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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主流财政观点经历了从国家分配论、公共财政论到当代财政理论的演变过程。财政学主流观点的变化决定了财政学教材及其结构主线的变化。本文从学派观点和结构主线两个角度，讨论和分析体制改革背景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学教材的特点和演变，认为对如何解释和评估公共政策，尤其是对政府决策过程的讨论和评价，可能成为未来财政学教材新的亮点内容。
关键词：财政学教材;教材建设;体制背景;学派观点;结构主线
财政学的研究成果对政府制订和评估具体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在经济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三重推进下，我国财政学主流观点经历了从国家分配论、公共财政论到当代财政理论的演变;相应的，财政学教学和教材建设紧扣中国经济现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派观点指导下，表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教学内容覆盖面越来越广泛，学科的名称也经历了从财政学、公共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的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分析和讨论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期财政学教材的结构主线，藉以考察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财政学教材的特点和演变，为下一步财政学教材建设提供参考。
一、国家分配论指导下的财政学教材
1. 体制背景和教材特点
1952年直至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中国财政制度是典型的计划财政和公有制财政，这一特点表现在：财政活动以国家计划为中心，通过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和消费规模直接调控宏观经济，通过设置因产品而异的流转税差别税率，支持计划价格的正常运行，从而完成资源配置和稳定经济的职能;在收入分配方面，计划和公有制财政通过国家预算、价格确定和企业财务制度，直接介入社会生产活动并参与初次分配，而几乎不涉及收入再分配领域[1]。
在中国长期计划型、公有制的财政实践中，理论界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吸收苏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多个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范式和理论内核的财政学说流派，最终，国家分配论以其自身的逻辑力量赢得了主流学术地位。在教学方面，根据当时我国财政学学科建设的需要，一大批以国家分配论为指导的教材得以出版，包括由邓子基主撰《社会主义财政理论》（1978）《社会主义财政学》（1980）《财政与信贷》（1981）许毅与陈宝森主编的《财政学》（1984）许廷星主编的《财政学原论》（1986）何盛明与梁尚敏主编的《财政学》（1987）以及邓子基的专著性教材《财政学原理》（1989）[2]。国家分配论者的教学实践行为，进一步确立了自身的学术主流地位，使得这一学派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我国财政学教学和教材编写的指导性观点。
2. 国家分配论和国家分配论指导下的财政学教材
以邓子基教授为代表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国家/政府为实现其职能凭借公共权力直接参与社会总产品分配的一种活动。在这一分配活动中，分配的主体是国家，分配的客体是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其中主要是剩余产品）;本质上，财政是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一分配关系包含了两个方面：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关系和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实践层面上，国家分配论认为，社会主义财政职能包括筹集资金职能、供应资金制衡、反映监督职能和调节平衡职能[3]，即所谓“收、支、平、管”。
在国家分配论的指导下，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学教材同时兼顾了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层面。在基本理论部分，强调财政的国家分配本质;在财政实践部分，以“收、支、平、管”为主线安排结构和篇章;并以“基本理论+收支平管”安排整体格局框架，充分反映了传统国家分配论的主要观点和计划经济的时代特征[3]。以《社会主义财政学》为例，该教材包含两个部分、七个章节：第一部分为社会主义财政理论部分，这一部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论述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职能与作用、财政与经济的关系，廓清社会主义财政的内涵和外延;第二部分为社会主义财政实践部分，这一部分以“收、支、平、管”为主线，介绍、总结和进一步探讨当时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的体制、经验和财政改革的设想和发展趋势。
作为一本具备一定代表性的财政学教材，《社会主义财政学》的长处和突破在于：在理论层面上，该教材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分配论，同时还讨论了在新中国财政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价值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社会共同需要论和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社会主义财政学》在介绍、借鉴和剖析以上观点的基础上，分析、论证了“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是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一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观点。在教学效果上，由于引入不同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的讨论，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理论知识，更有利于开阔学生的理论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实践层面上，该教材根据我国多年的财政实践经验，发现新的财政现象，提出新的财政观点，较早在教材中引入了社会主义财政具有筹集资金职能、供应资金职能、监督职能和调节平衡职能的观点，完成了国家分配论关于财政职能的论述;而在具体财政实践上，则提出财政应量入为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有效使用、供应安排资金的原则;坚持遵循财政收支平衡及其与信贷、物资之间综合平衡的规律性等财政工作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构成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工作的主要原则，用这本教材培养的学生，作为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工作的主要力量，成为国家分配论诸原则忠实的践行者。
二、双元财政论和公共财政论指导下的财政学教材
1. 体制背景和教材特点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调节为主、计划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方式经历了严格的计划化管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市场经济为主、政府适当干预的演变过程。经济体制改革催生了财政体制改革：各级政府间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即财政包干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完全打破了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地方财政的利益相对独立主体地位得到确认[1]。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下，人们逐步意识到，建立市场型的公共财政模式应当成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愚山翻译出版了埃克斯坦的《公共财政学》;1980年代后半期，重庆市财政局提出“重庆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城市公共财政”[4];1993年，双元财政论的提出，将“公共财政”这一概念正式引入中国理论界，引发了理论界对公共财政的热烈讨论，并最终确立了“公共财政”的地位。在教学方面，老一代财政学家接受了双元财政论和“公共财政”的逻辑框架和理论方法，将其融入自身的教学活动中，给传统的国家分配论和财政学教材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由邓子基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经济类核心课程教材《财政学》和由陈共教授编著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财政学》都引入了“公共财政”的概念。新教材的出版，和相应的教学实践活动，使“公共财政”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以“公共财政”为核心的整体框架和结构主线，成为新时期财政学教材编写的主流。
2. 双元财政论和公共财政论
双元财政论的提出，正处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初期（1993年）。双元财政论认为，国家既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又是国有资本所有者;既需要满足市场资源配置所不能解决的公共需要，遵循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进行公共财政分配;又需要参与国有资本运营，对国有资本进行价值管理和收益分配，可通过赤字预算增强国有资本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5][6]。
双元财政论是典型的过渡时期的财政理论，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体制从计划型财政过渡到市场型财政的需要。借双元财政论，“公共财政”这一西方主流财政观点被引入国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使得“公共财政”有了付诸实施的可能 [7]。双元财政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展开和深入探讨，当“公共财政”的观念被理论界普遍接受、“建设公共财政”成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目标之后，双元财政论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3. 双元财政论与公共财政论指导下的财政学教材
双元财政论提出之后，公共财政的概念和方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财政学教材中，成为编写财政学教材的主流分析框架和基本出发点。
2000年和2005年7月，高等学校经济类核心课程教材《财政学》第一版和第二版相继面世。两个版本均由国家财政论的代表人物邓子基教授主编，但在基本架构、基础理论方面，借鉴和接受了双元财政论的观点。在基本框架上，该教材改变了传统的“基本理论+收支平管”的结构，代之以“基础理论—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管理—宏观财政问题”的新体系;在基础理论部分，除坚持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外，还大量借鉴公共财政论和双元财政论的观点，更好地反映了当时的财政政策。
除邓子基教授编写的《财政学》教材外，由社会共同需要论者、中国人民大学陈共教授编著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财政学》（1998年9月第一版，2007年第七版）同样深受公共财政论的影响，该教材借鉴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财政的方法，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最终形成了第七版“基本理论—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国债—预算管理体制—财政政策”的教学体系。张馨教授本人则在双元财政讨论结束多年后出版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财政学》。在这本教材中，张馨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在厘清公共企业与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与国有资本、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这三对概念的基础上，重新阐述了双元财政论。但是，在理论基础和结构框架上，该教材已经完全脱离了国家分配论和双元财政论的桎梏，完全是一本以公共财政为指导思想的财政学教科书。
三、当代财政理论指导下的财政学教材
1. 体制背景和教材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完成了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则完成了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一系列税制改革，明确了中央和地方间存在财权和事权的划分，“公共财政”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在改革实践中，由于财权不断上移，事权不断下移，逐步暴露出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划分界限不清、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以至于部分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对理论界而言，这一新的现象已经不能用以市场失灵和政府介入为核心的传统公共财政学说来解释，更不能用国家分配论的财政理论来解释。此时，包含公共选择理论的公共财政学说被引入中国，并以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以“契约平等”为核心的公共财政理论逐渐成为财政学教学的主流[8]。
这一时期，财政学教材建设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大量国外经典教材被引进。例如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经济科学译丛之一美国哈维·S.罗森著、赵志耘翻译的《财政学》，以及由同一出版社作为同一书系之一出版的、英国C.V.布朗和P.M.杰克逊著、张馨主译的《公共部门经济学》;第二，教材体系不断完善，针对性更强。具体而言，初级教材注重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念，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中级教材注重理论的逻辑推演，高级教材强调前沿理论的推导和探讨，以及针对不同公共政策实践的经验检验、预测模拟的方法和结果，理论性更强。
2. 当代财政理论指导下的财政学教材
传统公共财政理论建立在市场失灵的理论基础上，假定政府的行为目标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假设背离了古典经济学对于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传统假设，受到了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学者的强烈批判。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和个人一样，其行为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须对政府行为加以约束。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财政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如何制订规则约束政府的税收权力和预算权力;第二，如何制订规则约束政府规模;第三，如何制订政府间公平竞争的规则。当代财政理论将财政学的研究领域从政府收支扩展到政治市场运作，讨论政治市场各主体，包括选民、政党和各级政府间的行为和关系，形成了当代财政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当代财政理论充分利用博弈论等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深入分析决定政府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微观因素。可以说，引入公共选择理论的当代财政学，已成为一门同时涵盖经济学与政治学内容的交叉学科，对现实的解释力更强。 在教学的结构主线上，无论是初级教材、中级教材和高级教材，这一时期的财政学教材都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和逻辑体系为主，都引入和借鉴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思想，并与教材中的其他内容建立了内在逻辑关系，具备了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8]。在章节安排上，初、中级教材和高级教材、国内教材和译介教材之间则存在显著差别。国内教材基本遵循着“基本理论—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政策”的主线安排章节和教学;但在教学内容做出了改进，引入了公共选择理论和多级财政与财政分权理论等内容，这类教材以匡小平、肖建华主编的《财政学》为代表，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和当代财政理论对中国财政理论和财政学教学的影响。译介的初、中级教材除以上内容外，还增加了本国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概况和财政体制的基本情况。例如，罗森的《财政学》对美国财政收入制度、扶贫支出和社会保险情况的介绍，布朗和杰克逊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对英国税制结构、收入分配和公司所得税的介绍。相比之下，国内学者所编写的教材则欠缺对我国上述问题的深入分析，欠缺对我国现行财政体制及其改革的讨论和评价。
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目前，我国财政学高级教材的结构主线并不统一。由毛连程主编的《中高级公共经济学》沿用了初级教材的结构主线，理论推导分析更加深入和严格。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合著的《公共经济学》则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出发，重新整理、介绍和分析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的几乎所有前沿成果，用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分析了政府经济行为及其影响。显然，《公共经济学》一书具备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
四、结论和展望
在三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财政学教材的作者和编著者们，不断吸收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国外前沿理论，同时也相继译介了国外优秀的财政学教材，财政学教材的理论性、层次性和多样性不断增强，更加注重对学生理论素养、独立思考能力和解释现实能力的培养与训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成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对我国现行财政政策和公共政策的解释和评估有可能进入财政学教材;尤其是对政府政策决策过程的讨论和评价，可能成为未来财政学教材新的亮点内容。
参考文献：
[1] 杨志勇，杨之刚. 中国财政制度改革30年[M].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26-32，75.
[2] 张立球. 中国财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EB/OL].[2014-12-2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b 94a80100074b.html
[3] 邓子基.《社会主义财政学》教材简介[J]. 财政，1980（11）：28.
[4] 胡安纮. 试论城市财政改革的模式 [J]. 体制改革探索，1987（1）：26-27.
[5] 叶振鹏.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构财政职能[J]. 财政研究，1993（3）：25-31.
[6] 叶振鹏，张馨. 论财政的双元结构模式[J].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1994（1）：2-6.
[7] 张馨，杨志勇. 公共财政理论与体制框架构建[A]//刘溶沧，赵志耘. 中国财政理论前沿Ⅱ[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36.
[8] 李炜光. 从维克塞尔到布坎南：公共财政理论的蹊径演进. 读书[J]，2012（4）：3-13，11.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重点学科专项资金建设项目和西北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特色专业建设项目资助]
[责任编辑：周 杨]
关键词：财政学教材;教材建设;体制背景;学派观点;结构主线
财政学的研究成果对政府制订和评估具体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在经济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三重推进下，我国财政学主流观点经历了从国家分配论、公共财政论到当代财政理论的演变;相应的，财政学教学和教材建设紧扣中国经济现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派观点指导下，表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教学内容覆盖面越来越广泛，学科的名称也经历了从财政学、公共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的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分析和讨论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期财政学教材的结构主线，藉以考察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财政学教材的特点和演变，为下一步财政学教材建设提供参考。
一、国家分配论指导下的财政学教材
1. 体制背景和教材特点
1952年直至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中国财政制度是典型的计划财政和公有制财政，这一特点表现在：财政活动以国家计划为中心，通过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和消费规模直接调控宏观经济，通过设置因产品而异的流转税差别税率，支持计划价格的正常运行，从而完成资源配置和稳定经济的职能;在收入分配方面，计划和公有制财政通过国家预算、价格确定和企业财务制度，直接介入社会生产活动并参与初次分配，而几乎不涉及收入再分配领域[1]。
在中国长期计划型、公有制的财政实践中，理论界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吸收苏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多个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范式和理论内核的财政学说流派，最终，国家分配论以其自身的逻辑力量赢得了主流学术地位。在教学方面，根据当时我国财政学学科建设的需要，一大批以国家分配论为指导的教材得以出版，包括由邓子基主撰《社会主义财政理论》（1978）《社会主义财政学》（1980）《财政与信贷》（1981）许毅与陈宝森主编的《财政学》（1984）许廷星主编的《财政学原论》（1986）何盛明与梁尚敏主编的《财政学》（1987）以及邓子基的专著性教材《财政学原理》（1989）[2]。国家分配论者的教学实践行为，进一步确立了自身的学术主流地位，使得这一学派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我国财政学教学和教材编写的指导性观点。
2. 国家分配论和国家分配论指导下的财政学教材
以邓子基教授为代表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国家/政府为实现其职能凭借公共权力直接参与社会总产品分配的一种活动。在这一分配活动中，分配的主体是国家，分配的客体是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其中主要是剩余产品）;本质上，财政是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一分配关系包含了两个方面：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关系和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实践层面上，国家分配论认为，社会主义财政职能包括筹集资金职能、供应资金制衡、反映监督职能和调节平衡职能[3]，即所谓“收、支、平、管”。
在国家分配论的指导下，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学教材同时兼顾了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层面。在基本理论部分，强调财政的国家分配本质;在财政实践部分，以“收、支、平、管”为主线安排结构和篇章;并以“基本理论+收支平管”安排整体格局框架，充分反映了传统国家分配论的主要观点和计划经济的时代特征[3]。以《社会主义财政学》为例，该教材包含两个部分、七个章节：第一部分为社会主义财政理论部分，这一部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论述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职能与作用、财政与经济的关系，廓清社会主义财政的内涵和外延;第二部分为社会主义财政实践部分，这一部分以“收、支、平、管”为主线，介绍、总结和进一步探讨当时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的体制、经验和财政改革的设想和发展趋势。
作为一本具备一定代表性的财政学教材，《社会主义财政学》的长处和突破在于：在理论层面上，该教材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分配论，同时还讨论了在新中国财政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价值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社会共同需要论和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社会主义财政学》在介绍、借鉴和剖析以上观点的基础上，分析、论证了“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是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一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观点。在教学效果上，由于引入不同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的讨论，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理论知识，更有利于开阔学生的理论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实践层面上，该教材根据我国多年的财政实践经验，发现新的财政现象，提出新的财政观点，较早在教材中引入了社会主义财政具有筹集资金职能、供应资金职能、监督职能和调节平衡职能的观点，完成了国家分配论关于财政职能的论述;而在具体财政实践上，则提出财政应量入为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有效使用、供应安排资金的原则;坚持遵循财政收支平衡及其与信贷、物资之间综合平衡的规律性等财政工作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构成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工作的主要原则，用这本教材培养的学生，作为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工作的主要力量，成为国家分配论诸原则忠实的践行者。
二、双元财政论和公共财政论指导下的财政学教材
1. 体制背景和教材特点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调节为主、计划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方式经历了严格的计划化管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市场经济为主、政府适当干预的演变过程。经济体制改革催生了财政体制改革：各级政府间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即财政包干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完全打破了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地方财政的利益相对独立主体地位得到确认[1]。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下，人们逐步意识到，建立市场型的公共财政模式应当成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愚山翻译出版了埃克斯坦的《公共财政学》;1980年代后半期，重庆市财政局提出“重庆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城市公共财政”[4];1993年，双元财政论的提出，将“公共财政”这一概念正式引入中国理论界，引发了理论界对公共财政的热烈讨论，并最终确立了“公共财政”的地位。在教学方面，老一代财政学家接受了双元财政论和“公共财政”的逻辑框架和理论方法，将其融入自身的教学活动中，给传统的国家分配论和财政学教材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由邓子基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经济类核心课程教材《财政学》和由陈共教授编著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财政学》都引入了“公共财政”的概念。新教材的出版，和相应的教学实践活动，使“公共财政”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以“公共财政”为核心的整体框架和结构主线，成为新时期财政学教材编写的主流。
2. 双元财政论和公共财政论
双元财政论的提出，正处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初期（1993年）。双元财政论认为，国家既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又是国有资本所有者;既需要满足市场资源配置所不能解决的公共需要，遵循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进行公共财政分配;又需要参与国有资本运营，对国有资本进行价值管理和收益分配，可通过赤字预算增强国有资本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5][6]。
双元财政论是典型的过渡时期的财政理论，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体制从计划型财政过渡到市场型财政的需要。借双元财政论，“公共财政”这一西方主流财政观点被引入国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使得“公共财政”有了付诸实施的可能 [7]。双元财政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展开和深入探讨，当“公共财政”的观念被理论界普遍接受、“建设公共财政”成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目标之后，双元财政论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3. 双元财政论与公共财政论指导下的财政学教材
双元财政论提出之后，公共财政的概念和方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财政学教材中，成为编写财政学教材的主流分析框架和基本出发点。
2000年和2005年7月，高等学校经济类核心课程教材《财政学》第一版和第二版相继面世。两个版本均由国家财政论的代表人物邓子基教授主编，但在基本架构、基础理论方面，借鉴和接受了双元财政论的观点。在基本框架上，该教材改变了传统的“基本理论+收支平管”的结构，代之以“基础理论—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管理—宏观财政问题”的新体系;在基础理论部分，除坚持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外，还大量借鉴公共财政论和双元财政论的观点，更好地反映了当时的财政政策。
除邓子基教授编写的《财政学》教材外，由社会共同需要论者、中国人民大学陈共教授编著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财政学》（1998年9月第一版，2007年第七版）同样深受公共财政论的影响，该教材借鉴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财政的方法，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最终形成了第七版“基本理论—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国债—预算管理体制—财政政策”的教学体系。张馨教授本人则在双元财政讨论结束多年后出版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财政学》。在这本教材中，张馨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在厘清公共企业与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与国有资本、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这三对概念的基础上，重新阐述了双元财政论。但是，在理论基础和结构框架上，该教材已经完全脱离了国家分配论和双元财政论的桎梏，完全是一本以公共财政为指导思想的财政学教科书。
三、当代财政理论指导下的财政学教材
1. 体制背景和教材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完成了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则完成了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一系列税制改革，明确了中央和地方间存在财权和事权的划分，“公共财政”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在改革实践中，由于财权不断上移，事权不断下移，逐步暴露出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划分界限不清、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以至于部分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对理论界而言，这一新的现象已经不能用以市场失灵和政府介入为核心的传统公共财政学说来解释，更不能用国家分配论的财政理论来解释。此时，包含公共选择理论的公共财政学说被引入中国，并以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以“契约平等”为核心的公共财政理论逐渐成为财政学教学的主流[8]。
这一时期，财政学教材建设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大量国外经典教材被引进。例如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经济科学译丛之一美国哈维·S.罗森著、赵志耘翻译的《财政学》，以及由同一出版社作为同一书系之一出版的、英国C.V.布朗和P.M.杰克逊著、张馨主译的《公共部门经济学》;第二，教材体系不断完善，针对性更强。具体而言，初级教材注重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念，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中级教材注重理论的逻辑推演，高级教材强调前沿理论的推导和探讨，以及针对不同公共政策实践的经验检验、预测模拟的方法和结果，理论性更强。
2. 当代财政理论指导下的财政学教材
传统公共财政理论建立在市场失灵的理论基础上，假定政府的行为目标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假设背离了古典经济学对于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传统假设，受到了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学者的强烈批判。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和个人一样，其行为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须对政府行为加以约束。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财政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如何制订规则约束政府的税收权力和预算权力;第二，如何制订规则约束政府规模;第三，如何制订政府间公平竞争的规则。当代财政理论将财政学的研究领域从政府收支扩展到政治市场运作，讨论政治市场各主体，包括选民、政党和各级政府间的行为和关系，形成了当代财政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当代财政理论充分利用博弈论等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深入分析决定政府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微观因素。可以说，引入公共选择理论的当代财政学，已成为一门同时涵盖经济学与政治学内容的交叉学科，对现实的解释力更强。 在教学的结构主线上，无论是初级教材、中级教材和高级教材，这一时期的财政学教材都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和逻辑体系为主，都引入和借鉴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思想，并与教材中的其他内容建立了内在逻辑关系，具备了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8]。在章节安排上，初、中级教材和高级教材、国内教材和译介教材之间则存在显著差别。国内教材基本遵循着“基本理论—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政策”的主线安排章节和教学;但在教学内容做出了改进，引入了公共选择理论和多级财政与财政分权理论等内容，这类教材以匡小平、肖建华主编的《财政学》为代表，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和当代财政理论对中国财政理论和财政学教学的影响。译介的初、中级教材除以上内容外，还增加了本国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概况和财政体制的基本情况。例如，罗森的《财政学》对美国财政收入制度、扶贫支出和社会保险情况的介绍，布朗和杰克逊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对英国税制结构、收入分配和公司所得税的介绍。相比之下，国内学者所编写的教材则欠缺对我国上述问题的深入分析，欠缺对我国现行财政体制及其改革的讨论和评价。
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目前，我国财政学高级教材的结构主线并不统一。由毛连程主编的《中高级公共经济学》沿用了初级教材的结构主线，理论推导分析更加深入和严格。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合著的《公共经济学》则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出发，重新整理、介绍和分析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的几乎所有前沿成果，用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分析了政府经济行为及其影响。显然，《公共经济学》一书具备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
四、结论和展望
在三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财政学教材的作者和编著者们，不断吸收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国外前沿理论，同时也相继译介了国外优秀的财政学教材，财政学教材的理论性、层次性和多样性不断增强，更加注重对学生理论素养、独立思考能力和解释现实能力的培养与训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成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对我国现行财政政策和公共政策的解释和评估有可能进入财政学教材;尤其是对政府政策决策过程的讨论和评价，可能成为未来财政学教材新的亮点内容。
参考文献：
[1] 杨志勇，杨之刚. 中国财政制度改革30年[M].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26-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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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得到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重点学科专项资金建设项目和西北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特色专业建设项目资助]
[责任编辑：周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