之后的王朝初期，统治秩序的建立，文武百官重新定位，新的世家大族孕育重生。 王莽建立“新”政權后，大封高官，为公者“凡十一人”。其中，“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余皆拜为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书官凡数百人”。（38）王莽被弑之日，“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从官尚千余人随之”，这一千多人都成为“新”政权的陪葬者。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封云台二十八将，其中邓禹、吴汉等多为南阳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南阳豪族集团。自袁安起开创汝南袁氏，在其后的近200年时间里，家族人才辈出，显盛于世，四代中有五人做到三公之职。在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中，袁绍和袁术争位失败，汝南袁代亦随之没落。而颍川陈氏、颍川荀氏等家族，则因与曹操家族联姻和交好，其家族发展势头向上，在魏晋时宠荣无比。
3.后学不继，影响渐衰
学经是一件艰苦的差事，特别是对于毫无衣食之忧，自出生起就有荣车华服、鲜衣怒马的高官显宦子弟来说，没有多少人志愿把皓首穷经作为一种生活享受，一门必修的功课。再者，从个人的智力来说，学亦未必成才，亦未必得到朝廷和官府赏识。一旦家族从高门跌落，两三代没有子弟顶上去，几十年过去，时移世易，家道中衰自不可免。东汉时期南阳宋均家族，家学传统以经学为内容。宋均之父，“建武初为五官中郎将。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通诗礼”。后仕至九江太守等职。宋均族子意，“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至辽东太守。意少传父业，显宗时举孝廉”。（39）宋意之孙宋俱，灵帝时为司空。宋俱之后，此支宋氏不见有人名垂青史，可见其在兴盛四五代后，因无人以通经明礼而为朝廷所用而转入沉寂。两汉时期，兴盛几代后，又史册不显者，多是这种情况。
综上，在两汉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习经为官是人们的自然选择。而在世家大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家族文化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如果一个世家大族几代没有通经大儒，其发展的过程便会渐趋中断。
注释
①徐天麟：《东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91页。
②③⑩（21）B23（27）（30）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6、4069、2901、3349—3350、2890、3350、3159页。
④陈建魁：《洛阳学与地方学研究》，《中州学刊》2015年第12期。
⑤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页。
⑥余书鳞：《两汉私学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学报》1966年第11期。
⑦⑧⑨（11）（12）（13）（14）（16）（17）（20）（22）（24）（25）（26）（29）（31）（34）（35）（36）（37）（38）（39）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887、1543、2721、1032—1033、2015、3200、2216、2217、1826—1827、2050、1119、2772—2773、1100、1459、445、605、619、617、617、616、4101、1411—1414页。
（15）《世说新语》卷一《德行》。
（18）（19）徐玉立：《汉碑全集》（第五册），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773页。
（28）崔向东：《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第215—217页。
（32）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第176页。
（33）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第171页。
责任编辑：何 参
An Analysi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Aristocratic Families in the Han Dynasties
Chen Jiankui
Abstract：During the Han Dynasties，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showed a certain regularity. The study tour， entrance to the official， meritorious service， land acquisition， marriage， etc. were the important means of the rise of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and their decline was sometimes instantaneous， such as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struggle， and the failure of climbing power， which we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family decline. But in general，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ulture was the pivotal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istocratic family. If a family didn′t have a great Confucius， its development would gradually decline.
Key words：Han Dynasties; aristocratic families; clan
关键词：两汉时期;世家大族;宗族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1-0117-04
史书上对两汉时期豪族的称呼有“豪强”“世家豪族”“乡里大姓”“世族”“郡国姓”“世家大族”等二十多种。对世家大族的形成、发展与衰落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或可加深我们对两汉政治和社会深层次问题的认识。
一、两汉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两汉时期，家族的强盛，是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需求决定了家族努力的方向和道路选择。
1.两汉取士途径
汉朝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制和征辟制。察举制是由州、郡等地方官在自己辖区内进行考察，将人才以“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名目推荐给朝廷，经过一定的考核，合格后量才錄用。汉代察举制下的考试，在西汉时并不占主导地位，考试只是区分人才高下，授官大小的参考，这与后世以考试为主、以推荐为辅的科举制是截然不同的。至东汉时，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纵观两汉，以“孝廉”最为得人，孝廉是按照孝子廉吏的标准察举人才的科目，颇得时人重视。徐天麟在《东汉会要》中曾言：“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以后世之所不能及。”①征辟制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两汉还存在任子制。官秩在二千石以上，任职满三年后，不问其子弟德才如何，均可获举任其子弟为官的资格。除任子弟外，有时也可任孙、侄等亲属。任子弟的人数一般为一人。东汉时期，由于外戚、宦官专权，任子制泛滥，特别是东汉晚期，宦官子弟被任为官的，遍布各州郡，甚为民蠹。察举制，是以才学德行为主要标准的选官制度。而征辟的人才，更需要有过人的才学。两汉的学子为求入仕之资，出外游学成为风尚。
2.游学之风盛行
汉代有太学、私学等，学生人数众多，为游学创造了条件。汉代太学创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其始规模很小，以后屡有增加，汉昭帝时，太学生员增至100人，汉宣帝时增至200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②到汉平帝时，王莽扩建太学，“为学者筑舍万区”③。到顺帝时，洛阳的太学生达三万多人。④太学所设经学，西汉武帝时只设五经博士，到东汉时则立有十四博士。故而清代学者皮锡瑞称东汉为“经学的极盛时代”⑤。除太学外，汉代的私学也特别发达。据统计，东汉私人传学在规模上超过千人至六千人以内的共27人，东汉私人传学规模接近和超过万人的共有4人，私学大师很受欢迎。⑥如刘宽任南阳太守，“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⑦。颍川阳翟人郭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⑧，南阳鲁阳人樊英，“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⑨。
3.官员权力过重
两汉时期，法条简疏，官员裁量权很大。如汉成帝时，陈咸“所居以杀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输府，以律程作司空，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脱钳钛，衣服不如法，辄加罪笞。督作剧，不胜痛，自绞死，岁数百千人，久者虫出腐烂，家不得收”，“下吏畏之，豪强执服，令行禁止”。⑩“（郅寿）稍迁冀州刺史。时冀部属郡多封诸王，宾客放纵，类不检节，寿案察之，无所容贷”，“于是藩国畏惧，并为遵节。视事三年，冀土肃清”，后迁京兆尹，“郡多强豪，奸暴不禁”，听闻郅寿在冀州所为，“各相检勑，莫敢干犯”。（11）左雄在“稍迁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请托，雄常闭门不与交通。奏案贪猾二千石，无所回忌”（12）。赵广汉，“迁颍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广汉既至，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13）。颍川定陵人贾彪“举孝廉，补新息长。小民困贫，多不飬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14）。两汉地方官员权力过重，是人们渴求入仕的现实选择。
二、世家大族形成与发展的道路选择
两汉时期家族地位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族入仕者的人数和品级。而要达到世家大族的层次，是有很多路要走的。
1.出外游学，结交同道
树立远大的志向，是家族振兴的重要方面。两汉时人，多胸怀大志。汝南平舆人“陈仲举言为士则，行当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15）。有志者，事竟成。汉代士人要想出人头地，自小出外游学是最好的选择。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曾西游长安，光武帝还曾受业太学。汉代很多家族的开基者都曾外出游学。如桓帝时刘陶游太学，杜安年十三入太学，陈实少从樊英学《易》章句，后受业太学，周党至长安游学。西汉乃至东汉前期，士人游学的目的主要是拜师求学，增长知识。顺帝以后，逐渐转为交接名士，谋求名利为主。如西鄂豪族张衡游学京都，与崔瑗结为知友，与马融、窦章互扬名声。何颙“少游学洛阳，颙虽后进而郭林宗、贾伟节等与之相好，显名太学”。何颙后又结识陈蕃、李膺、袁绍等人，“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颙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戹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16）何颙能解脱那么多人，与其在太学时建立的交际网密不可分。
2.以才入仕，建功立业
汉代最得人者为察举，谋取察举指标便为家族振兴的必然选择。作为一般家族，自是要在学问或孝亲等方面名闻乡里，然后才有被举荐的可能。河南洛阳人种暠，“父为定陶令，有财三千万。父卒，暠悉以赈□宗族及邑里之贫者”。时河南尹田歆的外甥王谌，以知人而名，田歆对他说：“今当举六孝廉，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次日，王谌送客于大阳郭，遥见种暠，“异之”，遂把种暠推举为孝廉，“辟太尉府，举高第”。（17） 汉代察举的指标特别紧俏，一般人不易拿到。而权贵把持选举，却比较容易，据《合阳令曹全碑》载：“君高祖父敏，举孝廉，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凤，孝廉，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大守。父琫，少贯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18）这支曹氏家族，“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叶分布，所在为雄”（19），足见其家族势力庞大。
士子做官后，有一番作为，建立事功，张衡家族世代为南阳西鄂大姓。其祖父张堪，自小志高力行，张衡亦自小刻苦向学，16岁以后便离开家乡，到三辅（今陕西西安一带）地区游学。和帝永元年间，被推举为孝廉。永初五年（111），被朝廷公车特征进京，拜为郎中，再升任太史令。颍川荀氏之荀“昱为沛相，昙为广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恶，志除阉宦。其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20）。在任官期间有所建树，是家族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是可以获得升迁之资，二是能在同僚中建立威信。这些都是家族发展的重要保彰。
3.买田置地，赈施宗族
入仕后，有了政治资本，再买田置地，扩张家族财力。西汉“（张）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21）。南阳湖阳人樊宏，“世善农稼，好货殖”，“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22）汉代重孝。有财力的家族，对宗族之贫困者多加优抚。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予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訾千余万，皆以分施”B23。汝南慎阳人戴遵，“家富，好给施，尚侠气，食客常三四百人”（24）。宛人张堪“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25）。宛人朱辉“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焉”（26）。
在汉代儒风熏陶下，一些豪族以礼让为立身之本，重仁义、轻名利，深得社会舆论称赞。
4.家族联姻，交际同好
汉代世家大族子女通过联姻，为家族换取更多的发展资源。如西汉重臣张禹，把女儿嫁于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萧咸。萧咸是西汉大臣、经学家萧望之的儿子。禹每病，皇上往往亲临问候。一次，张禹对皇上说：“‘老臣有四男一女，爱女甚于男，远嫁为张掖太守萧咸妻，不胜父子私情，思与相近。’上即时徙咸为弘农太守。”（27）皇族是最大的家族，与皇族的联姻，向为豪族首选。以南阳邓氏为例，据史料记载，其家族与皇族结亲者甚多，如邓禹孙邓干，尚显宗女沁水公主;邓禹孙邓藩，尚显宗女平皋长公主;其孙女邓绥，为和帝和熹皇后;邓禹玄孙邓裦，尚安帝妹舞阴长公主;邓禹玄孙女邓猛女，为桓帝皇后。（28）南阳邓氏也在邓绥为和帝皇后及邓猛女为桓帝皇后时，家族发展至最盛。（29）从邓氏家族发展史可以看出，豪族要想实现世代权力的延续，与王权紧密结合，在王权支配下实现家族权力的再生，是一条最可靠的途径。
5.家学传承，数世显宦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习儒通经成为豪族与权力相结合的重要通道，以经入仕的观念得到朝野认同。“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30）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一为后世法”（31）。《四民月令》中田园庄主对宗族子弟进行教育的史料，说明建立文化优势，是家族权力延续的重要保障。家学在世家大族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钱穆先生称：“自东汉以来，因有累世经学，而有累世公卿，于是而有门第之产生。自有门第，于是而又有累世之学业。”（32）大的家族要维持家族的威势，自是对家学传承十分重视，从少年时便开始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如阳翟郭氏，自郭弘以后即以法律为家学，子孙多在少年时即通家学。郭躬少传父业，其弟子郭镇少修家业，郭镇弟子郭禧少习家业。当然，豪族对于其子弟的教育还包括礼仪、亲孝等日常生活准则。家学和家风的传承，是豪族士族化过程中逐渐所形成的特质。钱穆先生认为：“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表现，则成为家学。”（33）
家族文化是世家大族数世显宦的文化保障，这种文化优势，在一定意义上比家族的经济势力更为重要。家学传承与世代显宦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是世家大族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世家大族衰落的原因探析
从东汉时期世家大族衰弱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政争失利，家道中落
两汉时期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家族之间的争斗、外戚与宦官之间的争斗等，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家族的衰落往往是断崖式的。前述之南阳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两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為比”（34）。南阳邓氏的发展经历过两次高潮。建光元年（121），邓后崩，安帝废贬诸邓，“宗族皆免官归故郡”（35），顺帝即位后，“诏宗正复故大将军邓骘宗亲内外”（36）。到桓帝立邓香女为皇后，邓氏家族迎来第二次高潮。但到桓帝延熹八年（165），邓后被废后，族人免归故郡，南阳邓氏家族辉煌不再。
两汉时期，诸多政治资源皆控制在皇帝手中，虽然邓禹家族家风甚严，“自祖父禹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勑宗族，阖门静居”（37），也为数代王朝做出了很大贡献，但随着家族自身与皇权的矛盾产生，仍逃不脱覆亡的命运。
2.王朝更迭，家族失势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许多世家大族的葬送者。农民大起义之后的王朝初期，统治秩序的建立，文武百官重新定位，新的世家大族孕育重生。 王莽建立“新”政權后，大封高官，为公者“凡十一人”。其中，“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余皆拜为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书官凡数百人”。（38）王莽被弑之日，“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从官尚千余人随之”，这一千多人都成为“新”政权的陪葬者。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封云台二十八将，其中邓禹、吴汉等多为南阳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南阳豪族集团。自袁安起开创汝南袁氏，在其后的近200年时间里，家族人才辈出，显盛于世，四代中有五人做到三公之职。在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中，袁绍和袁术争位失败，汝南袁代亦随之没落。而颍川陈氏、颍川荀氏等家族，则因与曹操家族联姻和交好，其家族发展势头向上，在魏晋时宠荣无比。
3.后学不继，影响渐衰
学经是一件艰苦的差事，特别是对于毫无衣食之忧，自出生起就有荣车华服、鲜衣怒马的高官显宦子弟来说，没有多少人志愿把皓首穷经作为一种生活享受，一门必修的功课。再者，从个人的智力来说，学亦未必成才，亦未必得到朝廷和官府赏识。一旦家族从高门跌落，两三代没有子弟顶上去，几十年过去，时移世易，家道中衰自不可免。东汉时期南阳宋均家族，家学传统以经学为内容。宋均之父，“建武初为五官中郎将。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通诗礼”。后仕至九江太守等职。宋均族子意，“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至辽东太守。意少传父业，显宗时举孝廉”。（39）宋意之孙宋俱，灵帝时为司空。宋俱之后，此支宋氏不见有人名垂青史，可见其在兴盛四五代后，因无人以通经明礼而为朝廷所用而转入沉寂。两汉时期，兴盛几代后，又史册不显者，多是这种情况。
综上，在两汉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习经为官是人们的自然选择。而在世家大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家族文化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如果一个世家大族几代没有通经大儒，其发展的过程便会渐趋中断。
注释
①徐天麟：《东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91页。
②③⑩（21）B23（27）（30）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6、4069、2901、3349—3350、2890、3350、3159页。
④陈建魁：《洛阳学与地方学研究》，《中州学刊》2015年第12期。
⑤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页。
⑥余书鳞：《两汉私学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学报》1966年第11期。
⑦⑧⑨（11）（12）（13）（14）（16）（17）（20）（22）（24）（25）（26）（29）（31）（34）（35）（36）（37）（38）（39）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887、1543、2721、1032—1033、2015、3200、2216、2217、1826—1827、2050、1119、2772—2773、1100、1459、445、605、619、617、617、616、4101、1411—1414页。
（15）《世说新语》卷一《德行》。
（18）（19）徐玉立：《汉碑全集》（第五册），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773页。
（28）崔向东：《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第215—217页。
（32）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第176页。
（33）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第171页。
责任编辑：何 参
An Analysi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Aristocratic Families in the Han Dynasties
Chen Jiankui
Abstract：During the Han Dynasties，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showed a certain regularity. The study tour， entrance to the official， meritorious service， land acquisition， marriage， etc. were the important means of the rise of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and their decline was sometimes instantaneous， such as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struggle， and the failure of climbing power， which we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family decline. But in general，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ulture was the pivotal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istocratic family. If a family didn′t have a great Confucius， its development would gradually decline.
Key words：Han Dynasties; aristocratic families; c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