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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代世界科技的发展，我们此前较多关注的是以中国科技成就为出发点，将其与西方同类科技发展进行比较。放到作为古代文化交流代称的丝绸之路语境下，实际上仅把关系遥远渺茫的丝路最两端，也就是中国和西欧用脆弱的丝线牵到一起。此前专栏文章里介绍过不少伊斯兰文明中的科学家及成就，怀有把我们对丝路西侧的眼光进一步放宽的意图。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旧时中国对海外有东洋、西洋、南洋等称谓。诸如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都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壮举。既有东洋、西洋之划分，那么在位于东西方十字路口的南洋，也就是以马来等文化为主体的东南亚各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情形又怎么样呢？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很难看到当地18世纪之前的科学文献，只能拉来19世纪晚期马来数学的代表人物哈蒂布（Ahmad Khatib al Minangkabawi，1860-1916），作为我们了解当地传统科技的入口。
海路锁钥
公元14世纪，马贾帕希特帝国就几乎统一了马来世界，其文化影响的地域包括现在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泰国南部、菲律宾、束埔寨，甚至还有远隔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等地。在公元2世纪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大科学家托勒密，就曾在《地理学》中将那块地域描述为“黄金半岛”，这个名称可能源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传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地理学知识，后者曾提到过“黄金之地”。在东南亚众多半岛和岛屿上，确实分布有不少金矿，其中北大年和彭亨等地的一些矿藏甚至到近代仍在开采，这个词语同时也反映了在外人眼中当地的富庶。我们中国人更熟悉的则是中文史料里对爪哇、旧港、马六甲等东南亚古国的记载。随郑和出航的马欢、费信等人的笔记里，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由于地处海路交通的咽喉要道，马来地区向来深受各邻近文化的交错影响。来自中华、印度、阿拉伯及欧洲的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期先后开始与当地既有的马来文化相糅合，不断发酵，形成各族群社区长期共存、并行不悖的场景，因此历来被视为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的试验田。较早在东南亚得到传播的是来自南亚的印度教和佛教文化，随后伊斯兰教在公元8世纪开始逐渐流入并扩大影响。由于伊斯兰传统对历法、财产继承等方面都有独特规定，因此较为系统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随之传人东南亚，而花拉子米、伊本·班纳、兀鲁伯等科学家的大名也开始为东南亚的学者们所知晓，
班纳的《数学技艺指津》等伊斯兰科学著作向东南亚地区的流布，一个原因在于不少马来学者远赴西亚的各个学术中心留学。他们从麦加、巴格达、开罗的学院里带回众多书籍，尝试着给书籍做标记、评注甚至写下小册子，从而展示出自己的勤学深思。
18-19世纪的马来学者多来自现位于泰国与马来西亚边界的北大年苏丹国、苏门答腊和现在马来西亚北部的吉兰丹等文化中心。这些地区人口昌盛，商贾云集，来自中国、荷兰、日本、葡萄牙、英国的商人，都聚集在这里进行贸易，形成地方性大都市。频繁的交往活动带来对科技知识的更多需求，学者们通常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拥有科技知识的学者则因善于处理与宗教习俗有关的实际问题，而备受尊敬，其中哈蒂布就被认为是19世纪马来世界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
海归精英
哈蒂布的全名揭示出他出身于居住在这里的原住民米南加保人（据说该族群系500年前自中国云南迁移而来）。尽管当时伊斯兰信仰在当地已经建立坚实的根基，但米南加保文化中财产和土地在母亲与女儿之间代际相传的“习惯法”依然广泛存在。在哈蒂布出生前的1821-1837年间，习惯法与伊斯兰教法拥护者之间甚至还曾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以习惯法拥护者向荷兰殖民者求援，从而赢得最终胜利而告终，荷兰殖民者则进一步巩固了对西苏门答腊地区的控制。哈蒂布见证的就是这样一个裂隙刚刚被从表面弥合的文化。
1860年，哈蒂布出生于现在印度尼西亚的西苏门答腊省的一个小村庄。幼年时他在当地接受了包括来自荷兰殖民者和伊斯兰教法2个方面的正规教育。11岁那年，他跟随父亲到麦加朝圣，随后留在那里深造。在距离家乡万里之遥的圣城，他如饥似渴地跟随各位名师学习，还娶了麦加一位学者兼书店老板的女儿做太太，从而掌握了包括算术、代数学、修辞学、测量学、伊斯兰历法等科技内容在内的丰富知识。优秀的成绩帮助他留在麦加，成为禁寺里第1名来自马来地区的阿訇。
目前还无法确定哈蒂布是否最终回到出生地，但他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廖内和马来西亚的吉打等地都留下了足迹，许多当地统治者都不断向他征求法律方面的意见，由此他保持了对故乡米南加保的巨大影响。他试图把学到的教法知识与当地习俗相结合，促进传统文化移风易俗，温和地与教法相融合。
无论是在麦加还是在印度尼西亚，哈蒂布都拥有大批拥护者。他教导学生时注重提问和讨论，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他的一些学生在后来创建印尼最大的伊斯兰社区等方面贡献卓著。他劝说前来就学的米南加保人，让他们把古老传统尽量向伊斯兰教法靠拢。但在遭遇态度强硬、东拉西扯的对手时，哈蒂布也会奋然反击。总之，学富五车的哈蒂布在学成归来后，推动了西苏门答腊教法的完善化。
科学传播
除作为神职人员在宗教和世俗生活中发挥作用外，哈蒂布习惯于早早起床写作。根据几名学生的记述，他留下的著作数量在46～49种之间。这些著作主要用阿拉伯语和爪哇语写成，影响波及叙利亚、土耳共和埃及等地。
哈蒂布撰写的科学著作主要与天文学和数学知识有关。他在这些书的序言中说天文与数学对于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都非常重要，但遗憾的是很难找到足以传授这些知识的老师。应马来人对这些知识的迫切需求，哈蒂布通过自学，掌握了这些知识，例如：如何通过月相变化确定伊斯兰历各月份的开端，以及如何通过观测太阳在天空所在位置而确定每日礼拜时间等。他也是一名对算术、代数学、几何学和三角学领域颇为熟悉的专家，这些知识使他能够承担决定礼拜所必须遥遥面对的圣地麦加的方向，以及制作航海中需要的指南针等任务。他以认真的态度，从诸多先贤的科学著作里汲取了这些内容，再把它们解释给追随他的马来学生。
马来文化区作为东西洋贸易的必经之地，从商业角度对数学的需求同样迫切。这构成哈蒂布科学论述的另一重要方面。在《数学旗帜》等著作里，哈蒂布以例证的方式详细讨论了当时使用的货币、重量、长度、容积等诸多方面单位的换算。哈蒂布的著作里有许多小测验，可对学习者从四则运算、开方、级数、排列组合、平面几何乃至同余计算等运算技能进行检验。这样的形式也与前辈数学家如出一辙，而有些题目在现代马来西亚的数学教科书中仍被沿用。
总的来说，在西方数学快速发展，同时伊斯兰科学创造性急剧衰退的18世纪之后，我们不大应当期待位于伊斯兰世界边缘的马来地区能在科技上作出多么大的原创性贡献，但面对咄咄逼人的歐洲殖民者，以哈蒂布为代表的学者仍然坚守并传播着传统文化中的科技内涵，从而为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作出贡献。同时，哈蒂布把科技知识从阿拉伯半岛带回马来地区，对知识传播的促进作用也是值得称道的。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旧时中国对海外有东洋、西洋、南洋等称谓。诸如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都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壮举。既有东洋、西洋之划分，那么在位于东西方十字路口的南洋，也就是以马来等文化为主体的东南亚各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情形又怎么样呢？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很难看到当地18世纪之前的科学文献，只能拉来19世纪晚期马来数学的代表人物哈蒂布（Ahmad Khatib al Minangkabawi，1860-1916），作为我们了解当地传统科技的入口。
海路锁钥
公元14世纪，马贾帕希特帝国就几乎统一了马来世界，其文化影响的地域包括现在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泰国南部、菲律宾、束埔寨，甚至还有远隔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等地。在公元2世纪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大科学家托勒密，就曾在《地理学》中将那块地域描述为“黄金半岛”，这个名称可能源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传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地理学知识，后者曾提到过“黄金之地”。在东南亚众多半岛和岛屿上，确实分布有不少金矿，其中北大年和彭亨等地的一些矿藏甚至到近代仍在开采，这个词语同时也反映了在外人眼中当地的富庶。我们中国人更熟悉的则是中文史料里对爪哇、旧港、马六甲等东南亚古国的记载。随郑和出航的马欢、费信等人的笔记里，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由于地处海路交通的咽喉要道，马来地区向来深受各邻近文化的交错影响。来自中华、印度、阿拉伯及欧洲的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期先后开始与当地既有的马来文化相糅合，不断发酵，形成各族群社区长期共存、并行不悖的场景，因此历来被视为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的试验田。较早在东南亚得到传播的是来自南亚的印度教和佛教文化，随后伊斯兰教在公元8世纪开始逐渐流入并扩大影响。由于伊斯兰传统对历法、财产继承等方面都有独特规定，因此较为系统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随之传人东南亚，而花拉子米、伊本·班纳、兀鲁伯等科学家的大名也开始为东南亚的学者们所知晓，
班纳的《数学技艺指津》等伊斯兰科学著作向东南亚地区的流布，一个原因在于不少马来学者远赴西亚的各个学术中心留学。他们从麦加、巴格达、开罗的学院里带回众多书籍，尝试着给书籍做标记、评注甚至写下小册子，从而展示出自己的勤学深思。
18-19世纪的马来学者多来自现位于泰国与马来西亚边界的北大年苏丹国、苏门答腊和现在马来西亚北部的吉兰丹等文化中心。这些地区人口昌盛，商贾云集，来自中国、荷兰、日本、葡萄牙、英国的商人，都聚集在这里进行贸易，形成地方性大都市。频繁的交往活动带来对科技知识的更多需求，学者们通常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拥有科技知识的学者则因善于处理与宗教习俗有关的实际问题，而备受尊敬，其中哈蒂布就被认为是19世纪马来世界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
海归精英
哈蒂布的全名揭示出他出身于居住在这里的原住民米南加保人（据说该族群系500年前自中国云南迁移而来）。尽管当时伊斯兰信仰在当地已经建立坚实的根基，但米南加保文化中财产和土地在母亲与女儿之间代际相传的“习惯法”依然广泛存在。在哈蒂布出生前的1821-1837年间，习惯法与伊斯兰教法拥护者之间甚至还曾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以习惯法拥护者向荷兰殖民者求援，从而赢得最终胜利而告终，荷兰殖民者则进一步巩固了对西苏门答腊地区的控制。哈蒂布见证的就是这样一个裂隙刚刚被从表面弥合的文化。
1860年，哈蒂布出生于现在印度尼西亚的西苏门答腊省的一个小村庄。幼年时他在当地接受了包括来自荷兰殖民者和伊斯兰教法2个方面的正规教育。11岁那年，他跟随父亲到麦加朝圣，随后留在那里深造。在距离家乡万里之遥的圣城，他如饥似渴地跟随各位名师学习，还娶了麦加一位学者兼书店老板的女儿做太太，从而掌握了包括算术、代数学、修辞学、测量学、伊斯兰历法等科技内容在内的丰富知识。优秀的成绩帮助他留在麦加，成为禁寺里第1名来自马来地区的阿訇。
目前还无法确定哈蒂布是否最终回到出生地，但他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廖内和马来西亚的吉打等地都留下了足迹，许多当地统治者都不断向他征求法律方面的意见，由此他保持了对故乡米南加保的巨大影响。他试图把学到的教法知识与当地习俗相结合，促进传统文化移风易俗，温和地与教法相融合。
无论是在麦加还是在印度尼西亚，哈蒂布都拥有大批拥护者。他教导学生时注重提问和讨论，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他的一些学生在后来创建印尼最大的伊斯兰社区等方面贡献卓著。他劝说前来就学的米南加保人，让他们把古老传统尽量向伊斯兰教法靠拢。但在遭遇态度强硬、东拉西扯的对手时，哈蒂布也会奋然反击。总之，学富五车的哈蒂布在学成归来后，推动了西苏门答腊教法的完善化。
科学传播
除作为神职人员在宗教和世俗生活中发挥作用外，哈蒂布习惯于早早起床写作。根据几名学生的记述，他留下的著作数量在46～49种之间。这些著作主要用阿拉伯语和爪哇语写成，影响波及叙利亚、土耳共和埃及等地。
哈蒂布撰写的科学著作主要与天文学和数学知识有关。他在这些书的序言中说天文与数学对于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都非常重要，但遗憾的是很难找到足以传授这些知识的老师。应马来人对这些知识的迫切需求，哈蒂布通过自学，掌握了这些知识，例如：如何通过月相变化确定伊斯兰历各月份的开端，以及如何通过观测太阳在天空所在位置而确定每日礼拜时间等。他也是一名对算术、代数学、几何学和三角学领域颇为熟悉的专家，这些知识使他能够承担决定礼拜所必须遥遥面对的圣地麦加的方向，以及制作航海中需要的指南针等任务。他以认真的态度，从诸多先贤的科学著作里汲取了这些内容，再把它们解释给追随他的马来学生。
马来文化区作为东西洋贸易的必经之地，从商业角度对数学的需求同样迫切。这构成哈蒂布科学论述的另一重要方面。在《数学旗帜》等著作里，哈蒂布以例证的方式详细讨论了当时使用的货币、重量、长度、容积等诸多方面单位的换算。哈蒂布的著作里有许多小测验，可对学习者从四则运算、开方、级数、排列组合、平面几何乃至同余计算等运算技能进行检验。这样的形式也与前辈数学家如出一辙，而有些题目在现代马来西亚的数学教科书中仍被沿用。
总的来说，在西方数学快速发展，同时伊斯兰科学创造性急剧衰退的18世纪之后，我们不大应当期待位于伊斯兰世界边缘的马来地区能在科技上作出多么大的原创性贡献，但面对咄咄逼人的歐洲殖民者，以哈蒂布为代表的学者仍然坚守并传播着传统文化中的科技内涵，从而为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作出贡献。同时，哈蒂布把科技知识从阿拉伯半岛带回马来地区，对知识传播的促进作用也是值得称道的。