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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赴韩国的特殊使命，虽然充满了曲折和冒险，但过程相当顺利，甚至超过了预期目的。据统计，自工作组秘密赴韩国考察归来至当年年底，由青岛贸促会接待的韩国来青岛访问考察的团组多达35个、300多人次，这都是秘密考察引起的冲击波。
1988年2月，省委常委、秘书长高昌礼与省委政研室主任来青岛调研，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快对外开放步伐。2月2日高昌礼在八大关宾馆，以能否用民间方式与韩国开展一些经贸活动为题，专门召开了一个由青岛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我当时任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参会并提出，要实现这些设想，最好能先去韩国看一看。一来了解一下韩国的情况；二来可以结交一些朋友；第三可以向韩国方面宣传一下青岛。当时中韩并未建交，但我果断地表示：“我敢去，我也有办法去。届时，我可以找一位可靠的日本朋友或他的下属陪同我前往。”高昌礼听后很感兴趣。
代表城市的私人出访
当天下午，时任青岛市委书记刘鹏把我叫到办公室，问道：“高昌礼同志讲，对于如何与韩国开展民间经贸活动，你有一些设想，并有意去那里考察。市委决定同意你去，由谁与你一起去，你自己决定。”但同时提出，这次去只能以个人的名义，不能用公开的身份。“能不能进去是个问题，进去后怎样回来也是个问题”，刘鹏让我把各种困难都考虑到。
当时青岛与韩国之间的贸易都是转口的间接贸易，但韩国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国家，政府之间往来绝对是一个禁区，此行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在与我有多年交往的日本客商中，有一位谷泰宏先生。他是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的社长，对中国非常友好，又是一位活动能力很强的商人，同中国、苏联及朝鲜、韩国都有往来。他曾建议我多关注与韩国的交往。我在梳理这些信息时，渐渐有了轮廓：我相信请他或他的下属陪同我去趟韩国，他是不会拒绝的。
从刘鹏的办公室出来，我便立即与谷泰宏社长办公室联系，得知谷泰宏正在香港，并将于2月3日晚抵达广州。于是我给刘鹏电话，提出要去广州与谷泰宏商谈同去韩国事宜。刘鹏立即表示同意，同时一再叮嘱，让我以个人的名义去韩国。刘鹏的谨慎是有原因的，两国当时尚无外交关系，朝鲜和韩国又处于紧张对立中，种种因素让这次秘密出访危机四伏，一不小心甚至可能酿成政治事件。
2月3日，我与谷泰宏在广州顺利会面。我提出了青岛想吸引韩国到青岛投资、并以合适渠道私人访问韩国的愿望，谷泰宏的态度积极而稳重。在当时的中韩关系下，谷泰宏也并不是没有疑虑，甚至提出需要将此次商谈内容写一个会谈纪要，并在纪要中写明会谈时有一位青岛市的领导人在场。我理解谷泰宏的精明与稳重，当即回答“可以”，令日方打消了疑虑。不过后来谷泰宏没再提起会谈纪要的事，当时的出发点也许只是不确定青岛方面是否真的下定决心冒风险私访韩国。
秘密代号008
3月1日，谷泰宏和我带着各自的随行人员在青岛汇泉王朝酒店进行了秘密商谈，商谈达成三项共识：首先是保密问题，双方都认为保密关系到事情成败的核心，负责处理这项事务的人员范围要尽可能缩小，故在通讯联络方面一律使用008代号；其次是尽快派人途经日本赴韩秘密访问，届时日方将派一名高级职员前往；最后，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状况下，双方都认为必须通过与双方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或地区，设立一个能够办理双方经贸结算的现地法人，货物可以租用第三国或地区船只在中国和韩国口岸之间直达运输，实现曲线交易、货物直达。
商谈结束后，我第一时间起草了一份送报青岛市委、市政府的方案。方案中提出出访工作的重点目标是按政治和经济适当分开，既积极主动又慎重稳妥的原则，广泛地联系和接触韩国各主要商社和企业集团，适时宣传和介绍青岛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以及投资和贸易方面的政策法规，重点解决以日本和香港为依托建立贸易和投资渠道。秘密工作小组的国内出国任务批件，以赴日本经贸考察小组的名义派出，用普通护照。小组由四人组成。在出访中，我使用自己另外一个身份——中日合资的华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其他人员也以公司职员或翻译等身份出现。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为这次行动争取到了一定自主权，如无法请示国内的情况下，可以大胆及时作出决定等。报告送上去后，书记刘鹏与时任青岛市长郭松年分别于19日和20日批示同意，速度之快足见青岛与韩国交往愿望的迫切。
1988年4月10日，我的工作组搭乘中国民航cA925次航班终于抵达东京。东京丸一商事的中国部部长芦野俊郎和千叶炯子女士在机场迎接。次日，我们在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见到了谷泰宏社长。谷泰宏特别告诫我，韩国新闻界对此类问题的报道特别感兴趣，作为韩国政府，也以中国主动与其接触为荣，所以应避开韩国的新闻报道机构，提高警惕。谷泰宏提出建议，我的工作组对外可以说是到韩国了解汉城奥运的筹备工作，以转移媒体的“火力”。
4月12日，工作组在千叶炯子女士的陪同下，乘新干线列车前往大阪，再乘机去韩国。取道大阪的原因是我在东京有不少熟人，万一有熟人在东京机场看到我登上了飞往汉城的飞机，就有可能泄密。
在韩国驻大阪领事馆办理签证手续时，我们受到了总领事李敏浩的单独接待。我向李敏浩暗示了两国将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条件下，实现直接经贸往来。李敏浩深知此事的重要与敏感，对我们四人的入境签证采用另纸签证的办法办理，即按照护照的大小附设了一张活的单页，由其外交部的授权机关和授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持照人出境时，边防人员将这一单页收回。这样做的用意是，护照上不会留下中国人曾经到过韩国的任何痕迹。由此可见，这次秘密出访也受到了韩国方面的特别关照，对韩国方面而言也是一次“特事特办”。
终于抵达韩国
4月15日12时57分，我们登上了日本飞韩国的飞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14时43分，我们终于抵达汉城（后称首尔）金浦国际机场。在机场一下登机桥，韩国高丽合纤株式会社的副社长李相运和一名身着便衣的边防人员便迎上前来，将我们引入一间休息室。他们替我们代办了入境手续，而后又带我们象征性地例行海关检查。期间，那位边防人员对我们说，“韩国对中国很友好。” 出机场后，我见到了先期到达汉城为他们安排接待工作的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沟手达郎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汉城支店支店长井出实等人。当晚，韩国高丽合纤株式会社李相运副社长在汉城最高级的饭店“大苑阁”设宴欢迎我们。席间，双方亲切交谈，充满热烈诚挚的气氛。在中方人员到达和离开该饭店时，我注意到，周围明显地布置着警卫人员。后来，沟手达郎向我透露，工作小组入境的全过程是由韩国安全部门周密组织的。
4月17日至22日，工作小组通过接待单位的安排，先后参观考察了汉城、釜山、大邱、马山输出自由区、仁川港、起亚汽车制造厂、大农清洲纺织厂和高丽合纤株式会社所属的安养化纤厂、蔚山石化厂、庆山纺织厂等，拜访了韩国商工部和大韩贸易振兴公社（相当于中国的贸促总会）等政府机构。
在商工部接见我们的是副部长许南薰。接见时，我讲明了来意：“青岛是中国的沿海开放地区之一，同贵国是隔海相望的近邻，后来关系中断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样长期中断下去，对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此，双方都应采取一些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灵活变通的政策措施，绕过或者避开目前存在的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打通双方拓展经济贸易的渠道。”我说，这次到汉城来，就是想就这个问题同有关方面和企业进行一些探讨，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在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两地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而许南薰也希望青岛多了解一些韩国的情况，促进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
之后，工作组又拜访了大韩贸易振兴公社，与社长朴英秀达成了四项大力促进两国交往及经贸往来的口头协议。结合参观考察企业，工作组同高丽合纤株式会社、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和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的代表，就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进行了商谈，并签订了备忘录和意向书。在此期间，鲜京公司从韩国商工部获得工作小组在汉城的消息后，也主动赶到工作小组的住处与我见面，并告诉我：“你们送给商工部的介绍青岛情况的录像带，商工部已责成我们复制10套，然后由商工部分送各大企业。”大宇公司的专务董事李长水也专程赶来与之见面。由此可见，韩国企业期望与中国、与青岛发展贸易关系的心情也是迫切的。
秘密出访引来韩资冲击波
4月23日，工作组圆满完成了在韩国的考察任务，准备回国。尚未出发时，我就感到从韩国返回青岛有个技术难题。因为仍从日本返回，没办法办理从韩国再进入日本的签证。后来决定从英国驻韩大使馆申请去香港的签证，途经香港回青。没想到一波三折，登上了韩国飞香港的飞机后，才发现要经停台湾中正机场，这让我对工作组的安排又产生了一些担忧。国门敞开不久，许多地方对中国而言仍是陌生甚至敌意的。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忧既有道理也没道理，国家与地区之间早已经放下了敌意与成见，发展是最大的时代主题。我们顺利折道香港，在短暂停留的时间里又先后拜访了韩国贸易协会（相当于中国的工商联）香港支部支部长金炫南、大韩贸易振兴公社韩国贸易馆（香港）馆长柳骏相、韩国大宇公司董事长金宇中和汉城国际贸易中心经理朱格先生，并访问了韩国现代、三星、鲜京、三养、高合等公司在香港的分公司，就发展双方的经济贸易往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一些初步意向。5月4日、5日，我和工作组分两批顺利返回青岛。
秘密赴韩国的特殊使命，虽然充满了曲折和冒险，但过程相当顺利，甚至超过了预期目的。工作组回国不久，韩国方面也陆续派人来青岛访问、考察。6月11日，以韩国高丽合纤株式会社副社长梁甲锡为团长的首批韩国企业考察团一行6人，在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中国室室长藤野文晤和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专务董事国丸昭一的陪同下应邀访问青岛，双方就一些经贸合作项目进行了洽谈并签订了备忘录；10月24日韩国喜金星集团总裁李宪祖一行6人对青岛进行访问，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及途径；10月28日，韩国釜山商工会议所与中国国际商会青岛商会在青岛签署了《中国国际商会青岛商会与釜山商工会议所合作协议》……据统计，自工作组秘密赴韩国考察归来至当年年底，由青岛贸促会接待的韩国来青岛访问考察的团组多达35个、300多人次，这都是秘密考察引起的冲击波。
随着青岛市对韩国招商力度的增大，自1989年开始，一些决心大、行动快的韩国企业——托普顿电器、韩菊胶带、茶山人造首饰、振亚玻璃制品、交河塑料和三庆金属等，在青岛贸促会的倾力协助下，陆续在青岛落户，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他们的成功，在韩国引起强烈反响。《韩国经济新闻》以“在中国建立韩国工业区”、“韩国企业的投资市场——青岛”为题，《朝鲜日报》以“青岛托普顿”为题，报道了在青岛的韩国企业投资情况，称青岛“确为韩国企业投资建厂的最适合的基地”，“托普顿电器有限公司是韩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建厂的一个成功典范”。这些报道在韩国引起极大的关注，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此后，韩国企业来青岛投资呈几何级数增长。
（作者1984年9月～1988年3月任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1988年4月～1990年12月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青岛市分会党组书记、会长。）
1988年2月，省委常委、秘书长高昌礼与省委政研室主任来青岛调研，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快对外开放步伐。2月2日高昌礼在八大关宾馆，以能否用民间方式与韩国开展一些经贸活动为题，专门召开了一个由青岛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我当时任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参会并提出，要实现这些设想，最好能先去韩国看一看。一来了解一下韩国的情况；二来可以结交一些朋友；第三可以向韩国方面宣传一下青岛。当时中韩并未建交，但我果断地表示：“我敢去，我也有办法去。届时，我可以找一位可靠的日本朋友或他的下属陪同我前往。”高昌礼听后很感兴趣。
代表城市的私人出访
当天下午，时任青岛市委书记刘鹏把我叫到办公室，问道：“高昌礼同志讲，对于如何与韩国开展民间经贸活动，你有一些设想，并有意去那里考察。市委决定同意你去，由谁与你一起去，你自己决定。”但同时提出，这次去只能以个人的名义，不能用公开的身份。“能不能进去是个问题，进去后怎样回来也是个问题”，刘鹏让我把各种困难都考虑到。
当时青岛与韩国之间的贸易都是转口的间接贸易，但韩国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国家，政府之间往来绝对是一个禁区，此行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在与我有多年交往的日本客商中，有一位谷泰宏先生。他是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的社长，对中国非常友好，又是一位活动能力很强的商人，同中国、苏联及朝鲜、韩国都有往来。他曾建议我多关注与韩国的交往。我在梳理这些信息时，渐渐有了轮廓：我相信请他或他的下属陪同我去趟韩国，他是不会拒绝的。
从刘鹏的办公室出来，我便立即与谷泰宏社长办公室联系，得知谷泰宏正在香港，并将于2月3日晚抵达广州。于是我给刘鹏电话，提出要去广州与谷泰宏商谈同去韩国事宜。刘鹏立即表示同意，同时一再叮嘱，让我以个人的名义去韩国。刘鹏的谨慎是有原因的，两国当时尚无外交关系，朝鲜和韩国又处于紧张对立中，种种因素让这次秘密出访危机四伏，一不小心甚至可能酿成政治事件。
2月3日，我与谷泰宏在广州顺利会面。我提出了青岛想吸引韩国到青岛投资、并以合适渠道私人访问韩国的愿望，谷泰宏的态度积极而稳重。在当时的中韩关系下，谷泰宏也并不是没有疑虑，甚至提出需要将此次商谈内容写一个会谈纪要，并在纪要中写明会谈时有一位青岛市的领导人在场。我理解谷泰宏的精明与稳重，当即回答“可以”，令日方打消了疑虑。不过后来谷泰宏没再提起会谈纪要的事，当时的出发点也许只是不确定青岛方面是否真的下定决心冒风险私访韩国。
秘密代号008
3月1日，谷泰宏和我带着各自的随行人员在青岛汇泉王朝酒店进行了秘密商谈，商谈达成三项共识：首先是保密问题，双方都认为保密关系到事情成败的核心，负责处理这项事务的人员范围要尽可能缩小，故在通讯联络方面一律使用008代号；其次是尽快派人途经日本赴韩秘密访问，届时日方将派一名高级职员前往；最后，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状况下，双方都认为必须通过与双方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或地区，设立一个能够办理双方经贸结算的现地法人，货物可以租用第三国或地区船只在中国和韩国口岸之间直达运输，实现曲线交易、货物直达。
商谈结束后，我第一时间起草了一份送报青岛市委、市政府的方案。方案中提出出访工作的重点目标是按政治和经济适当分开，既积极主动又慎重稳妥的原则，广泛地联系和接触韩国各主要商社和企业集团，适时宣传和介绍青岛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以及投资和贸易方面的政策法规，重点解决以日本和香港为依托建立贸易和投资渠道。秘密工作小组的国内出国任务批件，以赴日本经贸考察小组的名义派出，用普通护照。小组由四人组成。在出访中，我使用自己另外一个身份——中日合资的华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其他人员也以公司职员或翻译等身份出现。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为这次行动争取到了一定自主权，如无法请示国内的情况下，可以大胆及时作出决定等。报告送上去后，书记刘鹏与时任青岛市长郭松年分别于19日和20日批示同意，速度之快足见青岛与韩国交往愿望的迫切。
1988年4月10日，我的工作组搭乘中国民航cA925次航班终于抵达东京。东京丸一商事的中国部部长芦野俊郎和千叶炯子女士在机场迎接。次日，我们在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见到了谷泰宏社长。谷泰宏特别告诫我，韩国新闻界对此类问题的报道特别感兴趣，作为韩国政府，也以中国主动与其接触为荣，所以应避开韩国的新闻报道机构，提高警惕。谷泰宏提出建议，我的工作组对外可以说是到韩国了解汉城奥运的筹备工作，以转移媒体的“火力”。
4月12日，工作组在千叶炯子女士的陪同下，乘新干线列车前往大阪，再乘机去韩国。取道大阪的原因是我在东京有不少熟人，万一有熟人在东京机场看到我登上了飞往汉城的飞机，就有可能泄密。
在韩国驻大阪领事馆办理签证手续时，我们受到了总领事李敏浩的单独接待。我向李敏浩暗示了两国将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条件下，实现直接经贸往来。李敏浩深知此事的重要与敏感，对我们四人的入境签证采用另纸签证的办法办理，即按照护照的大小附设了一张活的单页，由其外交部的授权机关和授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持照人出境时，边防人员将这一单页收回。这样做的用意是，护照上不会留下中国人曾经到过韩国的任何痕迹。由此可见，这次秘密出访也受到了韩国方面的特别关照，对韩国方面而言也是一次“特事特办”。
终于抵达韩国
4月15日12时57分，我们登上了日本飞韩国的飞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14时43分，我们终于抵达汉城（后称首尔）金浦国际机场。在机场一下登机桥，韩国高丽合纤株式会社的副社长李相运和一名身着便衣的边防人员便迎上前来，将我们引入一间休息室。他们替我们代办了入境手续，而后又带我们象征性地例行海关检查。期间，那位边防人员对我们说，“韩国对中国很友好。” 出机场后，我见到了先期到达汉城为他们安排接待工作的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沟手达郎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汉城支店支店长井出实等人。当晚，韩国高丽合纤株式会社李相运副社长在汉城最高级的饭店“大苑阁”设宴欢迎我们。席间，双方亲切交谈，充满热烈诚挚的气氛。在中方人员到达和离开该饭店时，我注意到，周围明显地布置着警卫人员。后来，沟手达郎向我透露，工作小组入境的全过程是由韩国安全部门周密组织的。
4月17日至22日，工作小组通过接待单位的安排，先后参观考察了汉城、釜山、大邱、马山输出自由区、仁川港、起亚汽车制造厂、大农清洲纺织厂和高丽合纤株式会社所属的安养化纤厂、蔚山石化厂、庆山纺织厂等，拜访了韩国商工部和大韩贸易振兴公社（相当于中国的贸促总会）等政府机构。
在商工部接见我们的是副部长许南薰。接见时，我讲明了来意：“青岛是中国的沿海开放地区之一，同贵国是隔海相望的近邻，后来关系中断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样长期中断下去，对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此，双方都应采取一些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灵活变通的政策措施，绕过或者避开目前存在的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打通双方拓展经济贸易的渠道。”我说，这次到汉城来，就是想就这个问题同有关方面和企业进行一些探讨，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在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两地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而许南薰也希望青岛多了解一些韩国的情况，促进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
之后，工作组又拜访了大韩贸易振兴公社，与社长朴英秀达成了四项大力促进两国交往及经贸往来的口头协议。结合参观考察企业，工作组同高丽合纤株式会社、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和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的代表，就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进行了商谈，并签订了备忘录和意向书。在此期间，鲜京公司从韩国商工部获得工作小组在汉城的消息后，也主动赶到工作小组的住处与我见面，并告诉我：“你们送给商工部的介绍青岛情况的录像带，商工部已责成我们复制10套，然后由商工部分送各大企业。”大宇公司的专务董事李长水也专程赶来与之见面。由此可见，韩国企业期望与中国、与青岛发展贸易关系的心情也是迫切的。
秘密出访引来韩资冲击波
4月23日，工作组圆满完成了在韩国的考察任务，准备回国。尚未出发时，我就感到从韩国返回青岛有个技术难题。因为仍从日本返回，没办法办理从韩国再进入日本的签证。后来决定从英国驻韩大使馆申请去香港的签证，途经香港回青。没想到一波三折，登上了韩国飞香港的飞机后，才发现要经停台湾中正机场，这让我对工作组的安排又产生了一些担忧。国门敞开不久，许多地方对中国而言仍是陌生甚至敌意的。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忧既有道理也没道理，国家与地区之间早已经放下了敌意与成见，发展是最大的时代主题。我们顺利折道香港，在短暂停留的时间里又先后拜访了韩国贸易协会（相当于中国的工商联）香港支部支部长金炫南、大韩贸易振兴公社韩国贸易馆（香港）馆长柳骏相、韩国大宇公司董事长金宇中和汉城国际贸易中心经理朱格先生，并访问了韩国现代、三星、鲜京、三养、高合等公司在香港的分公司，就发展双方的经济贸易往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一些初步意向。5月4日、5日，我和工作组分两批顺利返回青岛。
秘密赴韩国的特殊使命，虽然充满了曲折和冒险，但过程相当顺利，甚至超过了预期目的。工作组回国不久，韩国方面也陆续派人来青岛访问、考察。6月11日，以韩国高丽合纤株式会社副社长梁甲锡为团长的首批韩国企业考察团一行6人，在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中国室室长藤野文晤和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专务董事国丸昭一的陪同下应邀访问青岛，双方就一些经贸合作项目进行了洽谈并签订了备忘录；10月24日韩国喜金星集团总裁李宪祖一行6人对青岛进行访问，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及途径；10月28日，韩国釜山商工会议所与中国国际商会青岛商会在青岛签署了《中国国际商会青岛商会与釜山商工会议所合作协议》……据统计，自工作组秘密赴韩国考察归来至当年年底，由青岛贸促会接待的韩国来青岛访问考察的团组多达35个、300多人次，这都是秘密考察引起的冲击波。
随着青岛市对韩国招商力度的增大，自1989年开始，一些决心大、行动快的韩国企业——托普顿电器、韩菊胶带、茶山人造首饰、振亚玻璃制品、交河塑料和三庆金属等，在青岛贸促会的倾力协助下，陆续在青岛落户，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他们的成功，在韩国引起强烈反响。《韩国经济新闻》以“在中国建立韩国工业区”、“韩国企业的投资市场——青岛”为题，《朝鲜日报》以“青岛托普顿”为题，报道了在青岛的韩国企业投资情况，称青岛“确为韩国企业投资建厂的最适合的基地”，“托普顿电器有限公司是韩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建厂的一个成功典范”。这些报道在韩国引起极大的关注，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此后，韩国企业来青岛投资呈几何级数增长。
（作者1984年9月～1988年3月任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1988年4月～1990年12月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青岛市分会党组书记、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