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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日，一场备受外界关注的“转基因大辩论”在美国纽约上演。辩论结束后，部分媒体将其报道为“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辩论”“不吵不闹的辩论”“转基因炉边谈话”等等。这些形容词的使用，当然不排除有“博人眼球”的意味。但纵观整场辩论，有序而肃静的氛围，观众投票的规则，主持人对话题的良好把控，辩论双方的专业理性，这些亮点都足以让此前国内关于转基因的各种讨论“汗颜”“失色”了。
然而，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恐怕并不是这场辩论有多成功，抑或它的胜负结果究竟如何。虽然“挺转”方最终在得票上占据上风，但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一个关于“转基因是否安全”的确切信息，正如这场辩论中所提及的——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上，还有许多当前科学界无法解答的疑问，而这些疑问正是引导人们去思考的方向。
重结果，忽略细节？
——转基因替代议题
纽约转基因大辩论似乎希望借鉴19世纪“牛津大辩论”的优秀传统。主办方请来了在转基因生物技术界的研究者、农业专家、环境专家作为辩论的正反方，针对一个议题进行严格的二对二辩论，从而保证进行一场正规、理性的较量而非骂战。
辩论的正方是2013年世界粮食奖得主、孟山都首席技术官罗伯特·弗莱里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基因组与生物技术研究员艾莉森·埃宁纳姆。众所周知，孟山都是一家长期处于转基因争论“风暴中心”的生物技术公司，一直以来饱受各界非议。反方则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可持续农业与自然资源中心教授查尔斯·本布鲁克和科学政策咨询员玛格丽特·梅隆。看职称的话，这两位像是环保主义者、生态平衡专家。
最终的结果也十分有趣，有近一半的观众因为辩论而改变了看法，从辩论之前的“32%支持、30%反对、38%中立”，变成辩论后的“60%支持、31%反对、9%中立”。根据辩论的规则，支持转基因的一方获胜。
我们且不管孟山都公司是否对反方代表进行了贿赂，也别看正方提供的辩词多么有力、充分，姑且也先把对观众的判断力与理性的讨论放一边，仔细看看双方辩论的具体议题吧。此次辩论中，双方并没有把大部分时间纠缠在“转基因是否安全”之上，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讨论了转基因作为一种技术的整体价值和利弊权衡。反方代表梅隆女士在给出“转基因作物催生超级杂草”等证据之后，话锋一转，指出“转基因并非一项不可或缺的技术，甚至不算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在解决世界粮食危机面前，它所发挥的效益甚至不如传统育种学和农业生态学。”
在众多关于转基因的讨论中，我们似乎都能看到，“挺转”方高举的旗帜往往是：转基因能增产；让亚洲、非洲等贫瘠之地也能种植农作物，对解决世界饥寒问题贡献大；能促进农民增收。此次辩论也不例外，正方代表列举了转基因农作物的各种好处：增产、环境适应性强、减少农药使用、削减成本等等。但这些优点，恰恰也成为反方眼中的疑点。首先，通过转基因能实现增产是没有争议的，但育种和改进耕作等方式同样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而且还不用考虑转基因带来的安全隐患。反方代表本布鲁克列举了《美国国家地理》2014年5月刊的一篇题为“养活世界的五步计划”的文章，作者是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研究者，文章着重指出“减少低效耕作、有效利用土地和资源、改变饮食结构等”是未来解决90亿人的粮食需求的主要途径，其中并不包含转基因。
或许并非相关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转基因作为一种提高产量的方式可以利用的价值，他们恰恰考虑了这一点，并且没有忽略另一个问题：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巨大资金投入，最终产出是否能真正带来利益，以及谁获益的问题。众所周知，如今掌控转基因技术的是一些生物公司，他们的盈利方式就是通过推广转基因作物，进而销售自己的相关农业科技产品。以孟山都公司为例，该公司研制出了许多带抗害虫、抗杂草基因的作物，种植这些作物，只需要使用毒性很低的草甘膦（孟山都研发）就能达到抗虫抗草的效果，从而能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从表面上看，这的确对环境有益，同时也减少农民在农药上的支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试想，一个用转基因技术的农民，他首先需要用高价钱购买转基因种子，然后再购买配套的除草剂，而随着除草剂的使用，杂草和害虫也渐渐生出了抗药性，他需要更多的除草剂，并辅之以杀虫剂；等新的抗超级杂草品种出来后，他又要高价购买，这样循环下来的成本，是升高还是下降呢？真正受益的恐怕是生物公司吧。
另一方面，对于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投入，这个成本也是不能忽视的，而相比于抗杂草、抗害虫所带来的那一点产量提升，真的能带来社会整体创造的价值提升吗？应该也未必，而这也是那些生物技术公司的代表选择忽视的、不愿意正面回答的问题。
本次辩论所提及的这个议题，正好向那些热衷于转基因推广的“技术拯救世界论”者泼了一盆凉水。而人们应该思考的是，除了转基因之外，我们又有哪些替代方式可以解决日益严峻的食品供求危机呢？如果真如梅隆和本布鲁克所说，我倒觉得科学家们可以用严格的数据收集、分析，来衡量传统育种学、生态农业与转基因以及其他方式对人类长远利益的贡献比例，让事实说话，而不是急于大张旗鼓地盲目推广其中一种。
此外，从这场辩论中或许还能得到的启示是，通过技术无休止地向大自然获取资源，是否是长久之计？人类贪婪地想要满足自己的更多需求，并且希望没有任何负面效应，是否太过天真？转基因恰恰是这样一种“危险”科学，虽然人类还没能认清它的负面效应，但你不能说它没有。
理性多一点，感性少一点？
——转基因安全议题
国内某知名科普网站在评论“纽约大辩论”时，把“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说成是“业已确立的事实”，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从何得出的。如果说，转基因食品保证能吃，绝对没问题，科学界给出了充分的证据，那我们还需要浪费时间争论什么？笔者认为，不管个人是带着“挺转”还是“挺反”的立场，作为一家科技媒体来说，至少不应该在报道中出现这样经不起推敲的文字。在“转基因”这个话题里，媒体需要做的只是客观地传递事实，平衡地呈现不同的观点，让受众来判断。 回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曾经一度流传有“转基因玉米致癌”“美国人不吃转基因”“对虫子有害的东西怎么能吃”“转基因完全不能增产”等言论。这些言论有些是明显错误的，比如最后一条。转基因能增产已经被无数的栽培实验和生产实践证明。还有关于“美国人不吃转基因”的言论，也很容易被调查所推翻，详情可以参考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个人投资拍摄的纪录片。而”转基因玉米致癌”的说法，则来源于法国卡昂大学一位名叫塞拉利尼的教授发表的一篇关于“大鼠长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玉米致癌”的论文。该研究最终因为被质疑样本量不足而遭到撤稿，但撤稿声明里却委婉提到“塞拉利尼教授没有任何作假的嫌疑，数据完全是真的。”
关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是否有害的问题，如果仅凭一篇反面论文被撤稿，就断定安全，甚至作出“所有转基因食品都安全”的结论，未免太过草率，也不符合科学的逻辑。转基因技术公司虽然总是拿出“自转基因作物面世30年，未发现一例因食用转基因食品而患病的确凿案例”这样的理由，也很难让人完全信服。因为没有发现，并不代表没有，也不代表将来不会有。这里有人会说，科学讲求的不就是数据吗？笔者要反问一句：爱因斯坦得出相对论的时候，强子对撞机问世了吗？如果强子对撞机一次实验的数据与相对论相悖，一个有常识的科学家也会想到再做几次实验，到转基因这个问题上，不是同理如此吗？当觉得数据能说服人的时候，先看看这个数据够不够充分吧。
要事实，不要争吵
纵观国内外，社会各界关于转基因的讨论一直都非常激烈，在一些推广转基因技术的地区如印度、美国、南非等地甚至爆发了多次游行运动。“反转”者大多在一些猜测性结论、臆断上纠缠，不肯作出让步，当然其中还参杂着一些商业和政治上的宣传因素，其结果是“反转”派几乎无法和科学界冷静地对话。
而许多科学事实，也无法撼动人们固有的信念，如崇尚“纯天然创造”等。这样一来，“挺转”派称对手不讲道理，“反转”派则称“转基因背后存在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利益勾结”，越争吵越混乱。
2013年是转基因技术30周年，《自然》杂志为此曾做了一组转基因专题报道，介绍这一生物技术在各种力量的争论和角力中艰难前行的历史，它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目前正在研究当中的新技术，以及转基因自身未来的出路。其中一篇就转基因争论中的“事实”与“谣传”做了梳理，文中着重指出“转基因作物催生‘超级杂草’”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文章对于“转基因作物导致印度农民自杀”进行了辟谣。
不得不提的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对“转基因作物影响生态平衡”的质疑是当前“反转”派持有的一个有力说辞。基因改造技术通过给植物人为加入一种表现特定性状的基因，从而改变这种植物对周围环境的适应能力，这比传统育种方法快得多。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生态环境有其自身的“循环链”，当一种生物变得异常强大时，依附于它的其他物种就要遭到灭顶之灾，这种结果是很难提前预知的。此外，类似“超级杂草”“超级害虫”问题的存在也不容忽视，《自然》报道指出，类似问题如果得不到控制，不仅不会让农田增产，还会导致严重减产，偏离转基因技术自身诉求的目标。
然而，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恐怕并不是这场辩论有多成功，抑或它的胜负结果究竟如何。虽然“挺转”方最终在得票上占据上风，但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一个关于“转基因是否安全”的确切信息，正如这场辩论中所提及的——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上，还有许多当前科学界无法解答的疑问，而这些疑问正是引导人们去思考的方向。
重结果，忽略细节？
——转基因替代议题
纽约转基因大辩论似乎希望借鉴19世纪“牛津大辩论”的优秀传统。主办方请来了在转基因生物技术界的研究者、农业专家、环境专家作为辩论的正反方，针对一个议题进行严格的二对二辩论，从而保证进行一场正规、理性的较量而非骂战。
辩论的正方是2013年世界粮食奖得主、孟山都首席技术官罗伯特·弗莱里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基因组与生物技术研究员艾莉森·埃宁纳姆。众所周知，孟山都是一家长期处于转基因争论“风暴中心”的生物技术公司，一直以来饱受各界非议。反方则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可持续农业与自然资源中心教授查尔斯·本布鲁克和科学政策咨询员玛格丽特·梅隆。看职称的话，这两位像是环保主义者、生态平衡专家。
最终的结果也十分有趣，有近一半的观众因为辩论而改变了看法，从辩论之前的“32%支持、30%反对、38%中立”，变成辩论后的“60%支持、31%反对、9%中立”。根据辩论的规则，支持转基因的一方获胜。
我们且不管孟山都公司是否对反方代表进行了贿赂，也别看正方提供的辩词多么有力、充分，姑且也先把对观众的判断力与理性的讨论放一边，仔细看看双方辩论的具体议题吧。此次辩论中，双方并没有把大部分时间纠缠在“转基因是否安全”之上，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讨论了转基因作为一种技术的整体价值和利弊权衡。反方代表梅隆女士在给出“转基因作物催生超级杂草”等证据之后，话锋一转，指出“转基因并非一项不可或缺的技术，甚至不算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在解决世界粮食危机面前，它所发挥的效益甚至不如传统育种学和农业生态学。”
在众多关于转基因的讨论中，我们似乎都能看到，“挺转”方高举的旗帜往往是：转基因能增产；让亚洲、非洲等贫瘠之地也能种植农作物，对解决世界饥寒问题贡献大；能促进农民增收。此次辩论也不例外，正方代表列举了转基因农作物的各种好处：增产、环境适应性强、减少农药使用、削减成本等等。但这些优点，恰恰也成为反方眼中的疑点。首先，通过转基因能实现增产是没有争议的，但育种和改进耕作等方式同样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而且还不用考虑转基因带来的安全隐患。反方代表本布鲁克列举了《美国国家地理》2014年5月刊的一篇题为“养活世界的五步计划”的文章，作者是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研究者，文章着重指出“减少低效耕作、有效利用土地和资源、改变饮食结构等”是未来解决90亿人的粮食需求的主要途径，其中并不包含转基因。
或许并非相关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转基因作为一种提高产量的方式可以利用的价值，他们恰恰考虑了这一点，并且没有忽略另一个问题：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巨大资金投入，最终产出是否能真正带来利益，以及谁获益的问题。众所周知，如今掌控转基因技术的是一些生物公司，他们的盈利方式就是通过推广转基因作物，进而销售自己的相关农业科技产品。以孟山都公司为例，该公司研制出了许多带抗害虫、抗杂草基因的作物，种植这些作物，只需要使用毒性很低的草甘膦（孟山都研发）就能达到抗虫抗草的效果，从而能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从表面上看，这的确对环境有益，同时也减少农民在农药上的支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试想，一个用转基因技术的农民，他首先需要用高价钱购买转基因种子，然后再购买配套的除草剂，而随着除草剂的使用，杂草和害虫也渐渐生出了抗药性，他需要更多的除草剂，并辅之以杀虫剂；等新的抗超级杂草品种出来后，他又要高价购买，这样循环下来的成本，是升高还是下降呢？真正受益的恐怕是生物公司吧。
另一方面，对于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投入，这个成本也是不能忽视的，而相比于抗杂草、抗害虫所带来的那一点产量提升，真的能带来社会整体创造的价值提升吗？应该也未必，而这也是那些生物技术公司的代表选择忽视的、不愿意正面回答的问题。
本次辩论所提及的这个议题，正好向那些热衷于转基因推广的“技术拯救世界论”者泼了一盆凉水。而人们应该思考的是，除了转基因之外，我们又有哪些替代方式可以解决日益严峻的食品供求危机呢？如果真如梅隆和本布鲁克所说，我倒觉得科学家们可以用严格的数据收集、分析，来衡量传统育种学、生态农业与转基因以及其他方式对人类长远利益的贡献比例，让事实说话，而不是急于大张旗鼓地盲目推广其中一种。
此外，从这场辩论中或许还能得到的启示是，通过技术无休止地向大自然获取资源，是否是长久之计？人类贪婪地想要满足自己的更多需求，并且希望没有任何负面效应，是否太过天真？转基因恰恰是这样一种“危险”科学，虽然人类还没能认清它的负面效应，但你不能说它没有。
理性多一点，感性少一点？
——转基因安全议题
国内某知名科普网站在评论“纽约大辩论”时，把“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说成是“业已确立的事实”，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从何得出的。如果说，转基因食品保证能吃，绝对没问题，科学界给出了充分的证据，那我们还需要浪费时间争论什么？笔者认为，不管个人是带着“挺转”还是“挺反”的立场，作为一家科技媒体来说，至少不应该在报道中出现这样经不起推敲的文字。在“转基因”这个话题里，媒体需要做的只是客观地传递事实，平衡地呈现不同的观点，让受众来判断。 回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曾经一度流传有“转基因玉米致癌”“美国人不吃转基因”“对虫子有害的东西怎么能吃”“转基因完全不能增产”等言论。这些言论有些是明显错误的，比如最后一条。转基因能增产已经被无数的栽培实验和生产实践证明。还有关于“美国人不吃转基因”的言论，也很容易被调查所推翻，详情可以参考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个人投资拍摄的纪录片。而”转基因玉米致癌”的说法，则来源于法国卡昂大学一位名叫塞拉利尼的教授发表的一篇关于“大鼠长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玉米致癌”的论文。该研究最终因为被质疑样本量不足而遭到撤稿，但撤稿声明里却委婉提到“塞拉利尼教授没有任何作假的嫌疑，数据完全是真的。”
关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是否有害的问题，如果仅凭一篇反面论文被撤稿，就断定安全，甚至作出“所有转基因食品都安全”的结论，未免太过草率，也不符合科学的逻辑。转基因技术公司虽然总是拿出“自转基因作物面世30年，未发现一例因食用转基因食品而患病的确凿案例”这样的理由，也很难让人完全信服。因为没有发现，并不代表没有，也不代表将来不会有。这里有人会说，科学讲求的不就是数据吗？笔者要反问一句：爱因斯坦得出相对论的时候，强子对撞机问世了吗？如果强子对撞机一次实验的数据与相对论相悖，一个有常识的科学家也会想到再做几次实验，到转基因这个问题上，不是同理如此吗？当觉得数据能说服人的时候，先看看这个数据够不够充分吧。
要事实，不要争吵
纵观国内外，社会各界关于转基因的讨论一直都非常激烈，在一些推广转基因技术的地区如印度、美国、南非等地甚至爆发了多次游行运动。“反转”者大多在一些猜测性结论、臆断上纠缠，不肯作出让步，当然其中还参杂着一些商业和政治上的宣传因素，其结果是“反转”派几乎无法和科学界冷静地对话。
而许多科学事实，也无法撼动人们固有的信念，如崇尚“纯天然创造”等。这样一来，“挺转”派称对手不讲道理，“反转”派则称“转基因背后存在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利益勾结”，越争吵越混乱。
2013年是转基因技术30周年，《自然》杂志为此曾做了一组转基因专题报道，介绍这一生物技术在各种力量的争论和角力中艰难前行的历史，它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目前正在研究当中的新技术，以及转基因自身未来的出路。其中一篇就转基因争论中的“事实”与“谣传”做了梳理，文中着重指出“转基因作物催生‘超级杂草’”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文章对于“转基因作物导致印度农民自杀”进行了辟谣。
不得不提的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对“转基因作物影响生态平衡”的质疑是当前“反转”派持有的一个有力说辞。基因改造技术通过给植物人为加入一种表现特定性状的基因，从而改变这种植物对周围环境的适应能力，这比传统育种方法快得多。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生态环境有其自身的“循环链”，当一种生物变得异常强大时，依附于它的其他物种就要遭到灭顶之灾，这种结果是很难提前预知的。此外，类似“超级杂草”“超级害虫”问题的存在也不容忽视，《自然》报道指出，类似问题如果得不到控制，不仅不会让农田增产，还会导致严重减产，偏离转基因技术自身诉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